第23章
一
极度饥饿中的亲人是不能聚在一起的，因为面对一点儿食物必定会你推我让，谁也不肯下口。
妈妈说，吃过了。祖母说，胃疼。当然全是谎话，连八岁的小弟弟也看出来了，眼巴巴地放下了筷子。
想来想去，不如争取主动，我和弟弟、表妹们一起到爸爸单位走一趟，让那里的造反派看一看，一个被打倒对象的身后，还有那么多人要吃饭。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瘦个子青年。他表情上的最大特点是笑容灿烂，但转瞬即逝，眼神不定，眼珠快速转动，你盯着他看一会儿就会头晕。
他故意把披在身上的军大衣袖口一晃**，那只戴着“工总司”袖章的空衣袖就甩到了我们眼前。“工总司”的全称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司令是就后来很快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最后又被判为无期徒刑的王洪文。
“好，既然来了，就坐下谈谈。”说着他清了一下喉咙，提高了声调：“说到——”他要说出我爸爸的名字了。我估计他会给我爸爸加一个头衔，放在名字前面，譬如“阶级异己分子”、“走资派”之类，这样能立即显示出他的严肃性、权威性、宣判性。
他哽住了，也许在一个个头衔中掂量吧？
“说到——老余，”没想到等来的居然是这么一个亲切的称呼，我的耳朵很不适应，而他却被自己的“政策水平”激动起来了。
他故意又重复一句：“说到老余，”看我一眼，笑眯眯地，说了下去：“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难免会有一些历史问题，只要正视历史，坦白交待，痛切检讨，革命群众是会原谅的。我们连末代皇帝、国民党战犯都放了嘛，啊？”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这里房子并不宽余。造反队几个常委都挤在一间屋子里办公，要腾出一间房子给老余住，还要再腾出一间给看守人员住，一下子就要两间，多不容易！但我们为了帮助他，没办法。”
这话我有点听不下去，便用问题来打断：“我爸爸到底有什么问题？”
他嘴角一牵，说：“那就不便对你们子女说了，这是审查纪律。”他显然不希望我们纠缠在具体问题上，因此继续往大里说：“关键是要充分认识旧社会的罪恶。他身在其中，那么多年，能不传染吗？要知道，在旧社会，老百姓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讲，连饭也吃不饱！”
——他万万不能提到“连饭也吃不饱”，我们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看了他几秒钟，想说什么，还是没有说出口。他也警惕地站了起来，看着我们。
我终于开口问那个人：“能不能让我们见见爸爸？”
那人满口答应，但他一直紧跟在一边。我们见到爸爸时，身边又多了两个看守人员。
爸爸萎黄憔悴，眯着眼睛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叫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让我感到害怕的是他突然浮起一丝笑意，说：“我不要紧，家里的事，安徽的叔叔会来帮助，你们要孝顺祖母、妈妈。”
说完又是一丝笑意。
最后，他关照我们：“过两天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带来，我要穿。”
二
祖母和妈妈在我这里听到爸爸可能有自杀的企图，急了，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爸爸的单位。
妈妈扶着祖母。祖母的“半大脚”一拐一拐地从海防路弯到江宁路，然后向南，走过淮安路口、昌平路口、康定路口、武定路口、新闸路口、北京路口，再朝西，终于到了。那一路没有公共汽车能完全乘到，能乘到也不能乘，因为已经完全付不起车钱。老太太这是急急风地去救自己的儿子，昔日繁华的南京路，今夜只剩下了她的脚步。
问了几个人，推了几个门，最后看到的，恰恰是一个批斗会的会场。爸爸已经低头站在台上，今天批斗的话题是：“挑唆子女对革命造反派领导施加压力”。
会场已经坐满人，门口一个老头不知道祖母和妈妈是谁，没让她们进入。她们两个就站在会场外面，从一道门缝里观看。这是一个侧门，既能看到台上，也能看到台下的观众。
这天晚上还好，只有两个发言者走到爸爸跟前追问一些问题的时候推搡了四、五下。还有一次，爸爸的脚可能被蚊子咬了，抬起左脚的脚背去搓右脚的脚肚，被边上一个造反派看见，说声“严肃点！”踢了爸爸一脚，但踢得并不重。爸爸被踢后向前一个踉跄，只是因为毫无思想准备，而且当时只有右脚站地，失去了平衡。
爸爸的踉跄，引来全场的笑声。
这笑声使祖母和妈妈深感讶异，立即转身去看台下的观众。这一看不要紧，她们看到了阿坚、赵庸、张茂宏，这些“情同手足”的“当年同事”，他们也笑得很愉快。还有不少以前到家里来过的朋友，也在笑。
妈妈这才叹了一口气，说：“这些人心肠也太狠了。他们都知道我家有那么多人……”
“全是奸臣！”这是祖母用得最重的贬义词，却也不小心把他们抬高了。
但是就在这时，妈妈发觉阿坚和赵庸向这道已经展开不小的门缝投来疑惑的目光。他们应该能够从祖母的一束白发、半个侧脸认出点什么。
妈妈怕再生出点事来，拉着祖母要走。祖母说，她还要与造反派头头论理。妈妈说：“秋雨他们去了一次就这么批，您我再一出场，他更麻烦了。”
祖母一想也对，就气咻咻地回家了，一拐一拐。
从爸爸在批斗会上的神情来看，祖母和妈妈估计他最近还不会自杀。他们觉得，如果很快就要自杀，就不会对那些批判者的“提法”那么认真地抗辩。
这是祖母和妈妈的一次判断错误。
爸爸这人，即便像今天晚上那样被踢了，而且踢得一个踉跄，也可能无所感觉，他正竖着耳朵在听今天的批斗又有了什么新的“提法”——请注意，是“提法”，而不是“踢法”。
其实，他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正以同样认真的劲头在策划着自杀。他对自己的“提法”早已无所谓，在意的是这些“提法”将会给我们这些子女带来多大的灾难。
他已经看到，这样的批斗，时间越长问题越多，而缩短时间的唯一方法就是自杀。自杀之后必定会有一场陈尸大批判，那毕竟是暂时的，当新的批判对象一批批地挖掘出来，他也就会被人们淡忘。他希望我们这些子女能在人们对他的淡忘中苟且偷生。
他算过，自己已经四十五岁，实在已经活得太长了，因为他的八个兄弟姐妹都没有活过三十岁，而在安徽的弟弟又比他小得多。他现在唯一等待的，是安徽弟弟的信息。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来信，不知情况可好。
他自己不敢写信去报告上海的不好消息，因为如果安徽情况很好，去信会是一种破坏；如果那边情况也不好，去信成了雪上加霜。
他希望那边一切都好，那么，家庭有了依靠，他就可以走了，快一点走向人们对他的淡忘。
因此，当妈妈几天后去看他的时候，他又要求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送去。
三
当爸爸在关押室里期待着叔叔的时候，祖母和妈妈也在家里期待。她们商量几次，也不知如何去信。那天祖母下了决心：“再不去信，全家快饿死了，叫秋雨写，赶快寄！”
根据这个决定，妈妈亲自摸到学院来找我。
妈妈认识我小学的全部同班同学和中学的部分同班同学，却不认识我大学里的任何一位同学。她来到我们学院后到处打听，最后终于经一位外系同学指点，找到了我的同班同学唐乃祥。
唐乃祥安排她在我们宿舍边的一处树阴下等着，自己则与另一位同班同学王建华分头在校园里找我。
当时的校园，更混乱了。
“革命”没有带来一丝一毫期待中的昂扬气氛。此刻整个学校由谁在掌权已经全是表面文章，角角落落弥漫着一种既残酷又低劣的嬉闹。
前些天传来一个真实的笑话，说表演系一个姓彭的学生拿着玩具枪去恐吓古典文学教师陈汝衡老先生，声言革委会已作出枪毙判决，由他来执行。陈汝衡先生哪里能够辨别枪的真假，被那个学生逼到墙角后，突然转身跪下祈求道：
小将，小将，
不要开枪！
我下有妻儿，
上有老娘……
讲述这件事情的是戏剧文学系的一个青年教师，他笑骂道：“这个老家伙，临死求告还押韵！”
只记得唐乃祥同学终于找到我时，第一句话就是“你老娘来了”，说完一笑，大家都想起了那段说词。
我赶紧向宿舍飞奔。走过学院被称为“南京路”的一个热闹路口，看到一位瘦瘦的老年教师站在那里示众，口里不断说着“我讽刺，我讽刺……”已经第二天了。我希望妈妈不要为了迎我朝这儿走，看到这个景象。
这位瘦瘦的老年教师已经作古，我也不便提他的名字了，姑且称他“艾克斯先生”吧。这位先生早年是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生，“文革”一来也很自然地成了“被打倒对象”，每月领取二十六元生活费。那天他突然贴出一张惊世骇俗的大字报，说对于自己这样需要改造思想的人，一个月发二十六元的生活费实在太高了，根本用不掉，所以不利于改造。更要命的是他详细列出了前几个月他的每一项生活开销，一算，每月平均只要十八元。
这张大字报如果不是嘲讽，那就是十足的丑恶。但了解这位先生的人都知道，他肯定不是嘲讽，而是期望受到特殊的表扬。
这事使当权的造反派们非常尴尬：“怎么，他比我们还革命？他比中央还革命？”于是只有一个办法，让他站在大字报前面，不断说自己是讽刺。
我反对造反派的一切示众行为，但对这件事，心情有一点复杂。因为万一这位先生近乎疯狂的投机心理得逞，我们全家只有死路一条了。
妈妈总算没有迎过来，静静地站在我们宿舍对门已故熊佛西院长住宅的竹篱下。她不仅看不懂“艾克斯先生”，就连头顶的高音喇叭也受不了。我们学院的这个高音喇叭是有名的，何况它现在正悬在我妈妈的头顶。
畏缩在竹篱前的妈妈满脸愁苦。竹篱上缠着花藤，与妈妈出嫁那天花轿路边的景致相同。花藤的颜色和竹篱的颜色都很黝黯，像是用铁杆铁丝扎的，而且都生了锈。但一到开春季节，就会奇色喷涌，一路是花。
此刻妈妈不会有这种回忆，她只觉得嗡嗡喤喤的世界那么陌生，唯有缠满花藤的竹篱有点眼熟，可以供她短暂躲避，躲避在这里等待她的儿子。
她见到我后的第一句话是：“阿雨没东西吃了，我知道。”说着把一张早就捏在她手里的两元纸币按在我手上。
我不敢问这钱是哪儿来的，只把它挡在妈妈手里。妈妈没再推，也没把手缩回，两只手就这样隔着一张纸币握在一起了。
她很快说明了今天来找我的原因：祖母叫我给叔叔写信，写明家里的困境。“本来我也可以写，但你叔叔太重人情礼仪，不习惯哥哥嫂嫂向他求告什么。你是小辈，说得不合适也不要紧。”
我说：“妈，相信我能写好。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他。”
第二天，我就把信寄出了。
过了一星期，我计算叔叔的回信应该到了，便赶回家去。
四
上楼梯时就觉得不对，只听得两个人的脚步声慌慌乱乱，原来祖母和妈妈都抢着来迎我。
妈妈抢先讲了那句话：“你叔叔没了！”
“啊？”我刹时呆住，脑中一片空白。
“是胃病。”这是祖母的声音，像来自旷远的乱山。
我立即把脸转向祖母，突然清醒，这是这位曾经是十个孩子的母亲的最小一个儿子的失去！但我还说不出话。
祖母又讲了一句：“我已和你妈妈一起去过蚌埠，把骨灰盒——拿回来了。”我以为她会大哭失声，却没有。
当然不是胃病。祖母和妈妈从来不会撒谎，讲半句假话就暴露无遗。我必须立即猜出是怎么回事，便扶祖母坐在椅子上，然后捂着妈妈的手到门背后，说：“告诉我！”
妈妈直接地说，叔叔是自杀。祖母知道当时自杀就算犯罪，决心把我们瞒住。
七十五岁的老太太，亲自坐夜班火车赶到蚌埠。那个单位里，到处都是打倒叔叔的大标语。
祖母蓬乱的白发，飘拂在她最小的儿子被倒写的名字上。
叔叔只是一个一般的技术人员，不是当权人物，凭什么打倒他？
妈妈说，**一开始，到处要抓“牛鬼神蛇”、“反动学术权威”，那里地方小，找不到什么权威，就把叔叔算上了，主要是有人揭发他吹捧《红楼梦》，是放毒。
妈妈还在说：“把他押在垃圾车上全城游街，他哪里受得了这等屈辱，回来大声与造反派辩论，说《红楼梦》是一部优秀古典名著，结果被说成态度恶劣，再一次游街。”
“他打倒后一再抗议，但每一次都换来一群他平常看不起的小人来审问他。他的心气多高，最后只能……”妈妈顿了顿，又说了下去：“是用剃刀割动脉，抢救过两次，但你叔叔是何等刚烈的人……”
对于余家，这是山崩地裂般的一件大事。
没有时间体味其中的强烈悲情了，只有快速采取一系列应变措施——
表妹以女儿之孝，抱着叔叔的骨灰盒到西郊的古北公墓安葬，全家护送。那天爸爸也请假从关押地出来半天；
爸爸立即明白自己已经完全没有自杀的权利。在叔叔的帮助也失去之后，他不能听任全家衣食无着而独自离去，更不能听任祖母在失去了最小的儿子后再失去最后一个儿子。他决心重新在关押地思考，今后怎么办；
我和表妹决定立即向所在学校申请，争取第一批下乡劳动，自食其力；
大弟弟已经十八岁，托人介绍到渔业公司出海捕鱼，可以补贴家用；
妈妈操持家务，抚养着两个未成年的小弟弟。但后来知道，她背着我们悄悄地去从事无人愿意做的体力劳动：替附近一家电机小厂洗铁皮，成天赤着脚，浑身水淋淋；
祖母双目发怔，看着云天，手上又拿起了佛珠。念的依然是《波罗蜜多心经》，我们从小听熟了的……
当一切安排停当，我便日日陷入沉思，在沉思中变了一个人。
五
我的沉思，主要是想重新理解叔叔。
他一生挚爱《红楼梦》，最终也为这本书死去。他像贾宝玉一样为逃离肮脏、寻求干净而远行，但最后却坐上了最肮脏的垃圾车。
为此他宁肯以鲜血来洗涤，洗出一个干净的“太虚幻境”来驻足。正是在这里，出现了贾宝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敢和刚烈。
很长时间，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没有充分理解他。有一次，随手翻阅颜真卿的字帖，突然浑身一震，赶快回家问妈妈，那次收拾叔叔遗物，有没有见到一本字帖？
妈妈又回到了那可怕的时日，说，那时叔叔的宿舍已被多次翻抄，我们去时连一个日记本也没有找到，哪里还会有什么字帖？
我不知那本颜真卿的《祭侄帖》到哪儿去了，脑中又浮现出叔叔当年在福州路旧书店柜台前微微颤抖、小心轻问、隆重捧持的动作。
当时叔叔并不知道颜真卿祭侄的史实，但我相信初次接触的神秘感应。帖子刚刚打开，一种千年难逢的气韵在向他召唤。后来，他持帖而问、伴帖而行、傍帖而眠，当然早已懂得帖里的一切。
今天，我这个侄儿捧着《祭侄帖》反祭于他，似乎觉得其间有一种故意倒置的天意。我也因此在游动的墨迹间找到了一种能够阐述他生死选择的精神图谱，听到他在三次割脉后对我的最后嘱咐。
面对毁坏盛唐气象的罪恶权力，文化大师颜真卿全家都举起了刀戟。他亲自率兵抗恶，堂弟颜杲卿被逆贼脔割，连遗体残骸都无法完整。侄子颜季明也被杀害，留下的只是一颗头颅。但朝廷对这样的烈士却不闻不问，只得由颜真卿自己来祭。这样的祭文，怎能不大气磅礴、感天动地？
颜真卿撰写这篇祭文时四十九岁。二十七年后，七十六岁的他还在另一场灾难前不屈不挠，壮烈捐躯。
在一个混乱而血腥的时代，一代文宗成了一代英雄，而且还拥有一个英雄的家庭，这实在是中华文化史上最珍罕又最响亮的一页。我相信叔叔对于这篇祭文的很多词句，都会晨昏吟诵。那么，此刻也让我来复诵一段：
……
土门即开，
凶威大蹙。
贼臣不救，
孤城围逼。
父陷子死，
巢倾卵覆。
天不悔祸，
谁为荼毒？
念尔遘残，
百身何赎？
呜呼哀哉！
……
携耳首榇，
及兹同还。
抚念摧切，
震悼心颜。
方俟远日，
卜尔幽宅。
魂而有知，
无嗟久客。
呜呼哀哉，
尚飨！
我几次想把这篇祭文翻译成现代散文，但实在无法放弃这种一顿一泣、一步一哭的恸人节奏。里边有些句子，例如“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如能借来悼念叔叔，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六
然而，完全出乎意料，上天还为我的叔叔安排了一个更隆重的悼念仪式。
虽然隆重，却很少有人知道。我们默默地隆重在心里。
事情还须回到安徽。
正当叔叔刚烈地在蚌埠三度割脉而死的时候，在同是安徽的太湖县，也有一个与我叔叔同龄的男子陷于灭顶之灾。但他不能像我叔叔那样处置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已结婚，而且有了三个孩子，一家老小都靠着他。
他的学历比我叔叔高，是老牌大学生，整个县城学历最高的人。他遭难的时间也比我叔叔早，是“右派分子”，也就是在我家从乡下搬到上海后不久他就抬不起头来了，到**，更是变本加厉，天天挨批。
平时，他总是向三个孩子封锁自己挨批的信息。但有一天他突然得知，一个声势浩大的“对敌斗争**”又要掀起，他和他的妻子，必然要在县城里不断地当街批斗。这还能瞒得住孩子们吗？
三个年幼的孩子，看到自己的父母挂着牌子、浑身捆绑着在被人殴打，会怎么样？
对此他毫无办法。很想先找孩子们谈谈，但每次都开不了口，最后终于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孩子们支出城去。
他想起了自己一九五四年曾以一个抗洪干部的身份进驻过一个叫叶家湾的小村庄，便决定把三个孩子藏到那里去。这事通过一个正好上街来的农民，说妥了。三个孩子也就住到了举目无亲的叶家湾。
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是女孩，才五岁，有一天在村口遇到一个不懂事的农民慌张地对她说，好像看到她爸爸、妈妈在县城街上批斗。小女孩一听便不顾一切地一头撞向那个农民，哭着喊着说是造谣，其实她小小的心里早有疑惑：爸爸妈妈为什么把我们放到这个荒村中来呢？我们来了之后为什么不来看我们呢？现在一听，便知真相，但她不愿承认，只能向着那个农民哭喊。
过了很久，传来消息，爸爸妈妈可以接孩子回城了。她连续表演了几夜的歌舞，感谢乡亲们的收留。
多少年后，这个村的乡亲凡有喜事，例如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必然要放映她主演的电影表示庆祝。
她，就是我的妻子马兰。
叶家湾的乡亲都说：“我家马兰。”
当我知道这段往事之后，曾经问过岳父马子林先生：“这么小的三个孩子，要送走，为什么不送到亲戚朋友家里去？”
“怕给亲戚朋友带来麻烦。这种麻烦，对于农民，对于村庄，就不太在乎了。”岳父回答。
“叶家湾连一个远房亲戚也没有？”我问。
“没有。”
“把三个孩子送到这样的小村子里，心里有没有一点害怕？”我又问。
“不送更害怕。”岳父说：“马兰的性格你知道，多么强硬。记得她才一岁多一点，刚会走路，那天看到我回家满脸不高兴，她要为我点烟解闷。当时我抽长长的旱烟杆，用一根长香点燃，小马兰举着长香正要为我点，手却被长香烫痛了。她不哭不吵，只是要把那支伤害了她的长香从香堆里找出来。我们大人不知她找到后会干什么，已经把那支长香藏了起来，小马兰爬上爬下非找到不可，最后终于被她找到了。你猜她怎么着？居然把那支长香用小脚跺得粉碎，一小截、一小截地碾，连一点儿也不留下。才一岁多一点已经是这个样子，如果到了五岁看到爸爸妈妈受侮辱，那就可想而知。她一定不会放过，她一定拼命。”
“那一定。”我赞成岳父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小孩子看到父母亲被斗被打，很容易产生对社会、对人类的抵触。我不希望马兰他们有这样的抵触。”
这话使我非常感动。
这一对在安徽太湖县城的街道上被口号声、辱骂声包围着的年轻夫妇，马子林先生和沈毓秀女士，心里所想的一切完全出乎批斗者们的意料之外。他们想的是：“斗吧，我们的子女不在。他们不会来报复你们。”
马兰多年来一直向我打听叔叔因《红楼梦》而死在她家乡安徽的种种情况。她找来叔叔的照片细看，每次都心事重重。
她已经主演过十五集的电视连续剧《严风英》，并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悼念仪式。这部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全国观众投入的程度至今还记忆犹新，说“万人空巷”，并不为过。这就是说，她把这个历史悼念仪式推向了全国，从而确立了自己所在剧种的道义尊严和艺术尊严。
她本是一个舞台剧的演员，由于这部电视剧，她同时获得了全国电视“飞天奖”和“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观众对她所做的一切，非常理解。
我叔叔与严凤英只有一岁之差，而且在差不多的时间自杀于同一个省份。叔叔不在文化界，却同样为艺术而死，为《红楼梦》而死。
马兰还要为叔叔做点事。
七
终于，就在叔叔去世二十五周年的祭日里，黄梅戏《红楼梦》在安徽首演，轰动全国。
全剧最后一场，马兰跪行在台上演唱我写的那一长段唱词时，膝盖磨破，鲜血淋漓，手指拍击得节节红肿，场场如此。
所有的观众都在流泪、鼓掌，但只有我听得懂她的潜台词：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这儿在演《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