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一
同济医院的太平间离抢救室还有一些距离。放弃抢救的最后努力后，医院的工人要来推爸爸。我们说不，我们来推，让他领着。
太平间其实是一个冷库，排列着很多整齐的大抽屉。爸爸被推进了一个抽屉，孤单单的，冷嗖嗖的，只剩下了这么一个小空间，而且这个小空间也就要关闭。
爸爸最怕冷。一阵秋风就要穿棉袄、戴帽子。他是这座城市里每年最早发布寒冬警报的人之一。被子天天要晒，而且必须自己动手。他不太信任空调、火炉之类，只相信太阳，要亲眼看着太阳的光和热确确实实地经由被子，抵达他的身体。从今天起，他不再有太阳了。我敢于肯定，爸爸并不怎么害怕死亡，却会非常惧怕这个冰库抽屉里的狭小空间。
嘭的一声，闷闷的，抽屉关上了。我们像是做了天底下最不道德的事，连自己也不敢正视，赶快回家，筹办追悼会，以忙碌来掩盖无奈。
为了追悼会，需要寻找合适的遗像以便悬挂，还需要寻找朋友们的通讯录以便通知。这些都在他那个整天上锁的抽屉里，由小弟弟余国雨去翻找。于是，一个神秘的抽屉静静地打开了。
说它神秘，是因为爸爸每天都会花费很长时间坐在抽屉前翻弄，而只要知道我们靠近，他总会轻轻合上。而且，次次上锁，一次不忘。
此刻我们各自都在忙着，但我的目光时时拂动在小弟的背影上。我想那儿也许会有一些老人的秘密，会有一些疑问的答案。
照片找出来了，谁见了都说好，当即拿到照相馆去放大。我问国雨：“通讯录找到了吗？”
“还没有。”国雨说。
这是我预料中的。二十多年前灾难刚过时妈妈就对我说：“你爸爸把所有的朋友都开除了。”
二十多年未曾动摇，直至自己生命的终了。我在心中暗暗叫好，爸爸，这真是人生的大手笔！
耳边传来国雨低低的声音：“大哥，过来一下。”
我连忙过去，看到他从抽屉内侧几排药品下面，找到了一个个厚厚的牛皮纸袋。
纸袋已经打开。
这是一叠泛黄的劣质纸，大大小小，各色各样，却被收理得非常整齐。国雨在平静地翻动，而我，则蓦然一震，不敢立即用手去碰触。
这个差异，在于年龄。我相信与我年龄相近的人，见到这样一叠纸张，不必先问内容，都会产生与我差不多的反应。
那些不匀的油墨，那些套红的标题，那些打叉的名字，那些成排的惊叹号，那些拘谨的申诉，那些反复的涂改，组合成了一种恐怖的音响，扑面而来。
这就像，仅仅是屋角蜘蛛网上的几丝白发，树梢残叶间的半片碎布，就能立即把我们带入那个不敢再想的年代。
毕竟还要翻看一下。
伸手前，我看到不远处有一双眼睛看着我，那是妈妈。悲痛不已的妈妈也看到了国雨从抽屉里翻找出来的这一叠纸，而且也快速地判断出是什么年代的留存。如果在以前她看到爸爸在翻动这些纸页，一定会一把抢过去撕得粉碎，扔到垃圾箱里，不允许他用过去的伤痛再伤害今天。但是此刻她却不敢走近一步，因为她掂出了事情超常的重量：一个她最为了解的男人把这叠纸页保存到死亡之后，那么这也就成了需要重新解读的遗物。
解读者，首先应该是我。
二
第一叠材料是油印的大批判简报。
翻开第一眼看到一个大标题：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一看时间，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这让我一惊，一直记得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九七五年之后的事，怎么一九六八年我去农场劳动前就闹上了？可见这是当权者一直在做的事，一九七五年只是变成了一场更激烈的运动罢了，而我们，已记忆模糊。
为了不再模糊下去，我觉得有必要从这些油印简报中抄录一些文字，至少让弟弟们看一看，我们的爸爸曾被什么样的牙齿咬嚼过：
罪行累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在无产阶级**发动后就靠了边，但他贼心不死，凭他反革命两面派的嗅觉，表面伪装老实，企图蒙蔽群众，暗地里却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果然，当“二月黑风”刮起之后，这个死不悔改的坏家伙就跳了出来，公然为刘、邓及其代理人陈丕显翻案，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真是狗胆包天，罪上加罪。
光看这一段文字，人家都会以为我爸爸是什么高官，因为他居然有资格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翻案”，居然有能力把矛头指向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指向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与北京高层的所谓“二月逆流”（文中所说的“二月黑风”）相关……而事实上，他是一个最普通的小职员，连一个区长都没有见过。
这就是大批判的本事。被我起诉的那个诽谤者三言两语就制造出了一个顶级政治命案，也就是继承了这种本事。
再翻下去，我实在哭笑不得了，当权者竟然把我爸爸抬到了无法想象的政治高位：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当天斗批大会上余学文这个坏家伙的画皮被层层剥开了，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原形毕露。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还要伺机反扑，不要以为余学文是“死老虎”，这个老虎还没有死，还要咬人，我们不要被他装出一副可怜相的假象所迷惑，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继续批深批透，批臭批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坚决击退右倾翻案妖风！
打倒刘、邓、陶！
打倒陈、曹、杨！
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
打倒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打倒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这十一个口号中，我爸爸居然列入了第六位，实在是匪夷所思。
这是因为，第二个口号中的“刘、邓、陶”，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陶铸被打倒前是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第三个口号中的“陈、曹、杨”，陈即陈丕显，原上海市委书记；曹即曹荻秋，原上海市市长；杨是指谁呢，是杨西光吗？反正也应该是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
第四个口号中的谭震林，是国务院副总理，曾与陈毅、叶剑英等元帅一起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上批评“文革”极“左”思潮，被称为“二月逆流”。
第五个口号中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身居高职的将军，杨成武曾任代理总参谋长，后来三人一起被林彪打倒。
在这么一个名单后面，爸爸一人独占了第六个口号，真是风光极了。
但是，作为过来人，我不能沉湎于这种风光。因为我知道，简报上所说的“这个老虎还没有死”意味着什么，“他装出一副可怜相”意味着什么，“必须举起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意味着什么，“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意味着什么！
这些，都不是空洞言词，而是造反派的行动记录。我要弟弟们知道，我们的爸爸真是受苦了。
再看第二叠材料，最厚，一本本全是他用蓝色复写纸垫着抄写的申诉书。
爸爸的字写得很漂亮，抄写这些申诉时要一笔一划地把力气按到几层复写纸的最后一页，每份申诉长达万言，真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
投寄的部门有好几个，因此要复写好几份，一份留底。他怕那些部门的收发室不重视，每份都寄挂号，还用大头针把挂号的存根号签别在留底那一份的第一页上。
现在，这些大头针已经发锈，棕黄色的锈迹与纸页蚀在一起。
三
在大批判简报和申诉书底稿后面，又有回形针别着一堆纸条。
这些纸条我看第一遍时没有看懂，再仔细地看第二、第三遍，终于，泪滴落到了这些纸条上。
这是一些借条。
这是爸爸写给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的借条。
他知道这些借条每一张都会招来批判，批判时必须应答有关字句，因此留下了底稿。
这些借条，从文字看非常平静，例如：
我母要回乡长居，回乡的路费、房屋的修理费和日常生活费，共需要大约一百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里隐藏着我家的一场大悲剧。七十多岁的老祖母在仅存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害、一个被关以后不得不独自回乡，却不知在乡下何以为生，爸爸在隔离室里毫无办法。
我没想到的是，他还是拼将儿子的最后责任，写了这张借条。这张借条换来多少次批斗，多少次毒打，我现在已经无从知道。
再看下面一张——
我领养的外甥女定于今年五月一日在安徽的茶林场结婚。我和妻子商量了，准备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再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去，使他们能勉强成家，大约需要一百五十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张借条的分量，外人更不可能明白。半个多世纪之前在姑妈的追悼会上，叔叔余志士先生抱过那个周岁婴儿立誓终身不婚要来养活她，我爸爸又一把夺过来交给我妈妈的情景，我已写过。在爸爸写这张借条时，叔叔已被害死，果然终身未婚，这使爸爸不能不在表妹的婚事上要对叔叔有一份交代。
他与前去探望的妈妈商定，所送嫁妆必须由叔叔留下的那只箱子来装载，而且稍稍像样一点。这是一个善良家庭几十年来共同投入的一个高尚行为的落脚点，但当权者怎么会看得懂“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这些话呢？
追悼会上的夺婴，终身不婚的许诺，“把亡弟的箱子修一修”的秘语……是他内心深处的默默承载，连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但今天在我眼前，却成了一首圣洁的家庭诗篇。
还有这张借条：
一九七〇年度我家五个人的布票要到期了，约需要五十到六十元……
这句最普通的中国话，需要注释一下才能显现其中的恐怖。“布票”，是灾难年代规定的每个中国人的用布标准，这个标准也包括各地最贫困的人群。一年布票“到期”，那就是到了年末，天寒地冻，我家还没有用过一寸！当时由于我们几个子女外出，家里的户口剩下了五个人。爸爸借条上的短短一句话，今天读来还毛骨悚然。
可以断言，这是爸爸在隔离室里裹着那件破棉袄瑟瑟发抖时写的借条。当然明知无用，他是在向上天借取一份温暖。
四
爸爸写的这些借条，使我产生一种震动。
妻子见我长时间发呆，以为我是过度悲痛，其实，我是在又一次体认爸爸，并向爸爸忏悔。
这种忏悔的强烈程度，前所未有。
爸爸不是英雄，不仅没有与制造灾难的造反派和当权者打斗，反而向他们借钱。借钱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什么事业，而只是为了家人衣食。
这种姿态，看来很低很俗，却给了我当头一击。
这些事，本来可以由我来做，而且可以比爸爸做得有效，因为我毕竟没有被关押。
但是，我却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人格气节，连想也没有想过。
我是爸爸被关押后家里最大的男人，现在面对这些借条顿觉羞愧难言。
直到今天我才敢问自己：为什么当时不与我们学院掌了权的造反派头目们靠近一点呢？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好人，我如果与其中一、二个人倾诉家中苦难，他们如果产生恻隐之心，去找爸爸单位当权的造反派头目，爸爸的处境一定会有所改变。
我为什么不可以给当权者一个笑脸，换下爸爸写给当权者的一张借条？
那么，接下来，我放弃的机会就太多了。正如我的那个被告在法庭上说的那样，当时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这当然是诽谤者在以己度人，但确实也概括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态度，我却为什么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抵制呢？
按照我的天性，当然绝对不可能去参与那些伤害他人的大批判，但当时大批判中也有大量花哨、空洞的跟风之作。我如果放松身段，也跟着写几篇，那么，就不必在全家最艰难的岁月里发配到外地农场去了，不必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前夕逃到奉化的山间老屋里去了。这就极有可能换得当权者的一点照顾，改变家里走投无路的困境。
也就是说，我如果人云亦云地写一些，爸爸又何必椎心泣血地写那么多？
以前，我一直满意自己在灾难中坚守着一系列出乎天良的人性、人道原则，反对打人、整人，反对摧残文化。这当然不错，但在这个原则之下，应该还有一些活动空间来救助家人，我却把这些空间堵死了。我错误地认为，所有的空间只有黑白分明的两半，而不知道中间还有不小的灰色地带。
黑白分明？除了那些出乎天良的人性、人道原则之外，我哪里分得清还有多少黑白界限？四周都被污浊充塞，所谓干净也只是一种自我幻觉。我知道当时的一切罪名都是诽谤吗？我知道中国应该走什么路吗？我知道人权、民主、自由这些珍贵概念的真正内涵吗？我知道国际的价值标准和人类的终极关怀吗？都不知道。因此，我所默默固守的，很可能只是与当权造反派的一些微小差别。也许，造反派中有一些对于官僚极权体制的反抗思维，还远远高出于我当时的认知水平。我自认为是在固守文化，但是，我直到今天还在为文化的悖论所苦恼，当时哪里搞得清文化到底是什么？因此，连自认为在血泪缝隙间的学术写作，现在一看也愚钝破陋。既然如此，我何不退后几步，放低姿态，尽量减少一点爸爸、妈妈和全家的实际痛苦？
大概是被长期的教育所误，我一直相信，家庭亲情，应该让位于社会大道。历尽灾难方才明白，家庭亲情本是社会大道，尤其在家破人亡、饥寒交迫的时代，更是这样。
我的新课本，就是爸爸写的那些借条。
回想起来，爸爸也有课本，那就是一次次残暴的批斗会。他的脖子上挂着“阶级异己分子”的大牌子，弯着腰，低着头，努力想辩驳自己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但是，批斗了多少次，辩驳了多少次，他一直辩不过来。不知哪一次，他突然憬悟：“我要辩驳什么？我要把自己辩成什么阶级？我是这个阶级的吗？如果不是，或不太是，那么，说是异己分子有什么不对？”他终于明白，是不是“阶级异己分子”本是一个虚设的话题，当时他面对的唯一真实话题是，绝不能成为“家庭异己分子”。
爸爸想通了这一点，也许会稍稍抬头看一眼站在他前面的那些慷慨激昂的批判者。心想：这位老张，你家里不是还有病卧的老父、弱智的女儿吗？怎么不早点回家去照顾，在这里为批判我的“历史问题”消磨时间？这位小李，你也老大不小了，瞎眼的母亲天天盼着你结婚，还不早一点去找一个对象，倒是天天围着我转来转去？
爸爸所憬悟的，本是人间最寻常的人情物理。灾难否定了它们，因此成了灾难；但是，也正是灾难，使它们显得更加珍贵，珍贵得足以让人朝拜。
在我今天看来，爸爸的这些谦恭地向当权者索要家人温饱的借条，其意义不下于烈士们的反抗口号。
突然想起了我们学院的陈汝衡老先生。他在造反派歹徒假装要枪毙他的时候，一步步走到墙角后突然回身跪下，恳求道：
小将，小将，
不要开枪！
我下有妻儿，
上有老娘……
这事我当时听到后因联想到爸爸曾悄悄擦泪，但还是没有参透其间深义。
陈汝衡先生是一位悖时老学究，把枪毙当真了，因此他的“临终表现”完全出于本能。他没有喊政治口号，没有摆学者风度，也没有发雷霆之怒。他跪下了，恳求了，而且把歹徒称作“小将”。
这种种动作如果被目前横行在中国大陆文化传媒界的大批判干将们知道，一定会上纲上线为“没有骨气”、“卑躬屈膝”、“软骨虫”、“怕死鬼”、“叛徒”、“汉奸”，就像当年的歹徒们宣布他的枪毙理由是“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下写诗作文却不与国民党斗争”一模一样。
那么，今天我懂了，歹徒们的迫害是一种灾难，质问被迫害者为什么不与歹徒们拼死搏斗，更是一种灾难。
伤害万千家庭的政治运动是一种祸孽，强令被伤害者放弃家庭而投入生死抗争，也是一种祸孽。
我觉得应该把所有习惯于对陈汝衡先生那样的求生言词进行高调批判的人，一概看成不肖之子，因为世上能有他们，完全是由于他们的父母都曾在灾难中“苟且偷生”。
这些不肖之子的共同特征是：关注政治标记，无视切切民生；关注他人行迹，无视自家门庭；关注社会造型，无视生命之本。
现在谁都明白了，无视生命之本，何来个人操守，又遑论世间大任？中国之所以灾祸不断，就在于很多人对别人觊觎过度；中国之所以能摆脱灾祸，就在于更多人毕竟能安分守己。
因此，正是无数像我爸爸、陈汝衡先生、以及那些大批判干将们“苟且偷生”的父母这样的人，使动乱不已的中国有了平静延续的基座。
这也就触及了“中国精神”的底部。
遗憾的是，有很长时间，我也是不肖之子中的一员。
以爸爸的这些借条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