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一
我比全家先到上海，爸爸想让我集中一段时间温课备考。他在江宁路、海防路口找到一所住房，准备今后全家住，当时正由几个木匠师傅在装修。
爸爸完全不知道我在乡下天天给乡亲们记工、写信，根本没有温习功课的习惯。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他听了，简直是五雷轰顶。从前他回乡探亲，只见妈妈在做那些事。
他突然预感，我这次要考上海的中学有点危险了。
“你妈也真是！”他有点发火。
这小楼有一个阳台，我趴在那里看着上海的街道景象。后来，怕爸爸在路上看到，就回到屋里看木匠师傅干活。只有听到爸爸上楼的脚步声，才把目光回到书本。
这天脚步声很杂，一看，是姨妈和益胜哥来了，爸爸陪着。
姨妈还是那么漂亮，一手搭在我的肩上，满眼含笑地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然后打开手提包，取出两支用厚毛巾包着的雪糕，给我一支，给益胜哥一支。
按照农村的眼光，盖被子是为了保暖，把雪糕包裹在厚毛巾里不是更容易溶化了吗？后来才知，厚毛巾本身不产生热量，它的作用只是隔离，把炎热和雪糕隔开。但在当时，我只觉得姨妈像魔术师一般不可理解。
还有一点不可理解的是，益胜哥跟在她身边，她买了雪糕为什么不立即让他吃，却把他的那一支也一起包在厚毛巾里带到这里来呢？
后来才知，这是上海规矩。出于对我这个小孩子的礼貌，应该让益胜哥陪我吃，而不是看我吃。
但我又抬起头来看姨妈和爸爸：他们为什么没有？我该不该推让给大人？这好像是祖母和妈妈对我的教育。
姨妈立即看懂了我的眼神，笑着抬了抬下巴，鼓励我吃，也不说什么。原来，在上海的高层社会看来，雪糕、棒冰之类不属于正式冷饮，而属于“零食”范畴，大人一般不与小孩一起吃，更不会两个大人与小孩一起吃。什么是可以一起吃的正式冷饮呢？那就是一碟碟可以分开来的冰淇淋，或者一碗碗可以舀开来的冰镇绿豆汤。
更麻烦的是，这些道理不能讲，只能彼此领会。讲破就俗了，因此姨妈也只是向我笑着抬了抬下巴而已。
这便是一个农村小孩子到上海要面对的一切。
在我吃雪糕的当儿，姨妈在查看我这个小小的温课环境，爸爸跟在她后面。
终于，姨妈转身作出了一个总体判断：“不行！这是让孩子住监狱！搬到我家去住。为什么一定要赶在今年考？急急忙忙考得上吗？温课一年，两年也行，后年与益胜一起考。”益胜哥虽然比我大一岁，但比我低两级。这是因为我在乡下四岁上学，不符合正常的小学入学年龄。
要我在家温课一年到两年再考中学？这是我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立即说明，住在这里非常舒服。爸爸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又用手势阻止我，怕我讲过分了，让姨妈难堪。
姨妈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把我拉到她跟前，换了一种非常温和的语气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虽然都一样叫小学、中学，上海与农村的距离非常大。就是在上海，一个地区与一个地区，一所学校与一所学校，差别也非常大。你看益胜，天天那么用功，就想转一所区里的重点小学，几年都没成功。你今年先考着试试也可以，我先帮你打听打听，找一所录取线最低的中学……”
我知道姨妈为我好，但我从小听不得窝囊话。听到“录取线最低”之类就受不住了，抬头看爸爸。
爸爸显然也有点不高兴，特别是姨妈说“我先帮你打听打听”这样的话，好像他做父亲的在这件事上什么也没做过。他便对姨妈说：“已经找了一所中学。”
“在哪个地区？”姨妈问。中学数量太多，校名说不过来，只能问地区。
“玉佛寺北边。”爸爸说。
“哦，那是药水弄了。”姨妈理解地点头。药水弄是当时上海生活层次最低的棚户区，可以想象那个地区中学的质量。
“离药水弄还远，是重点中学。”老实的爸爸也开始话中有话。
“区重点？”姨妈非常惊讶。
“市重点。”爸爸平静地说：“去年大学录取率是全市前三名，与上海中学和淞江二中并列，但那两个中学太远。”
其实爸爸当时对我并没有把握，但偏偏要在姨妈面前表现出他这个平时讷讷寡言的妹夫也会做一些大事，而且做得不露声色。
姨妈一听，知道爸爸今天与她有点顶上了，便笑一笑，低头问我：“敢去考吗？”
我说：“敢。反正高的低的都没有把握，一样。”
姨妈抬头对爸爸说：“这不是小事，等他妈来了再仔细商量吧。这两天秋雨不去我们家啦？”
爸爸说：“等考过以后吧，怕去了你太客气，他反而不专心了。”
姨妈说：“这倒也是。益胜天天在边上，只顾玩了。”
看得出来，姨妈开始变得有点气馁，这是以前很少从她身上看到的。我后来想，这是爸爸和我一唱一和地高谈重点中学的结果，而姨妈背后，又有一个益胜哥。
爸爸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姨妈和益胜哥走后，他一直在唠叨，好像是说给我听，又好像是自言自语：“以前总是你姨妈好胜，今天连我也好胜了，这实在不太好。……一个人有孩子在旁边就会好胜，为孩子好胜……”
我问爸爸：“姨妈要我到她家里去住，她家什么样？很大吗？”
爸爸说：“姨妈完全是为你好，为我们家好。她很苦，再过几年你就知道了。”
其实哪里需要几年？妈妈到上海后当然要去姨妈家，回来悄悄给祖母说了很多，祖母一直叹气。几个舅舅来我家也会轻声与我爸爸妈妈说起姨妈的情况，然后一起作一些讨论。这一切，当然瞒不住我们小孩的耳朵。
原来，姨妈在丈夫去世之后靠夫家的接济过活，夫家富有，相安无事，但是新政府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判定夫家有囤积居奇的嫌疑，遭到法办，姨妈的经济来源也就断绝了。
她为儿子王益胜定了一个很高的培养标准，花费不菲，因此只能把原来的房屋出租，自己搬到一个十分简陋的房间里。她还悄悄地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菜场做早班，卖菜。
照理，每月所得房租和菜场工资加在一起，也够他们母子两人生活了，但姨妈又特别讲究排场，希望能在一些交际场所，尤其是原来富贵亲戚间的姐妹圈里保持形象，每月做头发不是国际饭店就是南京理发店，标准降不下来。这样，经济就十分艰难了。人们无法想象这个在清晨的昏暗中包着头巾、衣衫草草的劳动妇女，下午将会步履高傲地踏进南京路时装公司或德大西菜馆。
一切都像过去一样，见过她的人都很难忘记她，顺着我们孩子的称呼笑叹一声：“好一个漂亮的姨妈！”
有时，她在我家遇到舅舅，就会说：“上个星期天下午三时，我看到你在南京路上，手上拿了个灰包。”
舅舅惊讶：“是啊，我去了，你为什么不叫我？”
“那天要与乔莎去红房子，我先去国际饭店底楼烫发，头顶罩着，怎么叫你？”
听到这种对话，祖母总会给我妈妈使一个眼色，却又不说什么。
但有一点心照不宣，只要姨妈在，所有的人都不会提到菜场。等姨妈走后，祖母、爸爸、妈妈总会充满同情地感叹很久。尤其是祖母，姨妈最崇拜的女性，总会在任何细节上袒护姨妈，说：“一个女人带着儿子苦熬，太难了。”
二
爸爸那次虽然讲了好胜的话，其实还是被姨妈的警告震动了一下。
他明白乡村和上海在教育水平上的差别，何况知道了我在家乡从不温课的习惯。但他正急着回乡搬家，只能挽请安徽的叔叔请假到上海来，监督我温课。
叔叔知道，无论是搬家还是升学都是大事，正在思虑自己怎么出力，一收到爸爸的信，第三天就到了上海。
叔叔倒是不太在乎我温课，只领着我在上海各处走走。他觉得这门课更重要一些。
到很多地方，我会说：“这儿外公领我来过。”叔叔听到这话很警惕，立即问：“他给你说什么了？”我立即知道我错了，不应该在叔叔面前提外公。
叔叔其实并不了解外公，他只记得在我爸爸和妈妈结婚时，余、朱两家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对他这么一个青年学生来说非常敏感，直接联系到了他已经偷偷接触过的阶级斗争学说。土改时，叔叔是工作队员，而外公成了地主，这条界限一直横亘在两人中间，严格说来是横亘在叔叔心间。
去年暑假我跟着外公来上海玩时，叔叔也来过几天，有过一次见面。外公为躲过叔叔的冷脸，便说：“下午我带秋雨到跑马厅去看看。”
叔叔立即接口，眼睛却没有看着外公：“不是跑马厅了，是人民广场。”
我连忙问：“为什么过去叫跑马厅？”在小孩听来，“跑马厅”比“人民广场”来劲多了。
外公正要解释，叔叔正色道：“那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名堂！”外公也就噎住了。
一来二去，叔叔和外公似乎见不得面。一见，刚刚还在说笑的叔叔就会严肃起来，就像披上了盔甲，而什么都不在乎的外公，也会一脸沮丧，似笑非笑，真像过去确实罪大恶极一样。
今天外公不在，叔叔也就没有警惕下去。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站在外公一边的，觉得外公是一个最简单的人，根本不像叔叔想的那么复杂。
正说着，我们已经到了福州路一家旧书店的门口。叔叔说：“这个地方最有意思，我每次到上海把一半时间耗在这里。”
这时我已经跟着他走进了店堂，他还在解释：“全是旧书，比新华书店更有价值……”他见我不声不响，便低下头来看着我，而我完全是一副被什么震傻了的模样，只是两眼发直地叫一声——
啊，书！
这么多书，一排排地垒成了高墙，高墙又层层叠叠。一种巨大的敬畏推拒着我，又有一种巨大的吸力拉拽着我。
叔叔觉得我的发傻一定出自一个乡下孩子的大惊小怪，便说：“听说你正在练毛笔字，这好，我给你买一本字帖吧。”
他引我到碑帖柜台，请营业员找一本好一点的字帖。那位上了年岁的营业员打量了他一下，说：“我们最近收到了颜真卿的一部帖子，珂罗版影印的，可能有点贵。”
“多少？”叔叔问。
“九元，这是叶家的藏品。”营业员说着已把那个帖子拿了出来。
叶家？我长大后还曾经回忆到这个细节，是叶楚伧家，还是叶恭绰家？营业员快速而模糊地把一家姓氏当作常识随口吐出，可见上海是有一些惊人的家族的，能把一座城市比小了。
老年营业员这种轻描淡写的口气，真不知要比那些大声嚷嚷的推销者高过多少气势。上海给人的压力，就在这里。至少在当时，即便在上海长大的叔叔也失去了追问哪个叶家的勇气。
那个营业员递过帖子后就走开了，在柜台另一角翻动着一些书籍，只以眼睛的余光注意着这边。我猜，他这样做，是要表现出一家大店对顾客随意翻阅的尊重，仍然是一种若即若离的上海气度，既让人佩服又让人生气。
叔叔恭敬地把帖子移到柜台外沿，让我一起看。封面上直书一排字：“颜真卿书祭姪帖”。
叔叔按了一下我的手说：“你每次给我写信，署名前的姪字都像这个，用女字边，现在报上说，北京的语言学家有了新规定，写竖人边。”
“那我下次一定改写竖人边。”我立即响应，却又提了一个问题：“颜真卿祭侄，他侄儿比他先死吗？”
叔叔说：“这事我倒不知道。也可能是别人的祭侄文稿，请他书写。”他看了我一眼，似乎觉得一对当代叔侄在这样猜测着一对唐代叔侄，有点好玩。
他扪了一下嘴，双手已经打开了帖子。
分明他惊慌失措地屏住了气，没有了声音，我能见到他捧帖的手在微微颤动。
我连忙伸头去看，也大惊失色。眼前出现的完全不是我平日见过的那种字帖，而是满篇烟云，黑雾森森，潦草恣肆，时断时续，涂涂抹抹，极不规整。我疑惑地转脸看叔叔，满眼是疑问：这也算好字么？
叔叔根本没有理我，只是伸手招呼那位老年营业员过来，再问一次：“多少？”
“九元。”
“我买下了，包一下。”
九元区区之数，在当时，无论对叔叔而言还是对这家旧书店而言，都是一笔不小的交易。叔叔步出店门时神色凝重。我知道，那本字帖他将自己收藏，不会给我。
三
出门后看到旧书店西边还有一个小门面，写着“旧书收购处”。我立即想起，去年外公带我来上海时，曾到这里卖过书。
四函《苏东坡集》，用一块包袱布包着，从乡下带到上海，据他自己估计，能卖一个好价钱。
那天他在这儿小心翼翼地解开包袱，把这一大叠线装书捧上去。一位中年营业员将手上握着的圆珠笔夹在耳朵上，取出一函的好多薄本，极为熟练地把书顿齐，横过来，让线装的书脊朝上，用大拇指斜批一下，就像只是在丝线订扎处摸了一遍。
做完，再顿齐，放过一边，再做第二函。
四函很快都做完了，这时营业员才抬起头来看外公，说：“缺了两本，九元。”
也是九元。今天叔叔用这个数字买了一本，去年外公用这个数字卖了一堆。
外公当时觉得开价实在太贱，便茫然地看着营业员，嘴里只吐出含糊的三个字：“能不能……”
那位中年营业员的回答也很简单：“我们是国营单位。”
当时连“国营企业”也不习惯说，只说“单位”。
外公最怕有人提及政治归属，觉得如果再啰嗦下去就是在与国家讨价还价，而他是个地主。他立即点了点头。
外公拿到钱后说要请我吃饭，其实是他自己想喝酒。
“东头的杏花楼太贵，还是对面的鸿运楼吧。”他把我带过了马路。
当时像我们这样一老一小在外面吃一顿饭，全部费用也就是七、八角钱，可那是我第一次进上海馆子，觉得处处新奇。
外公还在生刚才那个营业员的气，对我说：“这一带以前叫四马路，也不是一个正经地方！”
他的言下之意是：“神气什么呢？”但他没说。
怎么不正经，我是长大后才听说的。这里曾是红灯区，而且等级不高。
几杯酒下肚，外公已经在生自己的气了：“秋雨，你想想，我这一杯下去，喝掉了苏东坡几首诗！”
这是一年前的往事，都不能告诉叔叔，我现在只老实地跟在他后边走。
叔叔一手把我揽在他身边，要我与他并排，他走在外边，保护着我。
这样一来，我就贴近了花圃边的铁栏杆。我边走边把手捋在上面，滑滑凉凉的，很舒服。
叔叔一见，立即阻止，说那栏杆脏。
我说：“很干净啊，连灰尘都没有。”
叔叔停步，好像要正式批评我，或要给我讲一段他自认为很重要的话。果然——
他说：“我说脏，是指细菌、病毒，不是乡下的泥巴、灰尘。乡下的那种脏不叫脏，上海这种脏，才真正叫脏。那么多人，你摸一把，我摸一把，看上去光光滑滑，实际上什么都留下了，才叫脏。”
四
我们刚住下三个月，叔叔又到上海来了。三个月前他与爸爸商量，这么多人到上海过日子，开销大得多，能不能让他每个月补贴一部分。爸爸说：“算过了，大致平衡，不够时再问你要。”
叔叔说：“哥哥你这就不对了。妈在，我也是儿子。再说，我还独身，经济宽裕。”
爸爸笑了：“正因为你独身，要多存一点钱准备结婚。”
这次他来，是要看看三个月来的家庭生计，寻找他可以补贴的理由。
我放学回家，看到他正在和爸爸聊天，祖母和妈妈在准备饭菜。我高兴地叫他一声，他立即异样地看着我，问我一些问题，我一一回答，却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看我。
吃饭了，他终于说出了原因。
“小孩就是小孩，才来三个月，秋雨的上海话已经讲得非常标准，我从他进门叫我一声就听出来了。”他说。
同文学界好友贾平凹、龙应台在一起
与妻子同余光中在一起
我当时，对祖母和妈妈还是讲余姚话，但一见不会讲余姚话的爸爸和叔叔，已经不由自主地讲上海话了。
“真可惜，一转眼，我以前熟悉的侄子不见了。”他说。
“但他的上海话还是有点生。”爸爸说。
“倒是生一点好，”叔叔说，“千万不能太熟。”
他这句话有点奇怪，大家都等他说下去。
叔叔说：“北京话熟了就油，蚌埠话熟了就土，上海话熟了就俗。”
“怎么叫熟？是说得快吗？”我好奇地问。
“不是快，是模糊。”叔叔说，“生的时候，口齿清楚，一熟，呜里呜噜。就像煮面条，熟透了，变成了烂糊面。”
大家都笑了。上海里弄里听到的上海话，很多确实是烂糊面。
爸爸问我：“听阿坚说，你不大和同学们一起玩？”
“阿坚是谁？”叔叔问爸爸。
“是我单位的同事，也是朋友，他儿子与秋雨在一个年级。”爸爸说。
“同一个班吗？”叔叔问。
“同级不同班。我二班，他四班。我们学校大，同一个年级有十二个班。”我说。
“为什么不和同学们一起玩？”叔叔又问。
我说：“圈子不一样。我参加了美术小组，一有空就到外面写生。”
我不仅到外面写生，还做了美术课的“课代表”。美术课的陆老师想闹出一点名堂来，决定开始人体写生，由我这个课代表作模特儿，只穿内衣站在讲台上，让大家画。画下来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男同学画的我，多数是**，女同学画的我，几乎都涂了口红，而且都用很大的字体写着我的名字。满嘴大蒜味的陆老师笑着对我讲了一段很哲理的话：“美术不同于照相，画你，其实是画他们每个人自己。我会给这些画打分，那分数不属于你，只属于他们。”
这段话，几十年以后我还拿来送给那些把文化考察说成是“文化口红”的评论者，笑他们怎么做起了我初中女同学们早就做过的事。
绘画上的着迷，使我没有时间来对付其他功课，初中二年级的数学考试，竟然没有及格。成绩单上出现了用红笔填写的一格。我不敢拿给爸爸、妈妈看，一直熬到小年夜。
小年夜，叔叔回上海过年来了，姨妈也带着益胜哥来“拜早年”，我上楼时，家里非常热闹。我没有来得及向长辈们一一称呼，爸爸严肃地叫了我一声，整个屋子都静了下来。
“为什么不把成绩单拿出来？”爸爸说：“不及格，还想不让家长知道！”
这是爸爸对我第一次发火，当着祖母、妈妈、叔叔、姨妈、益胜哥和自己家几个弟妹的面，我简直无地自容。
祖母一向疼我，冲着爸爸说：“刚进门还没有坐下呢，慢慢说不行吗？”
姨妈是客人，也立即满脸笑容地打圆场：“一次不及格不要紧，用用功，下次就及格了。这次益胜的成绩也不好，秋雨又刚从乡下出来……”
叔叔则一直看着爸爸，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阿坚告诉我的，”爸爸说：“他儿子全部及格。”
“不怀好意。拿着儿子的成绩单比高低，哪有这种朋友！”叔叔说得很干脆，然后转头问我：“不及格的同学多吗？”
“超过一半。”我说：“这两个学期老师和高中同学都在校园里垒炉子炼钢，我们天天要到外面去捡废铜烂铁，还要参加消灭麻雀的运动，没多少时间做功课，而我还要画画。”
叔叔一听更有把握了，对爸爸说：“超过一半的学生不及格，那么谁的不及格也不会成为新闻，他儿子又不与秋雨同班，一定是他指使儿子专门去打听的。”
“但他儿子全部及格了，因此也有理由骄傲。”爸爸说。他被叔叔一搅，已经不对我生气了。
“这就是我不喜欢上海的地方，你来我往都是小眼睛。”叔叔说。
这个年过得很窝囊。
五
我初中进的是陕北中学，原来叫晋元中学，是纪念抗日名将谢晋元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可能考虑到谢晋元是国民党部队的将领，就改以共产党的圣地陕北命名，而且附近又正好有一条陕西北路。其实，它真正的坐落地是新会路，玉佛寺北面的一条小路，离我家很近，步行时间六分钟。
正在我数学不及格的关口上，陕北中学嫌校舍小，把高中部搬走了，留下一个初中部，叫新会中学。这事使爸爸有点沮丧，他原来千方百计是想让我上一所重点名校的，怎么转眼变成了一所毫无历史的初级中学？但很快他也就认命了，我的数学不及格，也许只配进一所差一点的小学校。姨妈一直说的上海与乡下的教育差距，确实不能小看，他想。
大人们忘记了的是，中小学生对一门课程的好恶亲疏，主要决定于任课老师。过完寒假开学第一课正是数学，年轻而腼腆的徐新荣老师走进教室才讲了十分钟，我就知道，自己要与数学这个冤家结亲了。果然两个星期就完全“开窍”了，只抱怨课本上的题目太少，每天放学钻到新会路、西康路口的普陀区图书馆去借数学书，逮住题目就做，就像一年前对绘画的着迷。
不久上海举办全市分片数学竞赛，我获北片第七名。失分在第一题，不是因为运算，而是不知道试题中所说的“燕尾槽”是什么。否则，稳进前三名。
我没有把自己在数学上快速翻身的事，告诉爸爸。
一天吃中饭时，爸爸的态度又有点严肃，问我：“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坚好几天不太理我了。”
我想了想，说：“可能是学校重新分班的事吧，我昨天在校门口见到他儿子，他也爱理不理。”
“什么叫重新分班？”爸爸问。
“一个年级的十二个班级，全部按照成绩重新分班。”我说。
“你分在几班？”爸爸问。
“一班。”我说。
“他呢？”
“九班。”
“你怎么还有那么大的差距？困难到底在哪里？”爸爸有点急躁。
我告诉爸爸，这次分班，不是数字越大越好。
爸爸听完我的说明，有点惊讶，很快又严肃了。他说：“这样分班是错误的，伤害多数学生的自尊心，又容易造成对立。我这就去学校找老师说。”说着他就转身下楼，传来推脚踏车的声音。
一个小时后他就回来了，乐呵呵的。原来学校的教导主任接待了他，说他的意见是对的，下次不再这么分班了。但这次离毕业考试已经不到半个月，只是为了应试辅导时对症下药才这么分的，再分回原来的班级就来不及了。教导主任还大力夸奖了我，说我在数学和语文的综合成绩上名列全校第一，高中能考上全市任何一所名校，让爸爸做一个选择。
爸爸充满了成功感，与我商量，问我是考格致中学，还是育才中学？
“我想好了，考离家最近的培进中学，步行不到五分钟。普通的学校也有优秀老师，而最重要的是学生本人。”这是我这一年来的切身体会，对爸爸有说服力。
果然，不太知名的培进中学顷刻之间就把我带进了人文学科的“狂欢节”。
高雅而美丽的刁攀桂老师每次一上作文课就兴高采烈地问大家：“大家猜猜看，我又要朗诵谁的作文了？”
当时的男女同学还不会齐声叫一个人的名字，他们用目光代替了叫喊，我立即红着脸低下了头。
刁攀桂老师的朗诵，是一种最神奇的语文教学法。乍一看，她似乎没有怎么教我，却用声调告诉我，哪一段写得不错，哪一段写得平泛；有些字句不妥，她略有顿挫，似又微微皱眉，但这只是一瞬间，很快她又眉飞色舞了。她给了我一种有关写作这件事的无限喜悦，这比表扬和纠错都重要得多。这种喜悦自她植入之后，一直浸润于我的生命深处，直到今天。
紧接着她，端然肃然的汪穆尼老师又把我们带入了古典文学天地。当时正好育才中学的老校长段力佩先生出任静安区教育局副局长，下令“每个中学生肚子里必须烂掉五十篇古文。”这是一个带有竞赛性质的辛苦事，汪穆尼老师除了课本中的古文外还补充印发了一大堆，不能少了五十篇。我由此读通了《论语》，背熟了《离骚》和大量诗词。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市作文比赛中获得大奖，获奖作文立即被收入语文补充教材，于是又要红着脸，低着头听汪穆尼老师逐字逐句地分析这篇课文了。
他问：“请同学们回答，在这一段里，作者描写了哪两种情景？”他把眼睛扫向全班同学，只是不看我。
比语文更花精力的是英文。孙钰老师抗日战争期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随即进入了美军翻译训练团，后来在履历表上要填写这段历史的证明人，他觉得应该拣大家知道的填，就填了“蒋中正”。这件事让他后来在“文革”中多吃了不少苦头，但已经足可证明，这是一个多么不谙世事的天真人物。我现在还想不出来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他如何通过非法途径弄到了英国刚出版的教材和练习册，印发给我们当课本的。他把英语教学当作了一场近乎疯狂的游戏，不断出英语墙报，演英语剧，唱英语歌，还在几个公园里设下了一个个十分恐怖的英语路标，叫我们去寻找。现在想来，没把他当作美国间谍抓起来真是万幸。
对语文和英文如此投入，使我高中时的数、理、化成绩一败涂地。想到初中时能够让数学在几星期之内彻底翻身的奇迹，因此没太当一回事，但越来越发现翻身的希望已十分渺茫。难为情的是，刁攀桂老师的丈夫刘启钧老师正好在教我们物理，我丑陋的物理成绩怎么对得起刁攀桂老师的优美朗诵？为此，我也曾下狠心用过几天功，换来刘启钧老师在试卷上方的一行字：“士别三日，当刮目相见。”可惜到第四日，他又不得不闭目摇头了。
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自己能轻易地考上任何一所我想考的文科大学，因此完全不在乎名校，只在乎“最难考”。那年全国最难考的文科高等院校就是上海戏剧学院，而且，恰恰又是离我家最近的高等院校。
当时的大学，还严格地实行班级制。我的邻座是李小林，著名作家巴金的女儿。于是，我也就很快见到了巴金先生。早年在乡间那个黄鼠狼出没的小书房，我就读完了他的《家》、《春》、《秋》。
我们的带班辅导员，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古典文学教师盛钟健先生，他主修唐代文学。但在整个上海戏剧学院，推崇的是英、法、俄文化。
六
叔叔最高兴的，是我的作文获得全市大奖。他要我多买几本获奖作文集寄去，好送给单位同事。不久，他又来上海了。
爸爸也高兴，但读完我的那篇作文他沉默了。为什么来了上海好几年，写来写去还是乡下的事呢？
他倒不完全是怪我。连评审委员们也这么喜欢乡下，这是什么缘故？
他把这个想法说给叔叔听，叔叔只是淡淡地说：“来一下上海也可以，以后不知会到哪里去。”
爸爸对叔叔的这种口气，总是不太理解。
我到后来才明白，他们之间的这类差异，问题主要出在叔叔身上。
叔叔由于自己对上海的脱离，总是有意无意地看淡我们全家对上海的进入。这种心态，已经明显地有失公正。对此，他自己其实也感觉到了，却一时无法点破，成了隐隐的一块心病。
以我为例，他已看到，上海这座城市以一种多年沉积的文教力量，把一个乡下孩子进行了全方位的塑造。如果说他觉得那些功课在小城市里也能完成，那么在一个人的整体文化素养上就不是这样了。例如他每次来上海，总会很饥渴地先看一些外国电影，却发现我几乎已经和同学们一起看过全部当时被允许放映的苏联电影、意大利电影、美国电影和法国电影，可以很知心地与他讨论了。这使他不得不用早就熟悉淮北大地的目光，重新打量上海街道间的落叶梧桐、斑驳洋楼。
本来，安徽的一切是他的彼岸，但这么多年下来，他对彼岸已渐渐失望。结果，反而是上海成了他的彼岸。他不想承认自己当初“从旧世界突围”的青春**已经蜕变，只叹息自己落脚的环境不太干净。
好几次来上海，他都要我为他抄写几封寄给北京领导机关的投诉信。不是为自己的事，而是为安徽隐瞒下来的巨大灾情。他说，老百姓太苦了，死的人太多了，北京却不知道，凡是安徽写给中央办公厅的信都被截留和侦察，因此他只得到上海投寄，又只得让我抄写。我在抄写中看到了另一个叔叔，与平日温和谈吐的叔叔完全不同。
祖母知道我在为叔叔抄信，会问起信中的内容。我说了一些，祖母就叹气了。叹完天灾之重、人祸之深，便再叹一声：“他不会在安徽成家了！”
当时爸爸、妈妈也在一旁，爸爸就对妈妈说：“他成家的事，你明天随意地问问他，我和妈不方便。”
那几天叔叔在上海，住在福州路、浙江路口的吴宫旅馆，他单位驻上海办事处的所在地。第二天下午他回家，祖母到厨房做菜去了，妈妈就当着我的面与他开起了玩笑：“你给单位领导说说，以后就在驻上海办事处工作吧，也好在上海成了家。上海人多，选对象方便。”
叔叔说：“嫂嫂，我比过，我们那里，环境不好，人倒贤惠；上海相反，环境不错，人吃不消。”他说的“人”，当然是指女性。
妈妈说：“那里有看上的吗？”
叔叔看了我一眼说：“反正侄子也大了，我做叔叔的不用避他。是她们看上我。只要我的布鞋放在门外，我的工作服挂在门外，总有人抢着洗干净了……”
妈妈问：“猜到谁了吗？”
叔叔说：“我叫几个助手去打探过，是两个本单位的女职工。这两个女职工都已经有人在追求，我如果挨一下边，会被那些追求者恨死。也有不少人给我介绍社会上的，其中有一个演员特别主动，但我想过，不合适……”
“其实上海有很多好女人，好像更适合你。”妈妈说。
“再说吧。”叔叔一笑，轻轻摇了摇头。
他站起身，朝我挥一下手，要我跟着他到吴宫旅馆，去认识他们单位的两个人。
我到吴宫旅馆门口就笑了，上海旧书店就在边上。当年叔叔在这里买过《祭侄帖》，外公在这里卖过《苏东坡集》。斜对面，正是外公第一次请我吃饭的鸿运楼。
叔叔先把我带进一个房间，是他这几天的住所。他让我坐下，然后很认真地与我商谈一件事。
他说：“从下个月开始，你不要问家里要钱了，我给，但要对爸爸、妈妈说是助学金增加了。你每月初都到这里找我的同事领钱，我已关照过他们。另外，你还要留心家里在什么地方缺了钱，算一算数字，一起领，交给爸爸、妈妈时只说是你的稿费。全家已经那么拮据，他们还是不让我补贴，真没有办法。”
我知道家里的困难，同意找个借口，不拿家里的钱了，但觉得“稿费”的说法太离谱。
叔叔说：“反正你得过奖，有理由说稿费，他们也不会去查。”
于是，我在隔壁房间认识了叔叔的两个同事。下个月，我从他们那里领了十元钱，五元留给自己，五元试着冒充稿费，交给爸爸、妈妈。
爸爸没有怀疑，只是说：“稿费买书，这要成为规矩。”立即把钱还给了我。
我只得把这五元钱送回吴宫旅馆。叔叔的那两位同事说：“留着吧，当下个月的零用钱。”
其实，我当时所谓零用，也就是买书，好在书店就在隔壁。
叔叔的那两位同事还与我聊了一会儿天。他们很羡慕叔叔，说他技术出众又一表人才，永远是女孩和媒人关注的焦点，但他总是推托说，在上海已有对象。有几个媒人还托他们，在上海查访一下他的女朋友，如果不怎么样，她们要想法换下来。
他们问我：“你叔叔在上海有没有对象？”
我想说没有，但又觉得叔叔这样推托可能有什么考虑，便改口说：“不知道。”
七
风风火火要给叔叔做媒的，是姨妈。
“再好不过的了，”她对祖母说：“当年要排法租界里最体面的人家，十个指头伸出来，这家一定在里面。全家会英文，基督徒，这最小的女儿比志士小六岁，正好，人也本分……”
祖母说：“这样的好人家，看得上我家志士吗？”
姨妈说：“看上了！那天志士带我们那么多人坐轮船夜游浦江，我放了消息过去，她妈、她姐和她本人也都买票上了船，一来一回看了三个钟头，结论是可以交往！”
祖母要我写一封信到蚌埠，提几句姨妈所说的事，希望他什么时候有空来见个面。
给叔叔写这样的信我下笔有点为难，好在算是转述祖母的旨意。
叔叔没有很快回上海。姨妈来催问过好几次，每次都抱怨：皇帝不急，急煞太监。
三个月后，叔叔回上海了。祖母通知姨妈过来，当面谈谈。
叔叔感谢姨妈的一片好心，却说：“我不能让我妈去面对一个满口英语的老太太，而且，我们家信仰的是佛教。”
姨妈说：“这都不重要，关键是你们自己。现在我已经很少见到那么有气质的女人了。”
叔叔说，他相信那人很有气质，但与自己不配。顺便开了一句玩笑：“法租界，有点怕人。”
姨妈说：“其实法租界比英、美的公共租界讲秩序，走出来的人也登样。”她讲起了老话。她自己，也住在原来的法租界。
叔叔笑着问我：“这你听不懂了吧？”然后把脸转向姨妈，说：“法租界确实不错，不单讲秩序，还讲情调，这是英、美公共租界比不上的了。但是，我们中国人能够学到一点西方的秩序已经不错了，那情调哪能学得过来？硬学，就假了，有点装腔作势。所以法租界出来的中国人总有点奇怪，除了大姐你。”
这下姨妈笑了：“你是老上海，什么也瞒不过你。但那个女人，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叔叔说：“不管怎么说，要我每年来往于淮河灾区和上海法租界之间，反差实在太大。”
叔叔说：“还没有下这个决心。”
姨妈说：“等你下了决心，上海的好女人都嫁光了！”
姨妈给叔叔做媒的事没有成功，但她为这事一趟趟来，倒让祖母、爸爸、妈妈想起了她自己的婚事。
妈妈对爸爸说：“你弟弟的事我出面谈；我姐姐的事，要你出面谈了。”
祖母觉得对。
爸爸约来大舅和二舅，了解了姨妈的一些情况。
“三年自然灾害”使姨妈不再端大户人家的架子，甚至也不隐瞒自己在菜场做营业员的事实了。在那饥饿的年月，她经常会急急地通知各家亲戚：“后天有一批小带鱼到货，要一早就去排队！”或者是：“明天菜场关门前有一些豆制品要处理，不要错过！”但每次亲戚们赶去，总是人山人海，她也毫无办法。
心态松下来了，但她依然漂亮，因此下班后还是会对着镜子打扮一下，与益胜哥一起到复兴公园散步。她坚持叫那个公园的老名：法国公园。
益胜哥上学时，她一个人去。
往日法租界的全部豪华，都退缩到了复兴公园铺满青苔的小径间。小径边有精致的洗手座，安琪儿的雕塑敛着翅膀。姨妈这人坚强，并不多愁善感，她天天在那里散步，只是为了享受一种舒适的气息。
当时，这样的散步者实在不少，每人背后都藏着一部历史。他们都是礼仪中人，在小径间相逢，虽素昧平生也会点头示意，却不会有太多的询问。怕自己背后的历史吓着别人，还是怕别人背后的历史吓着自己？都有可能。
所以，在当时的复兴公园，多的是眼光，少的是声音。这种安静气氛，引来了更多冀求安静的人。
二舅告诉爸爸，在复兴公园，姨妈遇到过好几个尾随者。都是体面男人，在姨妈离开公园后还一直跟着。像是不良之徒，其实并不。
那些男人被姨妈的身姿和容貌所吸引，予以过分的注意，这很自然，却为什么要尾随呢？原来，他们渐渐发现这个女人来散步时常常单身。有时身边跟着一个男孩子在叫她“妈”，但从来没有看见有丈夫陪伴。时间一长，其中有几个男人越来越想弄清她究竟有没有丈夫。这不是无聊者的好奇，而是一些在巨大社会变动中沦为单身的男人，在探寻再次婚姻的可能。
尾随者有好几个，彼此心照不宣。
姨妈是见过世面的，对这种事情并不害怕，只是想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她试过很多办法，例如突然回身迎面走去，或者停在街角一家小店前静观对方举止，终于不得不承认，那都是一些懂礼貌、守分寸的正派男人，似乎就住在她家附近。
她出门更讲究衣着和发式了，不是看上了谁，而是为了任何女人都会在意的那一点自尊。
有一天，她与益胜哥去公园，益胜哥被一群孩子的游戏所吸引没跟上，她东张西望地找了一会儿没找着，后来发现益胜哥已经追上来，跟在她后面了，便趁机大声说了一句：“你怎么只会跟在后面也不叫我一声！”说完她又笑眯眯瞟了一眼后面的草树间，让更多的耳朵听出一点更多的声音。
第二天，她刚进公园大门，就看见一个男子迎面走来，大大方方地招呼一声：“你今天来晚了。”
姨妈觉得应该鼓励一下这种绅士风度，来嘲弄一下那些陈腐君子，就与他交谈了一会儿。
两天后，他们已经坐在长椅上聊天了。
这位先生姓杨，正好与姨妈住在同一条弄堂里。
不久姨妈发现，身后再也没有尾随者。难道是因为与杨先生坐在长椅上交谈了几次吗？在一次闲聊中，她随口说起这件事。
杨先生说：“都被我处理了。”
“怎么处理？”姨妈奇怪地问。
“我告诉他们，这个漂亮女人的丈夫是一个武装警察，正好是我的朋友。”杨先生说。
——二舅详细地叙述了这件事，是姨妈自己讲给他听的，但现在不知道姨妈和这位杨先生的关系怎样了。
祖母听了，对爸爸说：“有苗头。你找她谈，就说这个杨先生。我在边上添柴。”
姨妈被叫来了。
爸爸和祖母在外面一间与她谈话，我和妈妈躲在里边一间偷听。
爸爸开门见山，坐下就问：“大姐，那位杨先生的事，有希望吗？”
姨妈说：“二弟告诉你们的吧？成不了。”
爸爸问：“为什么？”
姨妈说：“他人很不错，但只对我好，对益胜很冷淡。”
爸爸说：“这倒很真实，总比婚前热情，婚后冷淡好。你们年纪都不小了，不要太……”
姨妈打断爸爸的话，说：“为了益胜，我已经那么多年。所以，不管是伪装的热情，还是真实的冷淡，我都不要。”
一直没有吭声的祖母轻轻应和了一句：“对。对孩子冷淡的，不能要。”
祖母的话虽轻实重，因为她自己就是带着一大群孩子守寡下来的。
妈妈知道今天的谈话不可能再有其他发展，便在里屋喊一声“吃饭了”，随手把门打开。
姨妈看见我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说：“你上大学后还没有到我家去过。益胜没上大学，你可不能看不起这个表哥啊！”
我说：“怎么会！真是很久没见益胜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