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者
食者
劳动让我刻骨铭心，劳动可以让一个人流血流汗、身体疲软、四肢酸痛，甚至失去意志、失去耐性、丧失欲望。但由此明白，一切都必须依靠自己，相信自己，没有谁能帮得了你。
其实，父母并不希望我们总是去打散工，去砍柴，尽管我们家极其需要一些额外的收入来补贴家用。
维持一家的生活实在不容易。我父母的工资加起来已经算高了，但每到月底，家庭开支还是捉襟见肘，母亲久不久还得跟隔壁的老师借上几块钱才能挨到发工资的日子。而父亲是不管这些杂事的，回到家，他就读书，只做劈柴、挑水这类的重活。等我上了初中，这样的重活他基本不做了。所以，母亲自然而然成为我们家庭生活的操持者、谋划者和实施者。全家的伙食，她做到了精打细算，周密安排，今天买什么，吃什么，全由她决定。母亲每次都是利用放学后的中午上街买菜，一买就是好几天的。那天中午，我们就得自己煮饭菜吃了，因为母亲一去就会花上完完整整的一个中午。她不惜体力和时间，沿着菜摊一摊一摊地讨价还价，直至把整个市场逛完。而最后买回来的两大筐菜，却让我们大失所望：黄瓜又瘦又小，甚至有点蔫；西红柿全熟透，都已经软了；红萝卜的表皮失去了光泽，还带有点伤；姜蒜全是散的，时间长了，都有些瘪皱了……还好，篮筐底下还有一块肉，或是排骨，或是猪脚，有时候甚至还有些水果。
因此父亲颇有微词，说母亲太浪费时间，买回的东西尽是些次货。母亲则说，你们懂什么呀，这些菜品相不好，但质量并不差，且便宜。钱就是一分一分地省，不然怎么够开支哦。
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我们能通过砍柴、打散工来减少开支，补贴家用，父母当然是高兴的。
但后来父母就不让我们做这么多了。
父母忽然对我们说，尽管我们家庭出身不好，将来读大学是无望的了，但读书终归是有用的。你们就多读点书吧。
两个弟弟还小，不用要求太高，但对我却是严厉的。当时我小学四五年级，父母要我每周背书、写日记。这两件事并不难，难的是在什么情形下去做这些事。
在当时的朝阳小学教师子弟中，我恐怕是第一个背书的人。
每次我在家里摇头晃脑地背诵父母要求背的诗词时，隔壁的伙伴闻声寻来，从门口探出头，先是觉得好奇，很认真地听了一会儿，但很快就觉得无趣，便朝我做了个鬼脸，跑了。
我感觉我好像是在接受一种他们没有见过的惩罚。我成了他们猎奇和嘲笑的对象。
有一天是星期天，母亲一边用衣车（缝纫机）补衣服，一边叫我坐在她身边背书。
这台蜜蜂牌衣车，是父母用千辛万苦省下的钱买的，是我们家当时最高档的日用品。隔壁很多老师还没有呢。按当时的条件我们是买不起的，但父母之所以咬紧牙关买，正如母亲所说：你们兄弟多，又是男孩子，衣服烂得快，没个衣车补，哪行啊。
这衣车作用真大。每到星期天，母亲若是有空，便把我们三兄弟的破衣服来补。我们的衣服，一般都是这几个地方容易破烂：上衣的袖肘、裤子的裤裆和膝盖部位。母亲的技术不精，动作十分缓慢，往往花上整整一个上午才补得几件衣服，但这比手工缝的密实得多了。
而现在，她不仅手里没闲着，眼睛也没闲着：她要监督我背书。
那天我背的什么内容已经忘记，但我记得，二弟和三弟都跑出去和隔壁的伙伴们玩了。他们玩就玩了，可偏偏就在我们家屋后那棵梧桐树下玩。那棵梧桐树树冠大，叶子密，能遮挡烈日，夏天阴凉得很。树下有一片平展展的沙地，适合玩跳绳、跳格子、弹玻珠之类的游戏。那天他们玩的是跳格子。跳格子就是先划出四五个相连接的长方形的格子，然后每人轮流用单脚从最底格将一片瓦或一颗石子往前一格一格地踢，到了最高格而无失误者为胜。这种游戏容易失误而引起争议，故争执特别多。此时，他们那争执声或欢笑声时不时就从我们家窗口穿进来，分明是在**我。最能吸引孩童的事物无非就是玩和食。我好像猫看见了鱼，狗看见了骨头，忍不住往窗外瞄去，看他们为何争执，为何欢笑。母亲察觉我的分心，说，你背你的书，不要分散注意力。
我满肚子的委屈，嘟囔了一句：为什么他们可以玩，我不可以玩啊？母亲一字一句地答：他们是他们，你是你！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但我转身过去，没让母亲看见。事实上，我背了一个上午，眼泪一直蒙着眼睛，根本没把那段文字背下来。
四年级的时候，父亲就要求我写日记了。有时是一天写一篇，有时是两三天写一篇，三五百字不等。那倒是我愿意干的活。因为刚刚开始学习组词造句，觉得新鲜；此外，发现可以利用文字来刻画人物，尤其是丑化二弟和三弟，特别来劲。每次父亲检查作文，当读到我描写二弟或三弟的丑态时，他先是双眼紧眯，抿起嘴角，强忍着笑，却把脸颊憋得通红，最后忍不住“噗”的一声喷出声来：“哈哈，写得不错，写得不错……”然后把一家人招过来，从头到尾给大家读一遍。二弟或三弟听了，就跑过来要捶我。
妈妈在厨房煮菜，没法出来，却在厨房“咯咯咯”地笑。
但后来父亲要求严格了。他要求我每天写一篇。吃晚饭前检查，没写的马上写，不能拖。
难免有不按时完成的时候。
吃饭了。菜已炒好，碗筷已放好。父亲坐到了饭桌前。
此刻，我希望父亲完全忘记检查日记的事，最好等我们吃完了饭再提起。
我忐忑不安地也坐到饭桌前。父亲朝我看了看，说，日记呢？拿来检查。
父亲没有忘记。我迟疑了半天，说，没写……
父亲说，去写。
我极不情愿地离开饭桌，准确地说，是离开一桌的香味，回到房间，写。
父亲给我的稿纸是“龙州县文化馆稿纸”，每页300字。也就是说，我要写到一页半纸以上才算完成500字的任务。当时表达能力有限，把那500个格子填满也不容易。我便想了个办法，隔不远就故意写错两行字，删掉，这样，每一页就可以减掉好几十个字。
花一个多小时，把那500个格填满了。其实就400多个字。那时我已经饥肠辘辘。放下笔，我立即冲向饭桌，可是，眼前的情景让我浑身凉透：两三个菜碟，只剩下几根青菜和菜汁，还有父母、弟弟那几双诡异的目光。我装了饭，把菜汁倒进碗里，囫囵几下，食而无味，但还算填饱了肚子。
两个弟弟走到我身边，分别悄悄凑近我耳根说：还丑化我们咩？这是下场！
尽管如此，我后来还是好几次重犯了这样的错误。但父亲从来不会心慈手软。他向来不当面打骂你，但他会采取一些你想不到的方法来教训你，让你铭刻在心，不服不行。
母亲虽然是个女性，但她的钢笔字构架沉稳，刚劲有力，走笔流畅，绝不亚于父亲，所以她特别注意字的学习。哪个老师的字好，哪个不好，她都会跟我评价一番，然后叫我注意学哪个的。比如，我初中的班主任汤千萍先生，高中的语文老师史道康先生，是她最推崇的。由此我养成了喜欢读字的习惯。初中一年级，我练了两个多月颜真卿的《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文》，后被老师发现，我就常常被老师叫去抄写“批林批孔”的大字报，由此喜欢上书法。现在我的书法，还算见得人，有时还能卖字，最得价的一次是3000元。
应该说，我们四个孩子的成长均得益于父母严格的教育。每天吃了晚饭，洗完了碗筷，大家稍休息一会儿，父亲就会突然大喊一声：“开始学习！”
喊毕，母亲定会偷偷取笑一声：笨啊笨，“开始”竟能读成“屙屎”！
粤语里，“开始”与“屙屎”读音相近。父亲毕竟是从农村长大，母语是壮语，粤语读音难免不准。我们也跟着大喊一声：“屙屎学习！”然后大家搬出凳子，在各自的位置上开始做自己的事情：父亲看书，母亲评改作业或备课，我们做作业。
夏天，房间小，热。入夜不久，父亲会在窗口拉出一盏40瓦的电灯，再在门口撒上一桶水降温。然后让我们抬出两张床板，搁在两张长凳上，当书桌，我们父子四人就齐刷刷地平排在床板边上，光着膀子看书、写作业。而隔壁一溜的房间，早就关了灯，没了声息。
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是力尽心机了的，可谓“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家颐《教子语》）。因为父母最明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道理。尤其是父亲，他原本不过是乡下一个土地主崽而已，家有几十亩地，几张鱼塘，几个家丁。他大不了继承父亲的遗产，再做一回地主罢了。但父亲能读书，并考上了大学，由此改变了身份。据说，父亲在他的家乡逐卜乡，是“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光辉典范，他这一辈以上的人无不以之为荣，并津津乐道。原因有二：一是我父亲是本乡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二是虽然我父亲出身不好，但因为读上大学，我父亲才娶上如花似玉的老婆——我的母亲。其时，我父亲人才并不出众，个子矮，相貌平平，又木讷内向，若不是因为具备以上两个条件，那真的无法与我母亲匹配。
父母都是教育专家，辅导我们学习并不困难，而且不花成本，但养育就难得多了。当然，这主要是母亲操心。那时物资匮乏，收入也低，母亲最担心我们营养不够，长大了身体出现缺陷。故而，她总是想方设法给我们补充食物。
在我看来，在这一方面，她比任何人的办法都多得多。
那时的猪肉是凭肉票供应的，每张票可购半斤。每个家庭每个月就这么几张。按人头分，每人每月不到半斤。那时要是送礼，送肉票比送什么都好。因为凭票买的肉是8毛一斤，而市场卖的议价肉是1块2一斤。送肉票就等于送钱了。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母亲每个月却可以多购得几斤肉。她的渠道是靠关系。在市场的食品公司售肉店的售货员很多是她的学生家长，她每次排队买肉，家长远远见她，就给她一个微微的笑：邬老师，来啦！她到了跟前，递过肉票，售货员只瞄一眼，便心领神会，割肉，收钱。那肉的重量，不是8两，就是1斤，比肉票规定的半斤多出了很多。要是肉票用完了，她就直接到县食品公司去买。那里也有很多的家长。她事先告知学生转告家长，买什么，什么时候去要。一般都是礼拜天买，那时候才有空。每到礼拜天早上，母亲就告诉我，到食品公司找谁谁谁，要什么。一般都是轮着买的，要么一盆猪红，要么一个猪脚，要么两斤排骨，或者大肠，或者猪筒骨。我去的时候，大多是直接进入屠宰场找人的。那时工人们正在杀猪，猪们一只只被工人用铁钩钩住前腿拖进铁笼时的惨叫震耳欲聋。
除了猪肉，母亲还买到羊肉、狗肉。在县外贸公司里有个远房亲戚，叫叔公。他在那儿做屠夫，每天专门宰杀羊、狗、蛇之类的动物，目的是留下皮毛，加工后出口，余下的肉则出售。有时候，母亲就叫我去跟叔公要一两斤的羊肉或狗肉，回来时顺便到药材铺买回五毛钱的炖料，晚上炖肉吃。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母亲当时的人脉关系已非同寻常了。她无职无权，亦无强大的家庭背景，却能轻而易举地编织她的关系网，靠的是待人的真诚。孔子弟子曾参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为人谋、与友交在于忠与信，我母亲一直信奉这个信条。再穷的人，包括家长或亲戚，哪怕半路碰见，她也会停下来很热情地打声招呼，聊上几句，眼睛里没有半点鄙夷的目光。而她在教学上的声誉，获得了学生和家长的认可。日积月累，她博得了很多人的信任。
换句话说，她的真诚换取了比人家更多的食物。
母亲除了安排伙食，还得亲自做。一个人做当然是做不完也来不及的。我是长子，首先被母亲叫去当助手。
我们煮饭菜烧的柴火都是自己砍的柴禾。那些柴禾大多是手指粗的柴枝和玉米秆，易燃，火猛，但灭得快，所以须有一人在旁边帮看才行。我的任务就是坐在火灶旁，将柴禾推进火灶，保持火的燃烧，母亲则负责炒。她一边炒，一边告诉我各种菜的烹制方法。首先要学会用刀。若是右手握刀切菜，左手的中指和食指必须弯曲，突出关节，顶住刀背，这样刀口才不会往里拐切到手指。要是拍姜拍蒜，刀口要向外，这样安全。
切菜也讲究。比如切牛肉，须逆着牛肉的纹理切，这样就能破坏它的机理，肉才柔软。而无论什么肉，切时一定讲究大小。家庭人口多，切肉一定要小，否则没吃几口就吃完了。炒菜前，母亲十分讲究腌制。荤菜如牛肉、猪肉、排骨等，母亲必然要放姜丝、糖、酒、酱油、盐腌上片刻才炒，这样菜才入味。
但话说回来，能炒上肉的时候并不多。
其实，母亲的厨艺并不精到。她能做到的只是一些基本的烹调手法了。我在火灶推柴禾，看多了，也就懂了。所以，到了小学四五年级，我在二弟的协助下，完全不依靠母亲，就可以独自煮饭炒菜了。每天中午、晚上，父母回到家，就基本能吃上我煮的饭菜。我由此变得勤快，也养成了爱下厨的习惯。这么多年，过年过节或闲日，我们兄妹回父母家吃饭，基本都是我下厨，而全家都等着我弄好了才能开吃。
那时候，“食”在每个家庭生活当中，似乎比其他的物质需求更为突出，故而，“食”心照不宣地成为最重要的生活内容。从大人到小孩，凡有能力者，无不努力地寻找食物，以满足家庭的一时之需。在当时，这种满足，就是极大的幸福了。
我读小学时，班上有个最要好的同学，叫陆贵宝。他家就在学校附近的**村。有时候中午放学或礼拜天，我会跟他到村子里去玩。
他父母都是农民。贵宝是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妹，一家人就住在村中一间窄小的茅屋里。他父母知道我是老师的孩子，都十分热情，但我每次去，却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唯一碰到的一次是，他们家做木薯糯饭。一进家门，贵宝爸就说，你来得正好，我们今天做木薯糯饭吃哦！
所谓木薯糯饭，其实根本就没有糯米，只是把木薯剥了皮，蒸熟，然后放到石舂里捣烂，使其产生胶质，有糯饭的口感。最后放到锅头里用油炒，上锅时撒上一点葱花，的确是一种味道很不错的零食。但食时有讲究，必须用手抓捏，这样吃时才有糯饭的感觉。
有一天中午，我们只顾得玩，没吃午饭。贵宝的一个玩伴就把我们带到他家里吃午饭。所谓午饭，就是把锅里的剩饭每人分一点吃了。正好那玩伴家里没人，就我们仨。想不到的是，他家饭桌上竟有一碟剩菜，是鸡肉炒梅菜！而我家是从来没有剩菜的！更没有肉的剩菜！
那玩伴解释说，那鸡肉嘛，是一条瘟鸡，前几天杀了吃剩的；那梅菜，是他到县里收购部的垃圾场里捡的。收购部经常把一些变质的、卖不掉的腌菜的头头尾尾倒出来，要是碰上了就能捡到。回来洗洗，炒熟了就可以吃。贵宝的玩伴就经常到收购部捡那菜头吃。
贵宝有个绝活，就是在冬天里抓青蛙。
入冬，最后的晚稻收割完毕，田里的水也干了。青蛙都钻到田埂的泥缝里做个窝，躲在里面冬眠。贵宝随便能从田埂或石缝里找出青蛙。首先他要找到小洞，从小洞就看出里面有没有青蛙。若洞内的洞壁表面光滑、湿润，说明有青蛙在里面；若是干燥粗糙，说明青蛙跑了。贵宝带着我，利用中午时间，往田里、水塘里走一遭，抓它十个八个拳头大的青蛙没问题。若抓得多，两个人平分；若抓得少，他就全给了我。都是用草绳绑着，拿回家，那个晚餐全家就有一道姜酒炒青蛙的美味享用了。
有一次学校到郊外修水库，干的是挑泥的活。中午，我和一个同学结伴同家。半路看见一张鱼塘，水差不多干了。我们却发现水塘里有不少的鱼在游，有的还跳上水面，有三指粗！正好，水塘边放有一张竹排，我们心领神会，各自放下泥箕，脱了鞋，挽起裤脚，蹚入水中。那时是四月，水还有点凉，但我们都忍着，各抓住竹排的一头，把它拖到鱼塘中间，而后一起合力往岸上推。一摊的水被我们推上了岸，水一退，岸上竟留下了十几条三指粗的活蹦乱跳的鱼！我们放下竹排，一条不漏地捡起来。
我们来回推了几次，每次都有白花花的鱼被推上岸。每人至少有两三斤的鱼被我们装入泥箕。正想再来一次时，远处却传来一声大吼：偷鱼啊！我们连忙冲上岸，拿上鞋，挑起泥箕，没命地就往家里跑。
我们并不想偷，只是以为是个没人管的野塘，可以随便打捞。
下午回到家，从泥箕里拿出了这几斤偷来的鱼，母亲见了，只问了一句：从哪里得的？我说是回来时从水沟里捞的。她高兴得不得了，立即把鱼剖了，腌上盐，说，今晚就煎了吃。
我最佩服一位觅食者。他是一个放牛娃，二十岁左右，应该是学校附近生产队的人，所以我们面熟得很。某年的夏天，他把看管的几条牛赶过来，放在师专的足球场上，然后提着鱼篓和一根自制的钓鞭（鱼竿），来到我们厨房下面那条小溪边。那小溪搭有一座简便的木桥，是师专以及白沙街一带学生上学的必经之道。那地方是我们的领地，白天，我们到溪边挑水洗菜洗衣服，晚上洗澡。有时没事我们也在那儿钓鱼，但很少钓上鱼的。那放牛娃来到溪边，看了看，就坐在桥边，往下游放钓。下游水流湍急且浅，平常里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任何的鱼。可奇怪的是，那放牛娃就用这条小小的钓鞭，不知放了什么饵料，往水沟里一丢，每次不到一分钟，他便把一条小指粗的烂刀鱼钓了上来。烂刀鱼一般不大，只有手指粗，但肉结实，香，所以普通百姓都爱吃。那个放牛的青年戴着草帽，遮着黑黑的半边脸，手不停地放钓，不停地提钓，不停地把鱼放进鱼篓，不到半个小时，至少有半斤的小鱼进了他的鱼篓。他也很知足，收钓，转身去看他的牛去了。望着他的背影，我想象晚上那半斤的烂刀鱼一定被他煎得金黄金黄，厨房一定是鱼香四溢。
但有些食是吃不得的。
学校南面有一块谷扣村社员的自留地，有十几家。每天傍晚，做完了集体工回来，社员们就到自留地里劳作，淋菜的淋菜，锄地的锄地，培土的培土。其中有一块是“四类分子”老张的。老张一家个个都长得矮，但个个都很勤快。每一次，等到太阳落山，天麻麻黑的时候，他们一家才最后一个离开菜地。说来也奇怪，同样是这块地，老张的菜就是长得比人家的好。
有一天，老张家的菜地突然聚集了上百人，有些人对着他家的菜指指点点，说着什么。原来，老张家的菜地成了“资本主义尾巴”的典型，县里正组织各单位来参观批判。那几天，来的人去了一拨又来一拨，很快就把老张家菜地的围栏和田埂踩得凌乱不堪，不成样子。从此，再也看不见张家人的影子了。老张家种的绿油油、水汪汪的芥菜、蕹菜、葱花、大蒜，就因为没水养，慢慢都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