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四块钱
第五章 劳动与金钱
劳动让我刻骨铭一心，劳动可以让一个人流血流汗、身体疲软、四肢酸痛，甚至失去意志、失去耐性、丧失欲望。但由此明白，一切都必须依靠自己，相信自己，没有谁能帮得了你。
美丽的四块钱
那时，我已经十岁。
十岁意味着什么？正如阿德勒所说：十岁的年龄，是启智的开始，是认知的开始，是感性的开始。
我渐渐感到，我在这个家庭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员。我要扫地、洗衣服、煮饭、挑水、砍柴，这些活，两个弟弟都不用干。而我干了，这就意味着我可以分担父母的家务，减轻他们的负担，让他们稍稍得到一些歇息。我甚至知道，劳动直接与金钱有关，而金钱与尊严有关，与饭菜有关，与衣服有关，与学费有关……
学校的老师，几乎家家都养鸡。养鸡是为了过年过节之需。过年过节时宰一只鸡或鸭，一是改善生活，打牙祭，二是庆祝一下。而我母亲除了养鸡，还喜欢养鹅。她发现养鹅有很多好处，一是鹅长得快。喂得好，一天可以增重四两；二是个头大，肉多，一般一只有六七斤重；三是不用太多成本，每天给它吃草，稍补喂点谷米就行；四是可以采用它的绒毛做绒衣御寒。
所以，母亲会久不久从市场买回三四只雏鹅回来，由我们负责喂养。这些雏鹅，每只大约半斤重。根据母亲的经验，刚出窝几天的雏鹅太小，成活率不高，而长到半斤重的雏鹅，抵抗力强，已懂得自行觅食，容易养。
朝阳小学西南面是南宁地区师专，只是一墙之隔。下了坡，走上一座小木桥，穿过围墙口，就是师专的足球场了。球场里外，长满了绿油油的铁线革。这种草，鹅最爱吃。放了晚学，把鹅赶到球场吃草，那是我和二弟做的事。让鹅吃饱，又把它们赶回来。等吃了晚饭，做完了一切家务，母亲分别捉它们来称，果然，每条都增重四两。
那天是礼拜天，我放了很长时间的鹅。鹅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们绕着足球场走了一圈。
突然间，我发现草地上散落有几张粉红色的纸片。
我走近了看，那是面值一块钱的四张纸币！
我从来没有一下子拥有这么多的钱。平时母亲让我去买酱油、盐之类的零杂，最多给一两块钱。我立即联想到，那四块钱可以买萝卜酸，可以买薄荷糖，可以买肉粉，可以买牛耳饼、冰棍……
反正能买的东西多了。但当时我丝毫没有产生半点占有的欲望，我想到的是要交给老师，然后获得表扬。和我同桌的女同学，每隔一两个星期就从派出所里拿回一张粉红色的拾金不昧的表扬信交给班主任。表扬信里标明她上交的金额是一分或两分。班主任把她的表扬信宣读得太多，以至于后来都毫无表情了。
我回到家，首先把捡到钱的事告诉了母亲。我说明天我就把它交给班主任。然后，我等待着首先得到母亲的表扬。可母亲并没有表扬，说，不要交，给我吧。她接过钱，数了数，然后放进了裤袋。
我稍稍有些惊讶。老师就常常告诫我们，捡到财物要缴公，要有拾金不昧的精神。母亲是老师，母亲的举动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我不觉得母亲没有什么不对。我知道，母亲作为持家人，有了这四块钱，不知能买多少东西呢。
当时，一斤猪肉八毛钱。四块钱就可以买五斤肉。
如果外公还在，那四块钱足够他一个月尾的酒菜钱了。
我知道了钱的重要。
当时街上的素粉是八分钱一碗，肉粉是一毛七分一碗。那肉粉又香又甜，吃一碗就饱了。有一天我跟母亲说，妈，我们中餐晚餐都到街上吃粉不行吗？才一毛七分一碗，又便宜又饱，何必自己餐餐煮，辛苦。正在煮菜的母亲扭过头来就责骂：你癫啊，餐餐吃粉哪吃得起啊！
自然的，没有钱就被动。想有钱就要劳动。这是我当时对劳动与金钱之间关系的理解。
隔壁有一个住单身宿舍的老师，叫黎老师，是负责学校基建的。有一天来到家里跟我们说，暑假有一个做基建的泥水活，干不干，一天九毛钱。
九毛钱，一斤猪肉钱。
母亲看看我，用目光询问我的意见。我立即向黎老师点点头：干。
这个工种叫泥水工，是专门给砌砖的师傅打下手的。每天要把砖块挑到师傅跟前，把灰浆拌好，师傅需要多少，就给他们挑多少。而工资却比师傅少了很多。
上工的那天，我特意穿上一套旧衣服，把早餐吃得饱饱的，吃饱了我就上工地。原来学校要建一间教室，地基刚挖好，周边堆满了打地基用的大石头。我们这次工作就是打地基。
很快，工地上来了两个师傅，接着黎老师带来了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小孩，我们两个负责为这两位师傅提供灰浆。
师傅把我们叫到跟前，告诉我们用沙、水、石灰的比例，如何搅拌，就转身走了，我和那个小孩就开始动手干。
那两个师傅先是第一轮把石块抛进地基里，一块一块地把它们码好码稳，然后用我们的灰浆倒进去填缝，稳固。接着又抛进第二轮石块，把它们码好，再用我们的灰浆填缝稳固。他们用的灰浆，是一桶一桶倒的，用于填补石缝。我们挑去多少，他们就倒多少；我们拌出来多少，他们就用去多少，简直就是挥霍无度，根本没有半点的怜惜。所以，我们就得不停地搅拌灰浆，又不停地挑过去，从上午干到中午，从下午干到傍晚，我们俩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而两位师傅还可以边干边聊天，半途还可以停下抽口烟。
第一天把活干完，我全身的骨肉似乎都失去了支撑，一直想往下坠。第二天硬撑着去，第三天就习惯了。
每天我们都是重复着这样的程序：挑沙、挑石灰、挑水、搅拌，然后送灰浆。
每次我挑起灰浆，都是极不情愿向这两位师傅走去。他们往石缝里倒灰浆，像倒废水一样，我都不忍心看。废水倒在地面上，还可以看到一片水痕，但有时候，灰浆倒入中空大的石缝，那一桶灰浆根本就不见痕。我们不知道这个工程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所以，每天我在心里只有两个盼：盼上午快点到中午，可以回家吃饭；盼下午快点到傍晚，可以回家吃饭。
第十天，工程终于结束。几天后，我领到了九块钱。
我把那九张粉红色的纸币完完整整地交给了母亲。
母亲没有张扬的表情，但我可以看见她的眉目和脸颊十分舒展，带有微微的笑意，我感觉到她的内心一定是像花一样绚丽绽放，而且清香无比。母亲拍拍我的头，说，阿霜（我的小名）可以帮我分担了，至少，你和老二的学费有着落了。
我就很得意。
我得意我的劳动可以换到了钱，我又把钱给了母亲，母亲给我的评价是我可以分担了。
“分担”这个词，是从那时候起灌输到我脑子里的。
分担就是劳动，就是责任，就是挣钱。
此后我做了很多挣钱的活，打石渣，扛石头，采草药。但采草药是最冤的一次。那时全镇都知道，药材铺要收购一大批野**。野**在我们家附近多的是嘛。我和二弟一连割了好几天，将近一百斤。当我们分别挑到药材铺时，收购员远远一看，就说全是假的。连药材铺的大门还没进去，我们只好挑回这一担野草，弃之路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