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水均益撤离险区想到的

水均益曾多次赴战地采访报道。伊拉克战争期间，率5人报道组赴伊拉克采访，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两天，水均益带领报道组奉命撤离了巴格达。此后，水均益走进了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他说：“我们不想离开，觉得大战将至，那时候要走的话，像个逃兵，当我们走的时候，确实有很多记者也同时在走，但还有一些人还是呆在巴格达。我不信他们比我更勇敢，由于种种原因，只是他们能够留下。真正战争开始时我们已不在巴格达，这的确是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

我想，水均益所说的遗憾恰恰是我不遗憾的地方。水均益说得很真诚，大家都知道，水均益是一个勇敢敬业的优秀记者，如果上面要求他在巴格达坚守，他是决不会自己撤退的。他承认：“确实不想走，一步三回头”。实际上，是上面命令他们撤退的。我认为，这个命令是不寻常的。这里包含着一种很宝贵、很值得推崇的价值理念，那就是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在获取战争新闻和保护记者生命权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最后选择了后者。这从人性角度来讲，其意义是很大的。这无疑令人肃然起敬。

应该说，对于任何善良的、有理性的人来讲，都不希望我们的记者在战地冒着生命危险去获取新闻，人们认可少看一点新闻，也不愿看到我们的记者在战场上出事，不愿看到遇难者的家属那种悲痛欲绝的场面。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命对于人来讲，无疑是最为珍贵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在那样危机四伏的环境里，每一分每一秒都可能被战争夺去你的生命，我们自己为了多看一点新闻，就把别人的生命豁出去了，那也太残忍吧，太不公平了吧。我曾对一些人说，假如水均益是你家亲戚，你是让他撤退呢还是让他坚守呢？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好回答的。

在撤离之前，水均益他们在战火中发回来一系列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水均益说：“67个小时里边我们累计睡了6个小时，吃了半顿饭。什么欲望也没有，没有任何感觉。一晚上没完没了的轰炸，炸得楼都动，楼都摇，感觉像是地震一样，想睡都睡不了。我最坏的打算就是进去不出来了。我们在那儿待了两天做了相应的报道后安全撤回来了。回到了亲人和朋友当中。”我们当观众的没有进入到当时巴格达，是不会了解其中的凶险的。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进入战争中的巴格达，就意味着冒生命危险，水均益当时做出了最坏的打算，并不是没有道理。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已有12名记者丧生。其中有一名是普利策奖得主，时年52岁的英国记者古莱斯坦。我真的很为那些记者的死而惋惜。

记得读过一篇题为《改写叶乔波》的杂文。当时世界速滑大赛在即，夺金首选叶乔波腿上有严重的伤病，如果她不参赛，那样会丧失眼看到手的金牌，可如果咬着牙上场，那么大赛之后，叶乔波的一条腿会变成残疾。最后，报纸上报道的是叶乔波带着伤病上了场，勇夺冠军，为国争了光，获得了在场观众的一致喝彩，也获得了体育领导的赞扬。《改写叶乔波》的作者认为这样对叶乔波是不公平的，据此改写了叶乔波，说当叶乔波刚要带着病腿上场比赛时，一位体育方面的领导突然出现在叶乔波眼前，向叶乔波宣布一项决定：让她放弃这次比赛，以保住叶乔波这条伤腿。当时，在场的人都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他们为体育领导做出这样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决定表示赞赏。

我想，我们应为水均益的上级鼓掌。他们在战争发起之前，向记者们发出了撤出的命令。使记者的家属、亲朋免去了牵肠挂肚，也使更多的关心爱护这些记者的观众免去了为他们担心受怕。据说，有一些人对他们的撤离提出了非议。我想，这是受过去的一些思维定势影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强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我们的生命意识呢？我们的人权意识呢？我们的公民意识呢？这些都少得可怜。我们曾打着很多漂亮的口号蔑视或根本看不到他人的生命权。动辄让人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某某事业，不考虑作为一个公民，其基本的人权——生命权是应该给予保护的，这样才会体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不把生命当生命，以致把生命视为草芥，那是封建社会的一大特征。现在是新千年的开端，如果我们现在不能真正树立起生命意识，那么就真让人感到“不知今夕是何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