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公公背着我，我一路上和他拉叙起来。
“公公你姓啥？”
“姓姚。”
“你家什么人在延安？”
“我儿子。”
“他叫什么名字？”
“叫姚海泉。”
“他什么时候去的？”
“整整十年了。”
无怪老公公像亲人一样收留我，原来他家也有人当红军。这时我想起小时候学的一支歌：
巴根草啊，根连着根，
天下穷人啊，心连着心；
十个指头啊，肉连着肉，
阶级兄弟啊，情义深。
“我们全是一根藤藤上的瓜儿。”公公说，“红军不回来，我们还得要吃些苦。”我问姚公公：“你知道红军什么时候能回来吗？”姚公公说：“我也说不准，但总有那么一天。”
天傍黑的时候，姚公公把我背到他家里。他把我放在屋里，见屋里没有人，便向屋后喊：“小红妈妈，你来。”一会儿，进来一个老妈妈。她见了我，一愣，问：“这是谁呀？”我说：“我姓潘，叫潘震山。”
老妈妈问：“你是从哪儿来的？”
姚公公说：“我在路上捡的。”
老妈妈见我一身伤，问：“这身上是怎么的？”
姚公公说：“让武保长打的，快弄点水给他洗洗。”
老妈妈向屋后喊了声：“小红！”一会儿进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娃，老妈妈向她说：“你快烧点开水。”
在烧水的工夫，姚公公向我们屋里三个人都作了交代。他说：“往后，震山就留在我们这儿啦。有人问起……”他向老妈妈说：“就说是你妹妹的孩子。”又向我说：“你往后就管她叫大姨，管我叫姨父。”他又指指那烧火的女娃说：“她叫小红，是我娃，你们两个就算姨兄妹。”那女娃一边烧着火，一边看着我笑了笑。我心中十分感激姚公公，可是我想，我不能长久留在这里，伤一好，我还要上延安去的。我就说：“伤好了，我就走。”
“你这样胡乱走是不对的。”姚公公向我说，“应该依靠组织。”一路上，我已经把我从宋大爹那里出来、到米店学徒的经过向姚公公说了，他对我的事情很清楚。他说：“你应该想办法找到你赵叔叔，找到吴书记。”我说：“我都找不到呀！”姚公公说：“你先留下来，我帮你找。”姚妈妈也说：“你留下吧！”虽然这里不是红军、游击队，也不是宋大爹的家，可是我到了这里，就像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我是又见到亲人了。就这样，我就在这里留了下来。
我住在姚公公家里，和在米店里完全不一样了。不但头顶上减去了那个沉甸甸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东西，在生活上也增添了很多温暖。我管姚公公叫姨父，管姚妈妈叫大姨，管小红叫妹妹，我们有着共同的希望，共同的感情，我完全是他们家中的一个人了。
我右腿被打得特别重，有一个地方化脓了，养了两个多月还没好。我很着急，心想，要是腿不好怎么走那二万五千里路啊！这样，我更恨黄胖子那帮家伙。一天，外边下着雨，我们一家四口人围坐在小屋里。我指着腿上的伤说：“我在柳溪，胡汉三打我；到米店，沈老板打我；跑到了双岔河，黄胖子又打我。他们凭什么……？”
大姨说：“仗着他们有钱、有势啊！”
姨父说：“还仗着他们手里有枪，有保安团、警察局……”
大姨说：“是啊，官府衙门全和他们一个鼻孔喘气，印把子在他们手里啊！”
可不是吗，要是我们工农民主政府还在，要是红军还没走，那天下该是什么样子啊。十年前，他胡汉三、黄胖子只能像条狗一样，被用绳子绑起来，戴着高帽子游乡！可这会儿，他们全像凶神恶狼一样。这时我又想起了列宁小学课本上的话：
工农，工农，
工农不能忘，
手中没有枪，
永远做羔羊。
要翻身，要解放，
快快来武装！
我把这段话，向姨父三个人念了出来。姨父说：“穷人翻身解放那一天一定会来的。”他看着外边的细雨，轻轻地唱着一个歌儿：
北斗星，亮晶晶，
三湾来了毛泽东，
带来武装工农兵，
井冈山，一片红。
姨父唱着，脸上焕发着兴奋的神采，他说：“有我们的毛主席，有毛主席领导的工农子弟兵，不但井冈山将来还要红，整个中国也都要红的。”
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来的，我好像看到毛主席挥手指着东方，东方正升起一轮光华四射的红太阳，把大地照得通红通红。
姨父能讲很多动人的革命故事，而且能讲很多革命道理。听了他的话，我更加明白：我要去延安，我要找游击队，不只是为了替妈妈报仇，更是要去革命。革命，就是要打倒日本侵略者那样的帝国主义者，打倒那些大大小小的和胡汉三一样的国民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要给无产阶级打天下，夺取政权！这样，我也明白我过去的某些行为，多是些孩子的简单的做法，比如放火烧胡汉三，这是出于我对敌人的仇恨，但这还是为了个人报仇。靠一个人是不能打倒阶级敌人的。只有参加革命队伍，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打倒阶级敌人，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道理知道得多了，我更急切地盼望能早一天参加到革命队伍里去，做一个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到了这年秋天，听城里来的人说，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日胜利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十分高兴。我向姨父说：“我爹和海泉大哥，还有红军就要回来了。他们是北上抗日的，日本鬼子投降，他们一定会回来了。”
姨父说：“他们要回来，国民党那群白狗子就怕不让哟！”
我说：“不让就打嘛，能打败日本鬼子，还不能打败他们！”
姨父说：“再等等看吧！”
为了找到赵叔叔，姨父到我们那个县城去了一趟，没有见到赵叔叔。他在城里听人们说，破坏抗日的国民党军队从后方跑过来，抢着要接受日本鬼子投降，共产党八路军要保卫抗日的胜利果实，不许国民党抢着接收，说不定要打了起来。还听说，共产党山上的游击队也下来了。我一听这个消息，再也不愿等了，就向姨父说：“我回柳溪去。胡汉三是汉奸，修竹哥的游击队一定会下山来抓他，我回柳溪，说不定能碰上游击队。”姨父同意我的意见，并且要和我一同去。姚池离我们县城九十多里，从县城到柳溪还有三十多里，一共是一百多里路。我和姨父一共走了两天，傍晚的时候，走到了茂岗的庄头上。姨父向我说：“你莫要一头闯到柳溪去，先到茂岗，找熟人问一下，问清楚了再去。”我说：“好。”便和姨父一起走进了茂岗。我和姨父走到过去宋大爹和我一起住过的地方，一看，那房子已烧掉了，只剩下几堵倒塌的墙壁。我看着倒塌的房子发愣。
忽然，吱呀一声门响，从后边的房子里走出一个老婆婆来。她向我看了看，我也看着她。她走近我说：“你是冬子吗？”我说：“是呀，你是刘三妈？”她高兴得流下眼泪，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哎，我是。冬子，你长得这么高了。这些年你都跑哪去了？”我没有回答，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才问：“宋大爹回来了吗？这房子是谁烧的？”三妈说：“不是一句话可以说完的，你快到我家来吧！”我们到了刘三妈家里。我向她说，姚公公救过我的命，现在是我的姨父。刘三妈拿茶给我们喝了，我又问她：“宋大爹回来了没有？”三妈说：“去年就回来了。”
我忙问：“他现在在哪里？”
“唉！”三妈叹了口气说，“他回来还不到一个月，胡汉三就带了一队人来到茂岗，口口声声说是你放火烧了他，要找宋大爹把你交出来。”
我想，这一定是我放火之后，胡汉三跑来找过我了。我又问：“胡汉三找到大爹了吗？”
三妈说：“你大爹也是从后墙翻到我院子来，胡汉三没有找到他。”
一听大爹没被捉去，我很高兴，又问：“以后呢？”
“以后，胡汉三没有找到你大爹，就放火把他的房子烧了。”
我说：“大爹呢？”
三妈说：“他说要出去找你，第二天就出去了。自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三妈说完，叹息一声。我想起大爹那年为了救我，和胡汉三斗争的那个情景，心里不禁肃然起敬。大爹啊，你为红军的后代坐过大牢，你为我担过不少的心，如今你又到外边去找我，大爹啊，我多么想见到你啊！
我们三个人一时都说不出话来，后来还是姨父问三妈：“日本鬼子投降以后，胡汉三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刘三妈生气地说，“还不是那个老样子！他儿子是‘中央军’，也不知是从哪里跑回来了，胡汉三把他的一百多人也交给他儿子改编成了“中央军”，他自己又当起老太爷来了。”
我说：“他是汉奸，没有把他抓起来吗？”
三妈说：“谁抓他，他还要抓人哩！”
我说：“山上的游击队没下来吗？”
“游击队？”三妈脸上露出笑容，“他们来过的。”
“现在在哪儿？”我急切地问。
“又走了。”三妈说，“那天晚上他们路过这儿的，吴书记还召集人说了一阵子话，说是要到西边靠铁路的一个什么地方去。”
我看看姨父，姨父说：“总算打听到点消息了，咱们再上山里去看看吧！
刘三妈留我和姨父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吃了饭，我和姨父上了老山。老山，我自己曾经去过一次，隐约地还记得路。为了怕回来时迷了路，我还是在走过的路边插上一根小竹竿。到了中午的时候，我找到过去游击队停留的地方。我曾经和修竹哥、陈钧叔叔、游击队员在树下坐过的那棵大树让人伐走了，只留下一个大树墩。我曾经睡过的那个山洞还在，可是里面空空的。四下里静悄悄，没有一个人。姨父问我：“这就是游击队住过的地方吗？”我说：“是的。”后来我发现在一块岩石上凿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几个字，指着给姨父看。姨父看看岩石上的字，又用手摸了摸，然后爬到一块高石上四下看了看，走下来对我说：“这里最近没有人走过，地上的鸟粪很多。”我心里急了，不由得说：“游击队那么难找呀！”姨父说：“是啊，如果那么好找，白狗子不就容易找到他们了吗？”我说：“我们下山吧！”姨父说：“再坐会儿。”我见姨父对这周围很留恋，便问：“姨父，你也很想见到游击队吗？”
“是啊，”姨父说，“那是亲人嘛！跑这一百多里路，就是为了能早些见到他们。”
我又问：“你也很想海泉大哥吧？”
“想啊！你想你爹，我当然也想我儿。”姨父上下看看我说，“他那时跟红军去长征，也就是比你高半头，才只有十八岁哩！现在，把日本鬼子打败了，他们该回来打白狗子了。”
虽然这一次没有找到游击队，但是我并不失望。我和姨父一起顺着插有竹竿的山路，走下山来。
从茂岗往回走，一边走，姨父一边向我说：“你看，汉奸和“中央军’好像一个妈生的，一见了面，就成了一家人了。”我说：“他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胡汉三当汉奸，他儿子当‘中央军，见了面，自然是一家。”姨父说：“他们滚到一起去了，往后，我们还要吃苦哩！”
果然，正像老百姓说的那样：“遭殃军、刮民党，又是夺来又是抢！”人们把国民党反动派叫作“刮民党”，因为他们就会从老百姓身上刮肉。人们又把国民党反动派的什么“中央军”叫作“遭殃军”，因为自从这些军队来了之后，又要捐又要粮，人民全遭了殃，日子简直没法过。
一天，我和小红妹妹打柴回来，走到家门口，见门口站着两个扛枪的遭殃军。甲长堵着门口站着，屋里还有一个挎短枪的遭殃军，正和姨父争吵着。姨父说：“昨天刚拿了我的钱，怎么今天又来要呀？”那个挎短枪的家伙说：“昨天拿的是欢迎费，今天拿的是慰劳费。”姨父问：“欢迎谁？慰劳谁呀？”挎短枪的家伙说：“慰劳我们呀！”“你们？”姨父上下打量着那个家伙。甲长跟着补充一句说：“对，慰劳国军，他们劳苦功高。”
“什么功劳？”姨父瞪眼看看甲长。甲长答不上来，看看那个挎短枪的家伙。那家伙把眼一瞪说：“你少废话，拿钱来！”
姨父说：“钱让你们要光了，我没得钱拿。”
“没得钱拿？”那家伙把短枪拿在手里，“没有钱，给米也行。”“我也没有米。”姨父说，“连吃都没得吃哩！”
“你个老东西，想抗捐不交吗？”那个家伙把枪口对着姨父。这时甲长走到外边，在一个扛枪的家伙耳边嘀咕了几句，这个家伙走进屋去，向那个挎短枪的说：“报告排副，这老头的儿子在外边当共产党，是个赤属。”
“啊！”叫排副的家伙把小眼瞪得溜圆，“无怪你敢跟我顶嘴，原来你家有当八路的！我说，你放明白点，快把钱交了，要不，我可要把你抓起来！”
姨父说：“你爱怎样就怎样，反正我没有钱，也没有米。”
那排副举起手来，照姨父脸上就是一巴掌，回身向那两个扛长枪的家伙说：“到屋里搜！”那两个扛长枪的遭殃军一头钻进屋里，立刻翻坛倒罐地闹腾起来。
“你们这是什么军队，怎么抢老百姓？”姨父愤怒地要推开那两个遭殃军，一个家伙举起枪托，一下子把姨父打坐在地上。
我心里像火燎的一样，拿起砍柴刀就向屋里去。小红妹妹怕我闯祸，一把拉住我。姨父这时也看见我了，他瞪眼看了我一下，说：“让他们抢吧！”
这时一个家伙找到了半淘箩米，高兴地叫了起来，不由分说，连淘箩带米一起端着走去了。
我气得两手直打颤，姨父气得脸发青，小红妹妹把眼泪都气出来了。姨父咬咬牙说：“这一帮狗东西，不把他们除掉，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
的确，自从刮民党、遭殃军来了之后，我们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他们说我们是赤属，看我们是眼中钉，对待我们特别狠毒，明里暗里想着法子害我们。姨父暗下里到处打听共产党和红军的消息。这时我们知道，过去的红军，后来改叫八路军、新四军，现在叫解放军；过去只有几万人，现在有一百多万人，全国到处都有他们。有人说，解放军和国民党的军队在北边打仗。我们听到红军比以前人也多了，枪也多了，根据地也大了，都非常高兴，可是就是见不到他们。我要走着向北方去找解放军，姨父不同意，他说要等找到组织之后才能去。找着，等着，一晃又过去了一年多。
一天，姨父被甲长叫了去。隔了半天，姨父沉着脸回来了。大姨问他有什么事，他也不说，只是闷着头抽烟。我问姨父：“到底是什么事呀？”
“他们要抽你壮丁！”姨父终于说出来了。
“抽我壮丁？”我吃惊地问着，“他们要抽我去当遭殃军吗？”“啊，是要把你往死处里送。”姨父愤愤地说，“他们这是生着法子要把你害了！”
大姨说：“不能让他们抽去呀！”
姨父说：“他们说了，不出人也行，得拿两担米顶上。”
“两担米？”我又一惊，“我们哪儿来两担米呀？”
姨父说：“他们也明知我们拿不出两担米，那是故意难我们。”大姨问：“可怎么办呀？”
我说：“去找游击队，要不，就上北方去找解放军！”
“嗯，明天我去挖药。”姨父果断地说，“换点钱当路费，我送你上铁路边去找游击队。”
“姨父………”我看着姨父的脸，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晚上，收拾了爬山的工具。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和红妹妹准备跟姨父上山。姨父想了一下，向我俩说：“你们两个拿着砍柴刀，带两副担子。”我说：“能采这么多药吗？要两个人挑？”
姨父说：“哪儿采得那么多药！带着扁担、绳子，准备挑柴。”我还没完全懂得姨父的意思。姨父又说：“我们采了药从山里就走了。”
我说：“那好啊，免得回来再被他们缠住。”我是想越走得快越好：“可是那两担柴………？”
姨父说：“挑担柴做个隐身草儿。两个人空着手走，人家要疑心的。我们挑着柴走，就说是卖柴的，这样刮民党、遭殃军就不会注意我们了。”我想，姨父真是个细心人，想得多周到啊！因为这一去要找到解放军，要找到我爹，我必须把妈妈的夹袄和爹给我的红五星带着，我就请大姨把妈妈的夹袄给我找出来，连同别的衣服打成一个小包裹。大姨把小包裹给我，回过身来，从锅里取出四个煮熟的鸡蛋给我，说：“带着。”我十分留恋地喊了声：“大姨，我走了。”
大姨把我上下看了看，拉着我的手说：“也打听点你海泉大哥。”我说：“哎，等找着海泉大哥，我和他一起回来。”
大姨把我们送到了门外。我走了很远，回过头来，见大姨还站在门口望着我们。
跟着姨父进了山口，就看到很多直立的山峰。山腰上有一些云雾缠绕，看不到山顶。山路是崎岖的，一忽儿走在山谷里，一忽儿爬在山岭上。快到中午的时候，姨父领我们在一个高大的山峰下停下来。我仰头看看那高大的山峰，上面生着一些竹丛和爬藤，两只山鹰在上空盘旋着，也只飞到那山的半腰。这山峰不但是直上直下的陡直，不少地方还是向外倾斜的，莫说人爬不到那地方，就是能爬到那里，也根本没法站住。姨父在山下站着看了看，把背篓搭在肩上，然后把一个带有铁钩子的板带扎在腰里，把一双鞋脱下来，用一根吊竿钩着山上的古藤，一步步攀了上去。
姨父爬到山腰去采药，我和红妹妹在山下砍柴。有时我仰头看看上面，只见姨父用铁钩子把自己挂在山腰里，两只手左右寻找着，不时地拔起一些东西丢在背后的背篓里。我从心眼里感激姨父，我想，我们本来素不相识，只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红军的儿子，便从死亡中把我救出来，收留下来，把我当成亲人。现在，为了不让敌人抽我去给国民党当兵，这么大年纪还爬到这么高的山上去采药，弄路费，送我去找自己的队伍。这是阶级的情义啊，我不论走到哪里，不论什么时候，都要永远永远记住的。
红妹妹见我只顾看着山腰里，便说：“哎，怎么光看，不砍柴呀？”我便又和她一起砍起柴来。红妹妹问我：“你找到了游击队，还回来吗？”
我说：“不回来了。”但我觉得这话说得不周全，又说：“等打完国民党、白狗子，我再回来。”
“要是没打完呢？”
“就打它一辈子。”
红妹妹看看我笑了。
我问红妹妹：“你想海泉大哥吗？”
她说：“想啊，可是我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子哩。他走的时候，我才三岁。”
我说：“我要像海泉大哥一样，打它十几年，几十年，直到打完白狗子，建立起社会主义。”
“到那时你和我哥哥一起回来。”红妹妹抬头看看天空，空中正盘旋着一只山鹰。她说：“我也想和你们一起去打白狗子！”她指着那空中的鹰说：“你们就像那天上的鹰一样，飞得那么高，那么远。”我仰头望去，只见那只山鹰展翅疾飞，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冲云霄
我和红妹妹打完两担柴，姨父也采完药从山腰上下来了。休息了一下，姨父向红妹妹说：“小红，我们就走了。回去跟你妈说，送震山找到铁路边我就回来。”红妹妹点点头。姨父又说：“不论谁问起来，就说我们串亲戚去了。”红妹妹又点点头。姨父又说：“要是甲长来要米，就说我跟亲戚借去了，借到米就给他。”红妹妹又点了点头。姨父向红妹妹交代完了，就背着药篓和我一人挑起一担柴向山外走。红妹妹一直没说一句话，她站在一块高石上，默默地望着我和姨父向山下走去。
因为要把药卖掉，我和姨父便挑着柴来到了城里。到了一家大药铺那里，把两担柴放在门前，我跟着姨父提着背篓，把药送到收药的地方。姨父把药拿出来，放在了柜台上，只听一个收药的人说：“哎呀，这药可有了！”忙向后喊：“韩先生，胡团长要的药，有人送来了！”随着喊声，从里边走出来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儿，他看了看药，忙说：“收下，收下！”一面又向姨父说：“你以后再给我们多送些这种药来。”
拿了钱，我和姨父走出了药铺，一看，有三个穿黄皮的遭殃军正守着两担柴在那儿吆唤：“喂，这柴是谁的？”
姨父走到柴担跟前说：“是我的。”
“我们买了！”一个黄皮子说。
本来这两担柴我们挑着当样子，是不准备卖的，姨父故意要了个高价：“五块钱一担。”
“挑走吧！”另一个黄皮子说，“到地方给你钱！”
姨父没办法，只好挑起柴来，我也跟着把柴挑起来，随着三个遭殃军向一条街上走去。
走了很长一段路，到了一个大院子里，这里住着很多遭殃军。我和姨父把柴送到一个厨房的旁边，姨父向那个黄皮子说：“老总，给柴钱吧！”那个黄皮子说：“今天没有钱，过半个月来拿吧！”
姨父说：“老总，我们等钱用呀，要现钱。”
黄皮子把眼一瞪说：“他妈的，等半个月有什么了不得，不给钱，你也要送给老子烧嘛！”
我见这一帮家伙蛮不讲理，心里有气，便把柴挑起来要走。一个遭殃军跑过来抓住我，照我腿上踢了一脚：“你小子往哪里挑？放下！”我把柴担一撂，气愤地问他：“怎么，买柴不给钱，还打人！”接着便和这个家伙吵了起来。
吵着，吵着，从那边高房子里走出来一个当官的，他走过来问：“吵什么？”
姨父说：“我们两担柴，老总买了，说今天没钱，我们等现钱用……”
“啊……”那当官的拖长了声音，“两担柴能值多少钱嘛，何必这么吵闹！不会亏待你们的。”
其中一个黄皮子走到那个当官的跟前，小声说：“团长，两个月都没关饷了，这钱……”
“唔……”那当官的把眼皮一耷拉，转身又往那个高屋走去。
我知道，那当官的只是装模作样，他们官越大，搜刮老百姓越狠，哪里会给柴钱；这两担柴是让他们白抢了。正在这时，我见刚才在药铺收药的那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儿提着一个红纸盒子走到那个当官的跟前：“胡团长，你要的这药有了，今天上午刚从山里送来。”
“噢，给弄来了。”那个当官的咧开嘴笑起来，“真叫你们操心了！”
“这是应该的。”瘦高个儿弓了弓腰说，“这种药可是少有，要新鲜的更不容易，是我们专门派人进山采的。”
“这对治疗烧伤后遗症有效吗？”那当官的把药接过去。
“有特效啊！”瘦高个儿直了直腰说，“胡团长，这药舒筋活血，生肌还阳，治烧伤后遗症可有效啦！”又拿出一张纸说：“这是用药的处方。”
“太谢谢啦！”叫胡团长的接过那张处方，向屋里喊了声：“马副官！”
叫马副官的从屋里走出来：“有！”
那个胡团长说：“你赶快骑上自行车，把这药给送到柳溪去，告诉老太爷，是太和堂韩先生专给他找的药，对治烧伤后遗症有特效。”那个马副官说：“不要送去了，团长。刚才接到老太爷的一封信，他说要到这个县城来看看，今天下午就到。”
啊？胡团长！柳溪的老太爷！烧伤后遗症！今天下午就到！我看看西边的太阳，马上就要落了，又看了看姨父，姨父向我使了个眼色，摆了下头，转身就向外走。
我和姨父走出院子，刚走了几步，忽听到一声人力车的车铃声。我抬头一看，只见一辆人力车上坐着一个人，有五十多岁，穿一件灰色长衫，戴一顶黑呢帽，他的腮上、鼻子上和下巴上，都有烧伤的疤痕，可是那两只眼仍然闪着恶狠狠的寒光。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没有烧死的大土豪胡汉三！我身上的血向头上涌，拳头紧紧地攥起来。这时车上的胡汉三也正向我这边看来，姨父一下子用身子挡住了我。趁着胡汉三下车的时候，姨父拉着我忙向另一条街走去。
我和姨父没敢在街上停留，急忙出了城。姨父说：“胡汉三还像个恶狼一样。”
我说：“那遭殃军胡团长就是他儿子，恶狼添了毒牙，咬起人来要更凶的。”
“他们也凶不长久。”姨父说，“他们有遭殃军，我们有解放军，有游击队呀！”
“去找我们的游击队，去找我们的解放军，来把这群恶狼统统杀掉！”我说着，和姨父都加快了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