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尔拉格什城

公元前24世纪苏美尔城市国家拉格什的首脑乌鲁卡基那(约公元前2378-前2371年在位)所实行的改革,是现知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社会改革。由于记载改革的铭文及一些记述有关情况的文献较好地保存了下来,使我们对这个早期奴隶制国家这场改革的情况,能有一个大体明确的了解。在世界各国早期奴隶制时代的历史中,其他国家或全无类似记载,或虽提到改革而记载不详。

拉格什城初建于公元前4000年中叶。公元前28世纪,它已以城市国家的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公元前26世纪,鸟尔·南希建立起乌尔·南希王朝。这个王朝共经六代恩西(ENSI,国家首脑的称呼,原意为“率领人们从事建筑的祭司”,后来意为“首领”,是国家主神在世间的代理人,其权力受到贵族的限制),即乌尔·南希、阿库尔格尔、安那吐姆、埃安那吐姆一世、恩铁美那、埃安那吐姆二世。以后,不属于乌尔·南希家族的埃冷塔西、卢伽尔安达先后为恩西。安那吐姆、恩铁美那当政时,拉格什与温马发生战争,温马战败,向拉格什缴纳贡赋。拉格什一度在苏美尔部分地区称霸。卢伽尔安达当政时,国内动**,对外未见有什么大事。

公元前20世纪初拉格什可灌溉土地的面积约2 000平方公里,人口总数(包括奴隶)约15万。除两个主要城市外,拉格什郊区有西拉兰、吉尼尼尔、巴尔巴尔、古阿当等小的政治宗教中心。从这时农民耕种份地看,农村公社还存在,土地还以公有制为主。小的政治宗教中心即为公社中心,现可列名的为l4个。社会细胞是个体家庭和家族,个体家庭已占优势。

当时拉格什主要有三个阶级:一是奴隶主贵族,包括恩西、其他世俗贵族和上层僧侣;二是平民(公社普通成员);三是奴隶。恩西、大官占有奴隶和大片土地,有一个官员占地达51甘(一甘合5.31市亩),比普通平民多几十倍。神庙经济在拉格什经济中居于重要地位。国家主神宁吉尔苏的妻子巴乌女神神庙占地约730余甘(合3 880余市亩),有大批奴隶和平民为其劳动。奴隶数达400多人,加上从事体力劳动的平民、书手、记账人、经商人员,约有l 200人。寺庙经济由上层僧侣控制,已是一种剥削劳动人民的经济形态,但还有公社共同体公有经济的成分。土地还不属于恩西、上层僧侣个人私有。

改革铭文和其他文献中的“伊格·路·杜” (Iginu-duh)意译为“不抬眼的人”或“盲人”。有的学者认为伊格·路·杜是贵族或半自由人。但从这种人常被买卖、按几头或几只计数、担负繁重劳动等情况来看,他们大多数应是奴隶,只有少数例外。

改革铭文和其他文献中还有一种人音译为“苏不路伽尔” (Sub-lugal),意译颇不一致。各家不同译法和解释主要有: (一) “兵士”; (二) “农奴”; (三) “依附民”; (四)“屈节和匍匐于主人面前的人”; (五)认为其地位接近于苏路帕克(苏美尔城市国家之一)的“古鲁什”,是农村公社成员、劳动者,同时又是一般战士。现在不同译解还没有一致起来。弄清“苏不路伽尔”的身份是正确认识改革的关键问题之一。改革铭文提到这种人“掘井”,可见是劳动者;又提到改革前他们受到欺压。改革铭文以外的文献对弄清这种人的身份非常重要。当时神庙有这种人,神庙外也有。他们一般都耕种份地,这很能说明他们的身份是公社成员;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具体从事耕种、播种、灌溉、运粮等劳动,也从事畜牧、捕鱼、手工、建筑等事业。在买卖人口的契约中,未见有买卖苏不路伽尔的记载。在平时,他们是普通劳动者;在战时,他们应征组成轻装兵,地位低于由贵族子弟组成的重装兵。因以上种种情况,我们认为这种人的身份,上述第五种解释较符合实际。这种人受剥削、欺压,但身份是自由人,不是“农奴”、“依附民”;主要身份是劳动者,故也不宜译为“士兵”。

改革前苏不路伽尔的经济地位已严重分化,其中有的全年为神庙劳动,领取口粮。在神庙内一般占份地1.4甘,已较贫穷;神庙外有的有份地2-4甘不等,也不富裕。个别的占地18甘,较富有,但不审详情。多数苏不路伽尔在改革前日益贫困,显然是改革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

卢伽尔安达的暴虐统治加剧了拉格什的阶级矛盾。一方面,国家和当权者加紧压榨平民,增加了捐税,并分派官吏到生产现场征收。 “从宁吉尔苏边境以至于海,到处都有收税人。”管理船民、牧人、渔民的官员由被管理者养活,跟到牧场征收驴羊,跟到渔船上渔网中取鱼,甚至夺取驴羊、船只和渔场;手工业者负担捐税过重而乞讨面包;凡剪得白羊毛必须交给国家或缴纳难得的银子;长官以买为名,侵吞其所管平民的房子、好驴;掌管食品的僧侣进入贫苦妇人的同子强取树木和果子等。这加剧了贵族当权集团和平民的矛盾。另一方面,卢伽尔安达把宁吉尔苏神庙及其经济从上层僧侣手中夺归自己直接掌管,把巴乌神庙及其经济夺归其妻巴拉娜姆达姆名下,把拉格什郊区神庙夺归其子名下,使上层僧侣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这又大大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僧侣贵族和当权贵族的矛盾。与此同时,社会其他矛盾也日益尖锐化。债权人欺压债务人;死者的家庭负担的殡葬费异常沉重;孤儿寡妇备受欺凌;盗窃、强夺、杀人案件增多。这一切,使拉格什社会已难以照旧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