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已经发生的事实

悲伤的情绪是一张向两面观望着的脸，一面朝着恐怖，一面朝着怜悯，而这两者都不过是它的两个不同的阶段。

——［美］詹姆斯·乔伊斯

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在密苏里州西北部的一间荒废的老木屋的阁楼上玩。当我从阁楼爬下来的时候，先在窗栏上站了一会，然后往下跳。我左手的食指上戴着一个戒指。当我跳下去的时候，那个戒指钩住了一根钉子，把我整根手指拉脱了下来。

我尖声地叫着，吓坏了，还以为自己死定了，可是在我的手好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为这个烦恼过。再烦恼又有什么用呢？我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现在，我几乎根本就不会去想，我的左手只有四个手指头。

几年前，我碰到一个在纽约市中心一家办公大楼里开货梯的人。我注意到他的左手齐腕砍断了。我问他少了那只手会不会觉得难过，他说：“噢，不会，我根本就不会想到它。只有在要穿针的时候，才会想起这件事情来。”

令人惊讶的是，在不得不如此的情况下，我们差不多都能很快接受任何一种情形，以使自己适应，或者整个忘了它。

我常常想起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一座15世纪的老教堂，它的废墟上留有一行字：

事情既然如此，就不会是别的样子。

在漫长的岁月中，你我一定会碰到一些令人不快的情况，它们既是这样，就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我们也可以有所选择。我们可以把它们当做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加以接受，并且适应它，或者我们可以用忧虑来毁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最后可能会弄得精神崩溃。

下面是我最喜欢的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所提出的忠告：要乐于接受必然发生的情况，接受所发生的事实，是克服随之而来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伊丽莎白·康奈利老夫人，却经过很多困难才学到这一点。下面是一封她最近写给我的信：

在英国庆祝陆军在北非获胜的那一天，我接到国防部送来的一封电报，我的侄儿——我最爱的一个人——在战场上失踪了。过了不久，又来了一封电报，说他已经死了。

我悲伤得无以复加。在那件事发生以前，我一直觉得生命对我多么美好，我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努力带大了这个侄儿。在我看来，他代表了年轻人美好的一切。我觉得以前的努力，现在都有很好的收获……然后却收到了这些电报，我的整个世界都粉碎了，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我活下去。我开始忽视自己的工作，忽视朋友，我抛开了一切，既冷淡又怨恨。为什么我最疼爱的侄儿会离我而去？为什么一个这么好的孩子——还没有真正开始他的生活——就死在战场上？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我悲痛欲绝，决定放弃工作，离开我的家乡，把自己藏在眼泪和悔恨之中。

就在我清理桌子、准备辞职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封我已经忘了的信——一封从我这个已经死了的侄儿那里寄来的信。是几年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写来给我的一封信。“当然我们都会想念她的，”那封信上说，“尤其是你。不过我知道你会撑过去的，以你个人对人生的看法，就能让你撑得过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你教我的真理：不论活在哪里，不论我们分离得有多么远，我永远都会记得你教我要微笑，要像一个男子汉承受所发生的一切。”我把那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他似乎就在我的身边，正在向我说话。他好像在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照你教给我的办法去做呢？撑下去，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把你个人的悲伤藏在微笑底下，继续过下去。”

于是，我重新回去开始工作。我不再对人冷淡无礼。我一再对我自己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不过我能够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继续活下去。”我把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用在工作上，我写信给前方的士兵——给别人的儿子们。晚上，我参加成人教育班——要找出新的兴趣，结交新的朋友。我几乎不敢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种种变化。我不再为已经永远过去的那些事悲伤，我现在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快乐——就像我的侄儿要我做到的那样。

伊丽莎白·康奈利夫人学到了我们所有人迟早要学到的东西，那就是必须接受和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不是很容易学会的一课。就连那些在位的帝王们也要常常提醒自己这样去做。已故的英王乔治五世在他白金汉宫的墙壁上挂着下面的这几句话：教我不要为月亮哭泣，也不要因错事后悔。

同样的这个想法，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是这样说的：能够顺从，这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很显然，环境本身并不能使我们快乐或不快乐，我们对周遭环境的反应才能决定我们的感觉。

必要的时候，我们都能忍受得住灾难和悲剧，甚至战胜它们。我们也许以为自己办不到，但我们内在的力量却坚强得惊人，只要肯于加以利用，就能帮助我们克服一切。

已故的布斯·塔金顿总是这样说：“人生加诸我身上的任何事情，我都能承受，但除了一样——失明，那是我永远也无法忍受的。”

但是这种不幸偏偏降临了，在他60多岁的时候，他低头看地上的地毯，发觉他无法看清楚地毯的花纹。他去找了一个眼科专家，证实了那不幸的事实：他的视力在减退，有一只眼睛几乎全瞎了，另一只也好不了多少。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在他身上发生了。

塔金顿对这种“无法忍受”的灾难有什么反应呢？他是不是觉得“这下完了，我这一辈子到这里就完了”呢？没有，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还能觉得非常开心，甚至于还能运用他的幽默。以前，浮动的“黑斑”令他很难过，它们时时在他眼前游过，遮断他的视线，可是现在，当那些最大的黑斑从他眼前晃过的时候，他却会说：“嘿，又是老黑斑爷爷来了，不知道今天这么好的天气，它要到哪里去。”

当塔金顿完全失明以后，他说：“我发现我能承受视力的丧失，就像一个人能承受别的事情一样。哪怕是我五种感官全丧失了，我知道我还能够继续生存在我的思想里，因为我们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看，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生活，无论我们是否清楚这一点。”

塔金顿为了恢复视力，在一年之内接受了12次手术，为他动手术的是当地的眼科医生。他有没有害怕呢？没有，他知道这都是必要的，知道没有办法逃避，所以唯一能减轻他痛苦的办法就是勇敢地去接受它。他拒绝在医院里用私人病房，而住进大病房里，和其他的病人在一起。他试着去使大家开心，而在他必须接受好几次的手术时而且他很清楚地知道在他眼睛里动了些什么手术——他总是尽力让自己去想他是多么幸运。“多么好啊，”他说，“多么妙啊，现在科学的发展已经有了这种技巧，能够为像人的眼睛这么纤细的东西动手术了。”一般人如果经历12次以上的手术和长期黑暗中的生活，恐怕都会变成神经质了。可是塔金顿却说：“我可不愿意把这次经历拿去换一些更开心的事情。”这件事教会他如何接受灾难，使他了解到生命带给他的没有一样是他的能力所能忍受的；这件事也使他领悟了富尔顿所说的“失明并不令人难过，难过的是你不能忍受失明”这句话的道理。

相反，如果我们因此而退缩，或者是加以反抗，或者是为它难过，我们也不可能改变那些已经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知道，因为我就亲身试过。

有一次，我拒绝接受我所遇到的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我做了一件傻事，想反抗它，结果我失眠了好几夜并且痛苦不堪。我开始让自己想起所有那些我不愿意想的事情，经过这样一年的自我虐待，我终于接受了这些不可能改变的事实。

我应该在几年前就朗诵惠特曼的诗句：“哦，要像树和动物一样面对黑暗、暴风、饥饿、欺骗、意外和挫折。”

我并不认为，面对任何挫折都要低声下气，那样就是一个宿命论者了。不管处于何种情况，只要还有一点儿挽回余地，我们就要不断地奋斗。但是，当常识告诉我们，事情不可避免，也不会出现任何转机时，那么最理智的做法就是，不要庸人自扰。

哥伦比亚大学的赫基斯院长已去世了很久，他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天下疾病多，根本数不清，

有的可以治，有的没办法。

如果还有救，就该把药找，

如果治不好，干脆就忘掉。

我在写这本书时，曾采访过很多著名商人。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多半都能接受无法避免的局面，让自己的生活始终无忧无虑。如果他们不具备这种能力，很快就会被巨大的压力打垮。潘尼就是很好的事例。

他创办了遍布全美的连锁店，他说：“就算我赔光了所有的钱，也不担心，因为忧虑不能带给我任何东西，我只能尽量把工作做好，至于结果，就交给上帝了。”

亨利·福特说过一句类似的话：“如果我遇到处理不了的事情，就让属下自己解决。”凯乐先生则说：“如果我碰到非常棘手的事情，只要有办法解决，就会尽力去做；如果没办法，干脆就忘掉它。我从不为未来忧虑。因为没人知道未来会如何，影响它的因素太多，何必白白浪费时间呢？”

如果你认为凯乐是个哲学家，他一定会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个出色的商人——他是克莱斯勒公司的总经理。不过，他这种理论和古罗马大哲学家伊匹托塔斯的差不多，后者告诫罗马人：“快乐之道没有别的，仅仅在于不为办不到的事情忧虑。”

莎拉·班哈特也是深谙此道的女子，50年来，她始终是四大州歌剧院独占鳌头的皇后，世界观众深深地崇拜她。71岁那年，她破产了，而且必须锯掉双腿。当医生波基教授把这个可怕的消息告诉莎拉时，他以为莎拉一定会暴跳如雷。但事实出乎他的意料，莎拉仅仅看了他一眼，然后平静地说：“如果没有其他选择，那就只好这样了。”

莎拉进入手术室前，她的儿子在一边痛哭流涕。她却挥着手说：“别走开，我马上就出来。”一路上，她为医生、护士朗诵自己的台词，让他们放松。莎拉说：“他们的压力比我大得多。”

莎拉·班哈特恢复健康后，继续周游世界，让她的观众们疯狂了7年。

爱尔西·麦克密克在《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里说：“当我们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节省精力，创造更加丰富的生活。”

任何人都不会有足够的情感和精力来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实，同时创造新的生活。你只能在两者之间选其一：你可以在生活中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暴风雨之下弯腰曲身，或者你可以抗拒它们而被摧毁。

我在密苏里州自己的农场上就看过这样的情景。当时，我在农场种了几十棵树，起先它们长得非常快，后来一阵冰雹下来，每一根细小的树枝上都堆满了一层厚重的冰。这些树枝在重压下并没有顺从地弯下来，却很骄傲地硬挺着，最后在沉重的压力下折断了——然后不得不被毁掉。它们不像北方的树木那样聪明。我曾经在加拿大看到过长达好几百英里的常青树林，从来没有看见一棵柏树或是一株松树被冰或冰雹压垮。这些常青树知道怎么去顺从，怎么弯垂下它们的枝条，怎么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情况。

日本的柔道大师教他们的学生“要像杨柳一样柔顺，不要像橡树一样直挺”。

你知道汽车的轮胎为什么能在路上支持那么久，忍受得了那么多的颠簸吗？最初，有的人想要制造一种轮胎，能够抗拒路上的颠簸，结果轮胎不久就被颠簸成了碎块。后来他们做成一种轮胎，可以吸收路上所碰到的各种压力，这样的轮胎可以“接受一切”。如果我们在多难的人生旅途上，也能承受所有的挫折和颠簸的话，我们就能够活得更长久，并能享受更顺利的旅程。

如果我们不顺服，而是反抗生命中所遇到的各种挫折，那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答案非常简单：我们就会产生一连串内在的矛盾——忧虑、紧张，并且急躁而且神经质。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抛弃现实世界的各种不快，退缩到一个我们自己创造的梦幻世界中，那么我们就会精神错乱、心神不宁了。

在战时，成千上万的心怀恐惧的士兵只有两种选择：他们要么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要么在压力之下崩溃。让我们举个例子，下面这个故事是威廉·卡塞纽斯在纽约成人教育班上所说的一个得奖的故事：

“我在加入海岸警备队后不久，就被派到大西洋边的一个单位。他们安排我监管炸药。想想看，我——一个卖小饼干的店员，居然成了管炸药的人！光是想到站在几千几万吨TNT上，就足以把一个卖饼干的店员连骨髓都吓得冻住了。我只接受了两天的训练，而所学到的东西让我的内心更加充满了恐惧。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执行任务时的情形。那天又黑又冷，还下着雾，我奉命到新泽西州贝永的卡文角执行任务。

“我奉命负责船上的第五号舱，并且和五个码头工人一起工作。他们身强力壮，可是对炸药却一无所知。他们正将重2000~4000磅的炸弹往船上装，每一个炸弹都包含一吨的TNT，足够把那条老船炸得粉碎。我们用两条铁索把炸弹吊到船上，我不停地对自己说，万一有一条铁索滑溜了，或是断了，噢，我的妈呀！我可真害怕极了。我浑身颤抖，嘴里发干，两个膝盖发软，心跳得很厉害。可是我不能跑开，因为那样就是逃亡，不但我会丢脸，我的父母也会丢脸，而且我可能因为逃亡而被枪毙。我不能跑，只能留下来。我一直看着那些码头工人毫不在乎地把炸弹搬来搬去，心想船随时都会被炸掉。在我担惊受怕、紧张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终于开始运用我的普通常识。我跟自己好好地谈了谈，并说：‘你听着，就算你被炸死了，又怎么样？你反正也没有什么感觉了。这种死法倒痛快得很，总比死于癌症要好得多。不要做傻瓜，你不可能永远活着，这件工作不能不做，否则要被枪毙，所以你还不如做得开朗点。’

“我这样跟自己讲了几个小时，然后开始觉得轻松了些。最后，我克服了我的忧虑和恐惧，让自己接受了那不可避免的情况。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段经历，现在每逢我要为一些不可能改变的事实忧虑的时候，我就耸下肩膀说：‘忘了吧。’”

好极了，让我们欢呼三声，再为这位卖饼干的店员多欢呼一声。

“对必然之事，且轻快地加以承受。”这句话是在耶稣基督出生前399年说的。但是在这个充满忧虑的世界，今天的人比以往更需要这句话：“对必然之事，且轻快地加以承受。”在忧虑摧毁你以前，先改掉忧虑的习惯，第四项规则是：

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