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橘核
我粗略地浏览了一下1882年至1890年间我保留下来的有关福尔摩斯破案的记录和笔记，忽然觉得眼前有趣的素材实在太多了，居然不知该从哪儿人手选择。有些案情经过报纸杂志的渲染已经家喻户晓，也有些案件虽然未能给他提供施展出色才华的余地，但却成了那些杂志报纸争相报道的主题。还有一些案件，即便是他也只是弄清楚了当中的部分环节，并且还有很多分析还只是猜测而已。比如有这样一个案子，不但情节离奇，而且结局也相当特别。虽说此案的有些真相至今是个谜，并且可能永远是个谜，但我还是不禁想讲出来让更多人分享。
1887年，我们曾经手了一系列案件，无论有趣与否，当时我对它们都做了较详细的记录，并保留至今。这些记录的标题里，有下列记载： “帕拉多尔大厦案”、 “业余乞丐团案”，这个团伙在一个家具店的地下室里拥有着一个豪华奢侈的“俱乐部”； “美国帆船‘苏菲·安德森，号失事真相案”； “格拉斯·彼得森巫法岛奇案”；还有“坎伯韦尔放毒案”。我记得在最后这个案子里，当福尔摩斯给死者的表上发条时，发现两个小时之前这表的发条就已经被上紧了，因此说明死者在那段时间已经上床休息。这个推论最后成为澄清案子的关键。所有这些案子，今后可能会有那么一天，我将全部整理、简述出来。但其中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案子会比我现在要执笔写出的更错综复杂。
那时刚好是9月下旬，秋分时节的雨非常猛烈，狂风暴雨侵袭了一整天的工作热情，不得不屈服于大自然的威力。它仿佛是被关在铁笼里还没驯服的猛兽，在拼命透过人类文明的栅栏向世界狂吼。疾风暴雨随着夜幕的拉开变得更加猛烈，风就像壁炉烟囱里发出的婴儿般的哭声，一会儿低低地饮泣，一会儿又大声狂啸。福尔摩斯心情抑郁地坐在壁炉的一端，正在编定罪案记录的索引目录，我则在另一边埋头阅读着克拉格·拉塞尔著的关于海洋的一篇精彩小说。此时，屋外的狂风怒吼以及倾盆大雨似乎也渐渐变成了海浪的冲击声，仿佛与小说的主题遥相呼应，融为一体。我太太当时回表亲家省亲了，所以这些天我又成了贝克街我那故居的房客。“嘿，”我抬头对我的同伴说， “门铃确实是在响，今晚会有谁来呢？你的朋友？”
“除了你，我还有什么朋友？况且，我也不希望总有人来访。”他说。
“那，应该是你的委托人吧？”
“如果是委托人，那案情肯定很严重，否则这时候谁会愿意出来？也许是房东太太的朋友吧。”
福尔摩斯猜错了，因为过道上很快响起了脚步声，接着就有人来敲门了。他伸手把照亮自己的那盏灯转向客人就要坐的那把椅子，然后说： “请进。”
进来一位大约二十二岁左右的年轻人，他穿着整洁，举止落落大方，手里的伞不断有水淌下来，身上的雨衣闪闪发光，看来的确是冒着狂风暴雨过来的。灯下，他焦急地打量了一下周围，这时我发觉他的脸色很苍白，两眼下垂。这种眼神往往是一个被巨大忧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表现。
“我应该说抱歉，”他边说边戴上了一副夹鼻的金丝眼镜， “希望我没有打扰您。我担心泥水会弄脏了您整洁的屋子。”
“把您的雨衣和伞给我吧，我把它们挂在钩子上，一会儿就会干。”福尔摩斯说， “我猜你是从西南方来的吧？”
“对，我从霍尔舍姆来。”
“我根据你鞋上粘的泥土猜到的。”
“我是专门来向您请教的。”
“客气。”
“我确实需要您帮助我。”
“那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久闻福尔摩斯的盛名，卡斯特少校告诉了我您当初怎样从坦克维尔俱乐部丑闻案中把他解救出来。”
“对，是那样的，有人诬陷他用假牌行骗。”
“他说任何问题您都可以解决。”
“他太夸张了。”
“他还说您是位常胜将军。”
“我也失败过——有三次败给了几个男人，一次败给了一个女人。”
“可是，这完全不能与您无数次的胜利相提并论。”
“对，通常说来，我还算是成功。”
“这样说来，我这个案子您应该也会成功。”
“请把椅子挪过来一点，谈谈你案子的情况。”
“不是一件普通的案子。”
“来这里谈的案子都不普通，我这里都快成最高上诉法院了。”
“可是，我想问一下，先生，在您处理的案子里，有没有比我家族中发生的这些事件更神秘难解的？”
“您说的我很感兴趣，请先给我讲一些主要的事实，然后我将问您一些我认为最重要的细节。”福尔摩斯说。
他说： “我叫约翰·奥彭肖，事实上我自己与这件可怕的案子并没有什么联系，那是上代人留下来的问题，我将从事情的开头讲起，以便你们充分了解。
“我爷爷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我伯父伊莱亚斯，另一个是我父亲约瑟夫。我父亲在卡文特里开了一家小工厂，在自行车问世之后，他抓住时机扩大了工厂，并享有奥彭肖防破车胎的专利，所以生意很好。后来他出让了工厂，从而获得了一笔巨款并过上了很富裕的生活。
“我伯父伊莱亚斯年轻时曾侨居美国，后来成为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种植园主。听说他经营得不错，南目暑光战争时，他在杰克逊麾下作战，并升为上校，隶属胡德部下。南军统帅罗伯特·李投降后，他离开部队，又回到了种植园。三四年后，大约是1869年到1870年的样子，他回到了欧洲，在苏塞克斯郡的霍尔舍姆附近买了一小块地。其实他在美国发过大财，离开那里是由于他讨厌黑人，也不赞成共和党赋予黑人选举权。他这人凶恶残暴，发怒时话语粗俗，性情十分古怪。生活在霍尔舍姆这几年，他几乎足不出室，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去过城里。他拥有一个花园和两三块地，可以天天在里面做运动，锻炼身体。他经常几个星期不出家门，但烟瘾很大，喜欢喝白兰地酒。他非常不喜欢社交，不交朋友，连唯一的亲弟弟也不来往。
“至于我，虽然他显得不太关心，但实际上我感觉他还是喜欢我的。因为他第一次看到我时，我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那时是1878年，他回国已经八九年了，非常希望我父亲能同意让我跟他一块儿生活。他也在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疼爱我，清醒时，他喜欢跟我一起斗双陆，下象棋，还同意我代表他对家里家外的事情做决定。所以到十六岁时，我俨然是一个小当家了。我保管着所有的钥匙，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只要不影响他的隐居生活就可以。可是也有例外，那就是阁楼上的许多房屋中，有一间房堆放着破旧的杂物，它长年累月都锁着，不允许任何人进去。我曾经好奇地透过钥匙孔向房内窥探，但除了一堆破旧的箱子和包袱外．并未看到其他任何东西。
“1883年3月的一天，他收到了一封贴有外国邮票的信，这对他来说似乎很不寻常，因为他没有任何朋友，账单从来都是付现款，从不用信函。他拿起信来十分诧异地说： ‘从印度寄来的，邮戳是印度南部港口城市本地治里的，怎么会呢？’他急忙拆开信，信封里掉出五个干瘪的橘核，我刚要发笑，却见他张着嘴唇，瞪大双眼，脸就像死灰一般，我脸上的笑容也被他吓得僵在那里，只听他尖叫起来： ‘KKK！上帝呀，真是罪孽难逃。’
“‘死亡！，说着他站起身回了自己房间，只留下吓得目瞪口呆的我。我拾起信封，在信封口盖里面，就是涂胶水的上端，发现了用红墨水写的三个潦草的K字。除了那五个干小的橘核，里面没有其他东西，究竟是什么把他吓成这样呢？我上楼时，他刚好下来，一手拿着楼顶专用的破旧钥匙，另一只手上是一个钱盒一样的小黄铜匣子。
“‘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赢我也没那么容易。’他发誓一样说道，‘让玛莉今天把我房间里的壁炉升起火来，然后派人把霍尔舍姆的福德姆律师请来！’
“我按他说的做了。律师来了之后，他把我叫到他房里，壁炉里炉火烧得很旺，里边有一堆烧尽的黑色纸灰。那个黄铜的小匣子敞着盖放在一旁，里面什么也没有，我看了一下匣子，非常惊讶，盖子上清晰地印着我在信封上见到的那三个K字。
“‘约翰’，伯父说， ‘希望你能作为我遗嘱的见证人。我将把我全部产业，包括好的与不好的，都留给你父亲，即我弟弟。将来你会从他那里继承到。你如果能顺利地拥有它，那最好了。可是，如果事与愿违，那就最好把它留给你的敌人。我很抱歉留给你一个有两重意义的东西，但我也不确定事情会怎么发展。你现在就在福德姆律师指的地方签上你的名字。’
我在在律师指定的地方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律师就拿走了遗嘱。您应该能想到，这事给我造成的心理压力，我怎么想也想不通其中的奥秘，却又没办法从这事带来的恐惧中脱身。虽说随着时间的流走，这种感觉会淡一些，况且我们的生活也未受到任何影响。可我还是发觉从这之后，我伯父的行为跟以前大不相同了，他喝酒比以前更厉害了，而且大多数时间都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也更加不喜欢去社交场所。有时候，他又像发了疯似的，拿着左轮手枪在屋里屋外横冲直撞，大吼大叫，嘴里说着他谁都不怕，还说不管是人是鬼，谁都不可以把他像绵羊似的囚禁起来。疯狂过后，他又慌忙躲迸屋里，插上门闩并锁上锁，好像内心充满恐惧，无法再虚张声势地伪装下去一样。每当这时，即便在寒冷的冬天，他脸上都会冷汗淋漓，仿佛刚从水盆里出来。
“噢，不能继续考验您的耐性了，福尔摩斯先生，还是讲一下结局吧。有天夜里，他又发酒疯了，忽然跑了出云，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在花园的一端，一个泛着绿色污水的坑里找到了他，他脸向下俯趴着。坑内的水不过两英尺深，没发现任何暴力痕迹。根据他平时的古怪行为，陪审团断定他是自杀。但我知道他一直是个挺怕死的人，不大相信他会自寻短见。即使这样，事情还是过去了。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全部遗产，包括地产以及约一万四千镑的银行存款。”
“请稍等，这是我听过的又一桩奇案。请把您伯父接到信的日期和所谓的自杀的日期告诉我。”
“他在1883年3月10日收到信，死在七周后的5月2日。”
“谢谢，请继续说。’
“我父亲接管霍尔合姆那座房子时，我建议他好好检查一下长年上锁的阁楼。在那里，我们发现了那个黄铜匣子，里面的东西被毁掉了，匣盖里有个写着KKK三个大写字母的纸标签，下面还有‘信件、收据、备忘录和一份记录’等字样。我们想，从这些文字上大概能推断出奥彭肖上校所销毁文件的性质。顶楼上，除了一些散乱的文件和记载我伯父美洲生活的笔记本外，其他东西都不重要。在这些凌乱的文件中，有的记录着战争情况和他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事迹，另外就是战后重建南方时与政治有关的一些文字。当时，我伯父显然是参力日了反对来自目暑光方的那些政客的斗争。
“1884年初，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去住，直到1885年1月，一切都还如意。元旦后的第四天，我们正在桌旁吃早餐时，突然听到父亲尖叫了一声，只见他拿着一个刚打开的信封，另一只手里竟是五颗又干又小的橘核。我平时一提到伯父的那些奇遇他总觉很荒谬，可今天他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父亲吓得不轻，显得面无人色，神情恍惚。 ‘天哪，约翰，这是怎么回事？’他结结巴巴地问。
“我的心也沉重得跟铅块一样。 ‘这是KKK。’我回答。
“他看了看信封的为层，叫道： “是的，是这些字母，里面还写了什么吗？”
“‘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站在父亲身后面读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又问。
“‘应该是花园里的日晷仪，其他地方没有，’我说， ‘文件一定是指那些被毁掉的东西。’
“呸！这里是文明国度，不允许这么无法无天！’他大着胆子说， ‘这东西是哪儿来的？’
“我看了看邮戳，说： ‘从苏格兰的敦提市来的。’
“‘简直是个荒唐到家的恶作剧，’他说， ‘我和文件、日晷仪有什么关系！我向来不去管这种无聊事。’
“我说： ‘咱们应该报警。’
“‘这种事也要报警？荒谬！我绝不报警。’
“‘那让我去报吧。’
“‘不，不许你去，传出去让人笑话。’
“他是个非常顽固的人，和他争辩只会白费口舌，我只好走开，但心里很不安，总感觉有什么大祸就要来临。
“收到信后第三天，我父亲去看他的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那人在普茨坦山的一处堡垒当指挥官。他的出访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觉得他离家就能远离危险。可我想错了，他出去的第二天，少校拍了封电报给我，叫我立刻赶去。父亲摔倒在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附近有很多这样的矿坑。他躺在里面不省人事，头骨也摔碎了，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很明显，黄昏前他从费尔哈姆回来，因为不熟悉乡间小路，白垩坑又没有护栏，所以失足掉了进去。验尸官快速判定为‘意外致死’。我小心地检查了可能与他死亡有关的所有细节，但并未发现能支持谋杀意图的任何事实。现场也没有脚印或暴力迹象，没有发生抢劫，更没有出现陌生人的记录。可就算我不说您也明白，我的心情很难平静。我肯定，有人在他周围策划了什么阴谋。
“我在这种情况下继承了财产。您可能会问我干吗不把它卖了，答案是我确信是伯父生前的某些意外事件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灾难。因此，无论住在哪所房子，祸事都会威胁到我们。
“我父亲是在1885年1月遭遇不幸，到现在已经两年零八个月了。这段时间，我在霍尔舍姆过得还算平静。我甚至怀有这样的侥幸心理：灾难已经远离了我家，它同我的上一辈人一起埋葬了。可没想到这种自我安慰早了一些。昨天上午，灾难又一次降临，情况与当年我父亲遇到的一模一样。”
年轻人走到桌旁，掏出了一封揉皱的信，从里面倒出五个干瘪的橘核。
“就是这个信封，”他继续说，“邮戳是伦敦东区。信封里还是KKK三个字，跟我父亲收到的一样，也有‘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的字样。”
“您采取过什么措施吗？”福尔摩斯问。
“没有。”
“没有？！”
“实话说吧，我觉得没什么办法。”他低着头，用消瘦而苍白的手捂着脸， “我认为自己好像是可怜的兔子遇到了毒蛇，似乎陷进了一种不可抗拒、异常残暴的魔爪之中。这魔爪防不胜防。”
福尔摩斯说： “先生，您得采取行动，否则很危险。您现在不应该唉声叹气，必须振作起来，否则没有什么能挽救您。”
“我曾去找过警察。”
“啊！”
“但听我说完之后，他们只是笑了一下。我觉得他们有了思维定式，认为那些信都是恶作剧，就像验尸官说的，我两位亲属的死都是意外事故，所以没有必要与那些前兆联系在一起。”
“简直蠢得不可理喻！”福尔摩斯挥拳喊道。
“不过他们派了一名警察，陪我一起住在那所房子里。”
“今晚他跟您一起出来了吗？”
“没有，他们要求他就待在屋里。”
福尔摩斯又一次愤怒地挥起了拳头。
他吼道： “那您为什么又来找我？更重要的是，您刚开始怎么不来找我？”
“我不知道啊。今天，我把困境对普林德卡斯少校说起时，他才叫我来找您的。”
“您收到信已经两天了，这以前我们就该有所行动，除了您刚才说的之外，还有其他更有用的细节吗？”
“有一件，”约翰·奥彭肖说，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褪色的蓝纸，摊开摆在桌上。他说： “我记得，我伯父那天焚烧文件时，我在纸灰堆里看见了一些小的没烧到的文件，纸边是这种颜色。我在我伯父房间的地板上捡到了这张纸。我觉得这是从那些文件里掉出来的，因此没有被烧掉。上面除了提到橘核外，看不出有其他线索。它也许是私人日记中的一页，是我伯父的笔迹。”
福尔摩斯把灯移了一下，我俩一起弯腰看那张纸。边上参差不齐，确实是从某个本子上撕下来的，上面写着“1869年3月”字样，下面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四日：赫德森来。抱着同样的旧政见。
七日：把橘核交给圣奥古斯丁的麦考利、帕拉米诺、约翰，斯温。
九日：麦考利已清除。
十日：约翰·斯温己清除。
十二日：访问帕拉米诺，万事顺利。
“谢谢！”福尔摩斯说，然后叠好那张纸还给了年轻人， “您现在一分钟也不能耽误，我们甚至连讨论一下您说的情况的时间都没有了，您马上回家，开始行动。”
“我该怎样做？”
“只须做一件事，并且马上去办。您把这张给我们看过的纸放在您说的那个黄铜匣里，而且再放一张便条说明文件除了这张以外，都被您伯父烧毁了。做完这些，马上照信上说的把匣子放到日晷仪上，知道吗？”
“知道了。”
“您先不要想报仇的事，我认为我们能通过法律达到目的。他们既然布下了网，我们就必须采取措施。但首先要解除您现在面临的危险，其次才是揭露秘密，打击犯罪团伙。”
“谢谢，”年轻人起身穿好雨衣，“我会按您说的去做，是您给了我新的生命和希望。”
“您要抓紧时间，同时还得照顾好自己，因为我觉得有一种极现实的危险正威胁着您，您怎样回去？”
“从滑铁卢火车站坐火车回去。”
“现在还没到九点，街上还有很多人，因此我觉得你会平安无事的。但是，无论如何都要小心。”
“我身上带了枪。”
“太好了，明天我就开始办理您的案子。”
“那我在霍尔舍姆等您？”
“不，该案的关键在伦敦，我要在伦敦寻找线索。”
“那过一两天我再来拜访，告诉您那铜匣子和文件的事，我会按您说的去做的。”然后，他和我们握手告别。门外狂风依旧，倾盆大雨不停地敲击着窗户。这个离奇的故事好像随暴风雨而来——像一片落叶被狂风吹到我们身上，现在又被凶猛的暴风雨带走了。福尔摩斯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头向前倾，眼睛盯了一会儿壁炉里红彤彤的火焰。接着，他又点上烟斗，靠着椅子，开始望着烟圈一个接一个升向天花板……
“华生，我觉得在遇到的所有案子里，这件最令人摸不清头脑。”他说。
“也许吧，除了那个‘四个签名’的案子。”
“哦，是的，可我觉得这个约翰·奥彭肖似乎比当时舒尔托面临的危险更大。”
“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危险，你有明确的看法吗？”我问。
他说： “性质是确定的。”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KKK究竟是谁？为何要不断纠缠这个不幸的家庭？”
福尔摩斯闭上眼，手肘放在扶手上，手指并拢说： “一个理想的推理家可以根据事实的一方面，推断出其他各个方面，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后果。就跟动物学家居维叶能根据一块骨头准确描绘出一只完整的动物一样。要是一个观察家能完全掌握一系列事件中的某个环节，也许就可以正确地推理出其他环节。现在，我们还未获得只有通过理性判断才能得出的结果，单凭直觉，肯定会失败。推理家要想使这种功力达到无与伦比的地步，就必须善于利用他所了解的所有事实。这并不难理解，一切艺术都需要知识。即便现在有了免费教育和百科全书，但我们还是很难对所有事物都全面了解，一个人要学到对他有用的一切知识不是不可能。我一直在努力，我还记得有一次你还精确地指出我了的局限性，在我们刚结交时。”
“是的，”我边回答，边笑了，“那是我列的一张记录表，很有意思。我记得：哲学、政治和科学给你打了零分；植物学说不准；地质学，仅就伦敦50英里以内地区，造诣可以说很深；推理学，非常独特；解剖学，没有系统；惊险文学和罪行记录，应该是无与伦比的；是小提琴音乐家、剑术运动员、拳击手、律师；是可卡因和香烟的自我毒害者。这些要点都是我分析出来的。”
福尔摩斯听到最后一项时大笑起来，“嗯，像以前说的一样，”他说， “我现在还是要说：一个人必须把他可能需要的东西提前储存在头脑里，其他的，则可以放到藏书室，需要时，随取随用。为了今晚接的这个案子，我们现在就要把所有资料集中在一起。麻烦你把书架上美国百科全书K字部那本递给我。谢谢！我们来研究一下当前的情况，看看能得出什么结论。首先从这个有充足依据的假设开始——奥彭肖上校离开美国的原因。他这样年纪的人通常不会随便改变以往的习惯，并且我认为他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佛罗里达的舒适环境而回到英国来过孤寂的乡村生活。不过他又对英国孤独的乡村生活表现出极度热爱，恐怕也正暗示出他心里害怕某人某事，但因躲避成功而欣慰。于是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他是因为害怕什么东西才离开美国。至于他怕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他和他继承人收到的信件上来推断。你注意到那些信封的邮戳了吗？”
“第一封寄自本地治里，第二封是敦提，第三封是伦敦。”
“确切地说是伦敦的某个地区，你能推断出什么来吗？”
“这几个地方都是海港，所以写信的人也许在船上。”
“太对了，我们有一条线索，毫无疑问，写信人当时很可能在船上，我们现在来考虑第二点。本地治里那次，从收到威胁信到出事，经过了七个星期，而敦提仅过了三四天，这说明了什么？”
“因为前者旅程更远。”
“可是，信件也要经过很远的路程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至少可以有这样的假设：那人或那伙人是坐一艘帆船，那些看来奇异的信号是他们在出发前放出的。你瞧，信号从敦提发出后，紧接着就出事了，多快呀！如果他们乘轮船从本地治里来，那信件会和他们一块到达。可事情证明，七周后才发生事情，因此我觉得信是由邮轮运来的，而写信人则是乘帆船来的。”
“很有可能。”
“不只是可能，事实也许就是这样。你现在明白这事的紧迫性了吧。我叫小奥彭肖提高警惕也是这个原因。灾难随着发信人行程的结束而来到，这次信从伦敦来，所以我们不能耽搁时间。”
“天哪！这种令人发指的杀人害命到底是为什么？”我叫道。
“奥彭肖的文件对帆船里的人来说可能生死攸关。事情很清楚，他们肯定不是一个人，一个人不可能做到连杀两人而不留痕迹。而且他们的杀人手段居然可以蒙骗过验尸官及陪审团这么多人的眼睛。因此，一定有同伙，并且都是有勇有谋的人。不论文件藏在哪里，他们都非要弄到手。估计KKK不是一个人名字的缩写，而是某个团伙的标志。”
“是什么团伙的标志呢？”
福尔摩斯倾身向前，低声问我： “你听说过3K党吗？”
“没听过。”
“看这里，”福尔摩斯打开膝盖上的书，念道：
“克尤，克拉克斯·克兰，最早系模仿来福枪扳机扣动之声演绎而来。它是在美国南北战争后，由南部各州的前联邦士兵组成的一个秘密团体，全国都有其分会。其中在田纳西、路易斯安那、卡罗来纳、佐治亚、佛罗里达州比较引人注目。其势力主要致力于政治目的，如恐吓黑人选民，谋杀或驱逐那些反对他们政治观点的人等。在施行暴行前，他们一般会先寄一些奇形怪状但还可以辨别的东西给受害人作为警告，譬如一小根带叶的橡树枝、几粒西瓜子或几个橘核。受到警告的人，可以公开宣布放弃原来的观点，或逃到国外。但假如不理不睬，就势必会被杀害，而且被杀方式多数出人意料。该团体组织严密，使用的方法极为系统，所以在各次案件中，从未有人幸免于难，也从未有嫌疑人被追查到。美国政府及南方上层社会虽作过很大努力，但至今未能制止。几年间，该组织滋长、蔓延之势更甚。直到1869年，3K党突然垮台，此后暴行仅存余波。
福尔摩斯放下手中的书说： “看出来了吧，这个团体是在奥彭肖携文件逃离美国时垮台的，两件事也许有因果联系。难怪总有人死咬着奥彭肖和他的家人不放。可以理解，这些记录和日记牵涉到了美国南方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果不重新找回，有的人恐怕连觉都睡不好。”
“那，我们看见的那一页……”
“跟我预料的差不多。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上面曾写了‘送橘核给A、B和C，其实这意味着已经把警告送给了那三个人。然后又写：A、B已经清除或者已经出国；最后还说访问过c，这恐怕意味着c已遭不测。喂，医生，看看这黑暗的世界吧，让我们给它带去点光明。我确信，此时小奥彭肖正照我说的去做，这也是他唯一的机会。今晚的事就这样了，现在请把小提琴递过来，让我们暂时把这烦人的天气和同胞的不幸遭遇放到一边吧。”
第二天早晨，天晴了。太阳透过朦胧的云雾在这个城市上空散发着柔和的光芒。我下楼时，福尔摩斯已经在那儿坐着吃早餐了。
“原谅我没等你一块儿吃，”他说，“小奥彭肖的案子会使我忙上一整天。”
“你准备怎么干？”我问。
“这得看我初步调查的结果，也许我会去一趟霍尔舍姆。”
“你不直接去吗？”
“不，我得先从城里查起，你拉一下铃，女佣会给你送咖啡来。”
我边等咖啡，边拿起桌上未打开的报纸看起来。突然，我的目光停在了一个标题上，心里不禁打了个寒噤。
我叫道： “福尔摩斯，你迟了一步。”
“啊！”他放下杯子说， “我正担心这个，究竟怎么回事？”他说话时看起来很平静，但我知道，其实他心里十分紧张。
奥彭肖的名字和“滑铁卢桥畔的悲剧”这个标题吸了我的注意力，报道的内容如下：
昨晚九点到十点之间，H区警员库科在滑铁卢桥附近执勤时，忽然听到有人落水及呼救的声音。当时恰逢狂风暴雨，四周漆黑一片，所以尽管数人参与救援，却仍然以失利告终。警报发出后，经水二警察共同努力，最后捞上来一具尸体，经检验系一名年轻绅士。根据其衣袋中信封判断，此人名为约翰·奥彭肖，生前住在霍尔舍姆附近。据推测，死者可能是着急赶从滑铁卢站开出的末班车，天黑路滑加之匆忙，以致误踩一渡轮小码头的边缘而不慎落水。死者身上未发觉任何暴力痕迹，显系意外事故，此事足以唤起执政当局注意河滨码头之安全。
我们沉默地坐了几分钟，福尔摩斯看上去也很沮丧，那大受震惊的神情我还从未见过。最后，他终于开口讲话了： “我很难过，华生，虽然说起来有些偏狭，可它的确是伤害了我的自尊心。这事怪我，在我有生之年内，我一定会亲手解决掉这帮家伙。他来向我求救，我却打发他走，让他走上死路！……”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在屋内来回不停地走动，始终难以控制激动的情绪，羞愤的表情更是不时浮现在他深陷的双颊之上。只见他一会儿两手交握在一起，一会儿又松开，反反复复。最后他大声说道： “这帮狡猾的魔鬼！到底是用什么诡计把他骗到那里去的？那堤岸根本不是到车站的直达路线啊！况且尽管夜色漆黑，可那座桥上来往的车马行人依然很多。哎，华生，我马上就要出去，等着瞧吧，到最后，看谁会赢！”
“你要去找警察吗？”
“不，我要自己做警察。等把网结好，我们就能够捉苍蝇了。可是一定得结张好网才可以捕捉。”
这一整天我都一直在忙自己的医务工作，天色很晚了才回到贝克街。福尔摩斯还未回来。快到十点时，他回来了，脸色很苍白，看上去筋疲力尽。他跑到碗柜旁，扯了一大块面包下来，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然后又喝了一大杯水。
“你很饿？”我问。
“都快饿疯了！早餐过后我就没再吃东西。”
“没再吃？”
“是呀，一点儿也没吃，没时间吃。”
“事情怎么样了？”
“还可以。”
“有线索了吗？”
“已经在我的掌握之中，小奥彭肖的仇一定可以报。华生，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已经考虑好久啦！”
“你说什么？”
他从柜子里拿了一个橘子，剥了皮，挤出橘核，捡出五个放到一个信封里，并在信封口盖的背面写了“S．H.代J．O．”，最后粘好信封，在上面写了“美国，佐治亚洲，萨瓦纳， ‘孤星号’三桅帆船，詹姆斯-卡尔霍恩船长收”。
“他进港时就会收到这信，”他得意地笑道， “看到这封信，他肯定会夜不能寐，并且会觉得这是他死亡的前兆，就跟奥彭肖碰到的情形一样。”
“这个卡尔霍恩船长究竟是何方神圣？”
“是那群混账的头，搞掉他之后，我会继续搞其他人。”
“你怎么调查出来的？”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大张写满日期与姓名的纸来。
“我去查了劳氏船舶年鉴，还有相关旧档案的卷宗，追查了1883年1月和2月曾在印度本地治里港停过的每艘船以及其离港后的航程，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他说， “从记录上看，这两个月内，有三十六艘吨位较大的船到过那里，其中一艘名为‘孤星号’的帆船引起了我注意，因为记录上说这艘船是在伦敦结关又开走，但奇怪的是，它却用了美国的一个州名命名的。”
“我猜，是得克萨斯州吧。”
“究竟是哪个州，我还没搞清楚，不过我敢肯定它是一艘美国籍帆船。”
“那后来呢？”
“我又查看了敦提港的记录。证实1885年1月， ‘孤星号’确实到达过那里，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推测。接下来我也对目前停靠在伦敦港的船只做了详细地调查。
“结果呢？”
“‘孤星号，上周到过这里。我去艾博特船坞打听时，查出这条船今早已返回萨瓦纳港了。我又发电报给格雷夫森德市，得知这艘船不久之前已经开过去了。因为现在海上是东风，所以我坚信，估计此船目前已开过谷德文森，离怀特岛不远了。”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会捉住他！我调查了，船上只有他与他的两个副手是美国人，其余都是芬兰人和德国人。并且据给他们装货的码头工人讲，他们三人昨晚曾离船上过岸。等他们一到萨瓦纳港，邮船就会把这封信带给他们。而且我已在电报上通知了那里的警察，通报说他们就是这里正在追缉的三名通缉犯，被指控为犯有谋杀罪。”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人为布下的网再精巧，也不可能没有丝毫漏洞。杀害约翰，奥彭肖的凶手再也不可能收到那些橘核了。因此也永远不会知道，这世界上还另有一个比他们更加智慧、坚持的人正在全力追捕他们。那年秋天，风特别凶猛，持续刮了很久。我们一直在等候着萨瓦纳方面有关“孤星号”的消息，但却始终没有音信。后来听说有人在离大西洋很远的地方，在一次海浪退潮后发现了一块破碎的船尾柱，上面刻着“L.S．”两个字母，那应该是“孤星号”的缩写。我们所能打听到的“孤星号”的命运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