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案

一天,在贝克街福尔摩斯的寓所中,我和他分别坐在壁炉两侧。他开口讲道: “亲爱的朋友,生活真是奇妙,要比人们所能想象的一切要奇妙得多。我们都不敢相信这些普普通通的事情确实存在。如果我们可以手挽手飞出窗外,翱翔在这个大城市的上空,去窥视那些正在发生的古怪事情:奇妙巧合、私密阴谋、种种分歧,还有那一连串的惊异事件。这些事情代代都有,结果也不尽一样。那些老套的、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局的小说和这些相比,就变得索然无味,一定会失去销路。”

我说: “这点我不敢苟同,一般说来,刊登出来的案子也都相当无聊,俗不可耐。如今警察的报告都很现实,结局都是既没意思,又缺乏美感。”

“要产生实际的效果就必须得有一定的选择和判断。不过警察的报告中往往就没有这些,只会强调那些地方长官们的陈词滥调,却不去关注整个事件中那些关键细节,而这正是一个优秀的观察家所必需的。”福尔摩斯评价道。

我笑着摇了摇头: “我很理解你的这种想法。周围三大洲所有碰到谜案的人,都来找你这个私家侦探,你自然有机会接触到所有稀奇古怪的事儿。不过,来看这个一一”我从地上捡起一份早报, “我们拿它做个测试。我看到的第一个标题是“虐妻案”,它占了半栏篇幅,不过我不用读就知道它的内容,无非就是第三者插足、丈夫酗酒、对妻子拳打脚踢、弄得伤痕累累,还有一个女方的姐妹或女房东控诉几句。这些记者写出来的东西再拙劣不过了。”

福尔摩斯接过报纸,扫了一眼,说: “说实话,这个例子对你的论点可是非常不利。这是邓达斯夫妇分居案,此案发生时,我仔细研究了一下与此案相关的一些细节。案中的丈夫滴酒不沾,也没有第三者,两口子闹别扭的原因是丈夫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顿饭后都会摘下假牙掷向妻子。照你的说法,这种事是那些普通记者永远也想不到的。来,医生,抽口鼻烟,你必须得承认从你举的这个例子看,是我的观点对了。”

他取出一个旧金鼻烟壶,壶盖中间镶着一块大大的紫水晶,光彩夺目的水晶同他简朴的生活作风格格不入,我忍不住就发了两句评论。

他回答道: “啊,我忘了我们已经有好几周没见面了,这是波希米亚国王送给我的小小纪念品,酬谢我在艾琳·阿德勒相片案中帮了他的忙。”

“那戒指呢?”我看着他手指上夺人眼目的戒指,问道。

“这是荷兰王室送给我的,尽管你一直在好心好意地记录着我那点不起眼的小事迹,可是由于这个案子太过敏感,我还是不方便向你透露。”

我饶有兴致地问他: “那你现在手头上有案子吗?”

“有那么十一二件,可没一件是有意思的。你知道,这些案子都很重要,可是没什么意思。我发现,往往是那些不重要的事件反倒有空间让我去观察枝根细节,分析前因后果,让我的调查有些趣味。而罪行越大的案子,一般来说,犯罪动机越明显,情节也就越简单。这十几件案子中,除了那个从马赛来找我办的案子还相对复杂一点外,其他都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也许再过几分钟就会有好生意送上门来。我要是没弄错,有委托人来了。”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走到打开的两扇百叶窗前,往下望着那条昏暗的伦敦街道。我从他身后看过去,对面人行道上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女人,她围着厚厚的皮毛围巾,就像德文郡公爵夫人那样风姿绰约地歪戴着一顶宽边帽子,上面插着一支大号的卷曲的红色羽毛。穿着这样一身盛装,她神情紧张、迟疑不决地向上望着我们的窗子,身体前后晃着,手指不安地搓弄着手套上的纽扣。忽然,她就像游泳者一跃入水那样匆匆穿过马路,然后我们听到一阵刺耳的门铃声。

福尔摩斯把手中的烟扔进壁炉,说道: “我以前也见过有人有这种表现,像这样在街上犹豫不决,往往是和感情有关的事件。她需要别人的建议,却拿不准是否该把这么敏感的事告诉别人。就算按门铃的方式也有区别,要是这个女的被伤害得很深,她就不会有丝毫犹豫,会急得简直能把门铃线拉断。而当前这种表现说明,这事跟感情有关,可这位女士还不是特别愤怒,只是忧伤或者说迷惘。她马上就会进来给我们解开这个谜团了。”

他正说着,传来一阵敲门声,门童进来通告说玛丽·萨瑟兰小姐来访,而那位女士就站在他瘦小的黑色身影后面,就像是小小的导航船后跟着一艘满帆的大商船。福尔摩斯犬方地向她表示了欢迎,这几乎成了他的标志性态度。然后他随手关上门,向她鞠了一躬,请她在扶手椅上坐下,同时大致打量了她一番。

然后他说: “你本身近视,还要打这么多字,不觉得有点吃力吗?”

她回答道:“起初是很费劲,但现在我不用看按键就知道字母的位置了。”然后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他话里的意思似的,很是吃惊地望着他,宽阔和善的脸庞上露出惊诧的神色。她喊道, “福尔摩斯先生,您听说过我吗?否则,您怎么能知道这些呢?”

福尔摩斯笑着答道: “别担心,我的职业要求我知道一些事情。也许我自己已经练得能够洞悉别人注意不到的地方,否则你怎么会来咨询我呢?”

“我是从埃西里奇太太那里听说您的事迹才来找您的,警察和其他所有人都认为她丈夫已经死了,可以放弃了,而您却轻松地找到了他。福尔摩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帮我一次。我不富裕,不过我除了打字赚的这点钱外,按头衔,每年还能有一百镑的收入。但只要能知道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消息,我愿意把这些钱全都拿出来。”

“那你为何要如此匆匆忙忙前来咨询?”他双手顶着指尖,双眼盯着天花板,问道。

玛丽·萨瑟兰小姐那张茫然若失的脸上又一次闪过了惊讶的神色,说: “我是从家里突然出来的,是因为看到我父亲温迪班克先生对此事竟全然不顾,我就生气出来的。他不去报警,也不来找您,什么也不干,只是说没事,我很生气,故而立马就来找您了。”

福尔摩斯说: “你父亲,一定是继父,因为你们姓不一样。”

“是我继父,尽管这听来挺可笑——他只比我大五岁两个月,可我还是得叫他父亲。”

“你母亲还健在人世吧?”福尔摩斯问。

“她还健在,福尔摩斯先生,我生父过世不久后她就再嫁,并且男方比她要小近十五岁,这让我很不高兴。我生父是托特纳姆法院路的水管商,遗留下相当可观的一笔买卖,由领班哈代先生和母亲共同经营,温迪班克先生来了后就让她把买卖给卖了。他社会地位更高些,是个酒水推销商。由于父亲生前的好信誉,买卖加利息共卖了四千七百英镑。要是父亲还在的话,肯定不止这些。”

我本以为福尔摩斯会对她这些杂乱无章、没头没脑的絮叨感到厌烦,可恰恰相反,他听得非常专心。

这时,他问: “你刚才提到的自己那点收入也是来自这个买卖?”

“不,先生。这个不同,是我在奥克兰的奈德叔叔留给我的。是新西兰公债,利息四分五厘。公债总额共两千五百镑,可我只能动用利息。”

福尔摩斯说: “这事我很感兴趣,由于你每年能收入一百镑这么一大笔钱,再加上做工的收入,你完全可以旅游,也可以每天尽情地享受生活了。我相信一位单身女士每年约有六十镑就足以生活得很好了。”

“福尔摩斯先生,就算比这少得多,我也可以生活得很好。不过,您应该可以理解,我住在家里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所以,跟他们同住时他们就花我的钱。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温迪班克先生每季度把我的利息取出来交给我母亲,我觉得光靠打字挣的钱,我就可以过得好好的。每打一张纸就能挣两便士,每天我往往都能打十五到二十张纸。”

福尔摩斯说: “你的情况已经跟我说得很清楚了。这位是我朋友,华生医生。对他你完全可以像对我一样随意谈话,不必拘束。清跟我们谈一下你和霍斯默·安吉尔先生之间的一切吧。”

萨瑟兰小姐脸上泛起了红晕,局促不安地搓着外衣上的流苏,说: “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一场煤气装配工舞会上,父亲在世时他们常会送他一些票,他过世后他们也没有忘记我们,经常送票给我母亲。温迪班克先生不愿我们去参加舞会,其实他不愿我们外出到任何地方去,即使我想去做礼拜,也会让他勃然大怒。但这次我下定决心前往,我就是要去,他有什么权利阻止我?他说我父亲的所有朋友都会参加舞会,我们不适合去结识那些人,还说我没有合适的衣服参加舞会,可我那件紫色长毛绒礼服几乎就没从衣橱中取出来过。最后,他再没什么其他理由,就去法国出公差了,而我和母亲则和我们过去的领班哈代先生一起去参加舞会了。正是在那里,我认识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福尔摩斯接口道: “我觉得,温迪班克先生从法国回来后,知道你们参加舞会一定很生气。”

“哦,这次,他还好。我记得当时他只是笑笑,耸了耸肩,说不让女人做她想做的事根本没用,她总会有办法去做的。”

“我知道了。我想你在这场舞会上遇到了一位叫霍斯默·安吉尔的先生。”

“是的,先生,那晚我们相识,第二天他来我家问我们前晚是否安全返回,后来我们——福尔摩斯先生,确切地说,是我又和他一起散过两次步。不过,继父回来后,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就再没能到我家来了。”

“没能来?”

“哦,你知道,我继父不喜欢那样。只要可以,他总是不让任何人来家里做客,他总是说,女人应该安于家庭那个小圈子。我以前常对母亲说女人应该有自己的交际圈;可我自己却还没得到。”

“那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呢?他没想想办法来见你吗?”

“呃,父亲一周后还会去法国,霍斯默来信说在他走之前我们最好不要会面,这样更保险,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写信联系。他每天都会写信来,我一早就会把信取过来,这样继父就不知道了。”

“这段时间你跟这位先生订婚了吗?”

“哦,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第一次一起散步时就定了终身。霍斯默·安吉尔先生,他是莱登霍尔街一家营业所的出纳员,并且——”

“哪家营业所?”

“福尔摩斯先生,最糟糕的就是这个了,我根本不知道。”

“那他住在哪儿呢?”

“就在那家营业所。”

“你没有地址?”

“没有,只知道是在莱登霍尔街。”

“那你是怎么把信寄给他的?”

“我寄到莱登霍尔街邮局,留在那里等他去取。他说要是寄到营业所,其他办事员都会嘲笑他跟女人通信。于是我提出可以跟他一样把信打出来寄给他,他还是不同意,说我亲笔写出来的信才有我的气息,打字出来的信让他觉得我们中间隔着一部机器,这就说明他是多么喜欢我,福尔摩斯先生,这些小事情他都能考虑到。”

福尔摩斯答道:“这很能说明问题,我的信条就是, ‘细微之处至为关键’。你还能记起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其他一些小事情吗?”

“福尔摩斯先生,他很腼腆。他说因为不愿引人注意而更喜欢晚上和我一起散步。他谦恭文雅,声音柔和。他告诉我,由于年幼时患过扁桃体炎,咽喉肿大,以致嗓子不好,因而说话含混低沉。他总是衣冠楚楚,不过和我一样,视力不好,只能靠戴有色眼镜来遮挡强光。”

“那么,在你继父温迪班克先生从法国回来后又发生了些什么?”

“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再次来到我家里,提议我们在父亲回来之前结婚。这次他非常认真,要我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不管发生什么,我都要对他忠诚。母亲说他要我发誓是很对的,那代表了他对我的感情。母亲从第一次见到他,就对他很有好感,甚至比我还要喜欢他。他俩商量到要我们在一周之内结婚的时候,我提到了父亲,不过他俩都说不用在乎父亲,事后告诉他就可以了,母亲还说她会跟父亲谈妥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不大喜欢这样。尽管说继父比我大不了几岁,我结婚还要取得他许可,这事听来有点可笑,可是我做什么事情都不想偷偷摸摸,所以我给身在公司波尔多分部的继父写了封信,可是那封信却在婚礼的当天早晨给我退了回来。”

“也就是他没有收到信?”

“没收到,先生,因为信还没到,他就已经动身回英国来了。”

“啊,那太不巧了!哦,你的婚礼安排在周五,是在教堂举行的吗?”

“是的,先生,但一点都不张扬,按照安排,我们在国王街十字路口的圣萨维尔教堂举行婚礼,然后到圣潘克拉斯饭店用早餐。霍斯默乘一辆双轮马车来接我们,不过是我们母女两人,他就让我们乘坐这辆马车,这时街上恰恰只有一辆四轮出租马车,他就坐上了那辆。我们先到教堂,四轮马车随后到达,我们等待他从车里出来,他却没有现身。马车夫从赶车座上下来查看,却发现他人已经不见了!马车夫说怎么也想不到发生了什么,他是亲眼看着他坐进马车的。福尔摩斯先生,这是上周五发生的事,然后我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福尔摩斯说: “我觉得他这样做是对你极大的侮辱。”

“噢,不,先生。他人很好,很善良,不会这么丢下我不管的。要知道,他一上午都在对我说,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要对他忠诚;还说,就算有什么不可预料的事情将我们分开,我也要铭记我的誓约,他迟早都会来找我践约的。婚礼当天早晨说这些,看来很是奇怪,不过发生的这些事就说明这些话是有含义的了。”

“非常确定有某种含义。那就是说,你认为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了?”

“是的,先生。我觉得他肯定预见到了某种危险,否则不会讲那些话的。”

“可你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对吗?”

“一点也不知道。”

“还有一个问题,你母亲怎么看这件事呢?”

“她很生气,并让我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你继父呢?你告诉他了吗?”

“告诉了,他看来和我观点一样,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并认为我肯定还能有霍斯默的消息的。按他的说法,把我带到教堂准备成亲,却又把我丢到教堂门口,这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好处。要是说他已经借走了我的钱,或者娶了我,也把我的钱弄到他名下了,也许还有抛弃我的理由,可霍斯默在钱上跟我分得很清,哪怕我的一个子儿他都没看过。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怎么也不写封信呢?我琢磨这事都快琢磨疯了,晚上一会儿都不能合眼c”她从衣服的暖手筒里取出一块手帕,捂着脸痛哭起来。

福尔摩斯站起身来,说: “我会为你调查这个案子的,我们肯定会有结果的,现在就把这事的压力甩给我吧,你就别为这事烦心了。最重要的是,试着让霍斯默·安吉尔先生从你记忆中消失吧,就像他从你生活里消失了一样。”

“你意思是说,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吗?”

“恐怕不会了。”

“那他到底怎么了呢?”

“这问题就交给我了,我需要关于他的准确描述,还有你能提供的所有他的来信c”

“我在上周六的《纪事报》上登过寻他的广告,这里是这份广告,还有他的四封来信:”

“谢谢。那你的地址呢?”

“坎博威尔区,里昂街三十一号。”

“我记得你一直没有安吉尔先生的地址。那你继父的工作地点呢?”

“他为韦斯特豪斯一玛班克商行各处推销酒水,这商行是芬切齐街一家很大的红葡萄酒进口商。”

“谢谢你,情况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把这些文件留在我这里,别忘了我给你的建议,这件事就这样过去吧,不要让它影响了你的生活。”

“福尔摩斯先生,我知道你是善意的,但我做不到,我会对霍斯默忠诚,我要让他一回来就知道我作好结婚的准备了。”

尽管头上的帽子有点不伦不类,脸上显得怅然若失,可是她对感情的绝对忠诚却彰显出一种高贵的气息,使我们不禁肃然起敬。她把那一叠纸放在桌上,转身离开了,答应只要招呼她就会过来。

福尔摩斯仍然指尖对着指尖,两腿向前伸着,抬头盯着天花板,静默了好几分钟。然后,他从架子上取下那只圆润的陶制老烟斗——在他眼里烟斗就是他的顾问。他把烟斗点上,靠在椅子上,吐出一团团浓浓的蓝色烟雾,脸上露出无限的柔情。然后说道:

“这位女士本身就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对象,比她的小麻烦要有意思。她的麻烦还是那老一套,翻翻我的资料索引,一八八七年安道夫的案子就和这案子差不多,去年海牙的案子也跟这有些相似。故事是个老故事,不过还是有一两个细节是很新的。但这姑娘却很能发人深思。”

听到这里,我说:“看来你从她身上看出了很多我看不到的东西。”

“华生,你不是看不到,而是没注意。你不知道看哪儿,所以忽略了所有重要的东西:我从来就没能使你明白一对袖子的重要性,或者一个大拇指甲能说明什么,又或者鞋带上能发现一些大问题。你从这位女士的外表看出什么来了?说说吧。”

“呃,她戴着蓝灰色的宽边草帽,上面插着根砖红色羽毛,身着黑色短外套,上面缀着黑色珠子,镶着黑边,礼服是比咖啡色深的褐色,领子和袖子上有紫色条形长毛绒布。手套是浅灰色的,右手食指处已经磨破。不过鞋子我倒没有看到。她体型略胖,戴着沉甸甸的金耳环,从总体看,她应该很富裕,生活挺闲适,不过有点庸俗。”

福尔摩斯轻轻鼓了鼓掌,笑了起来, “华生,我不是说奉承话,你比以前强多啦。你描述得的确不错。你是忽略了所有关键点,不过观察方法不错,并且你对颜色非常敏感。不过,伙计,永远别只凭整体印象判断,要集中注意细节。看女人第一眼我总是看袖子,看男人的话第一眼看裤子膝盖处会更好些。就像你看到的那样,这位女士袖子上有长毛绒,这就透露出很多线索,就在手腕稍往上一点的地方有两道压痕,很明显,这是打字员压在桌子上留下的痕迹,使用缝纫机也会留下这种痕迹,不过只会在左臂上,并且是离拇指最远的地方,而不是像这样正好穿过袖子最宽的地方。然后我扫了一眼她的脸部,发现鼻翼两侧有夹鼻镜留下的痕迹。因而我大胆猜测她近视、打字,这似乎让她有点惊讶。”

“我也很惊讶。”

“不过这确实很明显。接下来,我往下看了一眼,很惊讶地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她脚上的两只靴子尽管区别不明显,但的确不是一双,一只鞋头上略有装饰,另一只却只是平面。并且一只靴子的五颗按扣只扣上了最下面两颗,另一只扣的则是第一、三、五颗。你想,一位平时着装整齐的女士,出门时穿的却是不成双的靴子,并且只扣了一半按扣,很轻松就可以推断出她离家时肯定很匆忙。”

“还有呢?”我饶有兴致地问道,对我朋友那透彻的分析,我总是很感兴趣。

“顺便提一下,我注意到,她着好衣装离开家前写过便笺,你注意到她右手手套食指处破了,不过显然你没注意到她手套和手指上都沾着紫色墨水,一定是她写字时太匆忙,蘸墨水时笔浸得太深了。并且肯定是今天早晨的事,否则手指上的墨迹不会那么清晰。这一切都很有意思,尽管也很简单。不过我该做事了,华生,请你给我念一念那份寻找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启事,好吧?”

我把那一小块印刷的纸片凑到灯前,只见上面写道:

“霍斯默·安吉尔,男,于十四日清晨失踪,身高五英尺七英寸,体格健壮,肤色灰黄,黑色头发,头顶略秃,髭须浓密乌黑,戴浅色墨镜,声音低沉。失踪时身着黑色礼服,胸前有丝质镶边,内穿黑色马甲,挂着金质表链,下身穿灰色海力斯粗花呢裤子,脚穿侧面有松紧带的褐色长筒靴。曾于莱登霍尔街一家营业所供职,如有人提供——”

福尔摩斯打断我说, “到这儿就行了。”他瞥了一眼那些信,接着说, “至于那些信,很普通,除了有一处引用过巴尔扎克的话外,没什么其他和霍斯默有关的事。不过有一点肯定能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接口道: “这些信都是打字机打出来的。”

“不止这些,连签名都是打出来的。看看信尾处整齐的‘霍斯默·安吉尔’几个小字,注有日期,不过除了‘莱登霍尔街’没有具体地址,这个签名说明了很多东西,实际上可以说是结论性的东西。”

“关于什么的?”

“亲爱的伙计,难道你没看出这个签名和本案有重要关系吗?”

“如果不是他企图不承认自己签名,以防有人因他毁约提交诉讼,我就看不出什么重要的了。”

“不,那并不是关键。不过,我要写两封信,这就能解决问题。一封写给本市一家商行,另外一封写给那位女士的继父——温迪班克先生,问问他能否于明天下午六点到此与我们会面。我们可以和她这些男性亲属打打交道。现在,医生,在未收到这两封信的回音之前,我们没什么可做的了,我们可以把这件小案子暂时先放一放。”

我有充足的理由信任我的朋友在行动中那精妙的推理能力和超人的精力,他完全可以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地应对这件奇特的谜案。据我所知,他只失败过一次,只有波希米亚国王和艾琳·阿德勒照片案一次。但只要想到“四个签名”中的那些怪事,还有“血字的研究”中的那些离奇的情况,我就觉得,要是他都解决不了,这就真说得上是离奇的谜案了。

我离开时,他还在抽着那只黑色的陶制烟斗。我相信,明晚我回来时,他就已掌握了所有线索,足以了解玛丽·萨瑟兰小姐那失踪的新郎的真实身份。

那时,我正忙于治疗一位病重的患者,第二天又在病人床前忙了一整天,直到接近六点才闲下来,我出门登上一辆双轮小马车,向贝克街驶去,有些担心是否会赶不上为解决这个谜案出一份力。不过我见到福尔摩斯时,发现他独自在家,瘦长的身子蜷缩在扶手椅中,马上就要睡着了。桌上摆着整整一排的试瓶试管,散发着刺鼻的盐酸味,说明他一天都在忙于他喜爱的化学实验。

“喂,解决了吗?”进门时我问他。

“解决了,是硫酸氢钡。”

“不,不是,我说的是那个谜案。”

“噢,那个,我还以为你说的是我一直在实验的这种盐呢。那件事根本就没什么谜,我昨天说过,只是一些细节挺有意思。唯一的障碍是,恐怕没有法律会惩治这个无赖。”

“那他到底是谁?他抛弃萨瑟兰小姐目的何在?”

问题刚从我口中问出,福尔摩斯还没开口回答,就在这时,我们听到过道中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接着有人敲门。

福尔摩斯说:“是那位姑娘的继父,温迪班克先生,他跟我回信说六点会来。请进!”

进来的是一个身体健壮的男子,中等身材,胡须刮得干干净净,肤色灰黄,灰色眼睛,目光锐利,一脸逢迎的神色。他带着探询似的看了我们两个一眼,将他那顶闪闪发光的礼帽放在边架上,略略躬身示意,侧身坐在离得最近的椅子上。

福尔摩斯开口道: “晚上好,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我想这份用打字机打出的信是你发来的吧,信中约定六点钟和我见面。对吧?”

“是的,先生,恐怕我来得稍微晚了些,但我确实有点身不由己。很抱歉萨瑟兰小姐因这件小事就来麻烦你。我觉得这事还是不要外扬的好。我非常反对她来找你,不过,你也可能注意到了,这个女孩很容易冲动,一旦认准一件事就很难控制。当然,我倒不是特别介意你们,因为你们和政府警方没什么关系,不过让这种家庭的不幸张扬开来,还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况且,花这工夫都是白费,你又怎么可能找到霍斯默·安吉尔这个人呢?”

福尔摩斯平静地回应道: “恰恰相反,我有理由相信可以找到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听到这些,温迪班克先生身子猛地一震,手套掉在地上,说: “很高兴能够听你这么说。”

福尔摩斯接着说: “这事很古怪。实际上,打字机和人的笔迹一样都有独特性。除非是全新的,否则任意两台机器打出的字都不会相同。一些字母会磨损更厉害,一些字母可能只磨了一个边。温迪班克先生,你看一下你的这封信,每一处出现‘ e’都有点模糊, ‘r’的尾巴处都有缺损。还有其他十四种特征,不过这两点更加明显。”

“我们的信函都是用营业所的打字机打出的,确实有点磨损了。”我们的客人回应说,他的小眼睛闪着光,迅速瞥了福尔摩斯一眼。

福尔摩斯接着说: “温迪班克先生,现在让我告诉你什么是有意思的研究。我想近几天用打字机再写一篇小论文,探讨一下打字机以及打字机和犯罪的关系。我花了一点精力研究这一课题。我这里有四封信,据说都是那个失踪的人寄来的,这四封信都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在这些信中,不仅字母‘e’都是模糊的、 ‘r’的尾巴处都有缺损,而且如果你愿意用我的放大镜观察一下,就能找到我刚才提到的另外十四种特征。”

听到这些,温迪班克先生从椅子上跳起来,抓起帽子,说: “福尔摩斯先生,我不能再浪费时间来听这些无稽之谈了。你要是能抓到这个人,就把他抓住,然后再来通知我。”

福尔摩斯走上前去,把门锁上,说: “当然。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已经抓到他了。”

“什么!他在哪里?”温迪班克先生叫道,嘴唇变得煞白,就像只被夹子夹住的老鼠一样瞟着福尔摩斯。

“喔,没用的,狡辩真的没用的。”福尔摩斯温和地说, “你赖不掉的,温迪班克先生,事情再清晰不过了。你刚才说我解决不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这评论真太糟糕了,真的!请坐回去,我们谈谈。”

我们的客人瘫倒在椅子里,脸色苍白,满头大汗,结结巴巴地说: “这,这还,还够不上诉的……”

“我的确很担心这不足以上诉。不过,我们自己来说,温迪班克先生,这是我见过的最无情、最自私、最没良心的卑鄙把戏了。我现在把事情过程叙述一遍,说得不对,你可以反驳。”

这个人蜷缩在椅子里,脑袋耷拉到胸前,一副霜打的茄子模样。福尔摩斯将双脚搭在壁炉台角上,手插在口袋里,身子后仰,好像不是对着我们,而是自言自语地说起来。

“这个男人娶了一位比他大很多岁的女人做妻子,他就是贪图她的金钱。同时只要继女和他们同住还可以享用女儿的钱。对处于他们这种地位上的人来说,这笔钱相当可观。失去这些钱,境况就会大为不同。所以值得尽力去保住它。女儿性格恭顺贤良,温柔多情,显而易见,有这样的个人魅力和收入,女儿不会单身太久的。而她嫁人就当然意味着每年损失一百镑的收入,那么她的继父会做些什么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呢?起初,他明白表示不允许她外出,禁止她和同年纪的伙伴交往。但他很快发现,这不是长久之计,女儿开始不受他约束,坚持自己的权利,最后竟然宣称要去参加舞会。那这位狡猾的继父该怎么做呢?他想出一个很聪明,却没良心的方法,在妻子的默许和帮助下,将自己伪装起来,一双敏锐的眼睛上戴上墨镜,脸上粘上唇须和蓬松的络腮胡,将原来清晰的声音变得低沉无力,并且由于女儿近视,他的伪装更是有了双保险。他变身成为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向自己的继女求爱,免得她爱上他人。”

“刚开始不过是想开个玩笑,我们就没想到她竟然这么痴情。”来客嘟哝着说。

“一点也不像是玩笑。不过这年轻的女孩子确实是深深动了情,并且坚信她的继父身在法国,没有一丝怀疑是自己上了大当。这位先生的殷勤奉承让她很高兴,而母亲的高度赞扬使得效果更加突出。然后安吉尔先生开始造访,很明显,一旦计划有了实际效果,就必须继续进行下去。约会几次,订婚,这就确保了女儿的感情不会转向他人。但是骗局不可能永远不破,假装去法国也很麻烦。很明显最好给这事来个戏剧化的结尾,给这个年轻姑娘留下一个永恒的印象,以防她有朝一日会看上其他的求爱者。于是就有了手按《圣经》发誓表述忠诚,也有了婚礼当天早晨可能会发生什么的暗示。詹姆斯·温迪班克希望达到这样的效果——萨瑟兰小姐对霍斯默·安吉尔忠贞不渝,由于他生死难料,在未来十年不会再听别的男人的求爱。他把姑娘带到教堂门口,不能再进一步了,于是耍了个很老的花招——从四轮马车的这个门进去,然后从那边的门轻松溜走。我想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经过,温迪班克先生!”

福尔摩斯叙述的时候,来客恢复了一些信心,听完叙述,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苍白的脸上带着冷笑,说: “福尔摩斯先生,也许是,也许不是。你既然这样聪明,你就应该知道,现在犯法的是你,不是我。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做下什么可以起诉的事情。而你,只要你不开门,我就可以起诉你‘人身攻击’和‘非法拘禁’。”

“你说得对,法律不能怎么着你,”福尔摩斯说着,打开锁,猛地推开门, “但你最应该受罚,受最严厉的惩罚!要是这位年轻姑娘还有兄弟或朋友的话,他应该用鞭子狠狠抽你的脊梁!狠狠抽!”他看着那个男人脸上讥讽的冷笑,愤怒得涨红了脸,接着说, “这不属于我应该对委托人承担的职责,不过正好有条猎鞭,我觉得我真该——”他快步去取鞭子,手还没碰到鞭子呢,楼梯上就响起一阵急速的脚步声,然后听到沉重的厅门发出“乓”的一声,从窗子里,我们看到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拼命飞速地在马路上溜了。

“真是个冷血的无赖!”福尔摩斯说着,笑了起来,再次坐进扶手椅中, “那家伙还会不断犯罪的,早晚有一天会罪大恶极被送上断头台的。从某些方面看,这个案子还不是完全无趣的。”

我插嘴道: “我还没完全明白你的推理步骤。”

“噢,当然,一开始就很明显,这个霍斯默·安吉尔先生行为如此古怪,必定有所企图;同样很清楚的是,就我们所知的人中,于此事中唯一能够真正获利的就是这位继父。而事实是这两位男士从未到过一起,一个出现另一个总是不在,这就有问题了。戴有色眼镜,声音古怪,还有蓬松的胡子,这些都表明他是在伪装,也说明了这事有问题。他签名都要打字,这当然可以推断出这姑娘对他的笔迹很熟悉,哪怕最小的一个字也能认出是他写的。他这种古怪行为证实了我的怀疑。你看,这些孤立的事实和许多细节合在一起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你是怎样确认这些推测的?”

“圈定了嫌疑人后,再证实就很容易了。我正好知道这人所在的公司。我拿到那份印刷出的寻人启事后,首先去除所有的伪装——络腮胡、眼镜,包括声音,将余下的面部特征描述出来寄给这个公司,请他们告诉我这形象和他们哪个推销员的形象比较相像。并且我已经了解了打字机的特殊之处,于是我就按照他的办公室的地址给他去了封信,问他能否来这里一趟。如我所料,他的回信也是打字出来的,显示出和那四封信中打印出的字所出现的同样细微但有特征可循的缺陷。我又收到了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的来信,从同一家邮局寄来的,信中说我的描述和他们的雇员詹姆斯·温迪班克处处相符。这样就全弄清楚了!”

“那萨瑟兰小姐呢?”

“我告诉她这事,她也不会信的。不是有句波斯谚语么, ‘打消女人的幻想,跟从虎口中取走虎崽一样危险。’哈菲兹跟贺拉斯见识一样多,对人情的了解也是一样多。所以按照人之常情,我还是让她生活在幻想中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