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农村的劳工状况

潘帕斯平原上牛羊生产的不断扩大给新来者提供了许多经济和社会机遇。据1854年的一份统计估算，当时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四分之一的农村人口是移民，数目超过18.3万人。在本土出生的雇工从事养牛时，勤劳的移民在牧羊、建筑业和小商业找到工作，或者当手工工匠。新来的人似乎在靠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农业区找到了最大的机会，那里的基础设施更发达。

除了不断扩大的市场体系中的经济机会，移民作为租客或地主也找到了上升的途径。1820年至1850年间，随着土地价格及土地产品的不断上涨，大牧场被无数次细分。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使潘帕斯平原的土地利用和农业生产更加集约。在边疆地区，牧场主仍然持有土地广阔的牧场，经营这些巨大的生产单位。靠近不断扩大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场的土地被分成小块，生产单位变小。在萨拉多河两岸的一个又一个地区，19世纪早期的大养牛场被小规模的、更集约化生产的农场所代替，这些小农场养羊，最终种植经济作物。通常牧场主的儿子和欧洲移民从土地所有权的扩散中受益，土生高乔人得不到好处。

牧场结构遵循西班牙人遗留下来的传统的组织方式。尽管大地产的主人居住在城市，但他们控制着牧场的生活，例如，对牧场产品在城里销售做出所有安排。农村某个特定地方最大的牧场主，特别是在人烟稀少的边疆地区，通过垄断乡村杂货店和运输，有效地控制了整个地区。在农村腹地，地主对工人名义上的控制对实施命令大有帮助。不过，这种控制从来都不是完全的。

潘帕斯形成了种族分工。土生流动的梅斯蒂索人和穆拉托人通常侍弄牛，白人移民养羊，本地男性容易被征兵，而免除兵役的外国出生的人攒钱买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同样的社会加工使有色人种边缘化，那里的移民也享受到向更高社会阶层流动的优势。首都的大部分工匠和商店经理是外国出生的；大多数家里的仆人是土生的阿根廷有色人种。

阿根廷腹地在19世纪总是人力匮乏，牧场主常常抱怨征募省民兵如何抽干了高乔人劳力池。缺乏劳动力意味着地主不得不推迟给牲畜打烙印和其他杂活。迟至1846年，大量没有烙印的牛在没有围栏的大草原上徜徉。"这里的土地到处都很肥沃，随时可以耕种”,19世纪中期一个旅行者评论说，“但是在没有足够人口来照料牛的地方，不可能指望他们(原文如此)进行农业劳动。”(MacCann 1853,I:62)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如1830年的旱灾，养牛的人无法把快死的牛做成干肉或牛皮，也不能把牛群赶到不太干旱的草场上去。佃户(牧场主或农场主雇佣的任何工人，包括高乔人)稀少，身价陡升。事实上，牧场管理人员发现，在牧场最需要人手的时候，能够找到的佃户不肯妥协，要求得到更高的工资。另一个英国旅行者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缺少勤劳的人口，这个国家的资源全部被忽略了。”(Parish 1852,256)

然而，潘帕斯平原上土地集约化的使用并没有消除——事实上反而加强了工人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的能力，尽管不一定是向社会阶梯的上层移动。劳动力稀缺长期存在，民兵招募、奴隶贸易终结以及出生自由法案使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奴隶数量所剩无几。乡下大部分人口是本土出生的，大多数情况下，农村男性主要是本地出生的混血人。他们都自称白人，尽管很多人的皮肤是黑色的。尽管一些牧场也有很多穆拉托人和黑人工人(相应地称为Pardos和morenos),但是精英们认为，这些有色人种只适合做领周薪的工人。缺乏甚至是基本的教育阻碍他们提升到工头行列，社会歧视隔绝了他们租地和经营乡村商店的机会。

劳动力短缺也为移民工人创造了机会。他们接过了自尊的高乔人不愿做的工作，如挖沟保护果园和菜园不受放养的牛群破坏。爱尔兰人和英国人为英国养羊的牧场主工作。英国移民变得擅长挖井和建造饮牛的水池。他们的收费和得到的钱通常比地主想支付的多。雇主喜欢雇用外国人，特别是识字的西班牙人作为商店经理，经营乡村商店。

人们认为他们有能力避免本地人积欠账单，并且后者对烈酒和赌博的“癖好”有免疫力。移民有机会一开始当工匠和农民，就攒钱购买产业。“我经常认识一些贫穷的(移民)男人，只靠挖沟一年就能挣100英镑",一个外国旅行者说，"在一个像这样没有石头的国家，许多劳动力必须做这样的工作……”(MacCann 1853,I:227-228)

收割谷物、打烙印和剪羊毛这样的季节性工作很多，部分原因是本地出生的工人拒绝全职工作，不断有男男女女从内陆省络绎不绝地来到潘帕斯，甚至是远自巴拉圭，来做这些零工。在围拢牛或剪羊毛的季节，牧场主从附近农村社区雇工，但是劳力短缺迫使养羊牧场主雇佣妇女和儿童剪羊毛，通常是土生当地人和外省人(从内陆移民过来的人)。一个英国养羊户付给他的工人每天25个纸比索并提供食物；在给牛打烙印的季节，一个本地出生的劳工，把自己和一群马雇出去，每天可以挣20～25比索。这种高收入鼓励了一些游**的佃户为了取得这种程度的独立去偷马。为了吸引工人，有些牧场主甚至先付工资并给他们在农村商店足够的信用。

公共当局颁布了流浪法案，试图用要求农村居民必须携带雇主签发的就业文件来约束工人。农村治安官可以拦住路人，检查他们的文件。那些没有文件的人会被当作流浪汉，强迫做公共工程或服兵役。尽管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上升、民兵征募和19世纪上半叶的流浪法案，成年男性当雇工可能可以在农村保留某种程度的尊严。

在这个经济时期，长期存在的劳动力短缺对工人有利。工人实际工资从1804年的每月平均7.5金比索上涨到1864年的12比索。与季节工人相对的长期工人实际上可能相当稳定，雇主和佃户之间令人满意的关系可能从一代人延续到另一代人。利润分享并非闻所未闻，特别是在外国出生的牧羊人中更是如此，他们挣到多达羊毛、羊脂和羊皮销售收入的一半。此外，住家佃户在其雇主的庄园里养活家人，他们在那里有小屋、配给的牛肉和一块小菜园。例如，一个靠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农场可能可以养活30口人，包括工人的妻子和孩子们。流动的工人在这个农场可以找到季节性的工作，木工、制砖、种树、做围栏、剪羊毛、收割庄稼，每年大约有40人。对佃户而言，农村的实际工作条件不仅比严苛的法律要求更人性、更令人满意，而且牧场的工作也养活了许多农村商人和工匠。

事实上，有很多证据表明地主没有能力把土生工人转变成一个可以依赖的、努力工作的和稳定的佃户。在农村，工人们有着不遵守劳动纪律的传统。他们容易想什么时候不工作就什么时候不工作。高乔人已经获得了在许多节日休闲的权利。在节日期间，雇主让他们工作需要得到警察的允许。此外，雇主经常不得不忍受佃户对他们的不敬，后者能够并且也的确冒犯主人和工头。

土生工人的工作习惯似乎并没有随着省里经济的发展而改善多少。他们大部分人拒绝从事需要步行的劳动，如耕种、挖沟、园艺或修补。而且土生工人似乎不能在没有严格监督下独自工作。为了"避免掠夺",每个牧场主不得不全职地投入牧场的工作，管理他的手下。尽管成功的牧场主可能住在镇上，“他仍然必须把相当多的时间花在庄园",一个旅行者评述道，"亲自监督买卖，因为交易通常是在不会写字和记账的人之间进行，除非把钱款直接交到负责人手里，否则有太大的可能性发生可悲的错误”。很明显，如果雇主想要雇工勤快，就必须在现场强制执行。否则，佃户会占他的便宜，得到拖沓的名声，正如另一个外国旅行者的观察，"对一个做事拖拉的人而言，生活是无穷无尽的明天”(MacCann1853,1:156)。在雇主眼里，似乎佃户有意地不服从他们的监工，无论如何，监工藐视比自己社会地位低的人的风俗和肤色。

在文化上，工作提供给高乔人自身传统中熟悉的社会场景。大牧场的围拢吸引了多达30个流动佃户和他们的马群。在拢牛、打烙印、骗牛间歇时，他们烤牛肉、唱歌、弹吉他、抽烟、讲故事、嬉闹和进行真假刀战。只要能够到处自由活动，高乔人就不会感到格格不入。

限制性法令和民兵招募在执行时都是任意的，不成系统，从来也没有成功地减少工人的流动性。短期工作合同似乎仍然是准则。骑手们会工作3～4个月，然后要求结算工资，这样他可以继续前行。许多牧场主试图鼓励更长期的劳动力，提高那些工作6个月以上的工人的工资；然而，佃户有扔下工作不辞而别的习惯。因为劳动力匮乏，所以工人总是能找到另一份工作。由于不能控制土生农村工人阶层，精英们把他们的文化贬称为“未开化的”和“野蛮的"。

毫无疑问，政治问题和任意行使权力对佃户的完全自由提供了一些制约。地主对证件系统态度足够认真，确保他们的工头和外省雇工都在当局登记。布宜诺斯艾利斯警察拘押文件不合格的人。政治紧张时期军事征兵队在边疆地区特别活跃，但是政府在农村到处执行流浪法案时只能是随意的。由于缺乏资源和与有权势地主的合作，不可能系统地执法。

1868年精英对乡下人的看法

(乡下人)属于两个不同的种族：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两者的混合形成一系列细微的等级区分。纯种西班牙人在科尔多瓦和圣路易斯的乡村很普遍，在那里碰到皮肤白皙、像玫瑰花般娇嫩的年轻牧羊女是很寻常的事，她们美得像首都的美女所能向往的一样。在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大量的农村人口仍然讲克丘亚方言，明显表现出其印第安人出身……黑人，此时几乎绝迹了(除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留下了把文明人和树林居民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桑博人和穆拉托人……

有了这些存留，上面提到的3个人种形成了一个同质的整体，其特点是喜欢闲散，不勤劳，除非当教育和社会地位的突变刺激他们放弃习惯的节奏。在很大程度上，这个不幸的结果归咎于殖民进程影响下的印第安部落的合并。美洲土著人生活得很闲散，表现出不能长期进行艰苦的劳动，即使在被强迫的情况下。这引起了把黑人引进美洲的想法，这个想法产生了如此灾难性的结果。但是当西班牙人凭本能被留在美洲荒野时，也并没有表现得比土著人更充满活力。

所有的文明，无论是印第安文明、西班牙文明还是欧洲文明，都以城市为中心，在城里可以见到工厂、商店、学校和学院，以及其他文明国家的特征。优雅的风格、奢侈品、燕尾服、礼服大衣和欧洲其他的服装在镇上占据了适当的位置。

……农村印第安人居住的镇子展现出一副截然相反的图画。那里肮脏，衣衫褴褛的孩子与一群狗住在一起；那里男人整天无所事事，到处是玩忽大意和贫穷。一张桌子和几个篮子是破败的小屋中仅有的家具，显示出他们的原始和粗枝大叶。

尽管雇主试图提高工资效率和节奏，劳动力缺乏还是成为佃户的优势，他们成功地要求得到更高的工资，在一个个工作中流动，蔑视流浪和征用法案。地主不能以牺牲工人的利益获利，只能从对牧产品的强劲需求中获利。毕竟，牧场的结构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尽管缺乏劳动力，牧业生产也缺乏重大的技术改善，但它仍成为边疆扩张的主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