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养牛牧场的扩张

19世纪早期，当一点点和平终于降临的时候，殖民地的养牛场或牧场，发展成为一个复杂企业。实际上，牧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支持了一个多元化农村社会的发展。种植业远没有被挤压出土地，事实上，由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市场的增长而扩大了。商业增长在农村创造了一些真正的大庄园，但是由于对效率的需求更多地要求使用资本和管理而不是土地，这些起初把边疆向南推移、拥有大量土地的庄园面积减少了，所有权分散了。19世纪上半叶阿根廷经济的改善催生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周围潘帕斯平原上的农村社会，它充满活力，蓬勃发展，经济和社会机遇开放，尽管带有殖民风格的歧视。

牛皮、羊毛、腌肉和兽脂的出口不断增长，为农村发展提供了催化剂。潘帕斯平原的人口增长甚至超过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在1820年至1860年之间，城市居民年增长率为1.5%,而农村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4%。1822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有5.5万多个居民，而这个省的其他地区有6.3万个；1855年，这个城市人口增长到9万，农村增长到接近18.4万人。没有什么比养牛产业范围的不断扩大更能表现出这种增长和多样化的特点。

未来的养牛场场主最初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政府获得他们在潘帕斯平原上的土地。如同在殖民时期，只需要宣布一块土地是空地(tierras baldias)就足以向当局申请登记所有权。19世纪20年代，贝尔纳迪诺·里瓦达维亚领导的改革派政治家制订了一个称为租地(emphyteusis)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政府把边疆的土地出租而不是送给私人业主。根据租地法，政府向个人分配了大片的土地，分成有

30、60和100平方里格(一里格等于3.54英里)。平均授地5～10里格，外国人和本土出生的居民都可以得到授地。然而，收地租被证明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当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就任省长后，他把土地以很宽松的条件给了佃户和政治上的朋友。有人用牛和马支付。罗萨斯省长也向参加边疆战争攻打印第安人的士兵授予土地。由于没有钱在土地上投资，士兵们把他们的小块授地卖给了投机者。只有印第安人争夺的辽阔丰饶的原始大草原，鼓励了大规模地授予未开发的土地。19世纪中期，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南端边疆牧场的面积测量为2.2万～7.4万英亩。

从一开始，商业的增长带动了私人土地销售市场的活跃。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土地的价格根据其产品的价值上升。1800年价值1角5分一公顷的土地到1837年卖3个金比索，到19世纪中期卖30个金比索(金比索是个名义上的价值尺度，并没有物理形式存在，大多数钱实际上是以贬值的纸比索形式换手，但由于纸币的价值波动快，通常是下降，许多商人用稳定的工具黄金约定长期合同，他们指定以金比索为单位)。

很自然，土地价值的上升推动了牧场主人改善自己的产业。牧场主修建木畜栏、工人住的棚屋、存储屋和动物窝棚、牛车、主人和管家的住处，也许甚至建一个乡间杂货店(pulpería),他们还挖沟渠保护麦田和苜蓿地，种植果树。租约也成为牧场主人和生产者之间的常见安排。

由于土地利用更加集约，劳动力的缺少鼓励庄园主把庄园的一部分土地出租给愿意自己耕种的家庭，以此使利润最大化。出租土地使庄园主免除了不得不用昂贵的雇佣帮手种庄稼或照料奶牛。外国人是租客的首选，正如愿意雇佣他们充当杂货店经理(pulperos)一样。因为征兵只适用于本国出生的男性，外国人无须服兵役，工作起来会稳定、有连续性。对粗鲁、独立的高乔人有偏见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同殖民时期一样，欧洲移民上升到一个本土出生的梅斯蒂索人和穆拉托人无法进入的中等社会地位。由于租客的种植收入高于他们生存所需，尽管地价上涨，移民仍最终有机会买下自己的一块土地。

由于传统的农牧业技术限制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19世纪阿根廷养牛业需要依靠拥有大规模土地的庄园进行生产。当土地从用来养牛变成养羊，又从养羊变成种植作物，由于生产变得更集约，农村庄园在土地利用效率提高的同时，面积也缩小了。地主们把大庄园的部分土地出售，或者在子女中进行分割。整个19世纪早期，这种原先庞大庄园的分散化进程一直在潘帕斯平原持续。

对阿根廷商人而言，对外贸易的繁荣使投资养牛牧场利润丰厚。被外国商人排挤出出口贸易的商贾世家把他们的资产转化为土地和牛群。例如，19世纪20年代，安乔雷纳家族把资金从海外贸易转移到牧场经营，最终打造了一个最大的养牛集团；截至1864年，安乔雷纳家族在富饶的潘帕斯平原拥有230万英亩的牧场土地。富有的地主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牧场的日常管理工作由住在牧场的管家负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牧场主与收货出口的商人和要求育肥肉牛及时运到的屠宰腌制厂老板直接谈生意。他们并非对庄园没有兴趣的漫不经心的地主，而是把农村生产与城市的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联系起来的资本家。

尽管富有的牧场主引人注目，但小规模的家庭牧场和家庭农场是潘帕斯平原上最常见的生产单位。大多数牧场主住在相对而言不算广阔的牧场里，在家人和几个雇工的帮助下经营。一个农场和/或小牧场的典型居住单位有6～8人：男主人、他的妻子、他们的孩子们、一个杂工(雇佣的帮手)、一个孤儿，也许还有个奴隶或者是获得自由的奴隶(1813年后出生时是奴隶的孩子，被认为是主人的私有财产，直到21岁，他/她获得自由时为止)。此外，各种似乎不相干的原因都需要土地所有权经常转换。生意破产、贸易衰退、干旱以及农村生产成本不断增加都引发农村许多地产的出售和租赁。农村地产出租给新来的人，特别是欧洲移民，提供了在这个市场增长时期经营牧场和农场的机会。

养牛利润率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然而阿根廷生产者本身也必须使牛的生产流程更加合理化。养牛业节约成本的主要突破来自销售牲畜和畜产品。和殖民时期一样，19世纪头10年牧场主屠宰大部分自己养的牛，在牧场上制备牛皮和牛脂。一本1812年的账簿显示，一个牧场主只有12%的年收入来自出售活牛——也许是卖给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居民供应牛肉的屠夫。然而，19世纪中期任何一个牧场主都把牛群的大部分赶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的牲畜围栏和屠宰场出售。赶牛人直接把多达800头牛的牛群赶到屠宰腌制厂。因为屠宰腌制厂也生产牛脂和牛油，养牛人必须提供有肥肉的肉牛和奶牛。

产品最终目的地的变化使牧场主经营效率显著提高。他们再也不依赖在自己的牧场上用日益昂贵的雇工加工牛皮和牛脂赚钱。现在牧场主70%的收入来自销售活体牲畜。在牧场上，许多成本高的牧产品加工都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