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隆科多

雍正打算惩治隆科多早于年羹尧，同时挨整，处理在后。

作为密勿大臣的隆科多，专断揽权，在吏部，司官对他“莫敢仰视”,公事唯其命是从。人们对他经办的铨选，称为“佟选”,可见他执掌用人大权。在这里，他忽视了触犯天子权力的问题。在其他方面，他也有不检点的地方。有一天，果郡王允礼进宫，隆科多看见了，起立表示致敬，允礼没有注意到，与他同行的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告诉他，他遂欠身而过。在康熙时，隆科多见到皇子都跪一足问安，而这时对雍正的亲信弟兄允礼尚只起立不跪，对其他皇子也不如从前恭敬了。马尔赛知会允礼隆科多起立了，意思是让允礼向对方回礼，这也是向隆科多讨好。这件事，反映了隆科多在两朝地位的变化和他的骄满情绪。

隆科多预料自己地位不稳固，在许多事情上都留有后手。雍正好行抄家之处罚，隆科多怕轮到自己，早早就把财产分藏到各亲友家和西山寺庙里。他不相信雍正会永远信任他，这样一来，让雍正皇帝知道了，因而留下了不守人臣大义的罪柄。隆科多在雍正二年(1724)主动提出辞掉步军统领兼职，雍正就此事告诉年羹尧“朕并未露一点儿，连风也不曾吹，是他自己的主意。”又说“巩泰近日与舅舅亦不甚亲密”,想用他接替隆科多。选择这样的人，分明是不让隆科多再对这个职务发生影响。他说不是自己要隆科多辞职，实是欺人之谈，隆科多之所以自动提出，也是感到自己与雍正的关系大不如前了，不再适合担任这个官职了，就以辞职争取主动。由此可见，隆科多亦专擅威福，然而有所克制，绝不像年羹尧那样肆无忌惮。

雍正也容不得隆科多，在前述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数说年羹尧时就捎上了隆科多，此后往往把他俩并提，雍正三年(1725)五月二十二日将隆、年之奸晓示廷臣，主要内容是责备隆科多，说他屡参允裸，定要将之置于死地，而包庇鄂伦岱、阿尔松阿、都统汝福，是要把允裸之人网罗为他的党羽。同年六月，雍正惩治年羹尧之子年富，撤销隆科多次子玉柱的乾清门头等侍卫、总理侍卫事、銮仪卫使等职。那时，吏部议处年羹尧妄参金南瑛之罪，先后提了两个处理意见，前议过轻，后议又过重，雍正说如此错乱，他人断不敢为，必是“舅舅隆科多有意扰乱之故”,就令都察院严加议处。庇护年羹尧，干扰对该案的审查，这件事被雍正看得很重。于是，革去他的太保衔及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命往阿兰善山修城垦地。雍正还特地指示署理凉州总兵宋可进： “隆科多亦如年羹尧一般贪诈负恩，揽权树党，擅作威福”,他到你处，尽管你曾经是他的属员，但“似此诳君背主小人，相见时不须丝毫致敬尽礼”。这时雍正把隆科多与年羹尧一样看作是结党擅权的奸臣，只是在处理上区别对待，有先有后而已。

雍正四年(1726)正月，雍正令隆科多往阿尔泰岭，与策妄阿拉布坦议定准噶尔和喀尔喀游牧地界，事毕同准备前来的俄国使臣商定两国疆界。雍正谕示隆科多“若实心任事，思盖前愆，朕必宽宥其罪”。话虽这么说，然而就在这个月，刑部着手审问隆科多家仆王五、牛伦，他们供出隆科多受年羹尧、总督高世显、觉罗满保、巡抚甘国璧、苏克济、奉天府丞程光珠、道员张其仁及知府姚让等人礼物。八月，隆科多同散秩大臣、伯、四格在恰克图与俄国代表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会面，萨瓦寻由四格伴送进京祝贺雍正登基，隆科多留边境等候萨瓦回来谈判，萨瓦要求允许俄国商队和库尔齐茨基主教随使团同往北京，隆科多以未奉御旨予以拒绝。次年五月，萨瓦回到边界，隆科多与郡王策凌、四格、兵部侍郎图理琛代表清朝同他谈判，隆科多坚决要求俄国归还侵占中国的大片蒙古地区。与此同时，审查隆科多工作仍在抓紧进行，于闰三月，揭露出隆科多私藏“玉牒”底本的事情，诸大臣奏请等隆科多议界完毕再行审处。六月，雍正以议界不必非要隆科多，命他回京受审。隆科多走后，其他代表不能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对俄国做了许多让步。七月，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萨瓦认为，俄国之所以取得了成功， “隆科多的被召回”是主要原因之一。隆科多在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忠诚于满清政府，但没有赢得雍正的谅解，这是雍正的一个过失。

私藏玉牒之事，是隆科多从辅国公阿布兰处要去玉牒底本，收藏在家。玉牒是皇家宗谱，非常神圣， “除宗人府衙门，外人不得私看，虽有公事应看者，应具奏前往，敬捧阅看”。隆科多私藏在家，犯了大不敬的罪，雍正抓住了大做文章，下决心惩治他。十月，诸王大臣拟议隆科多四十一大罪，其中大不敬罪五，即私藏玉牒，将康熙所赐御书贴在厢房，自比诸葛亮等，欺罔罪四条，紊乱朝政罪三项，奸党罪六条，不法罪七款，贪婪罪十六项。雍正命将隆科多永远圈禁，禁所设在畅春园附近，可能是因他对康熙有罪，守在园外以思过。其贪赃白银十万余两，令从家产中追补。夺其长子岳兴阿一等阿达哈哈番世爵，玉柱发遣黑龙江当差。雍正六年(1728)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雍正赐金治丧。

因隆科多而遭殃的，除了他的亲属，最惨的是查嗣庭。查嗣庭系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进士，因隆科多荐举，任内阁学士，后经蔡斑保奏，遂兼礼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各省乡试，为江西正考官，被人告发试题荒谬，九月被捕入狱，抄家，病死狴犴。这时隆科多待罪边疆，蔡斑案正在进行，雍正就在召回隆科多的前夕，于雍正五年(1727)五月将查嗣庭戮尸枭示，子查潭拟以斩监候，家属流放三千里，家产充浙江海塘工程费用。牵连到的江西巡抚汪瀣降四级调用，布政使丁士一革职发往福建工程上效力，副主考俞鸿图革职。查嗣庭罪状，照雍正宣布的是两大条，其一是恣意攻击康熙，所谓“今观查嗣庭日记，于雍正年间之事无甚诋毁，且有感恩戴德之语，而极意谤讪者皆圣祖仁皇帝已行之事也”。据说康熙命关差盐差邦贴庶常，查嗣庭视作衙门清苦，无所不为；翰林官员以科道部属分用，查嗣庭说衙门拥挤，不得开坊；裁汰京中冗员，查说词林独当其危；戴名世获罪，查嗣庭视为文字之祸；引见百官，拂意者即行罢斥，查谓失去用贤之道；九卿会议，查嗣庭以为不过是应名；钦赐进士，查嗣庭认为是例行公事，不能识拔奇才；殿试不完卷者革退，查嗣庭认为是杀一儆百，无罪而罚。其二是试题讥刺时事。后人以为这是查嗣庭出考题“维民所止”,被人告发，心怀悖逆，欲去雍正之首。但雍正及乾隆前期的记载不是这个意思。《雍正朝起居注》《清世宗实录》《上谕内阁》《永宪录》等书记查嗣庭所出试题是：《易经》第二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第三题“其旨远其辞文”,《诗经》第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说《易经》第二题与《诗经》第四题， “前用正字，后用止字，而《易经》第三题则用‘其旨远其辞文’,是其寓意欲将前后联络”。很明显，他是把两个题里的“正”“止”二字联系起来了。不仅如此，他还联系到前不久处斩的汪景祺的《历代年号论》一文。汪说正字有“一止之象”,如前代年号中带正字的，金海陵王的正隆，金哀宗的正大，元顺帝的至正，明武宗的正德，明英宗的正统，都不是吉兆，雍正说查嗣庭与汪景祺一样，用“正”“止”两字，就是把“正”字去掉一横成“止”字，就是攻击雍正年号，也是一止之象，不是好的兆头。这里雍正抓的是查嗣庭“攻击”雍正年号，诅咒现政权，后人说该题之意是被雍正误解为要去他的脑袋，是错会雍正之意了。话说回来，雍正降罪查嗣庭的两个原因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后一条是被认为反对当今皇帝，而前一条说对当今还有歌颂，这怎么能协调呢?其实，他坐降查嗣庭，第一条不是真正原因，他不过以保卫父皇名声为借口，博孝顺之名，并为掩盖惩治查嗣庭的真实动机。第二条他看得很重要，但是太没有说服力，那样把试题剪贴拼凑，把任何以文为生的人的文字都可以弄成各种罪名，何必只是查嗣庭!雍正也知自己牵强附会，难以服人，就说查嗣庭这样命题，不是“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对他试题那样分析不是深文周纳，不可以“加朕以深刻之名”。这是强行辩解了。问题不仅在试题，还在于他“向来趋附隆科多”和蔡斑。雍正拿他试刀，以推动隆、蔡两个案子的进行。后来隆科多定成四十一大罪， “保奏大逆之查嗣庭”,作为他结成奸党罪状之一。蔡琏亦以“结交大逆不道之查嗣庭”为罪名之一获谴。

其实，隆科多的擅权，是他因功自恣和雍正赏功放纵的结果。

雍正清除年羹尧、隆科多的性质，是君主按照封建君臣关系的准则，收回重臣所不应有的那部分权力。这种君主与大臣的权力分配问题，在封建社会是不断发生的。雍正给予年羹尧、隆科多过分权力，是自作自受，年羹尧、隆科多不善自处，接受并扩大分外权力，是自食其果。雍正惩治年羹尧、隆科多，是保卫和加强皇权，年羹尧、隆科多之案的所谓欺罔、僭越、狂悖、专擅、奸党之罪，是指控他们擅权，明确他们的一些特权是非法的。山西按察使蒋洞就年羹尧的专擅，提出“欲杜其流，必防其渐，法制一定，大权不分”的建议。雍正谕示“似汝如是条奏者颇多，朕因践阵不久，耳目未广，知人尚少，诸凡且循旧典，徐徐自有制度”。一方面建议大权独揽一方面表示非不欲不假手于人，奈因登基之初特殊情况所决定，只要条件成熟就改正过来。在治罪年羹尧、隆科多过程中，雍正说了“生杀之权，操之自朕”的一些话，禁止官僚不要投靠权臣，务以忠于君上为旨归。雍正通过年羹尧、隆科多之狱，清除了专擅的权臣，真正大权独揽了。

总之，雍正利用年羹尧、隆科多巩固政权，推行新政，起过积极作用；造成他们擅权，又残酷打击，虽为政治统一所要求，但它的出现是雍正初年的一个败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