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年狱

年羹尧凭恃功高，皇帝宠信，行事不知检点，做出种种越权枉法之事，即使是皇帝允许的，但也是不合制度的。他的行事不端，概要讲来如下。

第一，全凭已意任用属员山西按察使蒋洞说年羹尧擅权用人情状：

为川陕督臣，恣凭胸臆，横作威福，每遇文武员缺，无论大小，必择其私人始行请补，或一疏而题补数人，甚者或至数十人，吏、兵两部几同虚设。更可骇者，巡抚提镇布按大吏皆皇上所特简者也，而年羹尧必欲挤排异己，遍树私人，未有缺之先外间已传闻某人为巡抚提镇布按矣，闻者亦疑信将半，未几而其缺果出矣，未几而其人果得矣。

这是讲年羹尧以总督的身份，任用属员，连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官等地方大员的任免也出于他的意志，所谓皇帝特简之权也就徒具形式了。作为大将军的年羹尧，以军功保举官员，滥用私人，所谓“军中上功，吏部别为一格，谓之‘年选’,尽与先除”。吏、兵二部给年羹尧特殊待遇，凡他的报功请封名单一律准行。奴仆没有出籍不许做官，年羹尧的家仆桑成鼎以军功议叙，先任西安知府，后升直隶道员。另一仆人魏之耀也叙功，位至署理副将。年羹尧的幕客赵士河的弟弟赵勖因军前效力而得知县职衔，已经亡故，年羹尧就私令刘以堂顶替。

第二，接受贿赂，大开奔竞之门

年羹尧大权在握， “于是鲜廉寡耻行贿钻营之徒相奔走于其门”。有人说年羹尧保题各官“悉多营私受贿，赃私巨万”被年羹尧奏参过的葛继孔，两次向年羹尧打点，送去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物，年羹尧因而答应对其“留心照看”。被年羹尧密奏罢官的赵之垣，向其赠送价值十万两银子的珠宝，其转而保举赵之恒可以起用。

第三，妄自尊大，违法乱纪，不守臣道。

年羹尧为大将军，即使后来受封公爵，论其权威也顶不上清初统兵的诸王，更不能望允褪项背。但他因继允褪之职，在权势上要同这位大将军王相比拟。过去大学士图海出任大将军时，与督抚往来文书，俱用咨文，表示平等相待。年羹尧本应同他一样，但是他给将军、督抚函件竟用令谕，把同一级官员视为下属。在军中蒙古诸王跪谒，连额附、郡王阿宝也不例外。他进京，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跪迎。雍正发往陕西的侍卫，因系皇帝身边的人，理应优礼相待，然而年羹尧竟用他们前引后随，充下人厮役。年羹尧凡出衙署，先令百姓填道，临时戒严，兵丁把守街口，店铺关门停业。比如二年十一月由京返陕，路过保定， “戴翎子数人轿前摆队，行馆前后左右断绝人行”,好不威风。凡送礼给年羹尧的称为“恭进”,而年羹尧送人东西叫作“赐”。属员禀谢称作“谢恩”,接见新属员叫“引见”。年羹尧吃饭称“用膳”,请客叫“排宴”。这一切犹如皇帝对待臣子的样子。年羹尧身边的人也因年羹尧之势重而妄大自居，傲视百官。比如，年羹尧路过河南，本非其属吏的怀庆府同知穿着官服竟向年羹尧的巡捕官跪着回话，巡捕官却安然受之。魏之耀进京，州县道旁打躬，游击、守备跪道，魏之耀乘轿而过，全不答理。据记载，年羹尧家塾教师沈某回原籍江苏省亲，沿途“将吏迎候如贵宦，至江苏，巡抚以下皆郊迎”。如此情景，未免会有夸大其词之嫌，然亦见年之权势慑人。

年羹尧接受了许多中央和外省官僚的子侄在幕中，名义上是军前效力，或学习理事。这些人有的是自愿来的，如李维钧的亲侄李宗渭。有的是被迫的，如年羹尧勒令前川北镇总兵王允吉退职，又要其送一子“来我军前效力，受我未了之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质之意，表示依附于年羹尧。

对于臣道，年羹尧则恃宠而不力行遵守。他在西宁军前，两次恩诏颁到，不按照规定在公所设香案跪听开读，宣示于众。年羹尧编选了陆宣公奏议，进呈后，雍正说要给它写一篇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竟草出一篇，要雍正认可。当时君臣二人关系融洽无间，雍正表示赞赏他这样做，以见双方真诚相待，但这已越出君臣关系的正常限度。年羹尧陛见，在雍正面前“箕坐无人臣礼”。他的大胆妄为，是走的取祸之道。

第四，在雍正亲信之间搞不团结。

年羹尧权力的炙手可热，难免会同其他权臣发生冲突。隆科多名望不及年羹尧，甘心与其结好，倒能相安无事。马齐等人无法与年羹尧比肩，矛盾自然会有。唯独怡亲王允祥是雍正的至厚弟兄，任总理事务王大臣，兼办宫中事务和雍亲王藩邸事项。他可以代表皇帝联络封疆大吏，一些没有资格直接上奏折的地方官，亦可经雍正允许，通过允祥转奏。他的地位是任何人所不能取代的。对这样的人，年羹尧竟产生了妒意，于二年十一月对李维钧说： “怡亲王第宅外观宏厂，而内草率不堪，矫情伪意，其志可见”。蔡斑原本经由年氏父子拉入雍正集团，其川抚任内，年羹尧奏请在四川铸钱，蔡琏以四川不产铅为由把它否定了。尔后，因蔡琏逼死重庆知府蒋兴仁，受夔东道程如丝的贿赂，年羹尧以此弹劾蔡琏，将其革职拿问。同蔡琏至好的李统于元年任吏部右侍郎，时值议叙捐造营房一事，第一名就是年羹尧之子年富，趋炎附势的人要比照军前效力从优议叙，李级以违例不同意，年乃“痛诋九卿，切责吏部”,怨恨李统。年羹尧与傅鼐同是雍邸旧人中杰出者，雍正说年羹尧有才情，而傅鼐忠厚，雍正二年(1724)冬欲起用傅鼐，年羹尧不高兴，说这将使皇上“耳目杂矣”,这是他二人素来不和的发展。年羹尧还中伤河南巡抚田文镜、山西巡抚诺敏，造成双方关系的紧张。年羹尧清朝文一品方补在雍正班底内部与许多人不和，只能把自己置于孤立地位。

雍正对年羹尧态度的转变是他在第二次进京的时候。年羹尧在十月至京，雍正对他非常热情，要九卿给他优叙加恩，说他“公忠体国，不矜不伐” “内外臣工当以为法，朕实嘉重之至”。不久，雍正赏军，军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等人，也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些话，似乎是说恩威不自上出，雍正被年羹尧玩弄于股掌上了，这无疑会刺伤雍正的自尊心。雍正忍无可忍，于十一月十五日，对诸王大臣说“朕岂冲幼之君，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又岂年羹尧强为陈奏而有是举乎”“朕自揣生平诸事不让于人，向在藩邸时诸王大臣不能为之事，朕之才力能办之，诸王大臣见不到之处，朕之智虑能及之，今居天子之位，尽其心思才力以转移风俗，岂肯安于不能”。年羹尧有大将军总督之才，而不具天子聪明才智。他还说，讲那些话的人，是设计陷害年羹尧。他又把话锋移向隆科多，说有人议论他，也无非是出于忌妒。这些话明着是责难造谣者，实际含有告诫年羹尧、隆科多不要盈满骄恣，而要防微杜渐。这时有人密向雍正建议，不要放年羹尧回陕西，以便留京控制。看来，雍正已经作出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年羹尧了。

如果说这种决定是第一步的话，第二步是旨命有关人员，揭发或警惕年羹尧的活动。不久，雍正在湖广总督杨宗仁的同月十五日奏折上写道：“年羹尧何如人也?就尔所知，据实奏闻。 ‘纯’之一字可许之乎?否耶!密之!”雍正之意是说年羹尧不是纯臣。河道总督齐苏勒的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奏折上的密谕是“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揽权势光景，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尔等皆当疏远之”;怡亲王“公廉，忠诚，为当代诸王大臣中第一人，尔其知之”。云贵总督高其倬在雍正三年(1725)二月十二日奏折上说：读到皇上的密谕： “内有朕命尔事事问年羹尧之前谕，大错矣!”在此以前，雍正已向他交了底。安徽巡抚李成龙与年羹尧有通家之谊，雍正在他的三年正月十一日奏折上知会他“近日年羹尧擅作威福，逞奸纳贿，朕甚恶之”。雍正在署凉州镇总兵宋可进三年三月初一日奏折上告诉他“年羹尧颇不喜尔，尔须加意防范，勿露破绽，被伊指摘”。雍正打招呼的人有三种类型：一是年羹尧的亲信，雍正要求他们与年羹尧划清界限，加以揭发，争取自身的保全，这是分化瓦解政策，最高限度地孤立年羹尧；一是齐苏勒、高其倬等人，原为年羹尧所不喜，使他们得知要打击年羹尧，更坚定地拥护皇帝；一是李成龙类的，与年羹尧有一般关系，要他们及早警觉，在皇帝与年羹尧双方之间不要站错阵线。雍正在这些批示中要求官员同允祥接近，表明他是这场斗争的依靠对象。经过雍正二年冬至三年春的给官员打招呼，做好了向年羹尧公开进攻的准备。

第三步是直指年羹尧，将其调离陕西。雍正对年羹尧本人，在给其他官僚照会的同时就有所暗示了。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年羹尧奏报抵达西安，雍正在奏折上书写了一段论功臣保全名节的话：

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至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期勉之，慎之。

由此可见，雍正是在警告年羹尧慎重自为，不可恃功招祸，在一个朱谕中，雍正告诉年羹尧：自你走后，揆会说你“立此奇功”,你的话“皇上不好不从”,他如此妄言，因将之发到允褪处，一同监禁。惩治年羹尧的吹捧者，是雍正变相对被奉承人进行打击。雍正公开责备年羹尧是从雍正三年正月金南瑛事件开始的。年羹尧回陕即命已升任的胡期恒奏劾陕西驿道金南瑛，雍正说这是年羹尧、胡期恒搞朋党的做法，以金系大学士朱轼、怡亲王允祥保荐的，不准奏。同月，刑部奏请蔡琏罪应拟斩，雍正反而召见蔡琏，问其川中情形，蔡琏奏称年羹尧贪暴，诬陷他，雍正这时不问他逼死人命事，只说蔡斑是年羹尧参劾的，如果治蔡琏的罪，则人们将又说皇帝又听信年羹尧的话杀了蔡斑，这就让年羹尧操持了威福之柄，因此不能给蔡琏治罪，并把他起用为左都御史。雍正三年二月，有所谓“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祥瑞，内外臣工均上贺表，年羹尧的表章颂扬皇帝朝乾夕惕，励精图治，但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阳朝乾”,雍正以此为题目，于三月间发出上谕，说年羹尧“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之于朕耳”,既然如此，“年羹尧青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又说，这件事可以看出“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其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责令其回奏。这把打击年羹尧的举措明朗化了。接着，一面不停地责备年羹尧本人，一面调换川陕官员，将甘抚胡期恒撤职，遗缺由岳钟琪兼任，调署四川提督纳秦回京，派銮仪使赵坤前往署理，这样便去掉了年羹尧的亲信，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一面甄别、整饬年羹尧的属吏或曾为其下属的人，雍正说“粮秀(莠)不除，嘉苗不长，年羹尧之逆党私人，即一员亦不可姑容”。雍正三年三月初七日，大同总兵马觌伯奏称与年羹尧没有瓜葛，朱批说他“满口支吾，一派谎词，对君父之前，岂可如此欺诳乎”。河南省河北镇总兵纪成斌于三年二月初一日的奏折得到朱批，要他就年羹尧是什么样的人进行表态，五月十二日，纪成斌奏称年“背恩负国”,雍正朱批嗔道他“颇留有余不尽地步”,下月二十八日，纪成斌又回奏过去受年羹尧压抑情况，才获得雍正谅解，转令他表奏宁夏镇总兵王昌与年羹尧的关系。雍正的这些活动试图搞清这些官员与年羹尧关系的深度，并促使他们与年羹尧分手。

经过如此部署，可以对年羹尧本人采取组织处理了。四月，命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年羹尧具折谢恩。

雍正发出调令后，密切监视年羹尧的行动，年羹尧于五月到新任所，所经地方的大员，如豫抚田文镜都及时报告了年羹尧的行踪。年羹尧在川陕十数载，建功立业，兵将俱有，一纸文书就把他调走了，反映了中央政府强而有力，也表明雍正布置十分得宜。当时，雍正近臣中有人因皇帝屡次降旨严责年羹尧，担心年羹尧在陕西拥兵作乱，劝雍正不可过严，雍正把它看作是无识之见而不顾，自信“洞观远近之情形，深悉年羹尧之伎俩，而知其无能为也”。他的分析是正确的。自从年羹尧赴浙江就任后，更成为雍正的釜中之肉，任其烹调了。

年羹尧被调离杭州后，官员更看清形势，纷纷揭发他。李维钧连上三份奏疏，说年羹尧被“挟威势而作威福，招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国帑，杀戮无辜，残害良民”。署晋抚伊都立、都统范时捷，军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怀亲，前川北镇总兵王允吉、原兵部职方司主事钱元昌、副都统董玉祥等先后揭发年羹尧不法罪状，雍正把他们的奏疏一一发示年羹尧，令其回奏。六月，严惩年氏子弟和亲信的举动开始了。年羹尧的儿子，大理寺少卿年富、副都统年兴、骁骑校年逾削籍夺官，南赣总兵黄起宪、四川按察使刘世奇、原长芦盐运使宋师曾、鸿胪寺少卿葛继孔等人以年党、夤缘年羹尧的罪名，或削籍，或籍没家财，或罚修河工。缉拿胡期恒、桑成鼎、魏之耀、河东运使金启勋、家人严大等人。七月，大学士九卿奏请将年羹尧正法，雍正命革其大将军职，以闲散章京安置杭州。又考虑到他的影响大，对他的处置需要进一步动员舆论，于是，雍正命令地方大员各抒己见。封彊大吏自然看皇帝脸色行事，争相奏疏。广西巡抚李级斥责年羹尧“阴谋叵测，狂妄多端，谬借阃外之权，以窃九重之威福” “大逆不法，法所难宽”,要求诛戮。豫抚田文镜也做了同样的请求。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于九月下令逮捕年羹尧，十一月至京。十二月，议政大臣罗列年羹尧九十二大罪，请求立正典刑。这九十二条为大逆之罪五，欺罔罪九，僭越罪十六，狂悖罪十三，专擅罪六，贪婪、侵蚀罪分别是十八、十五款，忌刻罪四条。第一大罪是与静一道人、邹鲁等谋为不轨。邹鲁是占象人，据供，他说年羹尧将位至王爵，年自云不止此，五六年后又是光景，并说他住宅上的白气是王气。大逆之二是将朱批谕旨原折藏匿，而仿写交回。僭越罪、狂悖罪就是前面叙述过的那些凌虐同官狂诞不谨的事。贪婪罪是勒索捐纳人员额外银二十四万两，题补官员受谢规银四十余万两，收受乐户窦经荣脱籍银十万两，私行茶盐，贩卖木材，马匹。侵蚀罪是冒销四川军需银一百六十万两，加派银五六十万两，冒销西宁军需银四十七万两，等等。雍正说这九十二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三十余条，但仍表示开恩，勒令年羹尧自裁，其父年遐龄、兄年希尧革职，年富斩立决，其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遣广西、云南、贵州极边烟瘴之地充军，嫡亲子孙将来长至十五岁者，皆次第照例发遣，永不赦回，亦不许为官。年妻因系宗室之女，发还母家。年羹尧父兄族中现任、候补文武官员者俱革职。年羹尧及其子所有家产俱抄没入官，将现银一百一十万两送西安，补其各项侵欺案件的亏空。邹鲁立斩，案内朋党胡期恒等人分别罪情，处以不同的刑法。年羹尧接到自裁令，延迟不肯下手，总在幻想雍正会下旨赦免他，监刑的蔡斑严加催促，年羹尧遂绝望自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