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闲人

诸皇子为营求储位手段百出，雍亲王胤祺并无退让之势，但他的表现方式多少与众不同。

胤初第二次被废，储位的事牵动着胤祺的每一根神经，他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进行着有纲领有计划的经营。他的方针、策略见于属人戴铎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写给他的书启。

戴铎在书启中，首先分析政治形势，明确奋斗目标。深知胤仍再黜、储位未定之时，诸皇子争夺激烈，谁活动有力、得当，谁就有可能入主东宫，所以这时是“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因此一定要参加角逐，争取不世之荣。方针确定了，要有行之有效的措施。戴铎建议：一要想方设法，赢得康熙皇帝的宠爱；二要以废太子种种不法行为为戒，妥善处理好弟兄关系；三要加意联络百官，尤其是康熙亲信重臣，对地位较低的近侍和汉人官僚也不要放过，用他们为自己造舆论，把胤裸所有的好名声夺过来，对皇帝考虑继承人施以影响，以利对胤祺的选择；四要大力培植雍邸人才，为建立江山的基干；放他们出门，谋求朝内外的要职，为夺取江山奠定基础。

由此可见，戴铎的书启，向胤祺全面提出争夺储位的纲领、策略和措施。胤祺的批语则是半真半假。他认识到戴铎对形势分析的精当，争位的略策、节法较为完善和巧妙，完全可以接受和实践。而且，在戴铎建议以前，已经帮助门下外出做官，扩大势力和影响，加紧了争位活动，当看到戴铎的全面规划，当然喜出望外，赞之为“金石”之言，乐于采纳了。至于“与我分中无用”,做皇帝是“大苦之事”,实是欺人之谈。他即位之后也曾多次重述这类话，什么“朕向无希望大位之心”“朕在藩邸时坦易光明，不树私恩小惠，与满、汉臣工素无交往，有欲往来门下者严加拒绝”。无论怎么说，事实是戴铎的书启表明，胤祺集团在太子复废之后，制订了争夺储位的切实可行的全面计划，余下的问题就看实践结果如何了。

胤祺迷信天命，在活动中总想预知自己的前程。戴铎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秋天，前往福建赴知府之任，沿途及到任后都写信报告见闻和办理主子交代事务，在一封信中写道：在武夷山，见一道人， “行踪甚怪，与之谈论，语言甚奇，俟奴才另行细细启知”。胤祺见信，很是感兴趣，随即在批语中追问“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就此，戴铎回启禀道“至所遇道人，奴才暗暗默祝将主子问他，以卜主子，他说乃是一个万字。奴才闻之，不胜欣悦，其余一切，另容回京见主子时再为细启知也。”这封书信比以前多透露出一点儿消息，但还是欲言又止。他不是卖关子，引逗主子，而是害怕此事让人知道，所以信中接着说“福建到京甚远，代字甚觉干系”,这封信就放在装上进土产的匣子的双层夹底内，以便保密。胤祺在此信的批语中赞扬了他的谨慎，但仍迫不及待地想要获知道士算命的全部内容，又令戴铎将道人的话“细细写来”,又说“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说他遇道人是好造化，不如说是你有“万”字命的主子才是福气。这是雍亲王胤植关心的一次问命。另一次是又一门下人马尔齐哈干的，详情没有记载，只是在胤祺即位后责备马尔齐哈在康熙时“指天文而妄谈祸福，此惟悯不畏死之徒受其愚”而知此事。马尔齐哈一定向胤祺进奉了“天命所在”的美言。胤祺的奴才奉承主人，主人也信以为真，胤祺以“万”字命自期，就是要做储君、当皇帝。这一点，同他的弟兄一样。胤裸命张明德相面，胤被让张恺算命，胤仍欲再向哲布尊丹巴问命运，胤祉罗致杨道异，都相信自己有登“九五之位”的天命。胤祺等诸皇子们笃信天命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用以激发自身竞争储位的信心；二是燃起手下人的升官欲望，坚决跟从主子；三是制造舆论，以博得人心。所以宣扬贵命成为诸皇子争取储君的一种手段。康熙有鉴于此，严加禁止，胤祺相面成为他被囚的罪状。胤裸案发在前，胤祺明知故犯，表明他追求储位，已发展到不顾降罪的程度。

胤祺奉康熙之命，处理过一些案子和事务，从中表现出他的政治主张。康熙时太监曹之璜索诈官员银两，赶打抬夫，致使宫人常在的棺木落地，胤祺审判，以大不敬律将之议斩，监候特刑。到雍正三年(1723),他阅囚至曹之璜案，说“彼时因太监纳贿不法，如此类者甚多”,故置重典， “以警戒余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顺治淑惠妃死，康熙发现办理丧事官员草率从事，命胤祺查办，胤祺随即奏报，这是工部和光禄寺承办的，奏请将工部尚书满笃、侍郎马进泰、内阁学士兼管光禄寺卿马良以及应该兼理此事的内务府总管赫奕、署总管事马齐议处，致使他们都得了处分。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祺随从康熙巡视京畿，在归途中，康熙责备同行的鄂伦岱等人结党，鄂伦岱以国戚自居，不知畏惧。这时，胤祺说“此等悖逆之人，何足屡烦圣怒，乱臣贼子，自有国法，若交与臣，便可即行诛戮”。这几个事例说明胤祺从政，严刑峻法，不徇情面，主张君主对臣下以威相制。他的奴才戴铎对此体察得非常深刻。据戴铎讲，他曾同李光地讨论储君事，李认为： “目下诸王，八王最贤。”戴铎则说： “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胤裸以仁义为号召，搞仁义，多主张维持现状，少生事；胤祺则与他针锋相对，以恩威并施为政纲，所谓“威”,实是讲严厉、严格，与此相联系的是要整饬积习，有所振作。胤祺、胤裸政纲不同。储位之争，具有不同政治纲领的政治派别间的斗争的性质。

胤祺为扩展力量，暗中破坏康熙不许结党的规定，千方百计招揽官员。命马尔齐哈联系礼部侍郎蔡琏，招他来见，蔡以身居学士不便往来王府辞谢，康熙六十年(1721),年羹尧入觐时，又向胤祺推荐蔡琏，胤祺令其代表自己往请，蔡斑仍不就招。次年，蔡琏有川抚之命，到热河行宫陛辞，时胤祺亦住行宫，蔡就由年羹尧之子年熙引领晋谒胤祺，并把左副都御史李级介绍给他。看得出，胤祺要争取的人，不入他的帷幄不会罢手。戴铎赴福建，胤祺要他带东西给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戴铎到福州后，把东西秘密地交给满保的家人，以进行私人间的感情联系。

经过胤祺的经营，逐渐形成了一个小集团。这些人在官场，于尽职的同时，热衷于为本集团利益服务。这个集团的成员有：年羹尧，汉军旗人，为胤祺“多年效力”的“藩邸旧人”,其妹为胤祺侧福晋。年羹尧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出任川抚，康熙五十七年(1718)升四川总督，康熙六十年(1721)晋川陕总督，为康熙所信任。魏经国，康熙末为湖广提督。常赉，官副都统。戴铎，在福建由知府升为道员。他初上任，因生活不习惯，想告病回京，就此请示胤祺，胤祺回信说： “为何说这告病没志气的话，将来位至督抚，方可扬眉吐气，若在人宇下，岂能如意乎?”以谋图升官鼓励他。康熙末，戴铎官至四川布政使。其兄戴锦，由胤祺遣人向吏部活动，出任河南开归道。沈廷正，历任商州知州、兰州府同知。金昆，武会元出身，在雍邸绘画行走。马尔齐哈，会医术，曾任清江理事同知。博尔多， “藩邸旗下人”,举人出身，官内阁中书。傅鼐， “侍世宗于雍邸，骖乘持盖，不顷刻离”。隆科多，康熙生母孝康章皇后的侄子，康熙孝懿仁皇后的弟弟，他先与胤褪亲近，康熙于四十八年(1709)指责他“与大阿哥相善，人皆知之”,不久取得康熙的信任。康熙五十年(1711)任步军统领，取代胤仍党人托合齐的职位，康熙五十九年(1720)出任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事。胤祺说他“深邀皇考知遇”,确是事实。他大约在康熙末年进入胤祺集团。胤祥与胤祺关系最密切，此如胤植偶尔扈从秋狝，胤祥以诗词、书札寄怀，胤祺为之收藏，仅诗即达三十二首。胤植这个集团，人数不算多，所居要职也有限，但是拥有步军统领、用兵前线的川陕总督等职务的人，对日后胤祺顺利继承皇位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胤祺为维系他的集团，不时加强对门下的控制。年羹尧因与孟光祖的瓜葛，又不经常向胤祺致书请安，就是具启本，因其称官职，而不称奴才，惹恼了胤祺，骂他是“儇佻恶少”,抓住他给自己书启中的话——“今日之不负皇上(指康熙),即异日之不负我者(指胤祺)”,说他“以无法无天之谈而诱余以不安分之举也，岂封疆大吏之所当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卧室言者，异日两字足可以诛年羹尧全家”。从胤祺同年羹尧互通信件中可以看出，他们主奴同心协力谋取异日之荣，而且年羹尧并未改投他人门下，只因年轻得志，对主子有点不恭敬罢了。胤祺除拿揭发他恫吓，还责令其将从前准许他带赴任所的弟侄送回京师，连十岁以上的儿子也不许留在任所，以示惩罚。胤祺对戴铎动辄申斥，戴铎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向胤祺呈送物品，启本中说他“自到福建以来，甚是穷苦”。胤祺批道： “天下无情无理，除令兄戴锦，只怕就算你了。一年差一两次人来诉穷告苦，要两坛荔枝酒草率搪塞，可谓不敬之至。”胤植强调主奴名分，要求门下人对他绝对忠诚。

胤祺与胤裸、胤被集团的对立是必然的，如在戴铎报告胤褪礼遇陈万策的书启上批称“程(按应为陈)万策之傍，我辈岂有把屁当香闻之理”。表现了对敌对集团的仇视和蔑视。但在表面上又对胤裸一伙表示亲善，如胤裸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获谴时，胤祺“独缮折具奏”,为他说好话，向胤裸卖好。康熙五十五年(1716)胤裸得病时，胤祺正在侍从康熙秋狝回京的路上，有一天，康熙问他，胤裸的病你差人探望过吗?回说没有，康熙说应该派人去。数日后探视人回说病情严重，胤祺以为其父心念胤裸，即请示先期回京看视，康熙允许他先走，随后又说四阿哥置扈驾之事不顾，忙忙地去看望胤裸， “观此关切之意，亦似党庇胤裸，”就罚他料理胤裸的医药事务。这时他才恍然大悟，理会错了父皇的意思，惹出麻烦，就赶到康熙面前认错，奏称“臣未审轻重，实属错误，罪所难免”,从而获得了康熙的谅解。他总以迎合康熙的意志为宗旨，企图取得父皇的喜爱。

在紧张的储位斗争中，胤祺与僧讷时有往来，建设寺宇，使自己成为“天下第一闲人”,写了这样一些诗：

懒问沉浮事，间娱花柳朝。吴儿调凤曲，越女按鸾箫。道许山僧访，碁将野叟招。漆园非所慕，适志即逍遥。

山居且喜远纷华，俯仰乾坤野兴赊。千载勋名身外影，百岁荣辱镜中花。金鳟潦倒春将暮，蕙径葳蕤日又斜。闻道五湖烟景好，何缘蓑笠钓汀沙。

雍亲王以富贵之身，处繁华之境，却似乎不问功名荣辱，唯愿与山僧野老为伍，过清心寡欲的恬淡生活，成为一个富贵闲人。这时期，他在读书时，把赏心悦目的文字辑录起来，成《悦心集》一书。

胤祺借助《悦心集》宣传恬淡和与世无争思想，把自己装扮成怡情自适、不求名利的皇子，以蒙蔽世人，掩盖他的谋夺储位的活动。

康熙对胤祺的态度，从派给他的差使中可以看出一二。康熙五十一年(1712),胤祺奉命参加对胤仍党人步军统领托合齐的审判。康熙五十四年(1715)西北军事发生，康熙召见胤祺、胤祉，征求他们意见，胤祺说：当初征讨噶尔丹时，就应该把策妄阿拉布坦一并剿灭，今其扰犯哈密，自应用兵，以彰天讨。康熙五十六年(1717),康熙因有人偷盗明朝陵寝，命胤祺、胤祉等皇子查处，并令他们到各陵祭奠。同年，皇太后归天，胤祺与胤祉等人秉承康熙旨意，转达有关衙门和官员执行。次年，皇太后梓宫安放地宫，康熙因病不能躬身前往，命胤祺去陵前读文告祭。康熙六十年

(1721),康熙登基六十年大庆，他认为典礼中尤其重要的是往盛京三陵大祭，但因其年迈，不能亲行，于正月派胤祺携同十二阿哥胤袍、世子弘晟前往致祭。回京后，遇三月十八日万寿节，又奉旨祭祀太庙后殿。同月，会试下第士子以取士不公哄闹于副主考李统门前，康熙命胤祺、胤祉率领大学士王琐龄、原户部尚书王鸿绪等人复查会试中试原卷。同年冬至节，胤祺奉命祀天于圜丘。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月，康熙以通仓、京仓仓米发放中弊病百出，命胤祺带领世子弘昇、延信、尚书孙渣齐、隆科多、查弼纳、镇国公吴尔占等勘查。胤祺等盘查仓粮存储出纳情况，建议严格出纳制度，增建仓廒，厉行仓上监督人员奖惩制度。他曾作《冬日潞河视仓》五言律诗“晓发启明东，金鞭促玉骢。寒郊初喷沫，霜坂乍嘶风。百雉重城壮，三河万舶通。仓储关乎国计民生，欣验岁时丰”,记其查仓之事。同年十一月初九日，因冬至将届，康熙命他南郊祭天，先去斋所斋戒。

胤祺与父皇私人之间，也时有感情交流。康熙喜欢住在畅春园，将附近园苑赐予皇子居住，他给胤祺的就是后世享有盛名的圆明园，连园子的称呼“圆明”也是康熙赐的。康熙秋狝热河，建避暑山庄，将其近侧的狮子园赏予胤祺。康熙后期因诸子争储位，天伦之乐大减，胤祉和胤祺经常请他到他们在京西和热河的花园游玩，按《清圣祖实录》记载统计，康熙临幸胤祉花园十八次，胤祺的十一次。这是二位皇子的特殊恩荣，是其他皇子所没有的。胤祺于康熙五十年(1711)得一子名弘历，这是他的第五个男孩，是叙齿的第四个，在这五个男孩中，康熙年间早亡三个，弘历实际上成了老二。他勤于学习，深得胤祺的喜爱。康熙六十一年(1722)春天，康熙到圆明园牡丹台观花，正在高兴的时候，胤祺告诉康熙有弘历这个孙子，康熙当即召见，很是喜爱他，命送到宫中养育。不久随从到热河，住在避暑山庄之内。康熙临幸狮子园，弘历侍从回家，康熙传见他的生母钮祜禄氏，连连称她是“有福之人”。一时祖孙三代、公媳之间关系融洽，尚有点天伦之乐。康熙还给胤祺亲书“五福堂”匾额，胤祺把它悬挂在雍亲王府后室。

胤祺没有担任过固定的要职，因其建言征讨策妄阿拉布坦，亦被人认为是谋求出任大将军之职，但没有成功。当他耳闻盛传胤裸、胤糖、胤褪三人中将有一人立为太子之言时，其心急如焚和懊丧情绪是可想而知的。康熙五十六年(1717),远在福建的戴铎向他提出谋求退路的主张，戴说台湾远处海洋之中，沃野千里，而台湾道兼管兵马钱粮，我不如谋调这个职务， “替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戴铎的悲观估计，多少反映出胤祺当时争夺储位中的不利处境。但是，康熙到晚年，对胤祺的差遣、与他的接触明显地增多了，特别是在祭祀上。冬至祭天，孟春祈谷，常雩，四时享太庙，都是大祀，而冬至祭圜丘、祈谷、常雩又为三大祀，尤其重要。大祀主持人，除皇帝亲行外，即为天子指定的亲信王公。康熙“自即位以来，凡大祀皆恭亲行礼”。自云“天坛雍正皇帝大祭，朕亲行礼” “方展诚心”,轻易不要人代替。晚年身体不好，实在不能成行，才派人代祭。胤祺的屡次主持大祀，表明他在康熙心目中的地位提高了，当然其威望也自然而然地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