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争加剧
二阿哥胤仍再次被立为皇太子之后，皇室内部，巩固皇位与提前嗣位，保卫和争取储位的斗争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作为雍亲王的胤祺当然不会听天由命，他也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到这场纷争之中，为他的嗣位创造了比较充分的条件。
胤仍复立之后，不知悔改，照旧纠集党羽，扩充势力，很快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亲贵大臣，这其中有步军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都统鄂缮、迓图、副都统悟礼等人。他不知接受先前教训，遵奉父皇，自我抑损，仍不失太子派头，饮食服御陈设等物，无不与皇帝相攀比，“殆有倍之”。骄奢**逸，贪黩货财，一样也没有改。常派家奴到各省富饶地区，勒索贡物和美女，如若稍微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就向皇帝诬告，处以惩罚。太子如此作威作福，使官员不知所措，若屈从太子，皇帝不乐意，立时可以致祸；若只奉承皇帝，不理会太子，储君嗣位之后会遭到惩罚，因此产生“两处总是一死”的不安情绪。正是因为太子的胡作非为，不仅影响了皇帝的权威，还政出多门，产生政治的混乱和不安定。
康熙对胤祸的乍废乍立，已失乖张，再立之后，希望他能转好，不再出现废黜的败政，所以对太子的不法行为极为容忍。胤初要责备的官员就替他责备，要处分的就处分，要驱逐的就驱逐，以满足他的愿望。只是对他不放心，不让他单独活动，每有巡幸，必令其随从， “使不得须臾离侧”,防止发生事变。
胤仍的弟兄们可不顾及其父的心情，对胤仍的复立恨之入骨，非要攻倒他而后快。胤初复位时，胤福党人无限失望，阿灵阿甚至不想活了，但他们很快清醒过来，继续向胤初挑战。据胤祺讲，揆叙利用他的家财，与阿灵阿等人“合谋买嘱优童下贱，每于官民燕会之所，将二阿哥肆行污蔑”。他们利用对方的弱点，制造扳倒太子的舆论，以其影响康熙皇帝的视听和决策。
到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康熙再也不能容忍了，召集诸王文武大臣，说现今“诸大臣有为皇太子而援结朋党者”,兵部尚书耿额是索额图家奴，欲为主人报仇，可见，索额图之党还未根绝，因此将鄂缮、耿额、齐世武锁拿审问。这时有人告发托合齐不守礼法事，康熙指令胤祉、胤祺、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署内务府总管马齐等会同宗人府审察。胤福党人参与了对太子党人的审讯。一年后，康熙宣布胤仍罪状，再次加以废黜。上谕说：胤初“是非莫辨，大失人心”“秉性凶恶，与恶劣小人结党”,不可不防这些小人的谋害；鉴于他的过恶“断非能改”,不得不再行废黜。同时告诫诸臣，不许为胤仍保奏， “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对太子党人也做了处分，因托合齐死于狱中，锉尸扬灰，其子拟以绞监候。康熙的再废太子，当机立断，使胤初不能作乱，减少他对政治的干扰是好的。他对太子防范甚严，也是必要的。但对太子的穷奢极欲和暴虐无道，不采取有力的制止措施，反而顺着他，以为如此可以“感悦伊心，冀其迁菩”。结果事与愿违，说明康熙对胤初的认识并不透彻。
太子再次被废，如前一次一样，是皇帝与太子、太子与皇子之间矛盾的产物，是一场权位之争。这场斗争使康熙又一次遭到不幸，用他的话说是“心思用尽，容颜清减”。精神上的打击，体力上的消耗还不算什么，最主要的是胤初被废后，储位虚悬，诸子争夺不休，让他无休止地劳精费神地处理这种棘手问题。
胤仍被废后，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以太子为国本，请求册立。康熙说， “建储大事，朕岂忘怀，但关系甚重，有未可轻立者”。具体理由是：立太子必得其人，“必能以朕心为心者”,没有适合的人，立了反而不好，如胤初之废黜；太子年长，容易结党为乱，以致出了本朝第一罪人索额图；诸皇子已经分封，手下人多，立了太子，难保不出现太子与诸王的纠纷局面；本朝没有立太子的惯例，不立储君也不是缺陷。因此将赵申乔奏折发还，不准实行。可见，不再立太子，是康熙晚年的基本方针。
东宫虚位，包括废太子在内的诸皇子都在营求太子印玺。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胤初毕竟拥有近四十年储君的历史，虽被囚禁，开始仍有复位的可能。胤仍自己也在极力谋求。康熙
五十四年(1715)四月，发生了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部众骚扰哈密的叛举，康熙命吏部尚书富宁安督兵前往征讨。胤仍很快获知此事，希望利用这一机会跳出牢笼。当时正值太医为胤仍福晋看病，出入府门，胤仍亲自使用矾水写信，由他交给正红旗满洲都统公普奇，希望他保举自己为大将军，企图以出征恢复旧日的储位。矾水写字可以掩人眼目，哪知此事竟被辅国公阿布兰探听了去。阿布兰对揭发与否犹豫不决，胤裸集团的贝子苏努要他检举，阿布兰于是才告发，生出“矾书案”。从前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说过胤初“灾星未脱”的话，这时胤仍打听这位活佛何时来京，以便再问前程。这件事也被当作不安本分被揭发了。外间流传“皇上有褒奖二阿哥之旨”,也成为胤初和普奇的罪状。经过审讯后，太医罪不当赦被拟以斩监候，普奇照前拘禁。胤仍图谋出征的心机枉费了。
胤仍自第二次被废之后，仍因有过太子的历史和嫡长子的地位，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本人及部分朝臣在为他请命。但他太让康熙失望了，复位绝无可能。为此而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徒劳的。有一点值得指出，自胤仍二次被废之后，诸皇子攘夺储位，虽也同胤仍有一定矛盾，然而是各自谋取太子，不再具有夺嫡的性质。
胤裸集团在复废胤仍中起了一定作用。这时，胤裸从初次废黜时众人保举他的事实出发，以为有再次举荐的可能，于是，便向康熙试探道我如今应怎样做?要不就装病，免得再有保荐我的事情。康熙说他是试探自己对他的看法，所说的话是越分的不法之言，回绝了他。八阿哥想当皇太子的美梦再次破灭，但他仍不死心，仍继续活动。
但是，当时的形势对他有利。胤初再黜，不立太子，他有着被群臣公举的历史，若一旦康熙亡故，他就会被朝臣拥护上台。故康熙揭露说，胤裸“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人所保，谁敢争执，遂自谓可保无虞矣”。
康熙看到这种情况，及时地给胤裸集团以棒喝。在复废太子的当年十一月，康熙出外打猎，住在京北的遥亭，胤裸因生母的两周年忌辰出京祭祀，完毕后住在京北的汤泉，却不前往请安，只派人送去将死的鹰，并说他即将回京。康熙见状，认为这是故意藐视自己，十分震怒。为此对他大加指责，说他“不孝不义”,与鄂伦岱、阿灵阿等人结成党羽，密行奸险。康熙把胤裸与胤仍做了比较，说“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胤裸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百倍于二阿哥也”。康熙看得很准确，也正因为如此，不喜欢胤裸广结人心图储位，更担心他篡位，心情很是不安地说，胤裸“党羽甚恶，阴险已极，即朕亦畏之”。他害怕胤裸搞逼宫，说“朕恐后日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捕难，逼朕逊位而立胤裸者”。他表示“若果如此，朕唯有含笑而殁已耳”。他意识到胤 的能量大，必须认真对付，给以打击。胤裸的奶公雅齐布夫妻，本被充发边远之地，恃势潜藏京城，康熙早就知道，这时派人回京捉拿正法。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以胤裸“行止卑污，凡应行走处俱懒惰不赴”的罪名，停发他及其属下护卫官员的俸银俸米。康熙以此表明，废胤祸，不是要立胤裸，他不符合储君的标准。
胤裸集团仍然加紧活动，他们越是活动，越引起康熙的警惕，越要打击胤裸。康熙于五十四年(1715)十一月，将胤裸门客何焯的翰林院编修、进士、举人尽行革除，罪名之一是他把当今的文章比作万历末年的文字，侮辱了圣朝。康熙还在胤祺给何焯的信上批道， “八阿哥与何焯书，好生收着，恐怕失落了"。把它看作是胤裸的罪证，处分何焯，实际是给胤裸难堪。次年九月，胤裸得了伤寒病，大有离世之态，这时康熙正从热河启驾返京，准备去西郊的畅春园。康熙早年就给几个儿子赐了花园，大都在畅春园附近。而胤裸的园子，就在从热河到畅春园的必经路上。康熙在未到畅春园之前，旨令给料理胤裸病务的胤祺、胤褪，“将胤裸移回家中之处，着诸皇子议奏”。胤祺接旨后便要将住在赐园内的胤裸移回城里府中。胤糖不同意，愤怒地说：“八阿哥今如此病重，若往家中，万一不测，谁即承当?”康熙闻知后说八阿哥已不省人事，若欲移回， “断不可推诿朕躬令其回家”。诸皇子明白康熙的意思，是要把胤福转移到城里，让父皇经过他的花园时，不会碰到不吉祥的事。因康熙教训过儿子们： “汝等皆系皇子王阿哥，富贵之人，当思各自保重身体，诸凡宜忌之处，必当忌之，凡秽恶之处，勿得身临，譬如出外，所经行之地，倘遇不祥不洁之物，即当遮掩躲避。古人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于尔等身为皇子者乎?"
康熙以自己吉祥事重，不顾重病的胤裸的死活，可见父子感情淡薄到了一定程度。不久，胤裸病愈，康熙可能觉得自己的做法太不慈爱了，于是恢复了胤裸属下人等的俸银俸米，并问他病后想吃什么， “朕此处无物不有，但不知与尔相宜否，故不敢送去”。皇父用“不敢”二字，皇子哪敢承受，故胤裸到宫门内跪求免用此二字。康熙又责备他“往往多疑，每用心于无用之地” “于无事中故生事端”。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双方芥蒂太深，各存疑心，怎么也合不拢，康熙还怎会立胤裸为太子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胤裸离太子的宝座越远。如果说还有一线希望的话，则在于尚得人心，还有一定的政治力量。
胤裸几次受挫之后，他的集团中的胤褪活跃起来，开始积极谋取储位。康熙五十七年(1718)以前，胤褪便广泛联络士人，如接见大学士李光地的门人、翰林院编修陈万策时， “待以高坐，呼以先生”。李光地是理学名臣，康熙在建储问题上屡次征求他的意见，胤褪企图通过陈与李联系，并以此取得士人和官僚的好感，为自己传播声誉，所以当时社会上流传“十四爷礼贤下士”的说法，当然，人们也看得出来，这是“颇有所图”,乃谋取皇储之举。
正在这时，西北战事的发展，给了胤褪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机会。策妄阿拉布坦叛乱以来，康熙调兵遣将前往剿平，康熙五十六年(1717)三月，任命富宁安为靖逆将军、傅尔丹为振武将军、祁里德为协理将军，分路戍守，准备进攻，但没有任命统领前方部队的大将军。同年七月，富宁安疏报军情，康熙见奏，说我年老了，直气渐衰，就把这个事拖延下来了，若是我少壮时，早已成功了。他说的是事实，平定三藩和噶尔丹，就是明证。如今年事已高，又有储位不定的头痛事，不能集中精力对付边疆的叛乱。有心起用皇子领兵，下旨将富宁安的奏疏给诸皇子观看。康熙五十七年(1718)春天，策妄阿拉布坦属下策零敦多卜进攻西藏，藏王和硕特蒙古人拉藏汗请求清廷发兵救援，康熙命侍卫色楞会合驻守在青海的西安将军额伦特部军士前往援助，策零敦多卜先行攻入拉萨，控制了西藏地区。这时不仅战争地区扩大了，更严重的是准噶尔人掌握了西藏喇嘛教，对清廷统治极为不利。大漠南北及西北地区的蒙古人都遵奉喇嘛教，清朝历来利用它，作为统治、联络蒙古人的一个工具，它被准噶尔人夺去，意味着北部边疆的不稳定，所以，康熙皇帝决心解决西藏问题。这一年的三月，将胤褪由贝子超授王爵，并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准备前往西边出征。九月，西安将军额伦特阵亡。十二月，康熙命胤微率师出发。同时为提高八旗战斗力，任用皇子办理旗务，命胤祐管理正蓝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胤械和胤袍分别主持正黄旗三旗、正白旗三旗事务。与此同时，对于胤褪出师，康熙予以高度重视。出发前，他亲往堂子行祭告礼，出师这一天，登太和殿向胤褪授大将军敕印，胤褪乘马出天安门，诸王及二品以上文武官员都到德胜门军营送行。根据康熙的命令，胤褪“用正黄旗旗纛，照依王纛式样”,胤褪在军中称“大将军王”,所上奏章及皇帝的谕旨都是这样称呼他。他受封为抚远大将军，这是千真万确的。而他在三月封王，这里又说用王纛式样的旗子，是按王爵对待，他究竟封的什么王?有无赐号?史料无证。即使是在他自己的奏疏中也只说“大将军王臣”,从未见有王号。
康熙五十八年(1719)三月，胤褪驻扎西宁，奉康熙指令，以与京城相隔辽远，军事相机调遣。他统率驻防新疆、甘肃、青海的八旗、绿营，号称三十万人，实际不过十数万大军，并指挥当地蒙古人部队。康熙给青海厄鲁特罗卜藏丹津降旨，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命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即与我当面训示无异”。
胤褪至军后，一面整顿内部，题参办事不力的料理西宁兵饷的吏部侍郎色尔图、包揽运米之事的笔帖式戴通、贪婪索诈的都统胡锡图；一面遣兵戍守河西走廊，把重点放在对西藏用兵上，并做了迎接达赖七世入藏的工作。达赖五世死，拉藏汗迎立博达克山出生的阿旺伊什嘉穆错为达赖，青海厄鲁特不服，迎立里塘出生的罗布藏噶尔桑嘉穆错，驻西宁宗喀巴寺。康熙因策零敦多卜乱藏，封罗布藏噶尔桑嘉穆错为弘法觉众第七世达赖喇嘛，不承认被策零敦多卜囚禁的阿旺伊什嘉穆错。胤额命达赖六世传谕西藏、四川、云南的藏人，说皇帝派皇子领兵， “扫除准噶尔人，收复藏地，以兴黄教”,应该欢迎清军的到来。康熙五十九年(1720)正月，平逆将军延信由青海、定西将军噶尔弼由川滇两路向西藏进军，胤额进驻穆鲁斯乌苏，调遣官兵，办理粮饷。十月，噶尔弼军人拉萨，延信屡败策零敦多卜部众，清除了准噶尔人势力，安定了西藏。清军护送达赖七世进抵拉萨，举行了坐床仪式。西藏战乱的结束，作为前线统帅的胤褪立了大功，康熙命立碑纪念。当时作碑文的是阿布兰，胤祺即位后，说阿布兰的碑文“并不颂扬皇考，唯称大将军胤褪功德”将碑毁掉，另撰新文。应该说阿布兰的碑文是反映胤褪战功的，因碑毁，使后人失去了了解他的功绩的一些翔实资料。
在策妄阿拉布坦领区，清军一直没有进展，军士因病死亡的事不断发生。康熙六十年(1721)十月，康熙令胤褪回京，面授西北用兵的方略，十一月胤褪到京，康熙令胤祉、胤祺率领内大臣到郊外迎接，次年四月辞赴军前。
胤褪在第一次离京之前，为争储位事，对宫中政局很是不放心。他对胤糖说， “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皇父“但有欠好，就早早带信给我”。看来他倒不一定是关心其父的健康，而是为自己相机行事。自胤褪任抚远大将军之后，胤裸集团积极支持他，希望他能步入东宫。胤糖赞扬胤褪“才德双全，我兄弟内皆不如，将来必大贵”,为之延誉。又当面暗示他“早成大功，得立为皇太子”。及至六十年胤褪回京，胤糖竟不让胤褪再赴军前，说“皇父明是不让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之后，难于安顿他”。如此看来，胤糖、胤褪是把出师立功看作争取储位的资本。
胤褪在西北时，继续招贤纳士，数次派人礼聘著名学者李搽。对自己前途极为关心，康熙五十八年(1719),让临洮人张恺算命，张恺故意奉承，说他的命是“元武当权，贵不可信，将来定有九五之尊，运气到三十九岁就大贵了”。胤概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这时三十二岁，听了张恺的美言，以为数年后可以龙飞九五，自然很是高兴，称道他“说得很是”。由此可见，胤褪同其他皇子一样，垂涎未来的御座。
胤褪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是胤初求之而不得的。他的抚远大将军官职，权重位尊，远远超过清初统一中原、平定三藩所任用的那些大将军。胤祺说他“妄自尊大，种种不法，我朝大将军如此行事者，从未之闻也”,可见他不同于众的特殊地位。因此，在当时的一些王公大臣的观念里，把这大将军视作向皇太子过渡的一个步骤。但是要走完这个里程，需要完成军事目标，对藏用兵的成功便前进了一步，对准部的毫无进展，则难以达到目的。再说他还只是没有赐号的王，从等级制度看，与太子地位尚有距离。
胤褪远处西北边隅，对他储位之争有所不利，胤祺曾说康熙春秋已高，不可能立远离身边的胤褪。不能说没有道理。康熙年老多病，如果一心要立胤褪，让他领军出征，多少立点功劳，即可在西藏事毕后令其返京，何必要他长驻西北。或许有人会说，京中斗争激烈，胤褪在京师不安全，令其外出，倒合“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之意，可是后来实践证明，在外并不安全，有兵权也无济于事。
总之，胤褪是一位很有才能且积极谋取储位的皇子，他逐渐为其父康熙所喜爱，有可能成为皇储，但还是未正名号的皇太子。与他激烈争夺储位的，还有能人，一是他的同胞皇兄胤祺，另一个是胤祉。
皇三子诚亲王胤祉，在胤褪、胤仍出事之后，年龄最长，又受封王爵，在诸兄弟中具有特殊地位。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命他负责修辑律吕、算法诸书，在畅春园蒙养斋开馆。他大量吸收著名学者参加工作，进馆的有陈梦雷，康熙亲书“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联句赐予他，他著有《松鹤山房集》《天一道人集》等书。方苞是桐城派散文创始人，胤祉以下都尊敬地称他为先生。还有魏廷珍、蔡升元、法海等人。他们工作的范围比较广，除编书外，奉命重修坛庙宫殿乐器。胤祉提出制历法，要测北极高度，康熙准行，分遣何国栋、索住、白映棠等人赴广东、云南、四川、陕西、河南、江西、浙江测量北极高度及日影。他们撰写的书，康熙赐名《律历渊源》,又编辑我国第二部大型图书《古今图书集成》。
开蒙养斋馆，康熙皇帝极为重视，对它的主持人胤祉，人们自然会刮目相看。开馆那年的十一月，朝鲜君臣论清朝政事，有人说“十三王、第三王又称以抚军监国”。胤祉未曾抚军监国，外间如此流传，足见他名播遐迩。
康熙五十六年(1717)冬天，皇太后生病及死亡期间，康熙也身患重病，不能照料皇太后医药及丧葬事务，恒亲王胤祺因系皇太后所抚养，要求代替其父料理，康熙不答应，却让胤祉、胤祺、胤构、胤禄协助自己料理。由此可见，胤祉及胤祺在康熙心目中是有较高地位的。
胤祉在政治上以及其他方面风光之时，他的属人孟光祖，打着主子的旗号，到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广西等省活动，代表诚亲王向川抚年羹尧赠送礼物，年羹尧回赠马匹银两，江西巡抚佟国勃亦送给他银两缎匹。按大清律法，王阿哥差人赐属下外任官物件，该官即应奏报中央政府，佟国勃等人都没有奏报，直到孟光祖活动数年，直隶巡抚赵弘燮始行奏闻。此外，按大清律法，过往官员要有勘合，地方官才能供应车船马骡，孟光祖没有勘合，却能通行无阻，是地方官惧怕皇阿哥势力，不敢不奉承他们的属下。此事泄露后，康熙帝直接过问，派人捉拿孟光祖，将之处斩，并把佟国勃革职，年羹尧革职留任。对孟光祖是否为胤祉派出一事，康熙不予追问，也许是出于对胤祉名声的考虑。于是，对魏廷珍说：你“每日与三阿哥一处修书，若有此事，即当以身命保之”。孟光祖的活动，是否系其主子胤祉指使，不好肯定，但一主一奴，孟活动数年，胤祉很难说不知道。江南武进县有名叫杨道昇的人，此人“颇通才学，兼通天文”,胤祉把他请到府里。这里说他通天文，就是表示胤祉通过杨道昇了解自己获取大位的可能。胤祺曾责备胤祉， “希冀储位”,在废胤初后， “以储君自命”。胤祉以温文尔雅的学者面貌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亦为康熙所喜爱，他也有营求东宫印绶之意，不过活动不那么明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