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之中独著
晋王杨广镇抚南方旧陈之地，维护国家统一，在藩为父母分忧，建功立业，深得父母钟爱。在兄弟五人中，杨广独著声绩，声誉与日俱增。
据说，隋文帝曾密令术士来和为他五个儿子相面，来和看过后诡秘地对隋文帝说：“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似乎隋文帝夫妇偏爱杨广，乃是出之于迷信。其实不然，独孤皇后对次子杨广“特所钟爱”,除了他自小美姿仪，长得英俊外，更多的还在于杨广善于表现，建立了高出于兄弟之上的功业。这只要稍作比较，就很清楚。
相比较而言，应该说杨勇最为幸运。他以嫡长子平流直取，成为大隋皇位的继承人。由于隋文帝的皇位得之于篡夺，为使皇统永固，传之万代，对皇位继承十分重视。早在禅位之前，任北周随国公假黄钺大丞相的杨坚就将杨勇立为“世子”,即所封随国爵位的合法继承人。北周大定元年(581)二月丙辰(初六)加九锡篡位前，又以周静帝名义将世子杨勇立为王太子，成为随王储。隋开皇元年(581)二月禅代建隋的第三天，丙寅(十六日),又册立杨勇为皇太子，并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册封仪式。“预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早立太子体现了隋文帝不忘天下，隋朝刚刚建立，杨勇即以嫡长子身份，而不是以功劳入主东宫，并宣告朝野，大赦天下。这是在当时谁也没有异议，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大事。
乙亥(二十五日),隋文帝在任命王朝宰相三公的同时，也任命了太子的师父，以教导辅佐年轻的皇太子。观国公田仁恭为太子太师，武德郡公柳敏为太子太保，济南郡公孙恕为太子少傅，开府苏威为太子少保，这些德高望重富有政治经验的“师父”和其他官吏统称为“东宫官属”,他们较之隋文帝为晋王、秦王、蜀王所选的僚佐更显得荣耀，责任更为重大。
那么，皇太子杨勇人品资质、才能如何呢?
杨勇是杨广的同母长兄，小字杨勇，关于他的出生年月，史无记载，据推测，至少应比杨广大两三岁，理由是在杨坚贵盛任北周假黄钺大丞相之前，已为杨勇娶了妻，其妻是西魏宗室元孝矩之女。元孝矩有一个妹妹嫁给了北周权贵晋公宇文护，是关陇勋贵中的大豪门。杨坚和独孤氏“重其门地”,出于政治目的，企图以联姻扩大本家族的势力，为长子杨勇包办了这门亲事，并认为是选了好儿媳。结婚时，杨勇年龄至少应在十四岁以上。在北周，杨勇因祖父杨忠的军功，被封为博平侯，当其姐夫周天元宇文赟暴崩，杨坚总理朝政之时，少年杨勇曾为父亲奔走分忧。他曾奉父命去叔父杨慧宅第，召杨慧来参与篡夺之事，杨慧恐致家祸不敢出山。在杨坚初掌北周政权的危难之际，杨勇和父亲一起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北周大象二年(580)九月，在讨平五王三方构难之后，杨坚又任杨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赋予“总统旧齐之地”的要津之职。杨勇的岳父元孝矩也被任命为小冢宰，赐爵洵阳郡公，后又升任大司徒，帮助亲家翁支撑新开创的政局。杨坚代周立隋前夕，杨勇又被召回京师，进位上柱国、大司马，领内史御正，总管诸禁卫军，而又以其岳父元孝矩代杨勇坐镇洛阳。由此可见杨勇在杨坚篡周立隋的关键时刻，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隋朝建立之后，皇太子杨勇在父亲身边协助处理内外军政事务，当时山东地区战乱刚平息，人民不得安居，不少编户逃亡，流徙于外，隋文帝派遣专使前往检查追捕，并试图迁徙一批民户往北境塞外实边备胡。太子杨勇认为这种做法简单粗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上书进谏： “窃以导俗当渐，非可顿革，恋土怀旧，民之本情，波迸流离，盖不护已。”谏书写得头头是道，言之有理，且文才不俗，隋文帝阅后大加赞许，予以嘉奖，自后不再提移民实边之事。这以后，有关时政，多所损益，每每得到隋文帝的采纳。
杨勇也颇好学，自小受过良好教育，诗词文赋写得很好。当时由北齐入周转入隋的北方文士魏澹深得杨勇礼遇，随文帝任其为太子舍人。杨勇让魏澹注《庾信集》,说明杨勇和弟弟杨广一样崇尚南方风格庾信诗体。魏澹后迁官著作郎，但仍为太子学士，撰有《笑苑》《词林集》,杨勇对他“屡加优赐”。平原人明克让，乃南朝梁侍中明山宾之子，少好儒雅，博涉书史，尤精三礼。梁亡后流寓长安，被北周明帝宇文毓引为麟趾殿学士。隋初建时文帝因其才学拜为太子内舍人，后转为太子率更令，晋爵为侯，在东宫为太子杨勇讲经论史，著有《孝经义疏》《古今帝代记》等书。杨勇对他“以师道处之，恩礼甚厚”。东宫官属中还有大学者、科学家宇文恺，开皇初任太子左庶子，撰有《东宫典记》70卷。音韵学家陆法言的父亲陆爽曾任太子内直监，不久迁任太子洗马。杨勇本人也不拘一格广罗天下人才，当时有两位经学家刘焯与刘炫，都是北朝大儒熊安生的弟子，因事除名在家，以教授生徒为业。杨勇既往不咎，以礼招致。刘炫曾伪造书百余卷送官取赏，被人告发，差一点儿被判处死刑，杨勇没有因他曾犯死罪而废弃，因为没有一点儿才学，要伪造百余卷经书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杨勇是很重视人才。一段时间内，杨勇的太子东宫“盛征天下才学之士”,南北方许多著名学者文士都被征召至东宫府邸。被征召的学者文士还有南人姚察、陆德明等人。
初为皇太子时，杨勇深得父皇信用， “颇知时政”, “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参决之”。为了加重东宫官属的声望，隋文帝还令朝廷大臣兼领东宫官职。如以兵部尚书苏孝慈兼太子右卫率、左领军将军卢贲兼太子左庶了。兼太子左庶子的有大臣刘行本、唐令则等人，关中右姓韦世约任太子洗马。
杨勇性格外向，宽厚仁义，率意任情，直来直去，不像杨广那样矫情饰貌，对自己的言行从不做作矫饰。他出身勋贵，自小优容富贵惯了，现在当了皇太子，国家的储君，更是盛气凌人，不注意影响，而渐见骄奢。有一次，杨勇用黄金饰一副蜀产铠甲，镶嵌金边，被崇尚节俭的父皇看见，即严肃地斥诫杨勇。父皇语重心长，但杨勇却漫不经心，不以为然。
后来冬至节到，朝廷百官多往东宫朝见皇太子，杨勇又不加回避，盛张乐舞接受朝贺，歌舞之声传于宫外，被隋文帝听到。因此，隋文帝召朝臣发问：“近日冬至节，内外百官相率往东宫朝贺，是何礼也?”太常少卿辛亶回答：“于东宫只能称贺，不能称朝，朝惟皇帝才用。”隋文帝极为震怒，专门下诏： “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爰自近代，圣教渐亏，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士作贡，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于是，禁止一切不合礼制的朝贺。太子受贺只准“西面而坐，惟宫臣称庆，台官不复总集”。隋文帝对杨勇的僭越行为渐生疑窦，从此恩宠渐衰。当晋王杨广在江南建立功业之际，在京师养尊处优的杨勇却没有什么作为，在朝臣中的声望渐不如昨。
再说老三秦王杨俊，他仅比杨广小两岁，也有一个佛名叫阿祗。阿祗小时也颇为父母宠爱，开皇元年(581)杨广受封晋王的同时，杨俊也封为秦王，次年春拜上柱国，出任河南道行台尚书令，洛州刺史，时年仅十二岁，加右武卫大将军，领关东兵，镇抚旧齐大地。开皇三年(583),迁秦州总管，总隶陇右，戒备突厥和吐谷浑，其任同样崇重。开皇六年(586)迁山南道行台尚书令，驻襄阳(今湖北襄阳),准备灭陈。开皇九年(589)伐陈之时任山南道行军元帅，督三十总管，率水陆十余万人屯汉口，总制上游隋军。灭陈后任扬州总管，坐镇广陵(今江苏扬州市),次年江南发生暴动，隋文帝命其与二哥杨广对调，转任并州总管二十四州诸军事。由此看来，杨俊的经历与杨广相同，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杨俊起初也颇为好学，颇有文武才能，一时秦王府也是人才济济，如名将段文振先为秦府司马，后随杨俊任扬州总管府司马，不久转任并州总管司马，是秦王杨俊得力的军事助手。杨俊还招致文学之士为秦王府属，如京兆常得志， “博学善属文”,任秦府记室。灭陈时杨俊闻知潘徽有文才， “召为学士”。隋文帝对老三杨俊年纪轻轻就能礼贤下士，好学不倦十分欢喜，曾下书奖励，并多次亲幸秦王府第。杨俊“仁恕慈爱”,性格生性柔弱，在兄弟五人中可能是最没有政治野心的。平陈之役他严守既定战略，制止部下的请战，尽量减少杀伤，直待敌军投降。论功行赏时他更辞功不受，隋文帝听后更感怜爱。但杨俊“崇敬佛道”,想入非非，企图抛弃优荣福贵的皇子生活，竟多次要求出家当和尚，隋文帝没有同意。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杨俊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藩府优闲无处消遣，不能控制自己，渐好尚奢侈，违反制度。由于耗费巨大，竟在并州辖地放高利贷，使部下官吏和管下百姓叫苦连天。对此，隋文帝派专使按查，受牵连遭受处罚的就有百余人。原晋王杨广的长史王韶时改任秦王杨俊长史，在并州岁余“劳敝而卒”,死时六十八岁，隋文帝责怪杨俊， “杀我子相，岂不由汝邪”。但杨俊不知悔改，仍然在晋阳修建宫殿，穷奢极欲，甚至亲自动手用斧头制作家具什物，用珠玉修饰，为王妃制作七宝床。又制作水殿，玉砌金阶，梁柱之间用水晶明镜修饰，金碧辉煌，好不气派。杨俊经常与宾客妓女在水殿纵乐歌舞，寻欢作乐，无所事事。王妃是山东门阀崔氏女，由于被冷落，竟在瓜中放毒，杨俊中毒一病不起。愤怒的隋文帝将杨俊召回京师，免去他的官职，派幼子汉王杨谅接替了并州总管之任，妃崔氏赐死于家中。
当时，左武卫将军刘异曾力谏隋文帝，说秦王不过多费了些钱物，不必解职，隋文帝愤然作色说： “法不可违。”宰相杨素也曾为杨俊求情，也遭隋文帝拒绝，说： “我有五个儿子，不能为他们另制天子儿律。”并严词谴责杨俊： “我戮力关塞，创兹大业，作训垂范，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为吾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责汝!” 杨俊既感恐惧又惭愧，病情越来越重，于开皇二十年(600)六月丁丑(二十日)死于秦邸，时年仅三十岁。
隋文帝对杨俊的荒唐奢侈伤透了心，死时仅悲伤了数日。
老四蜀王杨秀比杨广小四岁，开皇元年(581)立为越王， “九岁荣贵”。不久改封蜀王。任西南道行台尚书令，坐镇西南。隋文帝为杨秀也配备了很强的辅佐班底，如总管长史元岩、令狐熙都以正直见称。在成都，杨秀由一个乳臭未干的孩童成长为一个英武的青年，他有胆识，有武艺，一般人见到他无不惮惧。在元岩及河东柳俭等严师的教导下，蜀王也颇具文武才能，独当一面。开皇十二年(592),二十岁的杨秀回朝任尚书令，不久再次出镇成都。
杨秀也颇爱好文学艺术和学术，和哥哥们一样拼命招揽文学有才之士。陇西辛德源在北齐时就以学问闻名，入隋后隐居山林，郁郁不得志，著《幽居赋》以自寄，仅与卢思道往来，著有《集注春秋三传》三十卷，注《扬子法言》二十卷。杨秀闻知他的大名，即召他到成都王府，几年后上奏文帝，任为益州总管府掾。河东柳或得到博陵李文博撰写的《治道集》十卷，杨秀得知此书后，即派人向柳或求索，柳彧将书送给杨秀，杨秀大喜，赐予柳或奴婢十口作为报赏。
杨秀虽礼贤下士，搜罗人才，但性情暴躁，有时不免粗鲁无礼。著名学者刘焯和刘炫，在当时很有名气，太子杨勇曾竭力招致，但隋文帝不希望二刘在京师聚众讲学，令他们往成都“事蜀王”。二刘不愿， “迁延不往”“久之不至”,杨秀不禁大怒，派人用枷锁将他们押抵成都， “配之军防”,甚至让这二位老学者在蜀王帐内“执杖为门卫”。这与杨广师事天台智颛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开皇十三年(593),蜀王府长史元岩死后，杨秀开始无所拘束，恣行所欲，他私造浑天仪、指南车、记里鼓。青年皇子爱好科学本无可指责，但在封建专制时代，浑天仪、指南车等科技器物只能由朝廷官司掌握，一般人拥有则可能被怀疑为僭越，是“违反制度”,周之九鼎不可问，而蜀王杨秀年仅二十三岁就被服器玩“拟于天子”,是大逆不道。杨秀是个绝顶聪明的青年，他有巧思，懂音律，曾自己动手制作了上千面琴， “散在人间”。但杨秀对科学和艺术的正常爱好没有得到父皇的鼓励和奖赏，反而遭到父皇粗暴的谴责。求知欲望被扼杀，二十多岁的青年皇子的充沛精力无处发挥，于是寻欢作乐，处心积虑地想出一些奇异的玩法。杨秀的王妃是代北门阀长孙览的女儿，杨秀经常与长孙氏外出游猎，但他们不猎野兽，却用弹弓弹射活生生的人以为笑乐，又大捕僚人阉割以充宦者，甚至残暴地“生剖死囚，取胆为乐”。僚佐不敢谏止。隋文帝了解到杨秀这些惨无人道行为后甚为忧虑，曾对独孤皇后说：“杨秀必以恶终，我在当无虑，至兄弟必反。”于是，分杨秀所统兵马。开皇十七年(597),隋文帝任命“以明干著称”的尚书左丞源师任益州总管司马，以对蜀王杨秀实行监视。
杨秀和杨广一样长期出藩南方，政治地位不相上下。但杨秀不愿久居偏僻的蜀地，不像二哥那样坐镇藩居苦心经营，缺乏远大的政治抱负，多次上奏请求还京，甚至巴结父皇派往蜀地的使者元衡，请他回朝时向父皇求情，隋文帝不允，严词谴责，杨秀于是不理政事，违反制度。
晋王杨广却不一样，他坐镇江都，实际领掌不过长江下游扬州及闽浙诸郡，但他却把整个南朝故土视为自己建功立业的区域。时南方山区腹地尚居住着大量少数民族，主要有蛮、俚、獠、爨四大系统，他们有的自成部落，有的与汉族杂居，陈亡后他们虽统一于隋王朝之下，但仍处在与汉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之中，旧史将他们统归为古代百越人的后裔，统称为“南蛮”。在岭南，虽然隋文帝和晋王杨广利用俚酋洗夫人的影响进行安抚，但江南广大蛮俚居住地区的叛乱仍然连续不断。由于民族隔阂仍然存在，必须继续进行经营。
在今云南滇池地区，居住着今彝族的祖先爨人，隋朝建立后爨氏曾遣使朝贡，却并没有真正归附。由于控制和稳定西南边疆对隋朝的统一大业关系重大，开皇十七年(597),文帝命史万岁为行军总管，率军远征爨地。史万岁率部从蜀地出“清溪关道”,沿当年诸葛亮入南中之路，进入云南，大破诸爨。史万岁作《征南夷过石门山》诗叙其事：
“石城门峻谁开辟?更鼓误闻风落石，盖天白岭胜金汤，镇压西南天半壁。”时成都的蜀王和江都的晋王对史万岁的远征都很关注，但所重不同。史万岁回师成都时，蜀王杨秀乃索要金宝，史万岁不从，杨秀怀恨在心。晋王杨广则对猛将史万岁“虚衿敬之，待以交友之礼”,隋文帝见二人感情好，乃令史万岁往江都督晋王府军事。次年，爨部首领爨靓趁隋退兵又发动叛乱，蜀王杨秀借机控告史万岁“受赂纵贼，致生边患，无大臣节”。隋文帝大怒，穷治其事，史万岁于是脱离了晋王府，被派往北边备胡。
这件事更突出地表明了晋王杨广的抱负和蜀王杨秀的庸劣。说明杨广心存华夷戎夏，把整个南朝地域作为自己的政治根据地。
杨广还有一个幼弟杨谅，一名杨杰，字德章，开皇元年(581)七岁时封为汉王，因年幼一直在父母身边，直到开皇十七年才接替三哥杨俊出任并州总管。隋文帝对幼子甚为宠爱，出藩时竟亲自送至骊山温泉才止。但没有文武经验的青年杨谅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建立什么功业。
杨广自十三岁出藩，为隋朝的巩固和国家统一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兄弟之中，他风流蕴藉，独著声绩，十多年中没有什么明显的错处，方方面面都似乎无可挑剔。然而，杨广并非完人，他特别善于伪装。杨广生活上的奢华绝不比诸兄弟逊色，但府外人一般很难知道。有一次，隋文帝来到晋王府，看到府内许多乐器的弦多断绝，又布满了尘埃，像是长久不用，于是认为儿子不喜好声伎，对杨广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其实，这是杨广精心摆设的，用以获取父皇的欢心。杨广不仅在父皇面前矫情饰貌，而且在士兵面前也装模作样，有一次观看围猎，突然下大雨，左右进油衣给杨广，杨广不纳，说： “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乃令将油衣拿走。诸如此类的刻意矫饰，使当时“朝野属望”,上下都盛称杨广“仁孝”,以致“声名籍甚，冠于诸王”。
杨广矫情饰貌，并不是简单的曲意阿谀，讨好父母，而是抱以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不敢像其兄弟一样，率情任意，恣行所欲。不像其他兄弟那样不顾后果，一味胡来，他并不是胆小，而是另有所谋。杨广爱好艺术，却不作长夜弦舞，反而要故意做出不好声伎的样子给父皇看，他年轻的心灵显然是受到了严重的压抑，这种刻意的压抑对于一个青年皇子来说是多么的痛苦。但杨广不同于其他兄弟之处就在于他有自制力，他能压抑青年人应有的冲动，他能忍耐、能够制造假象，钓得虚名，达到目的。杨广自小志气非凡，因而不愿顺其自然，听从于命运安排。他是当今皇上之子，具有旁人无法企及的政治资源。他十三岁出藩并州，手握重兵北御突厥，二十岁出任平陈统帅，又坐镇江都十年，安抚江南，大捞政治资本。他不能容忍父皇任命的元帅长史宰相高颖限制他使用统帅权力，却又能容忍手无一兵一卒的和尚天台智颛的矜持傲慢。父皇让他安抚吴会扬越一隅，他却把整个南朝旧地视为自己的政治根据地，潜心经略，交结领兵将帅，以图一逞。夺宗当皇帝才是杨广克已忍耐追求的目标，他早已垂涎皇位。然而，如此大的野心，要达到目的又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