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辑江南

陈全境两三个月内即全部归属隋朝，于是南北四百年的分裂局面宣告结束了。然而大一统实现后，隋文帝即面临巩固统一的新问题。六朝在江南割据近四百年，大江南北各方面的差异很大。也就是说，必须在消弭政治与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建立新的统一，这是一件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事业，武力和简单粗暴的高压政策无济于事，并不能安定江南政局。如何施以恩惠，感化旧陈民众，清其反侧之心，调和南北人士的感情，以促进文化合流，巩固统一局面，则是比军事征服更复杂的问题。

晋王杨广在平陈凯旋班师回朝受赏有加之后出镇并州，重新肩负起监视和抵御北边突厥的重任。开皇十年(590)二月庚申(初二),隋文帝亲临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巡视，至四月辛酉(初四)才从晋阳回到长安，居晋阳长达两个月之久，足见其对北部边防的重视及对次子杨广的器重。

旧陈江南之地则交由三子秦王杨俊经营治理。杨俊为扬州总管四十四州诸军事。为了更好地控制江南，隋文帝下令在江北筑江都(今江苏扬州市)新城，并下诏将建康城邑宫室夷为平地， “平**耕垦”。而在原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市)地方置蒋州，蒋州之名则因石头城外蒋山(今钟山)而取，六朝故都的建康城，自此成了隋朝版图内的一般州县了。

然而，要统治江南，绝非是捣毁一座城堡所能奏效，巩固统一的局面，更非轻而易举之事。这时的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已有了很大发展，许多方面南方并不比北方差，与三百年前西晋灭吴时相比，情况要复杂多了。南方地方势力除根深蒂固的吴姓门阀朱、张、顾、陆外，还有侨姓门阀王、谢、袁、萧等。在江南腹地由于几百年来不断地开发，又涌现出许多新兴的地方豪族，他们遍布于浙东闽中山地、赣江湘江流域及岭南广大地区。这些“溪洞酋豪”早在梁陈之际就趁乱起兵割据州郡，控制了地方政权，陈朝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他们和三吴门阀共同形成了江南强大的地方势力。

隋出兵平陈之时，江南门阀和各地豪族并没有进行有力的抵抗，他们对腐朽的陈朝灭亡并不在乎，视为一般的改朝换代，政权属于陈氏，还是杨氏，国家统一还是分裂，对于他们来讲，并无多大关系，这也是隋得以迅速亡陈的重要原因。江南豪族关心的是他们的既得利益是否能保持延续，希望在新朝可照样做官。如果隋文帝能让江南豪族享有关陇世族同样的社会地位，承认各地土豪统治地方的权力，则这些人就可能成为隋王朝的支持者。然而，隋文帝灭陈后推行的是“关中本位政策”,对江南人士采取了排斥鄙视态度。陈亡后，其宗室诸王“并配于陇右及河西诸州，各给田业以处之”,生活极其艰辛。陈将相大臣除少数人给予通直郎、秘书丞之类小官，让他们参与一些制礼作乐、粉饰太平的活动外，都未加以重用。隋灭陈，南方王、谢及朱、张、顾、陆等世家大族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西魏北周的官爵仍可荫及后代，而江南人士却被剥夺了一切政治经济特权。开皇十年(590),隋文帝又令“江表依内州责户籍”,在江南检括户口，收夺世家大族的荫客及其不税不役等经济特权，使江南豪族拥有的大量依附人口、部曲成为国家的编户。在任命秦王杨俊为扬州总管的同时，隋文帝又在江南置吴州、洪州、广州、桂州、潭州、永州、杭州、循州八个总管府，任命关陇人士为总管，陈时旧地方官一律革职， “牧民者尽更变之”,并一律改委北人，这又使江南经过多方钻营而获得官位的庶族地主，也犹如丧家之犬。隋文帝还重新整顿北魏孝文帝以来北方就已建立的乡里基层组织，重新编组基层社会，以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开皇九年(589)四月的“太平诏书”,严令吴越之野的“戎旅军器，皆宜停罢”, “人间甲仗，悉皆除毁”,后又多次下令收缴南方人武器。这些措施皆“尚关中旧意”,又于陈亡后短期内在江南全面推行，且十分严厉，表现出明显的“关中本位”,凭借关陇武力以镇四方的主张。

当然，隋文帝的上述措施目的也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但方法上却过于简单粗暴，他把推行于北方的一系列措施同样推行于江南，却没有针对江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点，没有主动去收揽江南人心，没有处理好隋中央政权与新纳入其统治下的江南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北方南下的隋地方官亦多以严刑峻法为治，凌辱南人，使南方人士大失所望，因而乱心日增。

开皇十年(590)十一月，也就是陈亡后不足两年时间，一场规模巨大的反隋叛乱在旧陈境内全面爆发。是月婺州(治今浙江金华)人汪文进、会稽(今浙江绍兴)人高智慧、苏州人沈玄侩、台州乐安(今浙江仙居县)的蔡道人、蒋山(今江苏南京)李棱、饶州(治今江西上饶)吴世华、永嘉(治今浙江温州)沈孝彻、泉州王国庆、余杭(今浙江杭州)杨宝英、常州顾世兴和叶略、越州(治今浙江绍兴)人顾之元、交趾(今越南)李春等人皆反。造反者一时俱起，遍布旧陈全境，有的“自称天子，署置百官”,有的自称“大都督” “司空”,攻陷州县。他们“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互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曰： ‘更能使依诵五教邪’”。表现了其对隋歧视性高压政策的极端仇恨。反叛者有的“船舰被江”,兵众之多， “周亘百余里”,声势之大令人骇异。

参加叛乱的包括江南社会各阶层人士，既有世家旧族，也有酋豪洞主。如沈氏一族， “代居南土，宗族数千家，为远近所服”。据《隋书·杨素传》,沈姓反隋有名有姓的就有沈玄侩、沈杰、沈雪、沈能、沈孝彻等人。吴姓门阀顾、陆、朱、张家族也有人起兵。值得注意的是“乐安蔡道人”,显然是江南宗教势力的代表，会稽高智慧从姓名看也似乎与佛教有关。而乐安(今浙江仙居县)地方更靠近天台山，浙东沿海一带民众具有广泛的宗教信仰，又具有反抗传统，前有东晋时孙恩、卢循以天师道，后有北宋方腊以摩尼教，成功地组织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开皇十年(590),江南尽叛，这一地区也最为严重，一时“寇贼交横，寺塔烧尽”。广泛发动起来的江南反隋大叛乱，对刚统一中国的隋王朝来说的确是一次极为严重的考验。

隋文帝立即令刚接替杨广任内史令的越国公杨素为行军总管，率总管来护儿、史万岁、麦铁杖等，调集府兵前往江南镇压。

同时，隋文帝又调并州总管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移镇江都，而原扬州总管秦王杨俊则调换为并州总管。

二十二岁的杨广临危受命，又一次进抵江南，随他南行的有将军郭衍、宇文述等。但隋文帝给他的任务并不是总统军队，指挥平叛，而是以皇子的身份，坐镇一方，并规定“每岁一朝”。平叛的统帅是宰相杨素，隋文帝给杨素的诏书称“宜任以大兵，总为元帅，宣布朝风，振扬威武，擒剪叛亡，慰劳黎庶，军民事务，一以委之”。杨素的地位和前一年的高颖一样是平南实际统帅。同时，隋文帝一直在关注江南平叛行动，杨素也一直与京师保持密切的联系。既然杨素受命率军南下平叛，是直接听命于隋文帝，也就没有必要与新任扬州总管杨广打招呼，而且是先于杨广而行，率军自扬子渡迅速渡过长江，投入平叛战役。

江南叛乱虽然声势浩大，但陈王朝既不复存在，江南大小山头林立，互不相连，难以形成统一的战斗力量。杨素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把兵锋首先指向了三吴、浙东地区。先在京口(今江苏镇江)打败了朱莫问的叛军。随后又进军平定了晋陵(今江苏常州)顾世兴、无锡叶略的叛军，又抓获叛军首领沈玄侩，然后转向浙东。叛军首领高智慧在浙江东岸砌起营垒，绵延达一百余里，战船布满江面。杨素部将江都人来护儿熟悉江南情况，认为吴人善于水战，请求给数千精兵，偷渡浙江，奇袭敌后方营垒，杨素表示赞同。于是来护儿率数百轻牒径登江对岸，突袭叛军营垒，纵火焚烧，在敌军恐惧之际杨素于正面发动猛攻，大破叛军，高智慧穷蹙，自闽中逃亡入海。

然而内地山区的叛乱平而复聚，杨素又派遣行军总管京兆人史万岁率领军队两千人，从婺州(今浙江金华)穿小道翻岭至海，攻陷无数叛军盘踞的溪洞。史万岁前后七百余战，转战千余里，有一百多天毫无消息，众将士以为他全军覆灭。深山里的史万岁却把信封进竹筒，放入江流，漂至下游被汲水者捡到，转告杨素，于是杨素向朝廷奏报了史万岁的事迹，隋文帝见奏连声称奇，赏给史万岁家属钱十万。杨素又在温州打败了叛军首领沈孝彻，随后转向天台山，直指临海县，前后作战一百多次，一路上追捕漏网溃逃的叛军。战斗间隙杨素曾乘传驿回朝向隋文帝汇报过一次，但很快又乘驿回到会稽，渡海破击王国庆部叛军。窘迫中的王国庆抓获高智慧以自赎，杨素在福建泉州将高智慧斩首， “自余支党，悉来降附，江南大定”。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的叛乱都被杨素平定了。

与杨素血腥镇压不同，晋王杨广更注重招抚，与前年平陈之役所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相同，剿抚并重，攻心为上。

杨广到任扬州后，也派部将郭衍“领精锐万人先屯京口”,然后向西进兵皖南“黟、歙诸洞，尽灭叛军”。晋王府参军段达也率军万平定方州、滁州二州，又破汪文进等于宣州(今安徽宣城),有力地配合了杨素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军事行动。

杨广并没有直接率军参与进剿军事行动，但他坐镇江都，招抚叛者。有吴郡世族名士陆知命，是南朝世代官宦之家，陈亡后居家闲住， “以贞介自持”,在三吴地方很有名望。杨广于是请他出面向叛者劝降，结果在陆知命游说下，有十七城叛者纳城迎降，得其渠帅陈正南、萧思行等三百余人。由此可见，杨广的功劳实不在杨素之下。

当时岭南地区的形势比较复杂，这一带土著居民尚在汉化进程之中，有不少俚、僚部族与汉族杂居。陈亡后，隋文帝派永州总管周法尚“安集岭南”,斩仍据山洞负隅顽抗的陈定州刺史吕子廓。文帝又派裴矩巡抚岭南，尚未成行江南就发生了大规模叛乱。番禺(在今广东)人王仲宣也举起了反隋大旗，岭南土著酋领都群起响应，将隋安抚大使总管韦洗围于广州城内。韦洗中流矢身亡，隋文帝任其副手慕容三藏代理广州道行军事，据守广州待援。王仲宣又遣部将周师举围东衡州(治今广东韶关),裴矩翻过大庾岭，击破叛军并斩周师举之首，由南海(今广东北江流域)进援广州。但当时岭南隋军力量单薄，曾被晋王杨广招抚归降的当地俚族酋领洗夫人的政治态度，就成为了安集岭南的关键。

洗氏“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拥有很大势力。梁武帝时洗氏嫁给梁高凉太守冯宝为妻，冯氏乃北燕帝裔，其祖浮海归于南朝宋，居于新会，以后世代为岭南地方牧守。冯、洗二族联婚后，洗夫人怀集百越，诫约本宗，使从民礼，梁亡归陈，陈亡归隋。王仲瑄围隋将慕容三藏于广州，洗夫人即遣其孙冯暄率军往救，但冯暄倾向于反叛者，迟留不进。洗夫人大怒，将冯暄系于州狱，派另一个孙子冯盎再出讨，斩叛军统领陈佛智，夫人又不顾年高，亲自出马，与慕容三藏内外合击，将王仲瑄击溃，解广州之围。然后，夫人乘介马，张锦伞，领彀骑，护卫隋大使裴矩巡抚岭南二十余州，使岭南蛮俚首领都出来参谒，裴矩承制将他们署为刺史、县令，让他们仍旧统领部落，于是最后平定了岭南。隋文帝闻讯大喜，追赠冯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洗夫人为谯国夫人。任冯盎为高州(治今广东阳江)刺史，又置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许以便宜从事之权。岭南的归附，使隋文帝又一次看到了怀柔政策的成效。

杨广从开皇十年(590)出任扬州总管，镇守江都，到开皇十九年(599)由江都离任入朝，坐镇江都整整十年。如何处置易动难安的江南地方势力，如何巩固统一局面?“关中本位”的高压政策引发了江南的全面反叛，平叛后肩负镇守江南重责的杨广对原先的政策进行了很大调整，开始广泛收纳江南人士，推行文教事业，调和南北人士的感情，促进南北文化合流，以巩固新的统一。

要做到以教化促进统一，首先必须改变以胜利者自居而鄙夷南人的态度。这一点杨广一开始就与其他关陇贵胄不同。他自小就“好学，善属文”,热爱诗歌文学，作文模仿由南朝入北的庾信及其文体。王妃萧氏又是昭明太子萧统的玄孙女，具有极高的江南文化素养，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于杨广，这使杨广对江南文化极为推崇。六朝以来那种追求个性的人格精神、思想感情、审美意识及其重要精神产品——南朝文学、诗歌，对杨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时杨广才二十二岁，也极想在江南成就一番事业，来到江南之初，即开始广泛收纳江南人士。

早在灭陈之时，杨广就竭力招致江南才士，如会稽虞绰、吴郡潘徽等人。世居江南的颍川庾自直，在陈亡后入关，没有获得隋朝官职，杨广闻知，即招引到自己府内任学士。晋王府重要幕僚柳誓，字顾言，祖籍河东柳氏，永嘉乱后南迁，世代仕宦南朝，曾任后梁主萧答的宰相，梁国废后转入晋王府任谘议参军。由于柳普熟悉南方士林，杨广移镇江都后即让他广泛地招引旧陈才俊，柳普招引到朱場場等百余人，以充晋王府文学。其中丹阳诸葛颍清辩有文才，杨广素闻其名，引入府任参军事，后转王府记室。会稽虞世基、虞世南兄弟，才华出众，名望极高， “时人方为二陆”,也被杨广罗致。江左巨族的琅邪王春、王胄兄弟，虽然政治地位不如往昔，但社会声望仍然极高，杨广也引为学士。

江南门阀士大夫文化素养向来极高，并自视为华夏文化正统，视北人为夷狄，具有极高的文化优越感。然而时过境迁，江南士人现在已是亡国之众，但他们内心实看不起粗鄙不文却趾高气扬的关陇武夫。晋王杨广对他们优礼有加，尊崇宽大，极大地满足了江南士人的自尊心，使他们乐于进入晋王幕府。

杨广大力罗致江南才士，于扬越，广搜英异，江表文记，悉总收集。为了更好地交际拉拢江南人士，杨广竟效法东晋著名宰相王导， “言习吴语”,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吴方言。这些举动，大大缓和了南人对隋朝的敌对情绪。

杨广十分重视和关注江南的文化事业，他曾让潘徽组织江南诸儒编撰《江都集礼》一百二十卷。

《江都集礼》的修撰是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晋王杨广以此网罗了大批文儒，继稷下之学，论辩真伪，制礼作乐，深得江南人士的赞誉。潘徽的序言称颂杨广能文能武，多才多艺，实非虚语。以当朝风流皇子，关陇人士，能如此推重已亡国的江南典章文物，其意义不光是对江南人士的怀柔，而是为南北文化交流，政治统一做出贡献。日后杨广夺嫡成功，当上了皇帝，更把南朝政治、文化因素引入隋朝，使长期分隔的南北文化能在更好的政治氛围中得以自然融合。江南地区日后在隋炀帝引导下，对隋社会政治产生极大影响，而这一切也都是发端于江都晋王藩邸。晋王杨广还是江南宗教的保护者。

杨广自幼生长于佛教之家，当然不会不懂得宗教特殊的劝善化民、资助王化的政治功用，利用宗教收揽江南人心，是杨广所要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同样，宗教的兴盛也离不开封建帝王的支持，历代都有不少高僧主动向皇权靠拢，政教互动，共助王化，在历史上也是有先例可循的。杨广移镇扬州，马上以江南佛教的最大护法者自许，杨广把隋平陈及平叛二次战役中，江南佛塔被毁的责任全部推到了叛乱分子身上，并以王者口吻对此深表遗憾，对无所依恃的僧侣表示深切的同情。其实，这也是表示江南佛教需要他的保护。

江南佛教、道教自东晋以来已发展了几百年，二教在江南社会各阶层都有极大的影响力，利用宗教组织农民起义之事时有发生。梁武帝之时，佛教达于全盛，其以帝王之尊，曾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由群臣以一亿元钱奉赎回宫，后来陈后主也如法炮制，佛教寺院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因而都大为增强。“南朝四百七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整个南方社会上上下下都弥漫着浓烈的宗教气氛，南朝诸帝个个都是佞佛君子。

为了加强对江南宗教思想界的控制，杨广出镇扬州不久即在江都建立了四道场，广泛招集江南高僧道士，齐集于江都，以便就近控制利用。所谓道场，即道观、寺庙，用于安置他所招揽的高僧道士。

道场释老各有二部，即佛教的慧日、法云二道场，道教的玉清、金洞二道观(玄坛),均设在扬州城内总管府新官邸附近。

江都四道场内，除高僧名道外，杨广又“盛搜异艺，海岳搜扬”,收罗宗教界各类人才和各种书籍，并收罗了不少艺僧。道教玉清玄坛，有徐则画像、佛教慧日禅寺，亦有“张善果画壁”,教界凡“一艺有称”者，即“三征别馆”。如会稽永欣寺僧智果，工书铭石，与书法家智永齐名，其书法传王羲之行草书体，风格瘦劲，造次难类。杨广闻其大名，召入四道场。又有僧法论诗文才高，也被召入江都四道场，杨广和他“晨夕赏对，王有新文颂集，皆共询谋。

杨广还在江都组织僧人整理佛经，早在杨广率五十万大军平陈之时，身为统帅的晋王杨广怕佛教灵像尊经遭战火化为灰烬，曾命令远征各军随访收聚。扬州四道场建立后，晋王杨广即在慧日内道场立《宝台经藏》,将收集到的经卷命慧觉等高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