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治理天下

统治思想

自秦汉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秦始皇是法家皇帝。其实，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准确地说，秦始皇的统治思想具有以法家为主、综合百家的特点。他是一个比较偏爱法家的“杂家”皇帝。

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创建帝制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政治选择，这些选择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法律等各个领域，包括政策、策略、制度等各个层面。这些选择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选择过程中也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秦始皇的政策、策略、制度选择大多有系统的政治理念作为指导，其强烈的理论选择意向也跃然纸上。秦始皇本人是一个颇有理论素养的政治家。在他的辅臣、谋士中也有一批理论造诣颇高的思想家。

因此，秦始皇的许多政治选择都是在当时最为流行的理论学说的指导下做出的，有些政治选择很有创造性，具有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定向的意义。

他的许多作为也在政治制度史、经济制度史、思想文化史、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这是“一个没有理论的时代”,秦始皇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吗?

只要对秦朝的统治思想做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它的来源广泛，构成复杂，内容丰富。就基本内容而言，秦朝的统治思想与两汉的统治思想并无质的差别。

如果说秦汉的统治思想有什么区别的话，主要在于具体的思想形式和基调有所不同，各种思想的整合程度有所不同。各种思想史的著作在论及以今文经学为代表的汉代统治思想的时候，常常使用“融合儒道法”“兼纳阴阳、刑名” “杂用王霸”之类的断语。

其实这类断语同样可以用来为秦朝的统治思想定性。推而言之，不管具体的思想形式和基调是法家、道家，还是儒家、佛教，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都具有“杂家”品格，甚至可以说， “杂家”品格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特点。“杂家”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所整合的，其基本属性是“杂用王霸”。

秦始皇在选择与确立皇帝制度法定意识形态方面做出过特殊的贡献。秦始皇自诩“原道至明” “体道行德”“匡饬异俗”,他为秦朝创立一系列制度与法则，并指令“后嗣循业，长承圣治”。

秦始皇力图从思想上、制度上寻求使“天下无异意”的“安宁之术”。他的一系列政治活动都体现着选择与确定法定意识形态的意图。他“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他通过定尊号，除谥法，集先秦君权观念之大成；他又依据“五德终始”推定秦朝为水德，确定符合水德的政治方略；后来他又“别黑白而定一尊”,禁私学，焚《诗》《书》,指令天下“以吏为师”。

秦始皇不是一位思想家，而他在确定皇帝制度的政治指导原则方面的确下了一番功夫。秦始皇以法家为主、综合百家的统治思想及相应的政治实践，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秦始皇的统治思想多采自诸子百家的特色学说，他广泛选择各家之长，形成比较完备的统治手段及相关的制度、方略和政策。

先秦学术号称百家，诸子百家除了少数有无君论的倾向外，其余都是有君论者。从现存文献看，其中提出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政治理论的只有儒、道、墨、法四家。在政治思想领域影响较大的还有阴阳家和名家。这六大学派的政治思维有共同的取向，即维护君主制度。然而对于实现和维护君主专制政治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略，六家的主张有很大差异，彼此争鸣不已。

秦始皇不是一个学问家，而是一个政治家。他专注于现实政治，这就决定了在思想上他是一位“杂家”。

从现存文献看，秦始皇没有学者中间常见的党派意识和学术偏执。他对各种传统文化、思想流派和政治学说的取舍主要依据其实际政治需要。秦始皇受法家学说的影响较大，而他从来没有唯法家学说是从。

在思想文化上，秦始皇基本上实行兼收并蓄政策。在他的群臣、博士中聚集着诸家门徒，也可谓人才济济。在具体施政中，秦始皇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诸子百家的学说，依据有益于政治统治的标准广泛选择，并加以整合。因此在秦朝的官方思想中，法家、阴阳家、儒家、道家、墨家、名家等先秦主要学术流派的思想都有一席之地。即使在秦始皇严禁私学、“焚书坑儒”之后，兼收并蓄的基本方针实际上也没有重大改变。原因很简单，秦始皇实行文化专制的方略是一切统一于皇帝钦定的官方思想，官方思想的集中体现则是国家和皇帝颁布的各种法律、政令，而相关思想的来源与构成则是综合诸子百家的。

自秦孝公以来，秦国的执政大臣，如商鞅、张仪、樗里子、甘茂、魏冉、范雎、蔡泽、吕不韦、李斯等人，都不是儒者。他们注重功利、实力、谋略、耕战和法制，从不讳言“霸道”。

其政治理念与商周以来的传统思想、礼乐政治多有不合之处。秦始皇赞赏《韩非子》,信用李斯、尉缭等人，其定制立法的依据多来自法家学说，行政的方式也深受法家学说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位“法家皇帝。

“以法家为主”主要体现在秦朝皇帝的主要政治倾向及某些政治制度层面和常规性政治操作层面。即使在制度和操作层面，秦始皇也没有按照法家的教导亦步亦趋。他更没有宣布独尊法家。

儒家学说为秦朝的统治思想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内容，其贡献仅次于法家。这是由儒家学说的本质和特色所决定的，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儒家鼓吹“王天下” “土无二王”“定于一”“大一统”,倡导君主专制，维护等级制度，又提出了比较多的调整王权的思想，其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很适合皇帝制度的需要。其中，儒家对秦朝政治的最大的贡献当数系统化的“大一统”理论。它非常合乎秦始皇的口味。其次，是儒家学说的特长是“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这一点对于皇帝制度也是“不可易”的。对这一类“虽百家弗能易”“虽百长弗能废”的内容，秦始皇及其辅臣不可能视而不见，更不可能弃而不用。秦朝的礼制、法律、纪功刻石及道德规范等都体现着儒家学说的深刻影响。

秦始皇是一个重视礼制的皇帝。正如儒学在秦朝的境遇暴露了它的弊端一样，儒学对秦朝政治的影响最能展现它的优长之处。儒之弊端和优长皆在一个“礼”字，儒学正是靠着礼学给予秦朝的政治制度、臣范官轨、伦理道德以深刻的影响。

秦始皇的许多作为和言论颇像一个“礼治”皇帝。秦朝的礼仪制度受传统观念和制度的影响最深，而讲究这一套是儒者之长。秦始皇曾指令群儒议定封禅典礼的仪轨。儒家以“礼”作为其全部政治学说的主干和基础。在秦朝礼仪制度的建设方面，儒家功不可没。

儒家学说对秦朝政治的又一个重要影响是政治道德。

儒家的许多政治价值也获得秦朝统治者的认同。秦朝在各地的纪功刻石中，宣扬“仁义”,大讲秦始皇的“仁” “义” “圣” “德”。这些思想来自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观念，而秦始皇、李斯等人显然是信奉这一套的。

秦朝政府依据某些儒家价值标准，评价秦始皇的功业，向广大臣民宣扬皇帝的功德，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儒家学说在全社会的广泛影响。秦始皇依据儒家提倡的伦理观念，为天下臣民设定道德规范、法律规范，这实际上是凭借国家权力贯彻儒家的某些社会政治主张。儒家学说在组织、维系秦朝社会政治体系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秦朝的统治思想、政治模式和某些制度受阴阳家的影响很深。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秦始皇采用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此论证秦朝皇帝奉天承运，并据以确定了秦朝的政治模式和一系列具体的制度；二是秦朝的一些政治规范深受阴阳家“四时之政”的影响。

“五德终始”说的发明权属于邹衍。邹衍，齐国人，阴阳家著名代表人物，大约生活在齐威王、宣王时期。

邹衍“论著终始五德之运” “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五德终始说”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学说，深得各国统治者的青睐。

吕不韦曾将这种学说编入《吕氏春秋》,并广为宣扬。秦始皇也笃信这种学说，并将其纳入秦朝的统治思想。从此“五德终始说”正式成为秦汉皇帝制度法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阴阳家的“时政”论对秦朝的统治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时政，即四时之政。有关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由来已久，阴阳家只是集其大成而已。最早从理论上系统论述时政的是《月令》。

《月令》是阴阳家的一篇重要的经典。《吕氏春秋》全文收录了这篇文章，并将它作为全书的大纲。儒家也将其收入《礼记》。可以说有关的观念和理论一直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始皇之所以以“五德终始说”论证秦朝统治的合法性，以水德规范秦朝的政治模式，并依据四时之政制定有关的法律，是因为这既是他和群臣的政治信仰，又是社会大众的政治信仰。

秦始皇显然是一个有神论者。他非常迷信，不仅沿守秦的多神信仰，还把中华大地所产生的诸多神灵都接受下来，一一加以崇拜。在他的心目中有一个多神的世界。他还对仙人世界的存在深信不疑，企盼着羽化而成仙，变成长生不老的“真人”。在政治思想方面，他相信君权天授， “五德终始”,于是频频礼拜上帝及众神，祈求保佑。

他极力以华夏族共同信仰的皇天上帝来证明秦朝皇权的合法性，并自命为“水德”之王。他还千方百计地消除据说弥漫于东南大地的天子之气，以防范又一位获得天命的君主夺取赢秦天下。

墨家是战国时期的显学之一，其信徒很多，影响颇大。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墨家学说代表社会下层民众的意愿，其尚贤、非攻、兼爱、节用、尚同思想不合乎统治者的需要。许多学者甚至认为，墨家主张民主、平等、博爱。

但是，上述看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墨家的思想与实践都不具有与君主政治相对立的性质。墨家学者还得到包括秦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君主的礼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种否定君主专制制度的学说不可能成为一时之显学，更不可能得到君主们的青睐。

仔细分析墨家的政治思想体系就不难发现墨家的某些具体主张可能不能迎合统治者的欲望，而其政治思想体系与秦汉以来的统治思想并无根本性的矛盾。在政治上，墨家属于专制主义。

墨家主张尚同，其要点有六个：

一是人类必须实行君主制度。

二是最高政长至贵至智。

三是天子选拔任命各级政长。

四是政长逐级尚同。

五是下级绝对服从上级。

六是维护等级制度。

秦始皇骄奢**逸，不可能实行“节用”政策，然而他也宣称“上农除末，黔首是富”"节事以时，诸产繁殖”。他与历代皇帝一样， “强本节用”这块招牌还是要高举的。

道学家说对于秦朝的统治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

道家学派比较复杂。先秦道家中的一些学者有无君论的倾向，而更多的道家学者是主张实行君主专制的。特别是在战国秦汉之际，黄老一派在政治上颇有影响，并获得一些统治者的青睐，曾经为皇帝制度法定意识形态的确立做出过特殊贡献。先秦道家对秦朝统治思想的影响主要通过四个渠道实现。

第一个渠道，是以区域文化为媒介。

第二个渠道，是以其他学派为媒介。

第三个渠道，是道家独有的学术优势。

第四个渠道，是道家自身的理论发展。

《经法》《十六经》《道原》《称》等黄老派的著作力主以法治刑名实现君主集权。许多学者称其为“道法”家。就基本政治主张而言，这些思想与秦朝的统治思想是大体相合的。

先秦名家以重视“形名”之学著称，它既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更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思想流派。

儒、墨、法诸家都很重视形名之学，而名家特指一批专门研究形名关系的学者。以形名之学讨论政治的学者大多把关于“形名”的哲学思辨与“刑名” “名分”“正名”等政治问题结合起来。

秦始皇在施政中，擅长运用刑名之术，他非常重视“审一”正名，立法定分， “循名责实”。这是符合名家“控名责实，参伍不失”的思路的。尽管秦始皇可能不是直接从名家那里学来的，但是名家的主要政治主张显然是当时统治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秦王朝的统治思想与西汉王朝统治思想就基本构成和基本取向而言，大同而小异。主要区别在于由于皇帝制度的政治指导原则尚不成熟，法定意识形态尚未确定，秦王朝的统治思想比较粗糙，同时又受秦国的政治传统和秦始皇及其重要辅臣的政治倾向影响，其中法家思想的成分也比较浓重一些，而汉武帝以后，经过长期的选择，统治思想进一步完善，又确立了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

无论如何，秦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模式属于同一类型，它们的统治思想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差别。最能体现秦汉统治思想一致性的是“大一统”。

无论如何评说功过得失，有一个历史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第一次从疆域上、制度上和文化上名副其实地实现了“大一统”。秦始皇的“大一统”观念及相关的制度堪称这种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