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延百端之学

汉武帝即位之后，广开艺能之路，延引百家之学，有一技之长的士人都可站出来为国效力。只要是具有卓越的超人的才干就可以出人头地。这样一来，那么武帝的用人就包含着儒、法、道、纵横、杂家、阴阳五行、术数、方士等各家各派。太史公还说，由于武帝执行这样的政策，所以“数年之间，太卜大集”。

《汉书·东方朔传》说“武帝既招英俊，程(计量、考核)其器能(才能),用之无不及”。这一记载与太史公上述对武帝的称赞是一致的。

《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五年夏六月的诏书中提到“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师古曰： “详，悉也。延，引也。方，道也。闻，博闻也。言悉引有道博闻之士而进于朝也。”这与太史公说的“悉延百端之学”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任用既学儒学又学各家的学者，或先学各家之学后学儒学者是“悉引百端之学”的表现形式之一。司马谈曾师从唐都学天文，从苗川人杨何学《易经》,尔后又追随黄生学黄老之学，在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为太史令。

夏候始昌是武帝的名流，是位“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的儒家学者，又是一位“明于阴阳”,善推言灾异的阴阳五行家，他曾预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

在董仲舒、韩婴去世之后， “武帝得始昌，甚重之，曾被选为昌邑王太傅”。曾任太尉、丞相的田蚡曾治“盘于诸书”,据注家解释，盘于二十六篇系兼儒、墨、名。法的杂家书，后转好儒术。

再如公孙弘，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后升为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便是武帝从儒家学者中提拔起来的。然而，公孙弘却是个“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又“著《公孙子》,言刑名事”,所以公孙弘是一位兼治儒、法两家的学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武帝强化法制的举措下，儒学经典如《春秋》也被当作法典使用。《史记·平准书》载“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狱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穷治之狱用矣”。董仲舒也“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上述这些现象，都可以视为武帝“悉延百端之学”的一种表现形式。

汉武帝“悉延百端之学”的另一形式是直接任用各学派的人做官，如对法家是很注意任用，并发挥其作用的。武帝时，韩安国失官闲居，武帝先后任他为北地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代丞相等职。马邑之谋时，武帝令他率三十万大军伏击匈奴。

与张汤“共定律令”的赵禹和杜周，都是武帝时重用的法家在政府任要职的官员。其中，赵禹历任御史、中大夫、廷尉、少府。杜周则历任廷尉史、廷尉、执金吾、御史大夫等。同时，崇尚法治、信奉管商的法家桑弘羊又是为武帝所重用的理财专家，笼盐铁、均输、平准等措施的有力推行者，后为御史大夫。

黄霸“少学律令，喜为吏，武帝末以待诏人钱赏官，补侍郎谒者”,后补河东均输长。宣帝时黄霸曾官居颍川太守、京兆尹、丞相等职。汉武帝时期所任用的以上法家官吏，在当时政治、经济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到昭、宣时期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汉武帝不但从儒、法两家中选择官吏，而且也从其他学派中选拔官吏。例如主父偃“齐国临苗人也，学长短从(纵)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纵横家书目中有《主父偃》二十八篇。这就说明主父偃主要是学纵横术而起家的，且专门著作问世。

元光元年主父偃上书武帝，上午上书，晚上即被召见，所奏九事，其中八事被著为律令。主父偃也深为武帝赏识，一年中四次升官，至中大夫，最后为齐王相。值得注意的是主父偃的一些意见，正是通过与公孙弘这位以儒术起家的官僚通过辩论、斗争而付诸实施的。

其时，做御史大夫的公孙弘“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无用之地，愿罢之”。后来经过辩论，公孙弘承认了错误。事实证明，元朔二年(前127),武帝徙十余万人筑朔方城，此后开始向西北大移民，是其开发西北边郡的开端。

而西北边郡的建立既可以阻止匈奴南犯，又是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对稳定北方局势有重要作用。徐乐也是一位以学纵横家之言起家的，并有著述的学者。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纵横书目中有《徐乐》一篇。徐乐在给武帝的上书中，把陈涉起义比作为土崩，把吴楚七国之乱比为瓦解，指出“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其意是提醒武帝在年成不好、民多困穷之时，要以稳定形势为主。

元光年与主父偃一起上书的有徐乐、严安，武帝召见他们时说：“公等安在，何相见之晚也!"这说明武帝对主父偃等纵横家一类的人才是很器重的。

黄老之术是西汉初国家的指导思想。武帝即汉代陶器位后，黄老学说的地位显著降低，但是武帝仍然任用学黄老之术的人当官。

汲黯就是一例。汲黯学黄老之学起家，景帝时曾为太子洗马，武帝时先后任用为荣阳令、中大夫、东海太守，武帝对他“无为”的治理方法和直言的性格都很赞赏，称赞他是“社稷之臣”。

郑当时也是位治黄老学的，景帝时为太子舍人，武帝即位先后为济南太守、江都王相、至九卿为右内史、大司农， “当时好黄老言”。

楚元王后人刘德“修黄老术，有智略”, “常持《老子》知足之计”。武帝曾在甘泉宫召见他，因其年轻，称其为“千里驹”。

另外，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是尊黄老的，先后被任用为太史令，司马迁还被任用为中书令。再如郎中婴齐、杨王孙等人都是当时治黄老之术有影响的社会人物。

此外，武帝对杂家、术数家等择优者也一概任用。东方朔不但是位杂家，还是一位善卜筮、占候、起课的术数家。东方朔自年轻时就在武帝身边，先后为常侍郎、太中大夫，曾多次进言。淮南王刘安也是位杂家，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刘安入朝， “献所作内篇，新出”,武帝“爱秘之”。

汉朝建立后，对兵家极为重视，汉初让“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武帝之时又让“军政杨仆”,取其“遗逸，纪奏兵录”。霍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天子尝欲教孙吴兵法”,当时人皆称赞大将军卫青“虽古名将不过也”。

汉武时出了卫青、霍去病等杰出军事将领，同当时重视研讨兵家著作是分不开的。

武帝对术数家、方士也是重用的。《史记·龟策列传》载太史公说对卜筮的“赏赐至或数千万，如丘子明之属，富溢贵宠，倾于朝廷”。特别是对方士更加信用，武帝可以说一生都在受方士的骗，直到生命之终方才醒悟。

从以上内容可看出，武帝“悉延百端之学”确系历史事实。换言之，武帝在尊儒术、重法治的同时，又兼用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