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办国立太学
汉武帝从即帝位不久，就不断进行尊儒活动，其中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还要以置五经博士、兴学校两件事为最大。
置五经博士。据考证，博十一职据战国末已经设立。
汉初承秦制置博士，文帝时博士多达七十余人，博士的构成、作用与秦相似。汉初，儒家经学就有博士。
《汉书·武帝纪》载建元五年(前136)春，置五经博士。由于这时《乐》已失传，儒家的六经只剩五经，而《诗》《书》《春秋》三经已置，所以，要置的只是《礼》《易》两经。
《汉书·儒林传》赞曰：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初，《书》唯有欧阳、礼后(后苍)、易杨(杨何)、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榖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
这段记载把武帝立五经博士后经学的传授讲得清清楚楚，传授的《尚书》是欧阳尚书、《礼》是后氏礼、《易》是杨何传授的易。到宣帝对经学的传授又增加了几家，至元帝时又增加了京氏易。
如果这个记载不错，后苍就应是武帝时所立博士。况且，在宣帝即位的第二年即本始二年，后苍已由博士升为少府两年。昭帝在位时间仅十四年，而且文献上无昭帝立经学博士的记载，所以后苍立为《礼》博士只能是在武帝时期。
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是由于《易》《书》《诗》《礼》《春秋》这五经对治理国家有重要作用。置五经博士这一措施对儒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无法低估的。
据典籍所载，中国在夏、商、周时已有学校。汉代国立大学称太学，是武帝时创立的。郡国地方办的学校称庠序，在武帝之前如蜀郡已有设置，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校舍)”,学校才普及于全国。
兴办国立太学是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的建议，董促舒兴太学的建议和办学的具体措施。这些具体措施：一是“置明师”,就是设置明儒家经学之师，也就是后来武帝所设置的五经博士。二是“养天下之士”,就是培养来自全国的学生。三是通过“数考问”了解学生的才学。这样国家就能够得到“英俊”之才。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并付诸实施。建元五年(前136)春“置五经博士”,为兴建太学准备了教师条件。过了十二年，到元朔五年(前124)六月，武帝下了一道兴学的诏书，诏书中讲了制礼作乐进行教化的重要性，并指令太常商议为博士置弟子的事情，以使乡里能崇尚教化，并达到砥砺贤才的目的。
诏书下达后，丞相公孙弘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商议，为执行汉武帝诏令的精神，决定采取以下具体措施，并上报汉武帝批准。决定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陛下劝学兴礼，崇教化，砺贤才，以化四方，这是谋求天下太平的本原，先要把京城建成一个“首善”的模范地区。
请求对旧的屋舍加以修建用来兴办学校，为博士官设置五十位弟子，免除他们的徭役。太常要负责选择十八岁以上容貌端正的民众，补博士弟子的名额。
各郡国及县、道、邑中有爱好文学、敬重长上、尊崇政教、顺和乡里、言行不违背他所学的人，县令、侯相、县长、县丞必须报到上属的郡守或诸侯王国相那里，这些上司经谨慎的考察认为可以的，就应当叫他和郡国“计吏”一同到京师晋见太常，让他们和博士弟子一样受教育。
学期为一年，期满，不论是太常所补博士弟子或郡国所选的学生，都要考试。能通一经以上的，可以补文学掌故的缺额。成绩优秀者可以当郎官的，太常要列名簿上奏。如有才学特别优异的，也要随时把姓名奏上。这些人中有不事学习和才具下等的，及不能通达一经的，就罢黜他，推荐他的单位也要受罚。
中央机关和地方政府需要的治礼和治掌故两种官职，往往以文学和礼义之士担任，因此，请选择博士弟子中名列前茅，俸禄“比二百石以上”的郎，及俸禄百石而能通一经以上的官吏，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的官吏，补郡太守的卒史，每郡各二人，边郡一人。
先用背诵经书多的，如人数不够，再选择掌故中的优异者补俸禄为“中二千石”的属吏，文学掌故补太守的属吏。由这些人备员，递补缺额。
以上新立的条文，请著录在法规上，其他仍如旧律。皇帝批示说“可以”。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和一般官吏，很多都是文质彬彬的文学之士了。
从上述内容可知，武帝时兴办了太学，太学的老师就是儒家的经学博士，太学的学生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太常遗派的博士弟子五十人；另一部分是郡国选送经太常批准的“得受业如弟子”地方派遣生。这两部分学生学习一年后要经严格考核，并按学习的等次分派到皇帝身边做郎官，和被委派到中央一些机构和郡国守相下做属吏，学习不及格的罢黜。武帝之后博士弟子名额逐渐增加，昭帝时增加到一百人，宣帝时增加二百人，元帝时增至千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到东汉末增加至三万人。
地方办的学校以景帝后期文翁在蜀郡办学最早。武帝时，令郡国“皆立学校官(校舍)”,地方办的学校在全国才普及起来。
汉武帝即位后，通过诸如《举贤良对策》活动、置五经博士、兴办太学和使地方学校得到普及等，促进了教育与儒学的发展及使儒生加入国家官吏集团。《汉书·儒林传》赞曰：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为博士置弟子),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渐)盛，支叶蕃(多)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兴办学校之举不但为当时培养了大量儒生充任了各级政府官吏，而且这种现象以后维持了两千多年，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影响。
汉武帝要改革，要前进，就需要通过法治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此外，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的重要方法，想把国家治理好是不能不用的。这就是汉武帝重法治的原因。
周代重德治，对旧贵族的利益和特权是很维护的，所以《礼记·曲礼上》中说：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有的学者指出，周代的礼，也包含着法。春秋战国随着法家的出现提出了法治思想。
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用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二是公正执法，要求“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问辨》)。
这就要求以法治国，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韩非也称这一学说为“刑名之术”。他认为，具体的法令条文叫名，依据法令条文进行赏罚叫刑。名是刑的根据，刑应合乎名。这就叫“刑名之术”。由于中国的法治思想是先秦法家提出的，所以探讨汉武帝的法治思想离不开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
汉武帝继承了先秦和汉初执法公平“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法治思想，以法治国，是突出的。武帝妹妹隆虑公主之子昭平君，又是武帝女儿夷安公主的丈夫，犯法当死，隆虑公主临死前，以金千斤、钱千万为其赎罪。
按汉朝的法律是可以以钱赎罪的，所以武帝批准了。隆虑公主死后，昭平君又犯法当死，因为是公主之子，廷尉不敢做主处决他，又请示武帝决处其罪。
武帝“为之垂涕叹息，良久曰： ‘法令者，先帝所造也，因弟(妹)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朔前上寿，曰： ‘臣闻圣王为政，赏不避仇仇，诛不择骨肉。’《书》曰： ‘不偏不党，王道****。’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难也。陛下行之，是四海之内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汉武帝在处理这一案件时可以说继承了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
武帝执法严明，如方士栾大，在乐成侯丁义的推荐下来到了武帝身边，靠诈骗博得了武帝的信任。武帝赏给他大量财富，并封其五利将军、天道将军、乐通侯等官、爵，授其六颗金印，还把自己的女儿、卫皇后生的长女嫁给了他。
但后来武帝发现了他的诈骗活动后，坚决处死了他，并对推荐他的乐成侯丁义也判处弃市。
王船山就此事说： “乐成侯丁义荐栾大，大诈穷而义弃市。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小惩而大诫，小人之福也，惩一人而天下诫，国家之福也。义既诛，大臣弗敢荐方士者，畏诛而自不尝试也。义诛，而方士公孙卿之宠不复如以前的方士文成、五利之显赫。其后求仙之志亦息矣，无有从谀(奉承)之人也。故刑赏明而巧言谀媚之人收敛。武帝**侈无度而终不亡，赖此也夫!"王船山称赞汉武帝的严明执法起到了除奸、防奸的作用，甚而说武帝最后没有亡国，就依赖于他的执法严明。
从上述两个例子来看，武帝不分亲疏贵贱、公正执法，确实得到了先秦法治思想的真传，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汉武帝的法治思想是吸收先秦法家思想而形成的。
汉武帝重法治也是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武帝即位不久外事四夷、内事兴作，尤其是对匈奴的战争势必激化各方面的矛盾，为此就需要增订法律，严明赏罚，以推动事业前进。《汉书·刑法志》说：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在这种情况下，元光五年(前130)七月，武帝任命张汤、赵禹定律令。这次条定的律令特点是：
法令文深、严酷：《汉书·张汤传》说“张汤与赵禹共定律令，务在文深”。《汉书·刑法志》说： “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出所谓律令文深、严酷。法令条文繁多、严密。《汉书·刑法志》说武帝时法网渐密，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上述记载说明，汉朝的律、令、科、比四种法律形式，其中律、令是两种最基本的形式。
律，是皇帝令制定的一种稳定的基本的法律形式，是判定犯罪性质、名称、轻重的准绳。汉武帝时，据《晋书·刑法志》说张汤做宫廷警卫的“《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作“《朝律》六篇”共计三十三篇。
上述高帝、武帝共作律六十篇，武帝时制定三十三篇，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上引《汉书·刑法志》说“律令凡三百九十五章”,统称汉律，后亡逸。后世所说汉律，就是指上述这些篇章。
令，就是皇帝的诏令。《汉书·宣帝纪》注引文颖说“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
科，按犯罪性质分类进行处罚的条律称科或科条。《释名·释典艺》云： “科，课也，课其不如法者，罪责之也。”《后汉书·梁统传》载：“武帝军役数兴，豪杰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
比，是以旧的案例作为判决的标准，遇有案子与其比较进行判定，所以称为“决事比”。
法律条文的明显增加，使“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汉武帝就是“霸王道杂之”的开创者和实践者，尊儒且重法，任用儒法兼用的公孙弘和从狱吏中提拔起来的张汤、杜周等执法大臣，用严刑峻法打击诸侯王叛乱、豪强、商人、农民起义。因此说以法治国是汉武帝治国的重要办法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