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儒学思想

对两大社会思潮的发展及其对治国理论的探讨，西汉初期关心国家前途的人们是回避不了的。汉武帝即位后，年龄小，好奇心强，希望找到治国的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以大治天下。

故此，即位不久就召开了举贤良对策会议，会上连发三制，希望得到满意的回答。汉武帝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呢?汉武帝认为，人们都说五帝三王(夏、商、周三代)实行王道，改制作乐而使天下洽和。为什么他们死后大道微缺，败坏到了桀纣当权、王道大坏。近五百年间，守文的君主，当途的贤士，想着按先王的法则治理天下，然而仍不能返回正道，而使社会一天一天衰乱下去。

王道到后王就终止了，是不是因为他们操持不准确陷入谬误而失去了原意?还是上天降命使其不可复返，一定要到大衰败而后才能停止呢?

现在所干的都是些屑细的事情，早起晚睡，想效法上古，又有什么补益呢?三代受命的符应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灾异之变因何而起呢?性命之情，有的夭折、有的长寿、有的仁爱、有的贪鄙，道理究竟何在呢?

继而，武帝又谈了他治国所要达到的理想，即“百谷丰登，德润四海，恩泽至于草木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并要求“明先圣之业”, “终始之序”的贤士大夫“明以谕朕”, “朕将亲览焉”。

董仲舒是参加这次会议的贤良之一，针对汉武帝所发三制提出的问题，他三上对策，就天人关系、儒学的价值、天与儒学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回答。

谈到天和天人关系的问题，董仲舒说： “天者，群物之祖也，所以天覆盖、包含着万物，对它们一视同仁，建日月风雨以和美之，经阴阳寒暑使万物成长。”

“人受命于天”,王者受命的符应就是祥瑞，《尚书·泰誓》说：“白鱼人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鸟，此受天之符也。”又“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在性、命、情与教化问题上，董仲舒认为“命(命运)者，天之令也；性者，人生来的资质也；情者，人之欲望也。人的夭亡、长寿、仁爱、贪鄙，是陶冶而成的，不能整齐划一，是由社会的治乱所造成的。如

尧舜行德教而民仁爱、长寿，桀纣行暴虐而民贪鄙。夭亡”。

董仲舒还认为教化很重要， “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万民之从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为了搞好教化，所以要“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地方上的学校庠、序以化于邑。太学者，教化之本原也”。在以德治国，还是以刑罚治国，以及德、刑与天的关系方面，董仲舒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

董仲舒又认为： “天使阳出有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人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义)而耻犯其上。”在《春秋繁露·天辨在人篇》中则说：“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

仁、义、礼、知、信为德教之五常。五常就是治理天下原则，五常修饰好，就可“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关于改制、更化，董仲舒认为： “三王之道所视不同，非其相反。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无)变道之实。”道是什么呢?道就是治国的道路、方法。因此， “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此处所说的“大一统”,不仅仅在于要以儒家学说统一思想，同时，还要据儒学思想正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纲常，还要“尊王攘夷”。所以， “大一统”思想非常适于汉武帝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实现国家大统一的需要。而且，这种“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换句话说，就是说实现“大一统”是天意。

董仲舒在三上《举贤良对策》中，就天人关系；天与人的命运；性情与教化问题；天与德治、刑罚治国的关系问题；天与改制、更化问题；大一统五个问题等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观点，这些问题正是汉武帝大治天下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他的《举贤良对策》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举贤良对策》后，他被任命为江都王相。

以上内容是三上《举贤良对策》的主要思想。这些思想反映了董仲舒与先秦儒家思想有显著差别，也反映了他把先秦儒家思想发展了一步。董仲舒是首先把阴阳五行家的学说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成为儒家宗师的。

董仲舒对儒家学说的发展主要就表现在他把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家学说结合了起来，以适应当时社会思潮与政治发展的需要。他在《举贤良对策》中就很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

在《举贤良对策》中对汉武帝提出三代受天命的符应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回答。董仲舒认为天是万物之祖，覆盖、包含着万物，建日月风雨调和万物，经阴阳寒暑以成长万物。这种天可以说是自然之天，客观存在的物质之天。

但天在决定人间的事情上却变成了有意志有感情的神。天可以把拥有与治理天下的天命授予王者，受命的符应就是祥瑞，为爱护人君又可用灾害、怪异对他进行谴告，使其惊惧而改正失误。这种王权天授的理论，实际论证了汉室江山存在的合理性、神圣性。这一点恰是汉武帝令学者对策所要达到的目的。

董仲舒对儒家所主张的治国方略、办法都说成是天命、天意。如说“天任德不任刑”,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而不任刑”。这里说的德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德治，就是用儒家仁义等思想为指导所制定的政治制度、措施；另一方面是教化，就是道德教化。

董仲舒指出如果用刑罚治国使天下衰败了，就要改制、更化、改正朔、易服色，这样做是“顺天命”。并认为只要按儒家这些治国的办法办，就会使王道复兴，天下大治。这些自然是汉武帝乐意接受和需要的。正因为他把儒家的主张都披上了天、天命的外衣，所以说他把阴阳五行家和儒家学说结合了起来，发展了儒家学说。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虽把阴阳五行说与儒家学说结合了起来，然而他毕竟是儒家的经学大师而不是阴阳五行家的方士。

首先，董仲舒维护儒家的道统。所谓道统，就是治国的道路、方法。儒家治国的主要特点是以德教(德治、教化)治国。仁义礼乐是进行德教的工具，仁义礼知信是德教的五个常用原则。

在董仲舒看来，时代在变化，朝代在更替，儒家治国的道，即治国的道路、方法是不变的。所以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秦朝治国专用刑罚，使天下大乱，这是废先王之道的后果。因此就要改制、更化，重新改为用儒家的德教治国。这就维护了儒家治国的道路、办法，维护了儒家的治国传统，维护了儒家的道统。

其次，强调德教，即德治和教化。就是说国家的施政要适合人民的愿望、利益，就应当领受大的俸禄，实际是要求实行儒家的仁政。

据此推理，也可以说，在董仲舒看来，适合民意，也就符合天意，从而达到天人合一。这就坚持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这一思想在一定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实现的，对社会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所谓教化，就是道德教化，他强**化，说“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今世废而不修，亡(无)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义)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等等。

在董仲舒看来，教化可以使民众的道德素质提高，而防止民众犯上作乱，统治者的统治就会巩固。

总之，董仲舒阐发以德教治国，可以达到使天下洽和的理想境界。

其董仲舒从其天人感应的理论出发，认为天降灾害、怪异是对帝王失道的谴责，目的是引起其惊惧而改正其错误。这实际上就是要限制、监督皇权。怎样限制、监督皇权呢?董仲舒是治公羊大师，所以他说“《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这就是说他企图以儒家的经典来匡正皇权。

中国封建社会中，皇权具有无限性和绝对性。而处在两千多年前的董仲舒却试图借天来限制、监督皇权，这在当时是很有新意的大胆的理论。这一理论填补了中国古代政治学说中的一个空白。

这一点不但继承了儒家的精神，还促进了新的发展。至于这一学说借助了“天”的形式，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当时思潮影响所致，不必苛求于古人。不仅如此，在实践中董仲舒还真的借天降灾异来限制、监督汉武帝，结果险些被处死，这正说明他是个严肃的学者。

因为董仲舒适应形势的需要发展了儒学，故此人们称他的儒学为新儒学。汉武帝的尊儒术与董仲舒的新儒学有密切关系。

董仲舒重建了天的权威，吸收阴阳五行家邹衍的学说，给儒学，也给皇权披上了神光圣彩。这正符合了汉武帝大治天下的需要，因此在汉武帝尊儒的活动中董仲舒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儒学被尊，也和儒学本身所具备的条件有关。如儒学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学派，《易》《尚书》《春秋》《诗》《礼》《乐》都是统治阶级离不开的有用的学问。

孔子倡导的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纲常也是统治阶级所竭力维护的。儒家的德治学说所包含的民本思想，反映了民众的正当利益和愿望，又是统治阶级巩固统治长治久安的需要。

汉朝建立到文帝已历四十余年，在太史公看来这四十余年实行的“无为而治”就是“仁政”。道、儒两家竟然如此地会合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