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独尊儒术弘法治
两大社会思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建议是董仲舒提出来的。所以要探讨这一问题，就要从董仲舒的建议谈起。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天人三策》)中有这样一段话：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要求对儒家以外的百家学说“皆绝其道”,使“邪辟之说灭息”。这个建议就是说要“绝灭”百家，在思想领域实行专制。其建议很容易让人理解为不让读儒家以外的书，不许儒家以外各家的学者做官。
汉武帝即位的建元元年(前140)出现了一次尊儒活动。在这次活动过程中，丞相卫绾奏： “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这一奏议提出要罢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和治苏秦、张仪纵横家两个学派的学者，罢黜的范围限制在这年所举贤良方正之中。
究其做法，事出有因，由于酷爱黄老之学的窦太后健在，武帝正迷信阴阳家、方士，提“罢黜百家”显然不合时宜。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这次活动的会稽人庄助(严助)因对策深受武帝赏识，被拜为中大夫，而庄助就恰是一位治纵横术的学者。这次会议之后过了八个月，建元元年六月卫绾以“景帝病时诸官囚多坐不辜(罪)者不任职”为名被免去了丞相职务。
在同月，武帝任命窦太后的侄儿窦婴为丞相，武帝舅父田蚡为太尉。这使政治、学术思想领域内的斗争进一步激化。在窦、田二人推动下，儒家治《诗》学者申公的两个弟子，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二人议立明堂、尊儒。武帝用安车蒲轮请来申公，并接见。
不仅如此，赵绾出面要求不向窦太后奏事，把窦太后排除于朝政之外。为此，窦太后大怒，遂导致赵绾、王臧下狱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免职。
建元二年(前139)冬十月， “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注引应劭曰： “太后素好黄老术，非薄五经，因欲绝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杀之。”
这次事件是对儒家执政者的一次严重打击。此后，武帝又把杂家东方朔、纵横家主父偃、徐乐等人罗致在左右。
建元一二年的尊儒活动遭到了重大挫折，至于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建议根本无法执行。
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又发生了“置五经博士”和罢各家传记博士的事件。这是武帝尊儒的又一重大举措。
建元五年春， “置五经博士”。东汉经学家赵岐在《孟子题辞解》中说：“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注疏中说，《论语》《孟子》等为传。
既然如此，自然“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等有关的传记博士通通被罢黜了。而所谓“独立五经”,就是国家只立儒学的五经博士，儒学成了国学、官学，其他国立的传记博士通通被罢黜，地位下降。
就从这个意义上讲，有的学者更认为，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解释可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仔细推敲，这个解释存在着以下两个问题：
当时《论语》《孟子》也被列入传记博士而被罢黜，既然其他各家的国家所立传记博士被罢黜被视为“罢黜百家”,《论语》《孟子》所设传记博士被罢黜，是否可以说儒家也被“罢黜”了呢?
罢黜了各家的传记博士，并非不让读各家的书。
清王国维说：置五经博士后， “《论语》《孝经》《孟子》《尔雅》虽同时并罢，其罢之意则不同。《孟子》以其为诸子而罢之。至《论语》《孝经》,则以受经与不受经者皆诵习之，不宜限于博士而罢之者也”。并进而明确指出“武帝罢传记博士，专立五经，乃除中学科目於大学之中，非遂废中小学”。
据王国维的意见，六艺(经)为汉大学科目，《论语》《孝经》为汉代中学必修科目。这就是说《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虽然国家不设博士，但是并没有罢黜。
至于《孟子》等诸子传记虽非中小学必修科目，也可以学习、流传、收藏，所以也未罢黜。《汉书·艺文志》中说武帝时搜求遗书，不仅搜求儒家经籍， “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也妥为搜求、保存、收藏。
汉武帝在置五经博士后，社会上也是可以收藏、学习、研究诸子百家的著作的。如“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再如成帝时成都严君平研究黄老之术，并著书十余万言，曾教“授老子”。
基于上述情况，可以说武帝罢各传记博士与董仲舒建议的“皆绝其道”,使“邪辟之说灭息”的“罢黜百家”,的做法迥然不同，因此说武帝罢各家传记博士就是“罢黜百家”显然这种说法有失公允。
值得一提的是，建元五年(前136 )置五经博士后，不仅各家的书可以读，各学派的人仍可以在政府当官、升官。建元六年(前135)发生了两件事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件事是这年二月到四月，辽东高帝庙与长陵高园偏殿相继起火，董仲舒从“天人感应”的学说出发讥刺朝政，被爱好纵横学的主父偃揭发，被免官。之后，主父偃一度很活跃，不断升官。
另一件事是这一年以治黄老学起家的汲黯由东海太守升为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他升官的原因是武帝令其视察河内大灾，在路上汲黯未经请示擅自“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回到长安自请“伏矫制之罪”,武帝“贤而释之”,此后汲黯曾在一段时间深受武帝重视。上述事实说明，从参政角度讲，也未罢黜百家。
汉政权“黜百家”是在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去世，武安候田蚡为丞相之后才推行的。据记载窦太后去世的次年，即元光元年(前134)五月又举贤良对策，在这次会议上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
“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公孙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受到武帝赏识以平民而被提拔做官，最后做到丞相封侯，天下学土就竞相仿效，尊儒就成了社会风尚。
此次“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的范围仅限于元光元年五月对策会议所举贤良文学之中，并没有扩大到社会与国家各级机构之中。
此后，武帝于元朔五年(前124)六月，又为五经博士置弟子五十名，并按其学习儒家经典的成绩优劣选拔其做官吏。这为儒生参加封建官僚集团大开方便之门。
由于这一活动只适用于儒生，其他各派的学习者没有此待遇，所以这一活动也是武帝尊儒术的一个重要表现。至此，武帝的尊儒活动基本上告一段落。
自建元五年(前136)到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武安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到元朔五年(前124)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这十二年是武帝尊儒活动取得成功的主要时期。
这些尊儒活动的成功主要表现在：儒学取代黄老之学成了国家的指导思想。这一点表现在国家政策上，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约束臣民的行为准则；甚至用《春秋》决狱，把儒家经典当法典用；国立太学中，只设儒家《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士，其他诸子传记博士被罢黜；不断从太学中选拔弟子加入国家官僚集团。
在尊儒过程中及其以后，其他各学派的地位下降。武帝并没有对其“绝其道”“灭”其说。各学派的著作均可收藏、流传供人学习、研究。
并且，汉武帝还把法家、道家、纵横家、杂家甚而方术之术等各家各派的人物通过公车上书、征召、任子、资选、从小吏中逐级提升等方式罗致左右，让他们做官、出谋划策，辅佐自己治理国家。
因此，可以说汉武帝实际上并没有“罢黜百家”,而是兼用百家。
这点汉代人是认可的，太史公就说他“悉延(引)百端之学”。汲黯则说汉武帝“内多欲而施仁义”,汉宣帝也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据此人们常说汉武帝是外儒内法、儒法并用。武帝之后汉朝还在重法治、以法治国。总之，应该说汉武帝继承了汉初开明的文化思想政策，并没有返回到秦始皇在文化思想方面实行专制的政策中去。
可是，汉武帝的“悉延(引)百端之学”并不是说各学派都是平等的，而是把各学派分层次地加以兼用的。尊儒术，是把儒术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或统治思想；重法治，是把法家学说中的以法治国作为治国的方法、制度用的；此外又兼用各家。这就是太史公所说的“悉延(引)百端之学”。
所谓“独尊儒术”,汉武帝是确实尊了。所谓“罢黜百家”如果像董仲舒建议所说的那样“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使“邪辟之说灭息”,汉武帝并没有采纳。相反，汉武帝是在尊儒术的前提下，采取的是百家兼用， “悉延(引)百端”的方针。
自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期，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巨大、迅速和惊人的。伴随社会发展变化，有两次大的思潮值得注意。
一是五德终始说与三统说。战国中期，激烈的兼并战争出现了国家向统一发展的趋势，人们渴望早日结束战乱实现统一、安定。孟子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就反映了这一心理。当时还出现了另一影响很大的社会思潮就是齐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
这一学说认为天是宇宙的主宰，天子就要受命于天，接受上天赐予的一切。接受治理四方的命令，又把天命与五行相胜(克)的学说结合起来，鼓吹金、木、水、火、土就是五德，历史上一个朝代代表其中的一德，如果一德衰了，另一德就取而代之。
五德循环更替，按五行相胜次序，周而复始。凡帝王将兴，上天就降下符应或祥瑞，以表示受命于天。
在这一学说的指引下就编造出黄帝得土德，所以天就显示了黄龙地(大蚯蚓)之祥瑞，黄帝就做了帝王，制度是尚土的，颜色是尚黄的。
后来土德衰，木克土，禹就据木德而兴，因此得了秋、冬草木不杀的祯祥，建了木德制度，换用了青色衣服。后来，汤以金德取代了夏的木德，周文王又以火德取代商的金德。各德的取代都有其相应的符应、制度、服色等等。这样， “五德终始说”之鼓吹者就编造出了一部帝王受天命发展演变的有规律的历史。
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古代，这一充斥着宗教迷信色彩的学说，竟然流传开来，并受到重视，成了帝王统治是否符合天意的准则。秦始皇相信它，以贾谊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五德终始说”也很相信，故此主张“更秦之法”,秦为水德，汉应为土德，并相应的改制度、易服色，等等。
西汉初期又出现了一种三统说。三统说是谁最先提出的已难以查证，不过董仲舒是其积极鼓吹者。三统说自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历史的发展就是黑、白、赤三统的循环。夏为黑统，建寅，以农历(夏历)正月初一为岁首；商为白统，建丑，以农历十二月初一为岁首；周为赤统，建子，以农历十一月初一为岁首。继周者又应当是黑统。这就是所谓的天道。
三统说同五德终始说皆为历史循环论，主宰循环的决定力量都是天。二者的差别为：五德终始说认为秦是水德，在五德循环中占有一德的席位；三统说则认为黑、白、赤三统指夏、商、周，秦被排斥在三统之外，因为秦不符合三代的道统。三统说非常符合儒家的思想，可能是儒家改造五德终始说而提出来的。
上述二说俱鼓吹新王朝应受命、改制。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要求改正朔、易服色、更化，亦是要求汉武帝要受命改制。
二是德治、王道与法治、霸道。商朝崇拜天、迷信上帝，可是天并没有能保祐商，商朝亡国了。周朝接受了教训，强调敬天保民，重视德。清代王国维曾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说：
“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召诰》曰： ‘我们不可不借鉴于夏代，也不可不借鉴殷。夏代、殷代，受天命该有多少时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夏、殷的国运没有延续下来，是因为他们不敬其德，才失去了天命。’周之君臣，于其嗣服之初反复教诫也如是，则知所以驱草窃奸宄相为敌仇之民而跻之仁寿之域者，其经纶固大有在，欲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必于是乎观之矣!”
了解西周重德治的思想，就可以知道儒家德治思想的源头就是从西周继承来的。孔子说，仁者， “爱人”,也就是说仁，就是爱护人，尊重人，把人当作人去对待。这和上引《尚书·康诰篇》: “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的德治思想是何等一致。
至于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则是从周代的德治思想发展而来的。然而，在春秋战国孔、孟的这套宣扬仁义教化、仁政、王道治国之道却备受冷落，四处碰壁。与此相反，讲法治、霸道的法家，却大见成效。尤其是秦国，竟然以法家思想为指导，使国家富强，并灭了六国。然而，秦朝最后却落了个短命而亡。
汉初，秦朝为什么会灭亡成了人们探讨的热门话题。《汉书·刑法志》中说： “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 “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义)之官，专任刑罚，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贾谊在《过秦论》中把秦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仁义不施”。一言以蔽之，认为秦的灭亡是由于不施仁义、不用德治、专任刑罚、废弃三代的传统所造成的。
德治、王道与法治、霸道的争论，明显反映了汉初社会对治国思想、制度、方法的争论与选择。
这便是汉武帝即位后面对的两大社会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