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胸怀天下

汉武帝要实现他的治国理想蓝图，他要使国家、社会的治理达到一个理想的境界。然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解决汉初六十余年发展所面临的紧要问题。

汉初以黄老“无为而治”思想为指导，这是当时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的选择。如果历史条件与背景发生了变化，国家的指导思想也需要发生变化。

汉初人们对“无为而治”的理解，仅局限在“柔身以寺(待)之时”,就是说是当作术，当作统治方法来理解的。汉初对诸侯王、对匈奴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是因为朝廷没有力量对付他们，不得不如此。

如果有力量，条件变了，当然也就会发生变化。文帝时贾谊就提出应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而治国。他认为秦之所以二世而亡，是因为不施仁义，不行德治，而专任刑罚造成的。

贾谊在《治安策》中指出“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

因此，贾谊认为：以德教治国者， “德教洽而民气乐”;以刑罚治国者， “法令极而民风衰”, “衰乐之感，祸福之应也”。贾谊认为，儒家治国的特征是德治，法家治国的特点是刑罚，其结果是行德治者国运长久，任刑罚者短命而亡。

贾谊以秦二世而亡为诫，讲专用刑罚治国之害和以仁义治国的优越性，就是希望朝廷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而治理国家。如把贾谊的上述言论与董仲舒《天人三策》一些言论加以比较，二者简直如出一辙。然而，汉文帝时由于条件的限制，不能不以“无为而治”的思想为指导。汉文帝需要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崇节俭、少兴作，以便让民众集中力量从事生产，恢复经济。

汉文帝也需要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在一定条件下，对吴王濞那样的诸侯王和匈奴单于进行妥协，以免把全国拖进战乱中去。因此，汉文帝没有采纳贾谊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建议。

秦统一中国后以法家为统治思想，西汉初期以黄老“无为而治”思想为指导。究竟能否以儒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究竟在什么条件下以儒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这是汉武帝即位后面临的重要问题。

汉初的文化复兴与国家的文化、学术思想政策问题。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下达焚书令、挟(藏)书律。此后，项羽又火烧秦宫，使秦宫中的藏书也变为灰烬。因此，及至汉初，社会处于文化沙漠的境地，恢复文化，开放书禁已呈迫在眉睫之势。

惠帝四年(前191), “除挟书律”。此后，口授的书可写在竹、帛上传阅，藏于夹壁墙中的书屡屡被发现。所谓“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文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

汉初以黄老“无为而治”为指导思想，在学术讨论中，即使在皇帝面前，各学派的不同意见也可自由进行辩论，而不是因尊黄老，就对其他各学派实行专制。

如景帝时，齐诗博士辕固与道家黄生辩论汤武革命。辕固认为汤、武诛桀、纣，天下人心皆归汤、武，所以是正义行为。黄生则认为帽子虽破还得戴在头上，鞋虽新也应当穿在脚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上下之分也。桀、纣虽失道，然而是君上；汤、武虽圣明，却是臣下。以臣下诛君上，不是武君是什么?

辕固最后指出，按黄生的理论，汉代秦，也是臣弑君吗?双方上纲都很高。汉景帝作结论时，只是说： “食肉不食有毒的马肝，不算不知味。

学者不言汤、武革命，不算是愚蠢!”如此息事宁人，不主观臆断，同时又引导双方不要让争论升级，这样开明的态度在古代应当说是难得一见的。

汉初的学术思想政策，可说是相当宽松和自由的，对最高统治者提出的问题，学者似乎都可以直言相告。景帝时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齐诗博士辕固问老子书。辕固回答说： “此是家人言耳。”窦太后认为他贬低老子，于是令他入猪圈刺猪，景帝认为辕固无罪，给了他一把刀子。辕固一刀正中猪心，猪应声而倒，太后默不作声，再没给他加罪。景帝认为辕固廉直，拜其为清河王太傅。

在汉初开明的学术政策下，实际上形成了尊黄老而兼用各家的局面。文帝就是一位以黄老“无为而治”为指导，又推行儒家“德治”,同时又是一位“好刑名之言”重法的君主。受文帝信任的晁错，则是既学“申商刑名”,又从伏生“治尚书”的兼学儒、法两家的学者。

汉武帝即位之后，面临着能否继承汉初开明的学术思想政策的问题，是尊儒术而兼用百家呢?还是尊儒术而对百家实行专制呢?

汉初恢复、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由于秦的暴政和其后战乱，汉初社会残破、经济凋敝，百废待兴。

陆贾在《新语·无为》中说， “道莫大于无为”。所谓“无为”,在当时条件下就是要“因民之疾秦法，顺流而与更始(除旧布新)”,就是要“扫除苛烦，与民休息”。这也就是《汉书·刑法志》所说的“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而去“便民”“利民”“便万民之利”。

这也就是说，汉初的“无为而治”是以民众的愿望、利益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汉初废除了秦代一系列的苛法，并采取了轻徭、薄赋、省刑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发展，同时又采取措施发展工商业。汉初在“无为”思想指导下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孝惠、高后时， “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 “孝景遵业”。

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在人口方面，列侯封邑在西汉前期的几十年间，人口大增，为原来人口的二倍至四倍。

从物价方面来看，汉初“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后随着生产发展，粮食增加，谷价一般在三十至八十钱之间，低时仅十余钱或更少，高时百余钱。

从劳动生产率看，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两千斤。每个农业人口年口粮四百八十六斤。汉初，马匹缺乏，天子找不到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拉车，将相或乘牛车，马一匹值百金(百万钱)。

到武帝即位初年，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马的价格也降至一匹数千。社会上呈显出一派繁荣景象。

司马迁说：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除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但是， “物盛而衰，固其变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景象的出现，又出现了新的社会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贫富分化，出现了兼并土地对劳动者“擅行威罚”的豪强地主。

文帝时，贾谊就痛切陈言： “庶民买卖的奴婢穿着丝织品做的衣服，鞋的边缘上绣着美丽的花纹，这是古代皇后的服装；而现在下贱的庶人却用这样的衣服给奴婢穿。”用这种高级的丝织品为表，以“薄纨”为里，织成特定的斧形，绣着美丽的花纹，这是古代天子穿的衣服；而现在“富人大贾”召会宾客时却把它装饰在墙壁上。

皇帝身上穿着厚缯，富民的墙屋上披着文绣；天子皇后的衣领上绣着花纹，而庶民婢妾的鞋子边缘也绣着花纹，这不是很荒谬的事情吗?富商大贾及其婢妾服饰竟然超过皇帝、皇后，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啊!贾谊这些话无疑会激起封建统治者对商贾的歧视和愤慨。

特别是诸侯王骄奢**逸想造反值得注意。早在文帝时，贾谊就说，诸侯王强者先反，他们太强大了，好似人的身体，一条小腿几乎比腰还粗，一个手指几乎比小腿还大。患了这种病，如果不快治，后虽有扁鹊再世，也无办法了。这种病正是天下可痛哭的事情啊!

吴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的势力虽已削弱，但他们在国内草菅人命，劫掠财物、土地，杀死朝廷派去的官吏。 “缓则骄奢易为**，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这仍然是威胁中央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和土地兼并、贫富分化，一部分穷困的个体小农生活更困难了。文帝时晁错在《贵粟疏》中说，当时五口之家，耕田百亩的小农，亩收一石，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这比战国初期李悝所说魏国五口之家耕田百亩的小农，亩收一石半的亩产量还要低。而当时自然灾害频频发生。

如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河决酸枣，文帝后元三年(前161)秋，关中“大雨，昼夜不绝三十五日，蓝田山水出，冲没九百余家。汉水出，淹坏民室八千余所，杀三百余人”。三年后的春天，又发生“天下大旱”。

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又发生大水灾， “天下大潦”。

在上述情况下，部分农民在自然灾害打击下和地主、商人的兼并下，生活困苦，日益陷入破产。这是摆在汉武帝面前的又一重大社会问题。

总体来说，随着汉初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社会又出现“武断乡曲”的豪强地主、商人太富、王侯官僚生活奢侈、不遵法度、部分农民贫困化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汉武帝将怎么来处理呢?

再看一下匈奴和汉的关系。从汉初以来，汉朝都是对匈奴单于奉行着屈辱妥协的和亲政策。白登之围后，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

吕后时，冒顿单于遗书高后侮辱戏弄，极为无理。吕后却卑辞求和，赠送大量金絮缯和亲，以换取暂时的边境安宁。虽然如此，匈奴还是不断地对汉朝进行侵扰劫掠。

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匈奴军臣单于率部大举向汉攻略，分两路从上郡、云中向南袭来，每路三万大军，首都长安告急，朝廷部署长安防守，立即调动军队，令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率军驻长安西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驻渭北霸上；祝兹侯徐历为将军驻渭北棘北。文帝曾亲赴军营视察，了解防卫情况。

面对匈奴不断地内侵劫掠，文帝时贾谊在《治安策》中痛切地指出：“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无)已也。”

贾谊认为： “天下之势方倒悬。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持)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救),怎么能说国家有明智之人乎?非但倒悬而已，就如同足生了病无法走路，受了风，患了痒子，身上非常难受，所以臣认为是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皇上不使用，让人为之流涕者的就是此事。”

继而，贾谊又说： “陛下怎么能忍心以帝皇之号而为戎人的诸侯，势既卑辱，而患不息，怎么能长期安于处在这样穷困的境地呢?”

总之，在贾谊看来，汉与匈奴的关系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关头。文帝并不是不知道，只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他无法解决这样重大的问题。

可是，随着时空变幻，武帝即位后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但经济上出现了一片大好形势，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威胁汉中央政权诸侯王的势力遭到了重大打击，反击匈奴的条件日益成熟。

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应如何去处理汉匈关系呢?此外，又怎样处理与南越、闽越这类分裂割据势力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呢?这也是摆在汉武帝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关于使用、提拔有实际才能的人才和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官吏治国的问题。汉初高帝从实践中提拔了大量有才能的人才。

另外，高帝礼遇儒生，不轻易杀害，如楚怀王曾封项羽为鲁公，后刘邦灭楚后围鲁(今山东曲阜),鲁不降。诸儒犹自讲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表示忠于鲁公项羽。刘邦并未因此屠戮，而是引兵北去，让人持项羽头令鲁人视之，鲁父兄乃降。为表示尊重，又以鲁公礼葬项羽，并为之发哀。

高帝十二年(前195)过鲁，又以太牢礼祀孔子。太牢是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社稷时，牛、羊、豕三牲齐备的祭礼。这次祭祀，是历代帝王祭孔之始。高帝尊重儒生的态度，曾得到儒生的回报，如秦博士叔孙通曾率鲁诸生为汉制礼仪，刘邦过鲁，《诗》学者浮丘伯曾率弟子申公晋见刘邦。

汉朝初期，高帝对各学派的知识分子采取尊重的礼遇的态度，但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通过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直接任用他们执政治国不够。

文帝时虽稍“征用”一些文学之士居位，然而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对贾谊等儒家学者并未重用。

汉武帝即位后，条件发生了变化，以往军功当官的因年老已退了下去，而治理国家又需要大量有知识、有文化的官吏，儒家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派又能在这方面提供大量人才。因此，兴学，办教育，培养大量有知识、有文化的官吏就成了当务之急。

由于汉武帝抱负大、要成就大的事业，所以还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提拔各学派中有用人才，选拔各种有实践经验有才能的人为国效力。能否完成这一任务也属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

汉初六十多年历史的发展涌现出三个潮流：一个是思想文化恢复发展的潮流；一个是经济恢复发展的潮流；一个是中国由分裂走向大一统的潮流。

汉武帝就是在这三个潮流发展过程中孕育出来的历史人物。他能不能解决这三个潮流发展所积淀下来的一系列问题，能不能把这三个潮流的发展进一步推向高峰，能不能振兴国家、民族，使其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呢?这就是历史所赋予的任务。

汉武帝正是在逐步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展示他的宏图大略和雄心壮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