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缓解财政搞改革

财政危机

汉武帝执政时期，耗资巨大，在其即位以后的前三十年中曾多次出现国库空虚的财政危机，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就边境用兵而言，就耗费惊人。边境最早的战乱烽火是从东南燃起的，建元三年(前138),闽越(今福建北部，浙江南部，时又称东越)攻击另一支越人东瓯(今浙江温州一带),东瓯向汉廷求救，武帝派

严助发会稽兵前去援救，后东瓯请内徙，汉武帝允之， “悉举其众来，处于江淮之间”。

建元六年(前135)闽越复攻南越，南越又求助于汉，武帝派王恢、韩安国率兵助战击闽越。后闽越屡寻畔滋事，武帝又派朱买臣为会稽太守，发兵“击破东越”。 “事两越”花费不小，从东瓯迁江淮后， 《平准书》说“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

元光五年(前130),汉武帝为“通西南夷”,他要修从蜀地到夜郎(今贵州西北部)的道路， “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死亡),费以巨万(万万)计”。

《史记·平准书》: “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 “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一钟为六石四斗，运送十余钟到达时只剩一石，可见运费之巨。

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设计诱歼匈奴的“马邑之谋”失败，匈奴攻扰愈加猖狂，自此揭开了反击匈奴战争的序幕。

元朔二年(前127),匈奴攻上谷、渔阳，卫青、李息反击，取河南地(今河套),遂立朔方、五原郡，徙十余万人筑朔方城。

《史记·平准书》说，这使转送水路运来的粮食遥远， “自山东成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元朔五年(前124),武帝派大将军卫青率六将军统兵十余万，击匈奴右贤王，大获全胜，斩首一万五千级。

元朔六年，又派大将军率六将军击匈奴，斩首一万九千级，赏赐斩杀敌人首级的将士“黄金二十余万斤”,折合铜钱二十余万万。俘虏数万人“皆得厚赏”,他们的衣食全部由官府供给；汉军的士兵、马匹“死者十余万，兵甲(兵器、盔甲)这类人员物资和运输粮饷的花费还未计算在内”。因此大农上报： “所积藏的钱已经耗尽，赋税收入也已用完，还是不足以供给战士。”

元狩二年(前121),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抗击匈奴，霍去病率军行进两千余里，战匈奴于祁连山，斩获四万首级。匈奴浑邪王率数万人降，汉发车二万辆迎接。浑邪王率众来到后，受了赏赐，又赏赐有功之士。这一年耗资“凡百余巨万(一百多万万)”。

这时期为讨伐匈奴，汉武帝命令大量养马。来自长安饲养的马就有“数万匹”,关中养马之人不足，就从邻近郡县征调。投降的匈奴人之衣食亦由汉廷供给。为此武帝就减损自己的膳食和车马，拿出“御府”(皇帝私人府库)中的藏钱来供补其所需。

元狩四年(前119),武帝又命卫青、霍去病各自领兵分击匈奴， “得首虏八九万级”, “赏赐五十万金”,折合铜币五十万万钱。汉军的马匹就死于疆场近十余万匹，转运车辆、粮草、盔甲的费用还未计算在内。这时财用匮乏，战士薪俸都难以发放到位。

边境因事及反击匈奴战争，花费所用钱数，共用钱已达二百七十余万万。

这一数字是这样计算出来的：元光五年(前130)通西南夷“费以巨万(万万)”,可以一万万计；元朔二年(前127)取河南地，筑朔方城等等费用“费数十百巨万(万万)”,应以百万万计；元朔五年(前124)、六年(前123),赏赐将士二十余万金折合二十余万万钱；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出陇西战役，用费“百余巨万”以百余万万计；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赏赐将士“五十万金”浙合铜钱五十万万。

这些数字加在一起约共计二百七十余万万。战争中死去兵士的费用、死去马匹和运输粮草、盔甲的费用等等未计算在内。

汉元帝时属于大农国家财政和属于帝室财政的少府、水衡共存钱八十万万，而上述仅几次战事的部分花费即达二百七十余万万，为上述所存八十三万万的三倍多。

这里计算的数字并非是系统全面的。若把士兵、马匹的死亡数字，把运输过程中的消耗，把供给俘虏衣食、赏赐等皆算于内，定会比二百七十万多出若干倍。

武帝时不仅外事四夷用费浩大，在兴修水利、救济灾民的用费也相当可观。

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在东郡濮阳瓠子决口，吴、楚之地受害尤甚，沿黄河郡县筑堤堵塞，总是筑好复又为水毁，前后耗费官府的钱财多到无法计算。

河东郡太守建议开发河东渠田，引黄河水灌溉汾阴、蒲坂之地，参加穿汾河、黄河灌渠工程的有几万人；郑当时建议修长安至华阴的漕渠，参加劳动的也有几万人；在朔方修渠，参加劳动的也有几万人。

这三处的工程，各经过了二三年，尚未完成，其“费亦各巨万十数”,即花费各达十几万万。此外，修筑褒斜水道、龙首渠等也耗费了巨资。

元狩四年(前119),也就是卫青、霍去病分两路北击匈奴的那一年，山东广大地区遭水灾， “民多饥乏”,武帝派遣使者调空郡国仓库中的粮食赈济灾民，又招募豪富用借贷的方式救济贫民，还不能解决问题。

因此，迁徙贫民到函谷关以西，或朔方南边的新泰中地区七十余万口，衣食均由官府供给。几年以后，政府又“假予产业”等，花费数以亿计，无法计算，甚而造成“县官大空”。

元鼎二年(前115),山东遭水灾，连年不收，人或相食，武帝令民就食江淮间，下巴、蜀粟赈之，花费惊人。

武帝时期，汉政权的开支是多方面的。但是，仅仅以上两方面的开支，已经用尽了库存和赋税收入。所以，武帝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只能进行经济改革，解决面临的财政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