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退位前后 谁来继承皇位

皇位继承问题是关系到王朝前途和命运的重要问题。因此，历代帝王莫不慎之又慎。在立嫡以长，父死子继已成为金科玉律的封建社会中期，皇位继承问题对男皇帝来说是比较容易解决的。而武则天是位女皇帝，对此感到十分棘手。

如果以儿子为皇位继承人，则自己“千秋万岁”之后， “大周”政权便不能维持下去；如果以侄儿为皇位继承人， “大周”国号倒是可以维持下去，但侄不如子亲，将来自己的儿孙定会沉沦。

“大周”建立之初，武则天就认识到皇位继承问题的严重。不过，当时她还健康，所以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她在“正名”的过程中，封诸侄为王，享有特权，而以第四子睿宗李旦为“皇嗣”,令徙居东宫， “其具仪一比皇太子”。

一方面，提高武氏“宗室”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给李姓儿子以“接班候选人”的空名。从表面上来看，皇位继承人已经确定。实际上，问题仍然悬在空中。武则天这种临时性的安排，显然是为了稳定政局，集中精力巩固政权，开创局面。同时，也是为了控制子侄，以便将来比较权衡，正式安排。

但是，由于李氏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遭受重大损失，元气大伤，一厥不振；由于武氏诸侄在武则天称帝后取得了“宗室”的地位，势力急剧增长，因而，刚刚放下的皇位继承问题又被提了出来。

天授二年(691),魏王武承嗣自以为“大周革命”,自己有很大功绩，又在“宗室”中年龄最大，曾袭封周国公，与天子最为亲近，应当代皇嗣李旦而为皇太子，故“密谕后党凤阁舍人张嘉福，使洛州人上书请立己为皇太子，以观后意”。《大唐新语》卷九记载说：

洛阳人王庆之，希旨率浮伪千余人诣阙，请废皇嗣，而立武承嗣为太子。召见，两泪交下，则天曰： “皇嗣我子，奈何废之?”庆之曰： “神不享非类，今日谁国，而李氏为嗣也?”则天固谕之令去，庆之终不去，而覆地以死请。则天令遣之，乃以内印印纸谓之曰： “持去矣，须见我以示门者，当闻也。”庆之持纸，去来自若，此后屡见，则天亦烦而怒之，命李昭德赐杖。

从这段记载来看，武则天尚无立武承嗣为皇太子之意。长寿二年(693)一月，发生了前尚方监裴匪躬及内常侍范云仙等人“私谒皇嗣”的事件。这一事件对武则天震动极大，使她对皇嗣的信任有所削弱，甚至对皇嗣是否忠诚产生了怀疑。她杀死裴匪躬、范云仙，禁止公卿大臣与皇嗣相见，降低皇孙以下李氏诸王爵位。有人诬告皇嗣阴有异谋，即令酷吏来俊臣审讯他身边的人。后来虽然打消了皇嗣谋反的疑虑，但对他仍不放心，使他处于被软禁的地位。这时武承嗣、武三思之徒营求皇太子的活动又频繁起来。武则天深知武承嗣亦无统御之才，对他也不大放心。从此，她在皇位继承问题上陷于举棋不定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的大臣们也都在考虑储君问题，他们的政治倾向是举足轻重的。武则天手下的将相大臣，绝大多数都是武则天的支持者。但是，他们支持武则天，只是支持由太宗开创，由她继承并且发展的事业。他们认为，武氏诸王，非天下属意，并不希望形成武氏子侄继位的政治格局。所以，当武则天在传子还是传侄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的时候，他们相继上书，反对传位武氏，要求以李氏为皇太子。

最先出来劝说武则天的是宰相李昭德。天授二年(691)十月，王庆之再次固请立武承嗣为太子，武则天大怒。李昭德杖杀了王庆之，并对武则天说： “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矣!”听完李昭德这段话，武则天也感到讲得有道理，认识到了立侄为皇太子的不利因素。

长寿元年(692)六月，李昭德又向武则天密奏： “魏王承嗣权太重。”武则天亦有所警觉。立子，不妥；立侄，亦不妥!怎么办才好呢?武则天苦思冥想，找不到妥善的办法。于是，又将这一棘手的问题搁置起来。

圣历元年(698)春，武承嗣、武三思又有营求皇太子之举，多次派人对武则天说： “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请求由武氏接班。”但宰相狄仁杰等表示反对。《通鉴》卷二百O六载：

狄仁杰每从容言于大后曰： “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太后曰： “此朕家事，卿勿预知。”仁杰曰： “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至亲，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备位宰相，岂得不预知乎!”又劝太后召还庐陵王。王方庆、王及善亦劝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谓仁杰曰： “朕梦大鹦鹉两翼皆折，何也?”对曰： “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太后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

此后，宰相吉顼及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亦请以李氏为储。上书同卷载：

吉顼与张易之、昌宗皆为控鹤监供奉，易之兄弟亲狎之。顼从容说二人曰： “公兄弟贵宠如此，非以德业取之也，天下侧目切齿多矣。不有大功于天下，何以自全?窃为公忧之!”二人惧，流涕问计。顼曰： “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复思庐陵王。主上春秋高，大业须有所付；武氏诸王非所属意。

公何不从容劝上立庐陵王以系苍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祸，亦可以长保富贵矣。”二人以为然，承间屡为太后言之。太后知谋出于顼，乃召问之。顼复为太后具陈利害，大后意乃定。

李昭德、狄仁杰、王方庆、王及善、吉顼都是武则天的亲信大臣，二张也是武则天的心腹。他们从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出发，详细分析了立子立侄的利与弊，反对立侄，主张立子。武则天由此进一步认识到武氏诸王不得人心，立侄弊多利少，不仅身后有陵庙无享祭、子孙被陵夷的可能，而且眼下就会造成与臣僚的隔阂，有丧失人心的危险。因此，她打消了立侄的念头，决意立子。

圣历元年(698)三月九日，武则天借口庐陵王李显有病，遣职方员外郎徐彦伯赴房州召李显回都治病。

皇嗣李旦在都，本来即可立为太子，何以又要召回李显?对此，史书没有明文记载。从当时的情况分析，武则天召还庐陵王，决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有其深刻的政治用心。一方面，要传位于子，就必须逐渐扩大李氏的势力。而要扩大李氏的势力，召还庐陵王便是首要的问题。

因此，当大臣要求召回庐陵王时，她毫不犹豫地做出决策，这样有利于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要以李氏为太子，必须在皇嗣李旦和庐陵王李显之间做出选择。李旦本来可以依靠“皇嗣”地位充当皇太子，但由于接受大臣私谒，降低了武则天对他的信任，武则天禁止臣僚谒见李旦，并杀掉了他的妃子刘氏和窦氏，母子二人在感情上壁障较多，因而对李旦不大放心。李显的情况虽与李旦有相似之处，但毕竟是不相同的。他不是无辜被幽，而是以罪被废的。被废之后，先居均州，后徙房州，多少年来，一直在生活上享受亲王待遇，并没有受到多少冲击。虽然对武则天的改朝换代十分不满，但与李旦相比，母子之间的隔阂还不是那么深刻。

按照封建时代的惯例，皇太子被废，不是被诛杀，就是永远被贬为庶人，很少有人能够东山再起。李显被废后，虽然仍旧保有“庐陵王”之号，但已失去了太子地位，按照常规，不可能再恢复帝位，因而对重新进东宫，登皇位连想也不敢想。

在这种情况下，若将他召回神都，使其摆脱困境，重继大统，他必然会感恩戴德，释前嫌而尽孝理。再说， “立嫡以长”,李显长于李旦，召回李显而立为太子，从宗法观念上来说，也不是讲不通的。若召回李显，而以李旦为太子，则将来皇位之争，也可能重演。若以李显为太子，这种可能性就会大大缩减。因此，可以推断，武则天召回庐陵王的目的，是为了顺应大臣的请求、百姓的愿望，扩大李氏势力，付以太子之位。

庐陵王李显还都以后，武则天并没有马上册封他为皇太子，只是让他尽情地欣赏神都的繁华景象，适应一下武周王朝的崭新环境。半年以后，皇嗣李旦揣到了武则天的意思，几天不吃饭， “数称疾不朝”。用绝食的办法坚决请求“逊位于庐陵王”。武则天见时机已到，便顺水推舟答应了李旦的请求，降皇嗣为相王，而以李显为皇太子。至此，棘手的皇位继承问题才算初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