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文化
文化与政治、经济等密切相关，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武则天在发展经济、巩固边防的同时，还采取了一些振兴文化的措施。早在参预朝政时期，她就大集诸儒，著书立说。
改朝换代以后，更加注意振兴文化。由于以周代唐引起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由于广开仕途，取人以才，养成了读书学艺的风气；加之武则天对文化的重视，武周时期的文化呈现出一派绚丽多姿、繁荣兴旺的景象。
〔经学〕经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旧唐书·儒学传》载，经学“可以正君臣，明贵贱，养教化，移风俗”,作用甚大；唐高祖、太宗都很重视经学，而高宗、武则天轻视儒学，武周时期经学废弛。
其实，武则天并不完全轻视经学，她只是轻视不利于自己统治的部分，而对于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部分，则是一贯倡导、支持的。载初元年，武则天诏大儒邢文伟讲解《孝经》。“后问： ‘天与帝异称云何?’文伟曰：‘天、帝一也。’制曰： ‘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奈何而一?’对曰： ‘先儒执论不同，吴天及五方总六天帝。’后曰： ‘帝有六，则天不同称，固矣。文伟不得对”。
这说明武则天本人对经学也有相当的造诣。武则天还举行过拜洛受图、大享明堂、登封中岳、祭郊祀天的仪式，而这些都与经学有关，都是对经学所追求的理想境界的实践。武则天重科举，而科举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经学有所了解。武则天还重视儒生和礼官。王绍宗以精通儒学著称，当时朝廷官吏，都很敬慕他，武则天便擢他为春宫侍郎。
由于这些原因，经学较前有了发展。除了表现在经学研究的一些成果被应用到社会政治生活中之外，还表现在出现了一些修正儒家经典的著作。
《旧唐书·儒学传》载：王元感以儒学见称，武则天祭南郊、享明堂、封嵩岳，元感皆受诏同诸儒撰定仪注。凡所立仪，诸儒皆赞成，转任四门博士。长安三年，上其所撰《尚书纠谬》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
武则天令弘文、崇贤两馆学士及成均博士详议可否。学士祝钦明、郭山恽、李宪等“皆专守先儒章句，深讥元感”。而凤阁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右史张思敬等都联合上表推荐。于是武则天下诏称赞王元感， “是为儒宗，不可多得”,命为太子司议郎，兼崇贤馆学士。魏知古曾称其所撰书是“五经之指南”。
《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愆》等书，对经书采取了分析的态度，不是墨守前人章句，而是“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理”。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受到学者魏知古、徐坚、刘知几和武则天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标志着经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史学〕中国史学自司马迁作《史记》、班固著《汉书》之后，纪传体通史、断代史著作层出不穷。到了唐初，又先后完成了北周和隋梁陈齐《五代史》及南、北史，重修了《晋书》,使史苑出现了新的繁荣。这就是说，著名的“二十四史”中有八部史书是这个时期撰写的。唐初的统治者之所以重视史学，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了史学的重要性。
武则天通文史，知道“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对史学的重要性也有足够的认识。早在辅佐高宗的日子里，就特别注意历史研究。在她所主持修纂的千余卷书籍中，《列女传》、《孝女传》、《古今内范》等等，都属于史书。临朝称制后，她加强了图书管理。文明元年十月敕： “两京四库书，每年正月，据旧书闻奏。每三年，比部勾覆具官典，及摄官替代之日，据数交领，如有欠少，即征后人。"
登基称帝之后，武则天依然重视修史。当时史馆体制与贞观时期基本相同。由于前代史大都完成，所以武则天首先组织文人学士，修成多达一百卷的《高宗实录》。此后，又着手撰修《唐史》。长安三年正月勒令特进武三思、纳言李峤、正谏大夫朱敬刚，司农少卿徐彦伯、凤阁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直史馆吴兢等人修唐史， “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长悬楷则，以贻劝诫”。可惜事未竟而武则天就驾崩了。但《长安四年十道图》已经完工。
当时的私家撰述十分丰富。据《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仅王方庆一人所著，就有《文贞公故事》一卷、《南宫故事》十二卷、《宫卿旧事》一卷、《尚书考功簿》五卷、《尚书考功状续簿》十卷、《尚书科配簿》五卷、《五省迁除》三十卷、《友悌录》十五卷、《王氏尚书传》五卷、《王氏列传》十五卷、《王氏训诫》五卷、《魏文贞故事》十卷、《王氏女记》十卷、《王氏王嫔传》五卷、《续妬记》五卷、《三品官衬庙礼》二卷、《王氏家牒》五卷、《家谱》二十卷，《王氏著录》卷、《九峻山志》十卷。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当时已经开始撰写第一部专记军国机密大事的《时政记》和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
史载，长寿二年(693),姚畴迁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自永徽以后，左、右史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畴以为帝王谟训，不可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畴始也”。《时政记》的编修，对于保存第一手资料和历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史通》完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但此书的准备则在武周时期。作者刘知几， “长安中累迁左史、兼修国史。擢拜凤阁舍人，修史如故。”
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史馆丰富的历史典籍，并对这些典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开始着手撰写《史通》。《史通》凡二十卷，分为内篇、外篇。
内篇论述史家的治史态度、经验教训和史书的源流、体制、编撰方法等等；外篇论述史官的建置沿革和史书的得失优劣等等。
刘知几指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应“不虚美，不隐恶”;历史学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不能盲目崇古，轻信鬼神；史评应“考兹胜负，互为得失”;史书应“文约而事丰”。这些见解都是极为深刻的，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因而《史通》具有很高的价值，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专著。
此外，当时还出现了一部巨大的类书——《三教珠英》。武则天比较重视类书的编纂，参政时令北门学士所辑《玄览》便是一部类书。圣历(698～700)中，武则天认为唐所撰《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聚事多未周备”,逐令麟台监张昌宗召集李峤、阎朝隐、徐彦伯、薛曜、员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无竟、沈住期、王适、徐坚、尹元凯、张说、马吉甫、元希声、李处正、高备、刘知几、房元阳、宋之问、崔混、常元旦、杨齐哲、富嘉慕、蒋夙等二十六人修撰《三教珠英》,而以徐彦伯、李峤为主编。史载“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辞士，皆天下选，而彦伯、李峤居最”。
“三教”,指儒、佛、道。实际内容类似于今天的百科全书。大足元年(701)十一月二日，书成，凡一千三百卷。此书宏篇巨帙，资料丰富，对唐代文化的发展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文学〕唐初以来，文学渐盛，但受六朝影响很深，成就并不显著。高宗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文学逐渐冲破六朝藩篱。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女文学家， “以文学、书法、著述而论，才调之高，古今更罕有其匹”。她提倡诗赋，科举以文才取士，遂使武周时期的文学界面貌焕然一新，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
诗歌在当时的发展最为迅速。
这首先表现在，朝野上下许多人都会作诗。史载，武则天本人颇善吟咏，其诗有《大享天乐章》十二首，《享明堂乐》十二首，《大享拜洛乐章》十五首等等，流传至今者尚有四十六首，其中一些诗篇具有较高的水平。除前述《如意娘》外，《游九龙潭》也算得上佳作。
山窗游玉女，涧户对琼峰。岩顶翔双凤，潭心倒九龙。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故验家山赏，惟有风入松。
武则天不仅自己吟诗作赋，而且常常要求臣僚奉和。久视元年(700)五月十九日，武则天游石淙，自制《石淙》诗一篇：
三山十洞光玄录，玉峤金峦镇紫微。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浴云衣。且驻欢筵赏仁智，调鞍簿晚杂尘飞。
令侍游诸臣奉和。皇太子李显、相王李旦、梁王武三思、内史狄仁杰、奉宸令张易之、麟台监张昌宗、鸾台侍郎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姚崇、给事中阎朝隐、凤阁舍人崔融、奉宸大夫薛曜、守给事中徐彦伯、右玉钤卫郎将左奉宸内供奉杨敬述、司封员外郎于季子、通事舍人沈住期等十六人各赋七言一首。
有时还开展一些诗歌竞赛。 “龙门夺袍”就是著名的一次。史载：“则天幸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宋)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
由于武则天规定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本人又带头吟诗，因此诗歌进一步普及，上自朝廷大吏，下至五尺孩童，都有会作诗的。史称武则天“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寝以成风”。如天授二年(691),武则天发十道存抚使，以抚慰天下，临行，令百官赋诗送行。这些诗后来被辑为《存抚集》而行于世，达十卷之多，足见赋诗者之众。百官如此，仕子也多以习诗为务，甚至八九岁的少女也会作诗。《唐诗纪事》卷七八载，如意(692)年间，有一位九岁少女，善作诗，武则天诏而试之，皆应声而就。其兄将归故乡，武则天令赋诗送之，即作诗云：
别路云初起，离亭叶正稀。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飞。
意境颇高，感情逼真。 可见这位小姑娘也算得上知诗之人。其次，一些著名的诗人发展了诗歌理论，为唐诗的鼎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唐初诗歌虽为数不少，但大都没有摆脱宫体诗的巢臼。武周时期，涌现出了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沈住期、宋之问、杨炯、卢照邻、陈子昂等著名诗人。其中沈、宋、杨、陈在文学界有较高的地位。沈住期“善属文，尤长七言之作”。宋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二人写了不少优秀的诗篇，使诗歌的格律渐趋完备。因此“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由于沈、宋在诗律声韵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因而极为历代文艺批评家所推崇。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俱以文辞齐名。他们开始突破宫体诗的范围，扩大诗歌的题材，充实诗歌的内容，写出了一些声律与风骨兼备的佳作。
大诗人杜甫称赞说： “王杨卢骆当时体”, “不废江河万古流”。陈子昂学识渊博， “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他提倡诗歌革新，主张诗歌要有“兴寄”和“风骨”,批评“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竭力推崇“汉魏风骨”。在诗歌创新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杜甫称赞他： “有才继骚雅”, “名与日月悬”。
由于武周时期形成了吟诗风气，沈宋杨陈等人又开创了一代诗风，因此，可以说，武周时期是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旧唐书》的作者说： “高宗、武则天，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这并非虚美之辞。
文章在当时也有了新的起色。一方面，文章的各种体裁趋于完备：赋颂杂咏、公私文牍、碑铭墓表，应有尽有。另一方面，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家。
杜审言、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称“崔李苏杜”。杜审言虽文不如诗，但清越可爱。李峤文思泉涌，久掌诏制。崔融为文典雅，冠绝一时。苏味道九岁能属文，被称为一代文宗。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诗见称，亦长于作文。海内称“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杨炯听说后对人说： “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说： “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张说评价说：“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矣；愧在卢前，谦矣”。
此外、韦承庆、王劇、刘允济、陈子昂、卢藏用、富嘉漠、员半千、张鹫等也以文章著称。韦承庆“辞藻之美，擅于一时”, "属文迅捷，虽军国大事，下笔辄成，未尝起草。”王励构思无滞，词情英迈。长寿中为凤阁舍人， “时寿春王成器、衡阳王成义等五王初出阁，同日授册。有司撰仪注，忘载册文。及百僚在列，方知阙礼，鹜勃立召书吏五人，各令执笔，口占分写，一时俱毕，词理典赡，人皆叹服”。张鹫的文章，亦较杰出。员半千对人说：“张子之文，如青铜钱，万选万中，未闻退时。”
由此张鹫被称为“青钱学士”,天下知名， “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邻国“每遗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至于陈子昂，力扫六朝陈旧文风， “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尤为后代学者所重。上官婉儿“天性韶警，善文章。年十四，武后召见，有所制作，若素构”。由于武则天的重用，她得以施展才华，内掌草制多年，临宴赋诗，代中宗、韦后操笔，词采艳丽。后来虽为玄宗所诛，但玄宗却命朝臣搜集她的诗文，编成文集二十卷，并命张说作序。序文称她“开卷海纳，宛若前闻；摇笔之飞，咸间宿构”,对其文才极为推崇。
这些作者大都有自己的文集。如《刘允济集》二十卷，《乔知之集》二十卷，《崔融集》六十卷，《李峤集》五十卷，《韦承庆集》六十卷。武则天的文章后来也被编为《垂拱集》一百卷，《金轮集》二十卷。这两个文集曾经流传于社会，后来还传到了日本，可惜今已失传。
此外，小说也开始成熟，除盛行于佛教寺院的“经变”小说外，还出现了一部结构完整，构思奇特，情节细腻的传奇小说——《游仙窟》。《游仙窟》是“青钱学士”张鹫的作品，描写作者夜游“仙窟”,与仙女赋诗猜谜、嬉戏狎乐的故事。这篇小说对中唐传奇文学的兴起，具有开创之功，只是目前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数学〕武周时期，数学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唐初国子监设算学馆，明算被列为科举制中的一科。唐政府规定，算学馆诸生和参加明算考试的人要学习“算经十书”,即《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海岛算经》、《五经算术》、《缀术》和《缉古算经》。但由于明算科时废时兴，加之这些“算经”比较深奥，学生不易掌握，因而传播不广。高宗时，太史令李淳风与算学博士梁永及太学助教王真儒等给算经十书作了注。
武周时国子监坚持设置算学馆，科举之科有明算，以李淳风等所注算经十书为教材，从而扩大了数学的传播。此外，数学也被广泛的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前述筑明堂、铸九鼎、立天枢等工程都要求有很高的精度，在这种情况下，设计者若无深邃的数学知识，根本是无法完成的。而明堂、九鼎、天枢等工程毕竟是竣工了，这就充分说明，当时建筑家已掌握了丰富的数学知识。
〔医学〕唐代医学在高宗时有了较大发展。鉴于前代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误”,显庆四年(659),高宗组织人力，撰写国家药典。监撰人为英国公李劫、太尉长孙无忌、兼侍中辛茂将，参加修撰的有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许敬宗，礼部郎中兼太子洗马弘文馆大学士孔志约，尚药奉御许孝崇、胡子彖、蒋季璋，尚药局直长蔺复珪、许弘直，侍御医巢孝俭，太子药藏监蒋季瑜、吴嗣宗，丞蒋义方，太医令蒋季琬、许弘，丞蒋茂昌，太常丞吕才、贾文通，太史令李淳风，潞王府参军吴师哲，礼部主事颜仁楚，右监门府长史苏敬等人。书成，凡五十四卷，文图并茂， “大行于代”。
在此前后， “药王”孙思邈也相继完成了医学巨著《千金方》三十卷、《千金髓方》二十卷、《千金翼方》三十卷，广辑前代各家方书及民间验方，在妇、儿、内、外诸科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方面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
武周时期，最有名的医学家是张文仲。文仲初为侍御医，后任尚药奉御， “论风与气尤精”。“尤善疗风疾”。据他研究， “风有一百二十四种，气有八十种”。武则天召王方庆集诸医与文仲著书，撰成《新本草》四十卷、《药性要诀》五卷、《袖中备急要方》三卷、《岭南急要方》二卷、《针灸服药禁忌》五卷、《随身备急方》三卷及《四时轻重术》等，凡十八种。
长寿二年(693)一月，有人诬告皇嗣谋反，武则天让酷史来俊臣审讯，皇嗣身边的人不胜楚毒，皆欲自诬。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一声，对来俊臣说： “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流血满地。武则天听说后，令抬入宫中，使医内五藏，以桑皮线缝之，傅以药，并亲临视之，令来俊臣停推，睿宗由是捐免。
史载，安金藏“景云时，迁右武卫中郎将。玄宗属其事于史官，擢右骁卫将军。”能使“五藏皆出”的人恢复健康，且担任武职，可见当时的外科医术已相当高明。
〔天文学〕武则天颇重天文学家。尚献甫，精于天文历算，初出家为道士，武则天召见，拜太史令，尚说“不能屈事官长”,武则天乃改太史局为浑仪监，不隶秘书省，以尚献甫为浑仪监，可见武则天对他的器重。武则天数顾问灾异，事皆符验。严善思， “尤善天文历数及卜相之术”,武则天时为监察御史，兼右拾遗、内供奉。 “数上表陈时政得失，多见纳用”。
另外，从一些资料中亦可看出武则天对天文学的重视。武周时期日食凡十三次： “垂拱二年二月辛未朔、四年六月丁亥朔、天授二年四月壬寅朔、如意元年四月丙申朔、长寿元年九月丁亥朔、三年九月壬午朔、延载元年九月壬午朔、证圣元年二月己酉朔、圣历三年五月乙酉朔、久视元年五月己酉朔、长安二年九月乙丑朔、三年三月壬戌朔、九月庚寅朔。”月食一十九次： “文明元年二月丁巳
枯木寒鸦图望、八月甲午望、垂拱二年七月癸丑
望、三年十月乙巳望、四年六月辛巳望、永昌元年十月甲子望、载初元年四月辛酉望、天授二年十月乙酉望、长寿二年二月乙亥望、证圣元年七月辛酉望、通天二年六月乙酉望，圣历二年正月辛未望、三年正月丙寅望、九月辛卯望、大足元年九月乙酉望、长安二年九月庚辰望、三年八月癸酉望、四年正月壬寅望、九月辛卯望”。
这些系统的资料，至少说明当时对天象的观测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对天文学的研究没有放松。还有， “则天如意中，海州进一匠，造十二辰车。回辕正南则午门开，马头人出。四方回转，不爽毫厘。”。可见，当时的一些工匠，对天文学也有深刻的研究。
〔雕刻塑像〕武周时期的雕塑艺术有很大起色。当时雕石塑像，寝成风气。敦煌、龙门等地石窟及佛教寺院，成为雕塑中心。据考古工作者统计，敦煌地区武周时期开凿的佛窟多于武德、贞观、上元各时期的总和，各窟几乎都有雕塑的佛像。其中延载二年(695)彩塑的善踟座“北大佛”,高达三十三米，被视为彩塑艺术中的珍品。
在龙门，开凿的洞窟也不在少数，计有摩崖三佛龛、极南洞、八作司洞、擂鼓台中洞等等。其中万佛洞最负盛名。该洞西壁中央，塑有阿弥陀佛趺坐像，高四米，波浪高髻，脸庞丰润，静穆安祥。两边四力士，刚健雄武。南北壁一千五百万尊小坐佛，各呈其趣。飞天、菩萨、乐伎也都栩栩如生，十分动人。闻名世界的乾陵，主要是在武
周时期修建的。矗立在南司马道两旁的雕群像，共一百一十三件，长达一公里，堪称一座古代的石雕艺术长廊，充分显示出当时雕刻技术的精湛。
〔书法绘画〕书画是我国一门古老的艺术。隋末唐初，曾出现过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阎立德、阎立本等著名书画家。唐太宗本人也是一位书法爱好者。唐高宗时，习书学画者亦不乏其人。武周时，书画艺术仍在继承和发展之中。
武则天本人擅长书法，尤精于飞白和行书。所谓“飞白”,是指一种笔画中丝丝露白的具有特殊风格的书法，书写难度极大，但看上去十分高雅。据现存资料，武则天曾为荐福寺、崇福寺飞白书额，还曾飞白书写大臣姓名以赐之。
对于武则天的书法成就，当时人有口皆碑。有的大臣上表说： “蒙恩作飞白书，题臣等名字垂赐。跪承宝见，仰戴琼文，如披七曜之图，似发五神之检。冠六文而首出，掩八体而孤骞。眇乎若游雾之拂春林，霭乎似轻云之上秋汉。固已工逾悬帐，妙尽刻符。钟繇竭力而难比，伯英绝筋而不逮。则知乃神乃圣，包众智而同归；多艺多才，总群方而兼善。”此表虽属颂歌，但多少反映出武则天在飞白书方面具有较深的造诣。
“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正楷之间的一种字体，遒劲潇洒。武则天学二王行书，又有自己的特点。这一点亦可从当时人的言谈中得到证实。
有大臣上表说： “臣于梁王三思处，见御书杂文尺牍，凡九十卷，跪发珍藏，肃承瑶检。天文景烁，璧合而珠连；圣理云回，鸾惊而凤集。究黄轩鸟迹之巧，殚紫府结空之势。偃波垂露，会宝意而咸新；半魄全曦，象天形而得妙。固已奇踪绝俗，美态入神，掩八体而擅规模，冠千龄而垂楷法。实可谓天下之妙迹，域中之奇观者焉。”此表亦有溢美之处，但确也道出了武则天行书的功力和特点。《宣和书谱》的作者对武则天横加指责，但也不得不承认， “其行书浸浸稍能，有丈夫胜气。”
武则天的书法以碑刻保存下来。武则天的碑刻在嵩山附近较多。其中《升仙太子庙碑》,题“大周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御制御书”,至今尚在河南偃师县缑山，武则天所书碑文公认为书法艺术中的珍品。
武则天还注意对古代书画的整理和保存。神功元年，她询问王方庆对其祖先王羲之等人墨迹的保存情况，王方庆进其十一代祖王导以下二十八人书法作品十卷。 “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甚以为荣。”此后，武则天还批准张易之的请示，召天下书画家整理内库书画， “锐意模写，仍旧装背，一毫不差。”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武则天爱好书法，善书又被列为入仕的重要条件，当时出现了不少书法家。如陆柬之、贺知章、孙过庭、李邕、王知敬、薛曜、贾膺福、韩景阳、徐峤之、王绍宗、钟绍京等。相王李旦亦颇善书。陆柬之是书法家虞世南的外甥，初学虞体，后“擅出蓝之誉”。
贺知章善草书， “当世称重”,人争求其墨迹，常于燕闲游息之所，“具笔砚佳纸候之”。李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尤著”, “初变右军(王羲之)行法，顿锉起伏，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孙过庭作草书， “咄咄逼羲、献，尤妙于用笔”,往往能以假乱真。与此同时，一些关于书法的专著也应运而生。
王方庆著《王氏八体书范》四卷、《王氏工书状》十五卷，孙过庭著《书谱》一卷。其中《书谱》论正草诸体书法，是一部见解精辟的书法理论作品，历来为书法家所重视。
武周时期在绘画方面也有许多成就。武则天喜爱并提倡绘画。张易之、张昌宗曾命画工图写武三思及纳言李峤等十八人形象，号为“高士图”。当时的大画家薛稷、殷仲容、曹元廊、李思训、吴道子、李嗣真等人，都有一些绝妙的作品。薛稷“善花鸟人物杂画，而犹长于鹤”。所画《啄苔鹤图》和《顾步鹤图》天顶项之浅深、氅之黛淡，啄之长短，胫之细大，膝之高下，皆极其妙，故有“鹤必称稷”之说。殷仲容“善书画，工写貌及花鸟，妙得其真。或用黑色，如兼五彩”,曹元廊“工骑猎人马山水，善于布置”。所画九鼎山川物产， “时称绝妙。”
《后周北齐梁陈隋武德贞观永徽等朝臣图》、《高祖太宗诸子图》、《秦府学士图》、《凌烟图》亦名噪一时。李思训“画技超绝，工山石林泉，笔格遒劲，得湍濑潺缓烟霞缥渺难写之状。”吴道子后来居上，更是大名鼎鼎， “其变态纵横，与造物相上下，则僧繇疑不能及也”,时人誉为“画圣”。
在唐代古墓和敦煌石窟之中，至今仍残留着一些武周时期的壁画。这些壁画，多非名家手笔，但观者莫不啧啧赞赏。
武周时期绘画艺术的发展，固然与绘画艺术自身的承继和画家的勤奋努力有关，但与武则天的提倡也不无关系。她令书画家整理内库书画，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正因为唐初以来绘画艺术有较大发展，加以社会的安定及武则天的提倡和画家的用功，武周时期的绘画艺术同书法艺术一样，继承了前代的成果，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音乐舞蹈〕贞观永徽之后，朝廷乐舞渐备。据祖孝孙、张文收所定，有雅乐、燕乐、散乐等等。“雅乐”,是指皇帝祭天、祀祖、朝觐、宴享时使用的乐曲“中正和平”、歌词“典雅纯正”的乐舞。有十二和，即：“豫和”、“顺和”、“永和”、“肃和”、“雍和”、“寿和”、“太和”、“舒和”、 “昭和”、 “休和”、 “正和”、 “承和”,又有“七德”、“九功”、 “上元”等乐舞。其中“七德”、“九功”最为著名，主要歌颂唐太宗的文治武功。
“燕乐”是宫廷中日常饮宴、娱乐时演奏的乐舞。主要有十部，即：
“燕乐”、 “清商”、 “西凉”、 “扶南”、 “高丽”、“龟兹”、“安国”、“疏勒”、 “康国”、 “高昌”。还有《英雄乐曲》、《景云河清歌》、《白雪歌》、《一戎大定》、《六合还淳》等等。分别由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散乐”即所谓“百戏”,有“跳玲”、 “掷剑”、 “戏绳”、“缘杆”、 “巨象行乳”、“神龟负岳”等。武则天喜爱音乐，擅长文艺，登基之后，音乐舞蹈又有所发展。
一方面，朝廷乐舞有所调整，燕乐大大增加。改《十二和》内容，废《七德》、《九功》之舞，而代之以《大享明堂乐章》及《祀昊天上帝乐章》。作《圣寿乐》等舞，属立部伎；作《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等，属座部伎。《圣寿乐》“舞者百四十人，金铜冠，五色画衣”,舞时分裂“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祚弥昌”十六个字，难度极高，规模宏大，别具一格。《长寿乐》,系长寿年间所制，舞者十二人，穿画衣，戴画冠，是祝武则天长寿的乐舞。
《天授乐》,天授年间所制，舞者四人，皆穿五彩画衣，歌颂武则天当武则天。《鸟俄万岁冻》,系三人舞蹈， “绯大袖，并画鹳鹆冠作鸟像”。据说当时宫中所养吉了鸟能说话，曾称万岁， “故为乐以像之”。此外，长寿二年(693)正月初一，武则天还在明堂导演了《神宫乐》,舞蹈演员多达九百人。至于“散乐”,也有一些绝技。张楚金《楼下观绳伎赋》说：有“掖庭美女，和欢丽人，身轻体弱，绝代殊伦。其绿绿练也，横亘百尺，高悬数丈，下曲如钩，中平似掌。初绰约而斜进，竟盘姗而直上。或徐或疾，乍府乍仰。近而察之，若春林含耀吐阳葩；远而望之，若晴空回照散流霞。还回不恒，踊跃无数，惊骇疑落，安然以住。”而且“节应钟鼓，心谐律吕”。
《透撞童儿赋》云： “云竿百尺，绳直规圆，惟有力者，树之君前。傅傅就日，亭亭柱天。鬼魅不敢傍其影，鹚鸾不敢翔其颠。此儿于是跂双足，戟两肩，踊身而直上，若有其翅；尽竿而平立，若余其地。倒轻躯，坠高竿，如更赢之雁下空里，似蒲且之鸽落云间。屹然中驻，余勇不尽。”可见，某些“散乐”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此外，当时还有所谓“四夷乐”,如高丽乐二十五曲。宰相杨再思即善跳高丽舞。前朝古代的许多古典名乐多已失传，当时亦曾尽力发掘，所得计有《白雪》、《巴渝》、《明君》、《子夜》、《团扇》、《春江花月夜》等六十三曲。
另一方面，加强了对音乐理论的研究，久视元年前后，武则天组织人力，写成《乐书要录》十卷。这是一部系统的音乐理论专著。惜国内久已失传，日本仅存第五、第六、第七三卷。第五卷论述乐律，第六卷论述律吕，第七卷论述宫调。从这三卷的情况来看，比较注重实践。如在第五、第七章中，批驳“变徵、变宫出自周武”的陈旧观点，指出七声： “出于自然”。认为“变声之赞五音，亦犹晕色之挥五彩”;乐律度数可以口授文载， “然不如耳决之明”等。这说明，当时对音乐理论的研究，较前有所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