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外交2
根据上述两点，他提出了他的构想和建议：
第一，效法唐太宗让李思摩复国的策略，以斛瑟罗为西突厥可汗，“委之四镇，使统诸蕃，遣其御寇，则国家有继绝之美，荒外无转输之役”。
第二，采取守势国防，捐弃四镇及安东都护府，西线退防西州，东线退守辽西，若非对手自败，绝不出击开拓。
第三，以边地决战为战争指导原则，“聚军实，畜威武，以逸待劳，以主御客，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歼灭之或逼退之；“如此数年，可使二虏(吐蕃和东突厥)不击而服”。
也就是从“民为贵”与及“先中国而后四夷”的儒家传统思想出发，反对扩张性的国策，建议分在西北、东北两边协助已亡之国复国，让复国政权处理该地区冲突的问题，而中国则以养民及保存国力为主，以机动迎敌、边地决战为战略指导。
尖锐的相反意见来自右史崔融，他拥护唐太宗所订的国策及大战略，并使焦点集中讨论西北和西边，力主不弃守四镇，建议展开如下：
一是，他认为应确认“北地之为中国患者久矣，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制，兵祸连结，无代不有”的事实，而且是中国一个长期性国防威胁的事实。
二是，基于要解除此威胁，他肯定了唐太宗的远程防御、国外决战的战略构想是长策远算，相对地指出高宗放弃四镇事实上已经危害了国家安全，所以他说：“太宗方事外讨，并南山至葱岭尽为府镇，烟火相望。至高宗务在安人，命有司拔四镇，其后吐蕃果骄，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遂长驱而东，逾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界、当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造成国防上的重大威胁。即使主上(指武则天)命韦待价迎击，却因上述经略基地已经丧失，因此致败；亦即认为高宗放弃四镇，让吐蕃更能东进威胁中国，万一必须出征，就会因为补给线太长，而致战败国危。
三是，恢复四镇不易，“今若拔之，是弃已成之功，忘久长之策。小慈者大慈之贼，前事者后事之师”;如果四镇无守，则会让吐蕃取得西域霸权，更加盛兵控制西域诸国，并连兵压逼河西，届时“河西危则不得救矣。方须命将出师，兴役动众，向之所得，今之所劳；向之所劳，今之所逸，可不谓然乎?而议者忧其劳费，念其险远，曾不知蹙国灭土，春秋所讥；杜渐防萌，安危之计”。
四是，现今中国在西域有属国及军队部署，就战略地缘而论，支持西域则必须控制莫贺延碛。“莫贺延碛者，延袤二千里，中间水草不生焉，此有强寇则难以度碛，汉兵难度，则碛北、伊、西、庭、安西诸蕃无救，无救则疲兵不能自振，必为贼吞之，又焉得悬军深入乎?有以知通西域艰难也”。上述之地若不救，则吐蕃与东突厥下一步势将交侵河西走廊，是则凉州以西势必危矣。
因此，他认为拔旧安西之四镇，委难制之西蕃，求绝将来之端”,实属不可。
明显的，这次争议是因武则天此前的战略不稳定所引起，战略不稳定则是因其国策不明确坚定所造成。所谓国策不明确坚定，是指武则天内有政变、外有强敌之时，国家的定位与方针——要维持世界盟主地位的扩张型国格抑或务在养民的内敛型国格——不明确坚定。若要扶植西突厥二可汗各复其国，则中国不必再以将军、都护之官羁縻之，否则作为天朝的中国必有无穷的义务；若要负此义务，则实不必罢弃安西四镇，然后待其沦陷时再来争夺。
武则天要“国家有继绝之美，荒外无转输之役”,显然是模棱两可的决定，是两面不讨好的思考。为此，她匆匆忙地选择了两个不适任的可汗人选，复不待将他们扶植好即匆忙罢弃四镇，及至他们被内外所侵又不予以及时而积极的救援，等到二汗沦没、兵临国门，则又劳更多民、伤更多财地起而挽救危机。在于显示了武则天思考——反应的失算、被动、犹豫与失措，既未认真贯彻唐太宗的政策，也未能达成垂拱养民的初衷。
武则天被推翻前的西域，实际上是正置于吐蕃、突骑施、东突厥和大周四角势力交互激**之下，突骑施乌质勒在崔融上疏后两年遣子来朝，武则天厚加慰抚，勉强成为大周稳定西域的重要助力。大周不能全力解决西域问题，当然也与东突厥、契丹的崛兴有密切的关联。
大唐经略北边最早，但是建立都护体制，以政军实力监领辖内诸蕃国府州的，则以安西都护府最早。安西都护府置于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之时，其后贞观二十一年(647)平漠北铁勒诸部，始置燕然都护府(治今河套之北，内蒙乌拉特中后旗);永徽元年(650)灭东突厥残余政权车鼻可汗，分其地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总章元年(668)平高丽，于平壤置安东都护府。于是由西北而至东北，大唐三边都护系统初步形成。
降至调露元年(679)单于都护府突厥叛唐为止，各都护府治所辖区已屡有调整变动，这时安西都护府已移治龟兹国。燕然都护府已移治回纥部落而改名瀚海都护府，又改为安北都护府(治今蒙古哈尔和林西北);旧瀚海都护府则移至云中古城(今内蒙托克托县),改名云中都护府，寻复称为单于都护府，仍以碛为界，碛北属瀚海，碛南属单于。
安东都护府亦在上元三年(676)内移于辽东故城，翌年更移新城。至于安南都护府则于突厥叛唐前两个月始置于交州(今越南河内),算是最新设置的一个都护府了。由此都护系统可知，影响大唐安全与利益的属国属部多在三边，尤以正北边为最；其中安北都护府以监护漠北铁勒诸府州为主，单于都护府则以漠南的突厥为主，此时的安东都护府其实也对契丹与奚兼有监护的责任。
当年李靖破颉利可汗后，命东突厥王室的姻族阿史德氏统领数百帐居于金河流域，其后部众渐盛，上表请以亲王为可汗，天皇乃以幺儿殷王旭轮为单于都护，并为此而升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可见此府的突厥人原对大唐相当友善；相对的，也显示他们渴望重新拥有自己的可汗。然而大唐似乎未正视此心理，故在北边和平三十年之后，调露元年(679)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的阿史德温傅和奉职两部突然叛唐，拥立阿史那氏的泥熟匐为可汗，府辖二十四州皆一时叛应，有众数十万。
唐朝命鸿胪卿、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率军讨击大败，叛众且说服了契丹与奚配合侵略营州，情势一度相当危急。唐朝乃改命四个月前新平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的名将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统程务挺等三十余万众征讨。这是唐军有史以来为单一作战出动的最庞大兵力。翌年三月，唐军大捷于黑山，奉职被俘，泥熟匐为部下所杀，裴行俭遂引军还；然而还师不久，余众又拥立颉利可汗堂侄阿史那伏念为可汗，而阿史德温傅也复振，裴行俭奉命再统定襄道行军征讨，最后至开耀元年(681)闰七月始擒伏念与温傅而旋，斩于东市。
伏念当初是来降的，故裴行俭曾许以不死。但因部将程务廷、张虔勖争功，认为伏念等人是因其逼逐始来投降，宰相裴炎则妒嫉裴行俭之功，也以此为言，所以伏念等人才被处斩。裴行俭为此曾叹惜杀降不祥，徒然逼使余众不再来降而已。果不其然，大约一年左右余众再起，遂成此下大患。
永淳元年(682)年底，余众在颉利可汗疏属阿史那骨咄禄(又作骨笃禄)领导下复起，稍后据黑沙城，声势迅速壮大，截至次年底高宗死前，一年之间曾先后进攻如下各地。
骨笃禄初起第一年的前半年即能对唐发动五次攻击，目标遍及今内蒙、山西、河北，并杀两刺史、一司马、一都督；且当进攻蔚州，唐都督战死时，朝议竟欲废丰州(治今内蒙五原县南),将居民迁徙至灵(治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夏(治今内蒙白城子)以避其锋，显示战力相当强劲。丰州司马唐休璟反对的原因，是因为此地区是尤宜耕牧的战略要地，从贞观末募民移殖以来，西北国防才得安宁，如今若弃守，则河套等地必定沦陷，北边国防线遂退至灵、夏一线，使附近州民势不安业，非国家之利。
也就是说，大唐自消灭东突厥第一汗国以来，本土边防从未被突破过，如今正北边州一再被攻，守将一再战死，此边的“远程防御、国外决战”战略体系遂面临失效，故欲撤守丰州都督府，改采“近程防御、本土决战”的构想。因此，东突厥第二汗国之初起，很迅速就带给大唐极大的国防威胁。
此下进入武则天临朝称制的时期，基本上互有攻守。突厥曾先后攻掠过朔(治今山西朔县)、代(治今山西代县)诸州，尤其朔州位于单于府之南，更是一再被侵。武则天对此相当重视，也曾先后派遣淳于处平、韦待价、黑齿常之等反攻，皆无决定性战果。值得注意的一役是，垂拱三年(687)黑齿常之在朔州反击突厥，大捷于黄花堆(今山西山阴县东北),追奔四十余里，突厥散走碛北；但稍后爨宝璧率精兵万余出塞，穷追二千余里，反为其重臣阿史那元珍所败，全军覆没，宝璧轻骑遁归，坐罪伏诛。
武则天为此大怒，改骨咄禄名为“不卒禄”,可见其怒。此役的真正意义不能因骨咄禄蒙改恶名而被忽视，它显示了东突厥第二汗国已经足够强大，重新拥有了漠北以为战略腹地，不再仅是边族叛乱的性质。
从高宗以后，败军之将极少或者说没有被诛的纪录，何以武则天此次如此之怒，以致诛将改名?或许应从她为了长期称制，国内正大事整肃，以树立威望的角度作观察才能体会吧。可能为此之故，一年多后武则天竟想分攻吐蕃和东突厥，同时开辟两个战场。
永昌兀年(689)元正，武则天以“圣母神皇”的新身份，首次大享新落成的“万象神宫”。这年五月，她先命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西征吐蕃，几天后又命情夫薛怀义——此时已因建明堂之功官拜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充新平道行军大总管北伐突厥。薛怀义一行来至单于都护府，不见敌踪，乃于单于台刻石纪功而还；四个月后复命怀义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统兵二十万往讨突厥，亦无结果。显示薛怀义此两次行军，应属于耀武扬威的性质居多，因为一年之后武则天即实行登基，万物维新了。
登基期间，武则天忙着内部事宜，不仅对吐蕃和东突厥不主动开战，抑且对西突厥的两位可汗也没有全力扶植，不妨就让他们失国归周，以陪衬万邦来仪吧!当此之时，吐蕃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先后新丧，东突厥可汗骨咄禄也在登基稍后病死，东亚获得短暂的和平。
骨咄禄死后，弟默啜继为可汗，要迟至延载元年(694)腊月——登基后第四年——才首次寇灵州，要试探这位新的“金轮圣神皇帝”。三月，武则天第三度命薛怀义为大总管，以宰相李昭德为长史、苏味道为司马，率十八总管前往迎战，双方未遭遇而还。我到敌退，神威显赫，于是在五月“金轮圣神皇帝”又被尊为“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又过了一年多，诸国君长筹建的“大周万国颂德天枢”落成，似乎印证了《大云经》悬记所谓女主“以佛教正法治国，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奉承，无拒违者”的情事，于是武则天加号“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加号的翌月——天册万岁元年(695)十月，默啜似乎也想凑此热闹，突然遣使来请降。武则天大喜，册授左卫大将军、归国公。又过了两个月——即天册万岁
二年(696)腊月，武则天封禅神岳嵩山，改元为万岁登封，以彰天子威望与天下太平。就在万邦来仪，武则天表面声势如日中天的此时，大周立即面临国际情势前所未有的恶化局面。
此年三月新明堂落成，号“通天宫”,武则天为此又改元为万岁通天。就在此月，王孝杰和娄师德被吐蕃大败于素罗汗山。五月，契丹反周，攻陷营州都督府，所向皆下，武则天大发兵以迎战。当大周情势紧急之时，九月，吐蕃遣使来议和交涉，要求割让安西四镇之地；同月东突厥先寇凉州，执都督许钦明，寻又遣使来，要求以归还河西降户作条件，换取出兵助国讨契丹，东突厥要重新取得国际地位与影响力的时刻已经来临。
北狄系统的契丹居于潢水(今辽河上游)流域，本为东突厥属国，唐初来降，唐太宗置其地为府州，号松漠都督府，赐姓李氏。由于右武卫大将军兼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右玉钤卫将军、归诚州刺史孙万荣，屡被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市)都督侵侮，故二人举兵攻杀都督，据营州反周，有众数万，自号无上可汗。
对于刚才封禅告天、示天下太平的武则天来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乃下制改尽忠的名为“尽灭”,万荣为“万斩”,以泄心头之怒!接着命曹仁师、张玄遇、李多祚、麻仁节等二十八将进讨，另命春官尚书、梁王武三思为安抚大使、宰相姚畴为副使以备之。李尽忠则以孙万荣为前锋，七月攻至檀州(治今北京密云)。八月张玄遇、曹仁师等与契丹会战于西硖石谷，一再大败，全军尽没，玄遇、仁师等被俘。
九月，自大唐开国以来史无前例的，武则天征发天下系囚和家奴为兵，并令太行山以东近边诸州置武骑团兵，又命建安王武攸宜为清边道行军大总管往讨。十月，李尽忠死，孙万荣代领其众。此时东突厥默啜乘间袭击其松漠根据地，使孙万荣军势一时受挫。
稍后契丹复振，孙万荣令别帅骆务整、何阿小为前锋，攻陷冀州(治今河北冀县),杀刺史陆宝积，并屠居民。又攻瀛州(治今河北河间县),兵锋深入，河北震动。
至翌年(697)三月，与王孝杰军十七万会战于东硖石谷，周军大败，王孝杰殉阵，契丹乘胜攻入幽州(今北京)境内，杀掠百姓，武攸宜不能克。四月，武则天以右金吾卫大将军、河内王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往击契丹，翌月又以宰相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统兵二十万往援。
六月，武懿宗至赵州(治今河北赵县),闻骆务整率领的数千骑兵将至冀州，惧而南退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委弃军资器仗甚众，契丹遂屠赵州。也同在此月，东突厥默啜又乘孙万荣进攻幽州的时候，再次袭击他的后方基地，使孙万荣军心恐惧动摇，所部奚人叛变，与周军夹攻孙万荣。万荣大败而逃，中途被部下所杀，传首神都，余众和奚、雪皆降于东突厥。至九月河北大定，武则天大宴通天宫，改元为神功，以示庆祝。
武则天真的有“神功”吗?契丹反周虽因边地长官用人不当所引起，但是契丹毕竟是仅有数万兵力的小国，为何能一再重创四五十万的周军，使三个宗王、两名宰相、一位故相(王孝杰)和数十员副将束手无策?揆诸上述战况的发展，周军让契丹**，破军屠民，使社会创夷，几乎危及神都，是名副其实的本土防卫战，为贞观以来所未曾有，武则天的“神功”何在?万国来朝、封禅告天而虚有其表的武则天，轻易地被一个小国所戳破，若非东突厥出手援助，战况和结果恐怕不堪想像!那么，东突厥在此次大周被攻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对当时及往后有何影响?
前面提到天册万岁二年(696)五月契丹反，所向皆下，武则天大发兵迎战；九月吐蕃遣使来交涉四镇之地，东突厥则乘机先寇凉州，执都督许钦明，寻又遣使来，要求归还河西降户以换取出兵助国讨契丹。当此之时，大周可谓被三国交侵，国家安全处于危机状态，而默啜同时以军事行动和外交交涉的方式对周施压，毋宁是乘人之危，志在必得。
武则天斟酌利害，可能认为多树一敌不如以夷制夷，故同意所请，遂命阎知微、田归道往册默啜为“迁善可汗”。十月，因默啜如约袭击契丹松漠根据地成功，武则天乃进拜他为特进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
去年默啜遣使来朝时，武则天仅授以左卫大将军、归国公，地位尚在契丹所封的郡王之下。此次虽授以正二品的特进宫及承认其可汗地位，但观武则天用“迁善”、“立功报国”诸名，则知她仍视此复兴强权为臣属，只是能改过迁善、立功报国的助顺君长而已。显然的，武则天朝廷对北亚新情势及东突厥的大战略，有严重的认识不足。
东突厥复国运动的领袖里，除了骨咄禄和默啜此二可汗，与王室姻族阿史德氏之外，阿史那元珍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初阿史那泥熟匐和伏念两可汗相继复国失败后，元珍“习中国风俗，知边塞虚实”,原在单于府检校降户部落。当他率部乘隙投奔骨咄禄时，骨咄禄大喜，用为阿波达干，专统兵马，可见其人之被知名与器重。他协助骨咄禄由五千余众起家而发展，收集部落，渐渐壮大。
东突厥稍后对周策略有所改变，不再攻击中国，维持两国表面的和平；反而趁武则天专心登基的前后空当，先向漠北发展，重新臣服铁勒诸部；又向西突厥发展，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于此发展期间，武则天的新政权已经稳定，仍不惜遣使称臣，保持外交低姿势：凡此东突厥复国大战略的构想与执行，在可以见到元珍参预甚至主导的身影。
其实在契丹反周之前，东突厥北征西讨，早已茁壮。西突厥两可汗先后内徙，不敢归蕃，东突厥的西进是原因之一；漠北铁勒诸部被东突厥攻伐，余部逃至甘凉，逼使武则天在垂拱元年(685)侨置安北都护府于同城(在凉州，今地不详)以作安置，东突厥的北进更是其主因。
故契丹反周期间，东突厥趁机掠夺胁取，先寇凉州而执其都督，又遣使来要求归还河西降户，武则天能不给吗?稍后东突厥连寇灵、胜二州，恐怕也是觊觎州内的突厥降户而来，并非是要配合契丹反周。默啜真正因契丹内侵而坐大，应与以下两事有关。
第一，默啜两次袭击契丹根据地和基地，获得其部众与物资甚多。契丹败亡后，与奚、雪等国都先后臣属于东突厥，甚至连安东都护府内原属高丽的人民，也多逃散入突厥，故使默啜逐渐恢复了当年第一汗国时的大国架构。
第二，在战事吃紧之时，默啜因侵掠灵、胜二州而遣使来谢罪，并进行称臣后的第二次交涉，提出三项要求：请与武则天结为母子，请将女儿嫁与诸王以结和亲；请将六州降户、单于府之地以及农器、种子赐给东突厥。武则天初不许，但因默啜态度大变，以周使田归道长揖不拜为由，要囚而杀之，幸元珍不欲两国立即决裂，说不可杀大国使节，才改为拘留。武则天恐怕又生一敌，乃同意所请。东突厥的国际地位与国力遂因此而跃升。
同意之后，于是尽驱六州降户——指高宗中期安置于丰、胜、灵、夏、朔、代六州数千帐的突厥降附部落，与及种子四万斛、农器三千事、铁四万斤、杂彩五万段以与默啜。并许其婚。默啜获得六州部众和物资，由是更加强盛，且对大周有轻视之意，故透过和亲之事暴露出来。
圣历元年(698)五月，武则天改单于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在六月间不理凤阁舍人张柬之“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的劝谏，派阎知微等赍金帛巨亿，送侄孙淮阳王武延秀前往迎亲。八月抵达黑沙南庭，不料默啜竟对知微大言说：“我女拟嫁与李家天子儿，你今将武家儿来，我突厥积世以来降附李家，闻李家天子种未总尽，惟有两儿在，我今将兵助立!”乃收武延秀拘于别所，立阎知微为南面可汗，移书周朝责以五大罪：一是与我蒸谷种，种之不能生；二是金银器皆行滥，非真物；三是我与使者绯、紫官服皆夺之；四是缯帛皆疏恶；五是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罔冒为婚。遂发兵攻周，动员兵力达十余万。
武则天在国家危急之时，一再接受默啜的外交勒索，以换取其不称兵来犯或军事援助，无论基于战略或外交的考虑，均是势不得已；不料却也换来了对方的轻视，乃至对大周武氏如此的侮辱，真是始料未及!就此而论，错不在她。但是，观默啜两次交涉的内容，事实上是公然乘人之危——当然，竞争国家也许该乘对方之危以谋求己国的利益——等同要挟武则天割地、赔款与和亲，表面上是天朝赐赏蕃国，实质上则是逼她接受屈辱外交。武则天之错，错在对北亚新情势不了解，而且低估了默啜的实力和东突厥复国争霸的意图；此又与她——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天枢颂德、封禅告功的自大自妄心态有关。
突厥原非最尔小国，兴起而与中国争霸已有一百五十年历史，如今重现世界舞台，绝非去年反周的契丹可比，于是河北诸州争相发民修城备战。
同月，武则天以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沙咤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幽州都督张仁愿为天兵东道总管，统兵三十万迎战；又以左羽林卫大将军阎敬容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将兵十五万为后援。一次组成的天兵军，总兵力竟高达四十五万之多，除了留守神都以及其他地区必需的驻军外，全国可用的常备部队几乎都已动员，再创大唐以来迄今的新纪录，可见武则天的紧急与重视。
默啜由袭击周朝的靖难军、平狄军、清夷军，以至进攻妫、檀、蔚、定、赵等河北诸州，所至烧杀掳掠，武则天闻报大怒，购斩默啜者封王，并改其名为“斩啜”。翌月——圣历元年九月，武则天重立废帝庐陵王为皇太子，皇嗣退位为相王，两日后命太子为河北道行军大元帅，挂名募兵以击突厥，本来应募者不满千人，及是募者云集，未几盈五万。太子其实不出征，武则天另命宰相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知元帅事统兵赴敌，并亲自送行。军未发，默啜尽杀赵、定等州男女八九万人而去，沿途杀掠不可胜计云。周军除狄仁杰统兵十万追之不及外，沙咤忠义等军但引兵蹑敌，不敢逼近，故使默啜能全军而退。
默啜回国后，对其国家和军队作了一些改革，称雄北亚，又立其子为拓西可汗，此时国家战略以西进为主，后来元珍也就是死于西征突骑施之役。当此之际，大周北边仅止于不时被寇掠，并无重大军事行动；当然，大周也未掉以轻心。
这时若以两京为椭圆的两个心，其正北偏西则与突厥以黄河为国界，较有天然的国防线；正北则天兵军在太原以北有长驻化的倾向；稍后正北偏东的河北沿边诸州也建置了防御军系统。
此时大周的国防态势是，北边退守至高宗前期的第一道军事防御线，沿边全线严阵以待，随时迎敌。武则天且让相王遥领安北都护，用“李家天子儿”来堵默啜之口，又不时派遣大臣如魏元忠等北使备边，甚至更两度派遣相王为行军元帅，统兵迎击入寇的突厥。
武则天显然吸收了契丹和突厥入侵，导致不得不进行本土决战，使人民沦丧、社会残破的教训，虽然不能立即在正北边恢复“远程防御、国外作战”的战略体系；但是用心于正北国防，建立“近程防御、边地决战”的国防线，其努力仍然具有正面的价值。这个价值当然不能从“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的角度作比较，然而仍不失为立国的中策。或许默啜的西进，也与考虑到不能轻易大举突破这道防线有关。
无论如何，武则天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终于认清了东突厥复国以及北亚新情势的事实，毕竟守住了中国本部。突厥劫略性的机动骚扰，对双方国防俱无重大的影响，反之让西进的东突厥更怕周军乘机北上报复。东突厥可汗默啜当然不知道年迈的武则天毫无此意，所以最好最安全的方式就是重提和亲，以免后顾之忧，遂继吐蕃求婚后的四个月——长安三年(703)六月，遣使向武则天重提当年的婚约，请以女儿妻皇太子之子。
两国和亲意谓两国透过婚姻而和睦相亲，只是五年前武则天的许婚竟然引起战争，固为始料所不及。如今武延秀未还，曾经自认儿子的默啜又来提亲，而且直接指定女儿要嫁给太子之子，比张柬之当年不宜让中国亲王娶夷狄之女的劝谏要求更高，诚然是史无前例的无礼之举。
年将八十的武则天，显然不愿大战重开，故不仅再次答允婚事，而且还破例地命太子两儿——平恩郡王李重福、义兴郡王李重俊——立见突厥来使，这是罕见的皇帝被人选婿!这两人都是太子的庶子，但是由于太子妃所生的嫡长子李重润，已在两年前与其妹妹永泰郡主夫妇同时被处死，故这两人之中未来必有一人是太子，甚至是皇帝。未来太子和番或皇帝和番是史无前例之事，如今武则天已不顾这些，太子武显更在母皇威权之下而不敢异议。十一月，默啜遣使来谢许婚，武则天在宿羽台举行盛宴，太子仓皇奉令参加，相王及所有在都三品以上官员陪席，然后重赐来使而遣还。
这种种举动——容忍不礼，隆重款待——皆象征着武则天对默啜的重视与小心，但不表示她对东突厥的安心。翌年(长安四年，704)八月，默啜遣送武延秀归周，两国理应自此和平；不过武则天却在翌月命宰相姚崇出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几天后转充灵武道安抚大使，一方面是因首都里政潮汹涌而姚崇避嫌，另一方面则未免是武则天恐怕默啜有诈而命重臣北镇。既然有过以前因和亲而引起大战的经验，所以双方互信的基础是值得怀疑的。和亲，对武则天、太子和默啜来说，无疑是各怀鬼胎的事?
大唐领土辽阔，由本部与羁属两大部分组成。本部是指实质统治的直辖领土，至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时已大定，东至于海，西至于焉耆，南尽林邑，北接薛延陀。本部以外，大唐还有形式统治的羁属领土，行使形式统治权的对象是臣属诸蕃。他们各依国部大小列置为府州县——即与直辖正州不同的羁縻府州县，分属边州都督、都护所领，前后有纪录者凡六百五十六个府州，数目几乎是正州的一倍。
大唐羁縻府州如此之多，他们事实上是大唐的自治属国或属部，都督和刺史就是他们的君主或酋长，因此他们与宗主国的关系可以说是准国际关系，也可视为单一的国际组织，共同构成了大唐世界圈。此外，亚欧诸不臣属于大唐的国家，就是唐人所习称的诸蕃国。
广大的直辖和羁属领土，其实是从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平定东突厥后逐渐扩张而来，此又与大唐为了维持国际秩序而经常用兵的结果有关；显然这是大势所趋，宜非单纯的穷兵黩武。例如林邑国(在今越南中部)曾因言语不恭，有人劝唐太宗遣兵讨伐。唐太宗答道：“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岂得辄即发兵?但经历山险，土多瘴疠，若我兵士疾疫，虽克翦此蛮，亦何所补?言语之间，何足介意!"
显示他能自制，深知用兵是不得已之事。唐太宗一生戎马，最大的败笔是亲征高丽，但确与他屡次以宗主身份调停三国纠纷不果，故不得已出兵有关。他所扮演的角色，调停语气，乃至持续用兵，后来皆被高宗所沿袭。
代天理物的万国之主，若苦口婆心调停不果，能不为维持颜面与国际秩序而出兵吗?大唐皇帝一度作为万国之主，国家也的确万邦来朝，大唐声势因此远扬，世界的文化、经济从而加强，应该是值得大唐子民肯定而自豪的事。当每州诸蕃使至京朝集，或者不臣属于大唐的诸蕃国使节来唐交聘之时，真是极一时之盛况。
大唐外交惯例：西蕃诸国通唐使处悉置铜鱼，雌雄相合各十二只，皆铭其国名，雄者留在内，雌者付本国。如其国使来，正月则持第一鱼，二月持第二鱼，如此类推，校其雌雄合，乃依常礼予以接待。接待机关是相当于外交部的鸿胪寺，此寺在武则天临朝时改官称为司宾寺，所属的客馆置有译语人，相当于外交宾馆。
到了大周证圣元年(695)九鼎和天枢先后落成，于是在举行合祭天地大典、加尊“天册金轮圣神皇帝”的同月，武则天更颁下九月五日敕令：“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俱在南海)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
显然有引诱万国来仪，以夸耀尊大之意，东突厥可汗默啜就是在翌月遣使入朝，被封为“归国公”的。降至武则天重立废帝庐陵王为太子，大举兴兵有效地抵抗了默啜入侵后的翌年——圣历三年(700)三月六日，复颁敕：“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在泰国、老挝间),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在叶尼塞河流域),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在黑龙江下游),并为入番；以外为绝域。其使应给料，各依式。”武则天以扩大供给程料的范围作手段，意图更广泛地招引各国来朝，恐怕是要用外交声势来稳住国内外的心理，以便维持她的个人声望。总之，武则天善于利用夸张性的外交以增加声望，增强威势，如同利用宗教一样，是无庸置疑的。
明眼人一定看得出来，武则天的外交其实是一种变相的金钱外交。她的国内声望暂且不说，就以国际声望而论，她事实上远不能与前后两任丈夫——唐太宗和唐高宗——相比，所以要夸耀就得花钱。试想大食等国，连同五六百个羁縻蕃属朝集使团，来朝一次所需的经费和接待人力有多少?因此武则天政府的财政不紧张困窘才怪!这种劳民伤财、虚张声势的事情，显然是后来开元皇帝所要革新的项目之一。
开元皇帝即位之初，就在先天二年(713,即开元元年)十月下诏，委当蕃都督及管内刺史对此加以管制，限制“每年一蕃令一人入朝，给左右不得过二人”。开元八年十月更敕令“每年分蕃朝集，限一月二十五日到京，十一月一日见”。玄宗不满和否定武则天的作为，由此可见一斑。
万国来朝的外交盛况并不意谓国际以大周为首从此和平，甚至不意谓他国就不敢侵犯中国。在武则天统治之下，中国事实上是频年征战的。
败仗多了，最后连对残破之余而再起的东突厥、仅有数万兵力的小国契丹竟然也一输再输，且被直攻本土，而大唐自太宗后所未曾有，当然使人民对朝廷和战争丧失信心!后来宰相狄仁杰主张退守养民，以建设内敛型的国家为国策，无论从国防外交的情势和国内动员损耗的情况看，都很难说他思想保守迂腐。因为曾经力抗契丹与突厥入侵，如今重登庙堂之上，狄仁杰其实能了解此时的全局。
他的主张无异是要提供武则天另一类思考，一方面要抵制那些“贪夫之议”,另一方面则要打消武则天“黩兵”之思——称为“天册金轮圣神皇帝”的她，若无好大喜功之心，谁能让她点头实施金钱外交和穷兵黩武?尽管武则天没有采纳他放弃四镇的建议，然而狄相公显然也不能算失败，以他
在神功元年(697)提出主张为分水岭，此后武则天基本上就在诸边以维持国际现状为准，正北甚至退守本土，同时答允吐蕃和东突厥的和亲，谅解突骑施的逼逐阿史那氏可汗；尤其在狄仁杰死——久视元年(700)九月前四个月，七十六岁的她终于觉悟，取消了“天册金轮圣神”的伟大尊号，回复一个寻常“皇帝”的角色。
虽说这种觉悟与她此时的思想信仰有了变化关系更大，但是国防外交的挫折，也不免是影响她放弃自我尊大的因素之一。两害相权，说服自我尊大、威权独任的武则天，让她追逐个人享福，总比让她继续追求夸张外交和国家征服好——何况西边和北边总是战败的多。狄仁杰被自大的武则天尊称为“国老”,让百姓推崇为贤相，要从这个角度去体会才成。
武则天晚年国策的转变当然值得重视，不过为何大周一再败仗，也值得进一步检讨。登基初左补阙薛谦光曾经上疏，检讨国防上出现了两个隐忧，一是因外交政策而埋下的，另一则是因国防政策和军队本身而产生的。
外交政策埋下了什么问题?
首先，武则天在刚临朝称制之时，就进行了官称与制度的改革。在国防外交方面，她自以为本着兴亡继绝的精神，以复立属国君长之后为己任；同时命令“其都护、汉宫及镇兵等，并悉放还”。西突厥两可汗就是在这种政策下复国的。匆促撤退这些国家的监护系统而无配套的措施，无异实质让他们迅速恢复独立，或许可以博得兴亡继绝的称誉，但对国家安全则是十分不利。诚如薛谦光的疏章所说，他以五胡之乱为例，顺着郭钦、江统徙戎的论点，提出如下的警告：“窃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并叼殊奖。或执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黄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图史，察安危于古今；识边塞之盈虚，知山川之险易。或委以经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邱之志，放使归蕃。于国家虽有冠带之名，在夷狄广其从横之智；及归部落，鲜不称兵。边鄙罹灾，实由于此。”
因此，薛谦光更进一步忧虑说，脱使“备守不谨，边防失图，则夷狄称兵，不在方外”,揆诸东突厥和契丹的起兵均在大周边疆发生，可证此言也非危言耸听。为此，他建议“愿充侍子者，一皆禁绝；必若在中国，亦可使归蕃，则夷人保疆，边邑无事矣”。
他的忧虑和建议没有被采纳，后来曾当武则天宰相而后又再任复辟皇帝宰相的李峤，则另从财政困窘的角度上书，干脆建议“远方夷人，不堪治国，向务抚纳而官之；非立功酋长，类靡俸禄，愿商度非要者，一切放还”。亦即武则天时期，因外交所引起的国家安全问题有二，一是国防的，一是财政的。
其次，国防政策和军队出现了什么问题?
武则天既然不是要调整国策为内敛化，不是真的要放弃属国和盟主地位，却要将兵力作战略性的撤退，无异是矛盾的思考，授敌以机，战火之起将是迟早之事，故吐蕃乘虚大入安西，然后破我焉耆，逼我敦煌，能不烧及本土则已是大幸。闻鼓思将，用兵求精，但这两个项目恰是武则天的弱项。
先论将才的选用。大唐有如此高度的国际地位，与他的大战略卓越和战果辉煌有密切关系。如果以唐太宗、李靖、李劫为一流大统帅的标准——即能综览全局，善于统率指挥大兵团，却又能以最小的兵力歼灭强敌大军，迅速获得最大战果，达成国家最大利益者，则侯君集、苏定方、裴行俭、刘仁轨等只能算是二流统帅，至于薛万彻、薛仁贵、王方翼、程务挺、张虔勖、王孝杰、黑齿常之等仅能算是战将或勇将。不过无论如何，大唐早期各种将帅都有，济济一朝，共成厥功。
随着一流大统帅的凋零，二流统帅也在唐高宗晚期和武则天临朝初年相继谢世。李劫死后一年，薛仁贵就有大非川之被歼；又六年，复有李敬玄青海之丧败，丧师辱国莫此为甚!稍后朝议有攻势和守势国防的辩论，唐高宗衡量“宿将旧人多从物故”,感慨“李劫已后，实无好将。当今以张虔勖、纪及善等差为优耳!”而来恒也答以“今无好将，诚如圣旨”。
显然早在一流大统帅相继凋谢之时，唐高宗已感觉到继起将才缺乏的压力，曾于显庆二年(657)六月特颁《采访武勇诏》,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牧守各举勇冠三军，智兼百胜，有谋略，能治军等人才。这时统帅人才缺乏的问题就已经突显出来。其后太学生魏元忠赴东都上封事，详论命将用兵之道，就更指出此问题的重要性，兼论及军纪军风的问题。
一是不杀败军之将如薛仁贵等，显示军纪疏亏，无以劝来者；二是“今罚不能行，赏亦难信，故人间议者皆言‘近日征行，虚有赏格而无其事’比者师出无功，未必不由于此”;三是“自苏定方定辽东，李劫破平壤，赏绝不行，勋仍淹滞，数年纷纭，真伪相杂，纵加沙汰，未至澄清”;四是“今之将吏，率多贪暴，所务惟口马，所求惟财物，纵使行军，悉是此属。臣恐吐蕃之平，未可旦夕望也”。
武则天这时参预朝政，根据所著《臣轨》特列《良将》一章，论述良将的素质与条件，显示她是重视将帅人选的；但是却并未帮助高宗改善此方面的缺点，到了她独治时情况更糟。
例如她将已算是三流统帅而威镇突厥的程务挺、王方翼杀死或流放而死了，张虔勖、黑齿常之后来也被酷吏诬构而死，可谓自毁长城。登基前她命素无统领大军经验的韦待价率三十六道总管远征吐蕃，遂致大败；又三度命和尚情夫薛怀义统大军北征东突厥，幸好未遭遇敌军，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时乔知之在同城的侨置安北都护府任监军，上表批评当前的军队，说“臣比来看国家兴兵，但寻常轨。主将不选，士卒不练，徒如驱市人以战耳。故临阵对寇，未尝不先自溃散。遂使夷狄乘利，轻于国威，兵愈出而事愈屈。盖是国家自过计于敌尔，故非小丑能有异图”。
因此他颇为悲观的说：“陛下今日不更为之图，以激励天下忠勇；但欲以今日之兵、今日之将，冀收功于异域，建业于中兴，则臣之愚蒙必以为未可得也!”稍后薛谦光亦上疏论时政，其中指出当今取士，“才应经邦之流，惟令试策；武能制敌之例，只验弯弧。至如武艺，则赵云虽勇，资诸葛之指伪；周勃虽雄，乏陈平之智略。斗将长于摧锋，谋将审于料事”,希望慎选能谋之统帅人才。
武则天的统帅人选既然如此，那她的军队又怎样呢，为何至于“兵愈出而事愈屈”?
大唐自唐太宗即位以来，亲自训练军人战技并决行赏罚，故培养出一时劲旅，迅速平灭东突厥。此后战时除了征调正规的府兵组成行军以赴战外，也颇招募临时的兵募及允许义征参战，如青年时的薛仁贵就曾因为不合募格而自携武装参战的，士气极为高昂。
然而诚如太学生魏元忠的封事所说，在唐高宗中期远征朝鲜三岛之时，军人已因赏罚不明、军纪败坏，而严重影响了士气。他的指陈在刘仁轨所上的朝鲜军情报告书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刘仁轨当时勒兵镇守百济，据他的报告，大唐远征兵募有如下的情况：他们手脚沉重者多，勇健奋发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单寒，惟望西归，无心展效。今日官府与往昔不同，人心又别，战死者更不借问，有功勋者不被纪录，而有钱人家却可以逃脱征役。出征之初悬以高官重赏，百般引诱，俟到战地则惟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而且勋官优先被征，牵挽辛苦，与白丁无别。征调时原谓只出征一年，故兵募仅带一年资装，今已离家两年，故装备单露，加上补给线长而不易充分补给，使兵募困顿。因此刘仁轨请求改善，以鼓舞士气。
刘仁轨的请求虽然被唐高宗采纳，但已显示了大唐远征军的一般状况。低落的士气大大影响百姓从军的意愿和斗志，唐初那种自告奋勇、自费参战之风，乃至尚武精神和武艺，在此状况下当然日渐衰退，因此唐军对外征战屡败，实与此有关。
又据史载，武则天登基初期曾拿出金银财宝悬赏，令从宰相及文武官之中选择善射者五人共赌，汉官不胜，第一名的高丽裔将领泉献诚为此启奏说：“陛下令简能射者五人，所得者多非汉官，臣恐自此已后，无汉官工射之名，伏望停寝此射。”
武则天嘉而纳之。将校虽然不一定能成为善谋的大军统帅，但却是率兵战斗的骨干，由此一例，可以验证当时汉裔将校武艺日降、军中战将素质日下的概况，所以魏元忠批评“论武者以弓马为先”,薛谦光批评“武能制敌之例，只验弯弧”之说，其实是不得已的补救措施。这些被选出来的弓马弯弧之士，武艺显然仍是比不上蕃将的，例如契丹骁将李楷固、骆务整，每陷阵则如鹘入鸟群，所向披靡，为周军将士所惧，后来因孙万荣死而投降，遂成为大周骁将，反靠他们才平定了契丹余党。
《求猛士诏》为征吐蕃而颁，谓吐蕃夺吐谷浑领土，唐军往征失利，“今欲分命将帅，穷其巢穴；克清荒服，必寄英奇。但秦雍之郊，俗称劲勇；汾晋之壤，人擅骁雄。宜令关内河东诸州，广求猛士。在京者，令中书门下于庙堂选试；外州委使人与州县相知。有膂力雄果，弓马灼然者，咸宜甄采，即以猛士为名”。
翌年正月更又遣将“分往河南、河北以募猛士”。可见唐军已不如当年劲勇骁雄，的确是屡败的原因之一。进士出身而时任监察御史的娄师德，就是在此时抗表自请为猛士，因频有战功而崛起的。
中国军队将士的武艺和士气竟然低落如此，所以唐高宗晚年出征兵力经常高达二十万、三十万人，武则天更高达四十万以上，欲以“人海战术”致胜，这是唐太宗所不能想像的，然而虽多奚以为?尤其当武则天所用统帅不是情夫就是侄子之时!试以迎抗契丹的战争为例吧。
李尽忠以数万兵力攻占营州，武则天命张玄遇等二十八将往讨，并命武三思以安抚大使名义为统帅。李尽忠以军队饥寒的假情报欺敌，张玄遇等抢功冒进，大败于东硖石谷，张玄遇等将被生擒，周军将士之不济事由此可见。
武则天为此下制征发天下系囚和家奴为兵，并令山东近边诸州置武骑团兵，正应验了乔知之所说的“主将不选，士卒不练，徒如驱市人以战耳”。
武则天又命武攸宜为清边道行军大总管往讨，而曾统大军收复安西四镇的王孝杰则仅为其前锋。当时辽东都督高仇须接敌，败其军十一阵，捉得一百人。这不过只是小胜，但是报到武攸宜那里则变成了大捷。攸宜一面致书给他，称赞他捉得生口一千人，并指示敌情和交付任务；一面也令陈子昂上表，向朝廷报捷。武攸宜指示的敌情和交付的任务是这样的：“今贼饥饿，灾望日滋。天降其殃，‘尽灭’已死；人厌其祸，‘万斩’方诛。营州士人及城傍子弟，近送密款，准待官军。某令蕃汉精兵四十万众，克取某月日百道齐驱；分五万蕃汉精兵，令中郎将薛讷(薛仁贵之子)取海路东入。请都督励兵秣马，以待此期。共登丸山，看殄凶虏!”夸张轻敌之情溢于言表。
朝中得报，不但没有警告武攸宜轻敌，反而同样的情绪也盈于朝廷，宰相等上表称贺，亦骂契丹为“妖徒”,赞美高仇须败“孙万斩”之役有天助，说“城中出兵与其贼拒战，则有飞廉作气，回禄扬嫖”云云。
武攸宜立令陈子昂上表，说“臣闻鼠者，坎精孽胡之象，宵行昼伏。今白日归命，素质伏辜，天亡之征，兆实先露!自孝杰发后，再有贼中信来，不谋同词，皆云‘尽灭’病死，亲离众溃，匪朝即夕。今圣威远振，白鼠投营。休兆同符，实如灵契。凡在将士，孰不欢欣；执截献俘，期在不远”!又令子昂报书王孝杰说：“使至，辱书，知初出黄龙，即擒白鼠。凶贼灭兆，事乃先发。贼降之象，理必无疑!近再有贼中信来，亲离众溃，期在旦夕。尚书(孝杰曾为夏官尚书)宜训兵励士，秣马严威，因此凶乱之机，乘其败亡之势；事同破竹，无待翦茅。坐听凯歌，豫用欣慰!"
将帅既一再误判情报，又迷信骄妄如此，故素无大军指战经验的武攸宜，乃在兴奋之余，下了两道命令：第一道说：“契丹逆丑，天降其灾；尽病水肿，命在旦夕。营州饥饿，人不聊生；唯待官军，即拟归顺!某此训励兵马，袭击有期；六军长驱，此月将发。恨不得与诸公等共观诸将斩識献俘!契丹破了，便望回兵，平殄默啜。与诸公等相见有日，预以慰怀!”第二道是：“比贼中频有人出来，异口同词，皆云逆贼‘李尽灭’已死，营州饥饿，人不聊生；诸蕃首领百姓等，唯望官军，即拟归顺。前后继至，非止一人。某先使人向营州，昨回，具得父老密状，云贼势蹙；去正月上旬，有妖星落‘孙万斩’营中，其声如雷，贼党离心，各以猜贰。天殃如此，人事又然；平殄凶渠，正在今日。大军即以二月上旬，六道并人，指期克翦，同立大勋!请公等训励兵马，共为犄角；开国封侯，其机在此。幸各勉力，以图厥功!"不料王孝杰军翌月即大败于西硖石谷，连己身也殉阵了。
王孝杰之败，应与将帅骄妄轻敌有关，但当契丹诱敌于死地而回兵薄战之时，副大总管苏宏晖竟然先遁，引起全军崩溃，此关系似乎更大。武攸宜为此令张说代撰失利请罪表，请求更换统帅和回京待罪，而事竟不果；苏宏晖本来已被武则天处斩，然因另立军功亦能得免。
苏宏晖上表向武则天谢恩和谢罪时，述及当时战况，竟推诿说是“前军挫衄，士卒奔亡。臣复继驱驰，战斗**。川谷地险，客主势殊；步马相悬，左右受敌。决命争先，力尽涂穷。遂以貔貅之师，衄于犬羊之众”。无论如何，周军统帅无指战之才，将帅骄妄轻敌，军士无斗志，军纪不严明，仍是致败的原因。
大周军队似乎不是“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所想能挥舞伏魔降妖的金轮；它基本上是一支军纪不严明、统帅无能、将领骄妄、士卒怯战的军队。难怪大周会被吐蕃、东突厥和契丹所交侵，想协助西突厥两可汗复国也力不从心。
契丹平后，武则天曾在科举考试中亲自出了一道策问，“问：东胡逆命，北海为墟，朝廷循修复之功，边境乏折冲之寄，辽水东西，城池不复；丸山左右，职贡犹迷。其使三圣(指大唐高祖李渊、唐太宗和唐高宗)遗黎，九州故地，飘然零落，可不痛哉!今欲示以威惠，申诱约束，选众之举未睹于今，出群之略何必是古。指明其要，无大简焉。”显示她其实自知“神功”出了问题，致使国防外交产生了危机，成就大大不如大唐三圣。
武则天最后找到了原因和解决的办法没有?根据以下措施显示，显然是有的。
上面的策略显示她将危机归因于“乏折冲之寄”,与及选举非有“出群之略”。为此，她展开了四个对策：
第一是留心选拔高水平的将相，例如武则天晚年发现唐休璟熟悉西域战略情势，判断准确，乃叹“恨用卿晚!”遂在长安三年(703)拜他为夏官(兵部)尚书、检校凉州都督、同三品；又谓群相说：“休璟谙练边事，卿等十不当一也。”
第二是在长安二年首创史无前例的武举考试，遂成定制，以选拔武勇之士为基层军官。翌年又令天下诸州宜教人武艺，每年准明经、进士例申奏，以扩大武举的基础。
第三是于万岁通天元年(696)为了抵抗契丹，开始在山东创置武骑团兵；至圣历元年(698)更将之推广，令河南、河北也置武骑团以备默啜，并规定每一百五十户共出兵十五人，马一匹。
希望组织此保家卫乡而有民兵性质的兵团，以分担怯战逃役之正规府兵的军事责任。
第四是申明赏罚、整顿军纪。
武则天为何要规定民户每一百五十户出马一匹?这与她认识大周战力衰退的因素和战马缺乏有关。
根据开元十三年(725)时任宰相的张说所撰的《陇右群牧使颂》记述，贞观初年官牧仅有马三千匹，其后徙至陇右牧场，命太仆卿张万岁主持马政，至麟德(664～665)中约四十年间，马匹多至七十六万六千匹，机关增为八使、四十八监，牧场跨越陇右、金城、平凉、天水，以至扩及河曲，幅员有千里以上。当此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匹马。可见唐高宗时官马之多。不过，根据夏州群牧使安元寿所奏，从调露元年(679)九月以后至永隆二年(681)二月五日以前，死、失的马有十八万四千九百匹。
开元初即因缺马，乃出现鼓励于六胡州买马，每买三十匹即酬予游击将军官的建议。要等到天宝末，官牧才恢复至六十余万匹马的盛况。
马匹严重缺乏发生在武则天统治的时期，当然大大影响军队的战斗力，所以当武则天命武懿宗迎击契丹之时，即已敕令京官出马一匹供军则酬以五品之官，至于规定每一百五十户出马一匹，显然已是将对京官的鼓励措施扩大为对民间的强迫剥削，可见其严重性。
武则天时期严重缺乏马匹的原因，张说已经指出有马官乱职、夷狄外攻和师圉内寇三个因素。其实还有一个武则天自己的个人因素，即是收括官牧的良马以供御用，使战斗部队因此缺乏良好的战马。原来大唐已有六厩以掌御马，当契丹起兵入侵之年，武则天又另置仗内六闲，将官牧的良马收归御马，由殿中省主领。武则天为何要那么多良马?说穿了就是为了她自己。她夺权成功是因为掌握了北门禁军，所以要扩充北军以加强自卫。
北军的主力兵种是骑兵，内外六厩就是他们马匹的来源。其次，她自己乃至子女、诸王也因乘御游幸需要大量的御马，故在她被推翻后的翌月，复辟皇帝下诏：“厩马数多，皆须秣饲。食人之粟，日费兹深。殿中诸闲厩马量支留以外，**外州马坊及本监牧；其东宫、诸王、公主等马应官供者，亦令随事减省。”可见她们用马之多。是则官牧所能提供给战斗部队的战马只能有限，不仅影响骑兵战斗力；更重要的是，良马供应的不足，对精骑的编组影响太大。
唐初，中国骑兵就已全面模仿突厥轻骑兵的编组与战术，精骑的编组在唐军手中，则更具有快速打击的战略作用。当年唐太宗以精骑奔击开国，李靖以精骑三千夜袭颉利，又以精骑一万再度奇袭而亡其国，后来李劫也以精骑三千追歼薛延陀二十万骑兵，所仰赖的就是有良马，才能收此长程奔袭、快速打击的战略效果。如今大周精骑编组困难，则是李靖、李劫二人的战绩遂成绝响的奇功。武则天为自己而收括官牧的良马，显然也是她的国防弊政之一，此乃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