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外交1
〔武则天统治前的国家形势〕论隋唐的国家形势，一般而言，东边和东南边面对海洋，当时绝无足以影响国家安全的外患。南边岭南和西南边也可说相对的无事，有的话只是边疆的一些**，规模与危害都不大。大事多发生在当时所谓的三边——正北边、西北边和东北边。正北边、西北边指的是以突厥为首，包括后起的契丹等的北狄系统问题；东北边指的是朝鲜半岛的东夷问题；到了武则天辅政时，吐蕃问题继起，西边事连西北边，乃属西戎问题。
大唐开国以来，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来自东突厥。
突厥世居金山(今阿尔泰山),在北朝中末期崛兴，当时为北亚强权；但稍后约以金山为界，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迭相侵掠。史谓东突厥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西突厥则东至东突厥，西至雷翥海(今咸海),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西戎之盛也未曾有。
由于东突厥位居中国正北，故唐人也习惯称之为北突厥，或索性简称为突厥。虽然东突厥一度为隋所屈服，向隋称臣，然而不久值隋末丧乱，故又重新复兴，与西突厥仍皆不失为亚洲强权。他们都以武力服属周边诸国和部落，故也都有“世界帝国”的格局。隋末群雄并起之时，北方诸雄如梁师都等虽自为帝王，然而俱向东突厥称臣，引为外援，连大唐太原起义时李渊也不能免，以免西攻关中后根据地受其威胁。
把大唐带进世界舞台，使之成为新盟主的主要是东突厥。
原来李渊称帝之后，国家战略以平定群雄、统一中国为第一目标，故始终对东突厥执礼甚恭，优礼有加。武德二年(619),吐谷浑、高丽、契丹、靺鞨等国对唐称臣，高祖皇帝盱衡外交形势，承认地隔华夷，中外刑政相殊，又鉴于隋炀帝因穷兵黩武而亡国，乃于二月制定政策，下诏“要荒蕃服，宜与和亲”,分命使节往申好睦。并布告天下明知此意。
基于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考虑，高祖皇帝忍受了东突厥此后的屡次侵略，且对其在定襄城扶立隋炀帝之孙杨政道为隋主，统有流亡于突厥的中国人，政治上大大威胁号称接受隋朝“禅让”的大唐，也不表示任何态度。不过，他为了减轻来自东突厥的压力以及准备反击，一方面利用东突厥君臣的内部矛盾，对其实行离间分化；另一方面积极拉拢西突厥，欲与他建立和亲及军事同盟的关系，以牵制东突厥的力量，并且在外交上争取东突厥外围诸国家部落，以孤立东突厥。这是大唐最早的大战略。
及至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大唐第一次玄武门兵变爆发，秦王李世民杀其兄弟，软禁父皇，并在八月九日即位为皇帝——即为唐太宗，上述的国际情势遂出现了新变化。变化的原因与东突厥大举入侵唐朝有关。唐太宗登基的同月十九日，东突厥大可汗颉利突然亲统十余万骑侵入唐朝，二十八日竟进至渭水便桥，三十日逼唐太宗作京城下的白马之盟。颉利可汗能轻易突破唐军防线，直抵京师逼盟，使唐太宗引以为奇耻大辱，也意识到东突厥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性。
翌月，为了国防安全的考虑，唐太宗颁下《修缘边障塞诏》,说明“凶狡不息，驱侵未已；御以长策，利在修边。今约以和通，虽云疲寇；然蕃情难测，更事修葺”,因此诏令北道诸州城寨镇戍，必须动员所在军民，共同修补，务使成功。修筑缘边障塞以为防御之余，其实从此以后，他一面加紧离间分化的外交运作，一面亲自练兵，加强整军经武，伺机大举报复，以雪耻辱。
也就是说，颉利可汗此次的胜利，适足以成为大唐战略构想改变的契机，促使唐太宗由守势国防转变为攻势国防。
正北边的国防局势改变得很快，颉利可汗因内政失修，兵革岁动，遂为国人所患，诸部离心。
贞观元年(627),服属于东突厥的薛延陀、回纥等漠北铁勒十余部相率叛变，击走监领他们的突厥长官，颉利派东部小可汗突利往讨。
突利可汗一直是唐朝的离间分化对象，统领东方，管奚、雪等数十国部，因征税无度而被诸国部所怨，故诸国部于贞观初年并来归附于唐，使颉利为其失众而大怒，此次派他出征算是要他将功赎罪。不过他也兵败，轻骑奔还，故被颉利怒罚。突利挟怨欲叛，翌年遣使将所图密告于唐。虽然颉利可汗内忧外患，但是唐太宗仍认为时机未到，仅令并州兵马随便应接突利而已。
关键时刻终于来临，贞观三年(629),薛延陀发展成熟，欲自称可汗而不敢，唐太宗乘机遣使间道正式册拜薛延陀为真珠可汗，于是东突厥腹背受敌的战略形势乃呈现。加上连年大雪，六畜多死，东突厥国中大饥，而颉利却因用度不给，内政失修，更重敛于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当此之时，颉利向突利征兵不果而进攻他，突利乃率众奔唐。颉利自知情势不利，故向唐朝称臣，并要求和亲。
代州(治今山西代县)都督张公瑾坐镇前线，了解情势，上书建议乘时攻击。唐太宗乃下决心，以颉利称臣之后复援梁师都为借口，在十一月二十三日令兵部尚书、检校中书令李靖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节度并州都督李世劫、代州都督张公瑾、任城王李道宗、营州都督薛万彻、幽州都督卫孝节和华州刺史柴绍六道行军总管，统兵十余万，分道往击东突厥。
贞观四年(630)正月五日，李靖舍却大军，决定奇袭，亲率骁骑三千夜袭颉利牙帐所在的定襄，俘获隋朝流亡政权杨政道等人，颉利撤至铁山(今地不详),尚有数万兵力。李靖再度率精骑一万前往奇袭，另要李世劫实行翼侧行动，封锁漠南碛口，阻止颉利逃往漠北，于是大获全胜。颉利仅率十余骑沿着阴山往贺兰山方向逃，为李道宗兵团所逼，于三月十五日被俘，押送京师，东突厥乃亡。
李靖不用大兵团正面决战，而一再运用奇袭，创下了世界两强会战时，其中一强忽然被歼灭的辉煌战果，而此被歼灭者正曾是世界第一号强权的东突厥。李靖和李世劫的合作，创下了战史上以少歼众的经典战例，难怪史臣赞颂他们说：“近代称为名将者，英(世劫)、卫(李靖)二公，诚烟阁之最!"
东突厥被灭的事实震惊亚洲，此年三月，西北边和北边的诸国君长诣阙上书，推戴唐太宗为“天可汗”。唐太宗下制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与诸蕃咸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新君长的嗣位，必待诏书才能册立，大唐统临四夷自此开始。换句话说，大唐天子从此成为亚洲的盟主，拥有全新的世界角色，负有维持国际秩序的权力与责任。
因此，唐太宗调整他的外交政策和建立新的大战略——在维持与各国和亲的前提之下，积极介入调解各国内部的矛盾，和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纠纷；同时为了确保大唐的国际地位与国家利益，因此防止区域或世界霸权的兴起，维持国际势力的均衡。这种新政策与大战略，从他处理东突厥复国，讨伐薛延陀以及高丽的方略与行动，可以得到证明。
唐太宗虽然为了报仇雪耻，有对东突厥开战的决心；但是在李靖的指挥下，东突厥不堪一击而迅速灭亡，却似乎出他意料之外。为此，他紧急与大臣商议如何处理战后东突厥以及丧失统合架构下的北亚诸国部问题，显得大费脑筋，辩论激烈。大抵上，凉州都督李大亮反对招抚战后各国部，以为中国百姓是天下根本，四夷仅是枝叶，故劳费中国实非国家之利，请停招抚而羁縻受之，行虚惠而收实福。朝臣则多主张将突厥种落分迁于兖、徐内地(约今安徽、江苏一带),各属当地政府管辖，使他们改事耕织，将他们化成百姓，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可常空虚，不致危害国家安全。
但是，持论最针锋相对的是中书令温彦博与获授权参预朝政的秘书监魏征。温中令以为兖、徐内地的风土气候对草原牧族不适合，建议效法东汉安置南匈奴于河套、晋北一带的策略，以收增强中国捍卫力量，而又能维持牧族土俗以安抚之的两全实利。魏征则认为这次是北狄史无前例的破败，如果不想诛灭他们，则应遣还本土；否则这些有强寇弱服风俗的非我族类，日后人口增长，将会使“五胡乱华”的历史重演。
唐太宗最后决定：在朔方之地，从幽州至灵州，分置顺、化等四州都督府；分颉利之地为六州，置定襄和云中两都督府以统其众。虽然都督、刺史仍以酋长充任，但是大多数酋长和首领都入京为将军等官，人数达百余人之多，几与朝士相半。突利可汗来附前原建牙直幽州之北，当唐太宗封拜他为右卫大将军叫顷州都督、北平郡王，令他率部落还蕃时，乃举当年隋朝扶植东突厥启民可汗，及至启民强大，乘隋乱而为患之例，严厉地警告说：“我今所以不立尔为可汗者，正为启人(即启民，避太宗讳)前事故也。改变前法，欲中国久安，尔宗族永固，是以授尔都督，当须依我国法，齐整所部；如违，当获重罪!”这些可汗酋长既受大唐官爵，统领所部又“须依我国法”,是则唐太宗此时对他们实行的是实质的直接统治，可以无疑。
及至贞观十三年(639),薛延陀已发展成漠北新强权，渐对大唐北边构成压力，这年适逢发生几十个扈从的突厥卫士叛乱，唐太宗始患之，上书者也多言处突厥于中国不利，遂决定让其部落北还复国，以大漠为界，与薛延陀分而治之。新册可汗李思摩——即被赐国姓的原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因害怕薛延陀强大，不肯北还。
唐太宗为此遣使赍玺书告诉薛延陀可汗说：“即欲遣突厥渡河，复其国土。我册尔延陀日月在前，今突厥理是居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尔在碛北，突厥居碛南，各守土境；若其助越，故相抄掠，即将兵各问其罪!”显示唐太宗决心以武力为后盾，以协助东突厥复国，并且揭露其维持国际势力均衡的政策。
李思摩率领当年颉利部众几十万，胜兵四万，返还旧土重建汗国后，薛延陀不时侵击之，唐太宗虽加敕止而效果不彰。尤其当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将东封泰山时，薛延陀以为机会难得，乃于十一月遣其子大度设，率领铁勒诸部二十万大军渡漠入白道川(今内蒙呼和浩特北),大举进攻东突厥。
为了贯彻维护国际均势的政策，同月，唐太宗立命兵部尚书李世劫为朔州道行军大总管，率六万余兵直往应援东突厥，并命营州(治今辽宁朝阳)都督张俭率所部骑兵及奚、契丹联军压其东境，右卫大将军李大亮率四万余兵出灵州(治今宁夏永固),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率一万余兵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凉州(治今甘肃武威)都督李袭誉统所部出其西，诸道齐发。
十二月，大度设见李世劫军至而北撤，李世劫挑选所部和突厥精骑各三千，追及于诺真水(今内蒙艾不盖河)。副总管薛万彻以翼侧攻击配合李世劫的正面强攻，薛延陀大败瓦解，斩首三千余级，俘虏五万余人。这是大唐继歼灭东突厥之战后的另一重大胜利，有人从战史上论，以为此役以一比六十六大败薛延陀，也是中外战史上以寡击众歼灭战的经典之作。
薛延陀兵败后请求与东突厥言和，遣使向唐太宗谢罪；但其后又不时与东突厥交兵，因此唐太宗曾再以玺书责备他。降至贞观十七年(643),由于李思摩不能抚治其众，部众相率南渡黄河，唐太宗允许他们入居，李思摩亦轻骑入京为官，东突厥复国失败，而薛延陀乃与唐相接。
十九年，唐太宗御驾东征高丽，值薛延陀死，嗣位可汗一度入侵夏州(今陕西靖边白城子),战败而还，寻被回纥所杀，国内大乱，铁勒诸部各遣使归附于唐。翌年，唐太宗决心解决此区域霸权，命名将李道宗、薛万彻等多路渡漠进攻，并亲幸灵州督师，摧毁薛延陀政权，铁勒诸部相继至灵州，请求列漠北诸部为州县。
二十一年，唐太宗分诸部为十三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又置燕然都护府以统领他们，实行监护统治。自是北尽瀚海，尽入大唐提封。稍后他们修筑“参天可汗道”,置驿与唐交通，直至唐高宗调露元年(679)东突厥复反，正北边维持和平凡三十年之久。为此，唐太宗曾经在贞观二十一年自豪地说：“今毳幕穹庐，聚为郡县；天山瀚海，分为苑池。去既往之长劳，成将来之永逸!"
从正北边的经略情态看，唐太宗以盟主身份维持国际秩序，以武力贯彻大唐的外交政策和大战略，决心是坚定而不可动摇的。他以同样的思维行动经略东夷和西域，也为高宗所遵行，而其间则各有成败利弊。于此先说朝鲜半岛。
半岛三国在唐朝以前即因宿怨而常有战争，他们都在武德年间先后来朝，大唐抱持和平外交的政策，与三国均保持良好的关系。从高祖皇帝以来，大唐就册拜高丽为辽东郡王，高丽王，百济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新罗为乐浪郡公、新罗王。问题在三国交侵不息，高丽又常遮断入朝的道路，唐朝为此经常以盟主身份协调警告，均无效果。
贞观十六年(642),高丽大臣盖苏文政变，弑其国王高建武，拥立其侄高藏为王，又联百济进攻新罗，连下数十城。唐太宗得到新罗乞师救援的国信，翌年遂因册立高藏之便，遣使赍玺书警告高丽说：“新罗委命国家，不阙朝献，尔与百济，宜即戢兵。若更攻之，明年当出师击尔国矣!”专政的盖苏文不从。唐太宗因此以盖苏文弑君虐民为词，认为师出有名，决定出师讨伐。
此役由唐太宗御驾亲征，从贞观十八年二月下达决心开始部署以来，至十二月更以盟主身份诏令新罗、百济、奚、契丹与唐军分道往击。然而自十九年正月出发，至年中一直僵持于安市城，及至九月冬季来临，加上后勤补给难以为继，乃不得不狼狈班师。
唐太宗以盟主身份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不料却有此失利，不免大失颜面，因此遂不断以持久消耗战的方式攻击高丽，让国防军事重心往东北边转移。
直至唐高宗继位，仍想调停三国的纷争而无效，新罗又上表求救，遂于显庆五年(660)先命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统兵征讨百济。苏定方不负所望，平定其国，分置府州而还。
龙朔二年(662),唐朝复立在京的百济旧太子扶余隆为王，授他为熊津都督，遣还本国，并令与新罗和亲。其后高丽灭亡，新罗渐强，当唐将刘仁轨等率兵撤还唐朝后，扶余隆畏惧新罗，竟于仪凤二年(677)也弃国归唐，其国遂为新罗所据。高丽原本最强，但乾封元年(666)盖苏文死，诸子内乱，高宗乃乘机命司空李劫(太宗死后避“世”字讳)为辽东道大总管前往征伐。李劫持重，直至总章元年(668)底才平定高丽，将高藏等一行献俘至京。
唐朝也将高丽分置府州，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领之，命薛仁贵总兵镇守；其后唐军撤还，高丽亦为新罗所据。大唐因盟主身份而卷入朝鲜三国的纷争，为了扮演“国际警察”而耗时耗力，积两代的努力才能以武力解决问题；不过维持不久则因吐蕃的兴起而力不从心，放弃朝鲜半岛的经略，拱手让与新罗，可谓为他人作嫁衣，赔了夫人又折兵。
西北边的问题也就是西域——中亚问题，此地区国族复杂，以西突厥最为霸权。基本上西突厥位于欧亚大陆中心，介于中国、波斯、拂棘(东罗马)与天竺(印度)四大古文明之间，腰控丝绸之路，对中国而言，具有甚大的文化经济利益。相对的说，西突厥对大唐的国家利益主要在文经，不像东突厥般严重地构成了国家安全上的威胁。
其实隋唐之际，西域诸国虽多臣属于西突厥，但对中国也颇友好，甚至先后经高昌国来朝。唐朝为了实行对付东突厥的大战略，又为了外交与文经利益，故插手西域事务乃是早晚之事。
吐谷浑之南是党项诸羌之地，贞观三四年间，唐太宗因党项诸羌陆续内属，遂因势开为十六州，后来又列原与吐谷浑联盟抗唐的拓拔部为三十二州，“自是从河首大碛山已东，并为中国之境”,是西进政策的先声。西南诸民族部落情势已定，要经略西域则必须先打通河西走廊。
建国于青海的吐谷浑，与大唐关系时好时坏，曾多次寇掠鄯、兰等州，对走廊安全构成威胁，故唐太宗多次遣使责备交涉，均无远效。外交手段既然不能解决问题，则军事行动势在必行。
贞观八年(634)底，唐太宗命特进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率兵部尚书侯君集、任城王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岷州刺使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联同突厥、契芯之众往击之。尽管吐谷浑拥有优势战略地缘，但是唐军进展顺利，至九年五月攻至河源(黄河发源处),会师大非川。可汗慕容伏允之子慕容顺斩其国相举国来降，伏允则逃入沙漠中，寻被左右杀死。国人乃立慕容顺为可汗，称臣内附。
慕容顺在隋炀帝时曾入隋为质子，大唐高祖皇帝时始放还，唐太宗以他早慕华风，深识逆顺，能立功补过，特宜原免，因此仍授他为可汗，封为西平郡王，命李大亮将兵为其声援，但也因此使其国内分裂为亲唐派与反唐派。未几，反唐派政变杀慕容顺，而立其子诺曷钵。唐朝遣兵来援，仍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授以可汗之号，展示武力的支持，甚至在贞观十四年
(640)以弘化公主妻之。吐谷浑的威胁解除，河西走廊信道安全，该年，大唐平定高昌。
高昌国在武德时即已与大唐交往，唐太宗时更成大唐监听西域动静的前哨。其后高昌自恃有西突厥撑腰，故遮断西域诸国入唐的信道，拘留隋末流亡至其国的中国人而不让他们归唐，复与西突厥攻击伊吾、焉耆，离间薛延陀与唐的关系。焉耆向唐投诉，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遣使前往问罪，要求改善，否则“明年当发兵马以击尔”。值薛延陀也请为向导以击高昌，唐太宗冀其悔过，再遣使交涉，高昌王曲文泰仍置之不理，故决定命参预朝政的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会同突厥、契芯之众，联军数万征讨。曲文泰以为路长，中有二千里沙漠狂风，唐军后勤补给困难，必不能至。
十四年五月，闻知唐军已兵临碛口，遂惶惧发病而死，其子曲智盛嗣位。联军继进攻击，其屯驻附近可汗浮图城的西突厥盟军惧而西走，不敢来救。八月，曲智盛投降，留守可汗浮图城的西突厥军也来降，战事结束。
唐太宗决定将高昌改为直属州，乃以其地为西州，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并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焉耆原来声援唐军，不过高昌灭后未几，却与西突厥结盟，遂缺朝贡，唐太宗批准安西都护郭孝恪所请，由孝恪往攻其国，俘虏其王龙突骑支，另委其臣摄理国事。于是唐朝直属领土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东西凡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有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
焉耆之西有臣属于西突厥的龟兹国，但对大唐也朝贡不绝。当郭孝恪进攻焉耆后，自是对唐职贡颇缺。
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命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昆山道行军大总管，与安西都护郭孝恪等五将，联同铁勒十三部、突厥、吐蕃、吐谷浑兵十余万骑往伐龟兹。联军屡败龟兹、西突厥盟军，最后在二十二年底破擒龟兹王，另立王弟为君主而旋。龟兹之败，西域大震，于阗等国争相归唐。
其后大唐乃将龟兹、于阗、疏勒与焉耆合为安西四镇。半年之后唐太宗驾崩，高宗令将先帝陆续降服的各国君长，自颉利可汗以下凡十四人，皆琢石为像，刻名列于昭陵北司马门内，以旌其功。原来的外交政策与战略构想，尚待高宗努力继续推动。
当西突厥强盛，为中亚第一强权之时，与东突厥为敌，而高祖皇帝要远交近攻的对象正是此时的统叶护可汗。可汗后为其伯父所杀而自立为莫贺咄可汗，国人不附，迎立前汗之子为肆叶护可汗，连兵不息，俱遣使来朝并请婚，让大唐对西突厥轻易取得了国际的主导权。
唐太宗面对分裂内战的西突厥保持中立，各不许婚，仍讽令他们“各保所部，无相征伐”,亦即分而治之的政策。于是臣属的西域各国乘机背叛，西突厥国内空虚。显然维持二汗分裂、促使其属国脱离，对大唐极为有利。肆叶护可汗虽然一度统一西突厥，寻因内政无方，为国人所叛，逃至康居而卒。国人遂从焉耆迎立咄陆可汗。咄陆可汗曾入唐，与唐太宗结为兄弟，故遣使诣阙请降。唐太宗乃于贞观七年(633)遣使赐以名号及鼓纛，正式对西突厥行册礼，取得了宗主国的地位。
咄陆可汗死于翌年，继任的沙钵罗可汗也曾在贞观九年请婚。当时与唐结婚可以提高该国的国际地位，唐太宗可能鉴于此，故仍不许，惟厚加抚慰而已。沙钵罗可汗分其国为十部，号称十箭。又分十箭为左、右厢，左厢在碎叶(今俄罗斯托克马克)以东，号五咄六部落；右厢在碎叶以西，号五弩失毕部落，总称为十姓部落。此次改革后不久，国人又因不服而起内战，贞观十二年乃以伊列河(今伊犁河)为界，东属沙林罗可汗，西属乙毗咄陆可汗。
翌年沙钵罗可汗因部落叛乱，出奔而死，部落乃立沙钵罗叶护可汗。两汗频相攻击，西域诸国则左右依违，唐太宗仍是扮演调停的角色。其后乙毗咄陆可汗攻杀沙钵罗叶护可汗，并其国，自恃强大，遣兵寇伊州，安西都护郭孝恪反击，西突厥开始与唐冲突。
大唐这时新置安西都护府，尚未有解决此霸权的构想，仍以维持西突厥分治的外交政策为主。
贞观十五年(641),部众叛乙毗咄陆可汗，各遣使诣阙请立可汗，唐太宗乃遣使赍玺书册立乙毗射匮可汗。由于乙毗射匮可汗也不为部众所附，故唐太宗一度许婚，并令他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等五国以为聘礼，用意是扶植他以制衡乙毗咄陆可汗。其后唐太宗崩而阿史那贺鲁反叛，乙毗射匮可汗部落遂为贺鲁所并。
贺鲁原隶于乙毗咄陆可汗，因乙毗射匮可汗之迫逐，于贞观二十二年(648)率部内属，诏令徙居庭州，授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高宗继位，进拜左骁卫大将军、瑶池都督，寻率部西走还国，乘乱壮大，统有十姓与西域诸国，出现统一的新形势，且有兵数十万，遂进寇庭州。唐朝有意趁此新兴霸权统一未稳之时遂行攻击，乃于永徽三年(652)命左武侯大将军梁建方等率燕然都护府所部回纥骑兵五万征讨。这是大唐对西域霸权第一次大举用兵。
显庆二年(657)复命右屯卫将军苏定方等出征，破其千泉牙帐，又大胜于碎叶水(今楚河),贺鲁逃至石国(今塔什干)被俘，解送京师。唐朝乃将诸部落置为州府，各给印契，以为征发符信，行使统治权，这些州府又分隶于昆陵、蒙池二都护府，分别任命随军的安抚大使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右卫大将军昆陵都护，押领五咄六部；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右卫大将军蒙池都护，押领五弩失毕部，贯彻扶植西突厥王族监护西突厥旧部、分而治之的政策。两都护府此时均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为了更有效及更便利大唐直接监护十姓部落，故于翌年五月二日又进一步移安西都护府治于龟兹国。显示大唐要加强贯彻西突厥本部分治，而不让原来臣属的诸国仍然臣属于他们的政策，并向西移治，增强监护制度的机能，对西突厥两汗国及西域诸国实施了更直接而有力的统治。
西域既平，同年五月大唐遣使分往康国(今撒马尔罕)及吐火罗(阿富汗北、葱岭西)等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画图以进，令史官撰成《西域图志》六十卷以供参考。降至龙朔元年(662)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奏准从于阗以西至波斯以东，分置八十个都督府州，一百一十个县，一百二十六个军府，并在吐火罗国立碑。这些州府也并隶属于安西都护府。
此时朝鲜半岛问题还未解决，显然唐朝因已征服北狄，力量又伸至安西，故屈服西域霸权比解决东夷霸权来得容易。步真是弥射的族兄，两人因宿怨而有隙，及至龙朔二年(662),两人奉令从唐将苏海政讨伐龟兹，步真诬告弥射谋反，使他被海政所杀，而步真不久亦死，自此十姓部落无主。对于大唐的霸权，十姓部落似乎也有亲唐和反唐的派系，故诸部仍有战争寇掠的行动，且开始连引吐蕃加入，只是此时对国家安全影响不大，尚引不起大唐的重视。
几年之后，大唐陆续平定了百济和高丽，虽然稍后将国防线退至辽东，但是东夷无虞，国家安全也无重大威胁。这是西北边和东北边国防外交在武则天统治前的情势。尽管调露元年(679)东突厥复反，但在高宗生前还不构成国防上的严重问题，此时的重大威胁来自西戎系统的吐蕃。
吐蕃约略与大唐同时崛兴，在唐太宗时一度因求婚被拒而入侵，但关系大抵尚好，以致在贞观十五年(641)将文成公主嫁给其主松赞干布。吐蕃甚至出兵助唐使王玄策平定中天竺，及奉命参与昆山道行军讨伐龟兹。高宗嗣位之初，更曾封拜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
松赞干布死于永徽元年(650),其孙立，年幼，国事皆委于禄东赞，唐、蕃关系仍和好。降至显庆五年(660),吐蕃基于扩张政策，东进与吐谷浑冲突，自后两吐遂互相攻击。又叠相表奏唐朝。
唐朝对此两个有舅甥关系之国似无良法以对，又未认识到吐蕃的强大与其攻浑的意义，依违其间未为与夺，适足以恶化他们的冲突，且使援浑抗蕃错失了先机。及至龙朔二年(662)苏海政枉杀兴昔亡可汗，西突厥别部弓月遂援引吐蕃来战。海政因师老不敢战，而以军资贿和。此后吐蕃开始介入西域事务，展开了北上政策。吐蕃北上政策与大唐的西进政策，也就从此产生了利益上的冲突。
龙朔三年(663),反唐亲蕃的吐谷浑人勾引吐蕃入侵，吐谷浑大败，可汗率领数千帐弃国走依凉州。这时正是大唐经略朝鲜半岛吃紧的时候，高宗命将分屯凉、鄯二州防御，并遣使降玺书责备吐蕃；然已因此而丧失了唐、蕃两国之间的战略缓冲区，使唐之西进政策及西北国防备受翼侧威胁。
禄东赞死后，其子钦陵等复专国政，此下三十余年更恒为唐的边患。及至平定高丽后两年——咸亨元年(670),吐蕃北上，连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攻陷龟兹，大唐为之罢弃安西四镇，乃以右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拉萨)道行军大总管，统兵十万往击吐蕃，且援送吐谷浑还故地。军至大非川，钦陵将兵四十万来会战，因副帅郭待封与统帅薛仁贵不和，唐军大败，正、副统帅仅以身免，遂与钦陵约和而还。唐、蕃第一次大战唐军覆没，是大唐开国以来国际战争首次的惨败，国防线遂由河源退至赤岭(今日月山)一带。
吐蕃自此占领了水草丰美的青海地区，国力得到新的补充而更强大，不断攻击河陇，遂使河西、陇右成为唐朝重兵常驻区，大量消耗唐之国力。不仅如此，吐谷浑亦因复国不成，又畏吐蕃强大，不安其居，造成令唐朝头痛的负担。
后来在朝议之中，唐休璟等建议徙吐谷浑于秦、陇或丰、灵，“贵令渐去边隅，使居内地，用为防闲之要，冀免背叛之虞”。郭元振则有异议，以为此非长久之策，理由是“若近秦、陇，则与监牧杂居；如在丰、灵，复与默啜(东突厥)甫迩”,威胁国防安全。建议不如就其来降之地，分别安置于凉、甘、肃、瓜等州，一者此数州皆是其旧居之地，易于安情恋本；二者可以分裂其势而不扰民，甚至可以提供诸州役使，往后纵有叛乱，其势当不会太大，故无伤于中国。最后天皇决定将他们徙置于灵州，其国遂皆沦入吐蕃，等同亡国。
吐蕃不断寇边，大唐予以极大的重视，其重视程度可由以下的措施看出来：在武则天和高宗称为天皇和天后的第三年——仪凤元年(676),唐高宗将安东都护府及朝鲜半岛兵力后撤至辽东，将统帅刘仁轨调回中央；取消原订在该年冬天封禅中岳嵩山的计划，并一度史无前例地发表洛州牧、周王李显为洮河军行军元帅、并州大都督、相王李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各统兵往讨吐蕃；事虽不行，仍于翌年八月命刘仁轨以宰相身份调往鄯州洮河军充任镇守大使，且在十二月下诏发大兵以讨吐蕃。
翌年——仪凤三年(678),刘仁轨因留在中央而不知兵的宰相李敬玄对他多所裁抑，故请改调李敬玄为统帅，仍募猛士，及发剑南、山南兵以赴战。九月，李敬玄统兵十八万被钦陵大败于青海之上，工部尚书、右卫大将军刘审礼战死，幸唐将黑齿常之小胜，监察御史娄师德议和成功，余众乃得退守鄯州。
唐军第二次大败，吐蕃为患转甚，高宗乃召侍臣商议攻守方略。多人认为攻不足而守有余，故主张发兵备边、明立烽火，采守势国防，待足食足兵然后再图攻取；中书侍郎、同三品薛元超则以为“敌不可纵，纵敌则患生；边不可守，守边则卒老。不如料简士卒，一举灭之”。高宗衡量“宿将旧人多从物故”,顾谓黄门侍郎：“李劫已后，实无好将。当今以张虔勖、纪及善等差为优耳!”来恒回答说：“昨者洮河兵马足堪制敌，但为诸将失于部分，遂无成功。今无好将，诚如圣旨!"
于是决定采守势，自后大军供补遂成西边国防的严重问题。其后黑齿常之升任河源军经略大使，广置烽戍七十余所，开屯田五千余顷，岁收五百余万石，由是才战守有备；然而吐蕃侵境不已，师旅仍不给，“乃购运酬勋，募耕入选”,终究稳住了情势。河陇方面的边地防御战略，后来仍为武则天所沿袭。
从青海之败至高宗驾崩，吐蕃北上和东进政策并举，一方面联合西突厥部落而与唐交争于安西四镇，一方面东攻诸羌之地，于是领土大拓，东与凉、松、茂诸州相接，南至婆罗门，北抵西突厥，地方万里，西戎自汉、魏以来莫此为盛。此期间，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先后去世，吐蕃请和，并求婚于太平公主，严峻的西边国防始暂时缓和下来。唐朝此时又出现了新的国防问题——即是东突厥的复兴。
唐高宗死后，陈子昂曾上疏论及当时形势，说如今“燕、代逼匈奴(指东突厥)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赢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为阙矣。即所余者，三辅之闲尔。顷遭荒谨，人被荐饥，自河而西，无非赤地；循陇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这是武则天独治初时的国家形势。
〔战略与军事行动〕当唐太宗为了洗雪国耻及追求“去既往之长劳，成将来之永逸”的国家利益之时，他其实已将守势国防改变成攻势国防，加上大唐负有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为此他调整外交政策和建立新的大战略。大战略的指导原则是“远程防御、国外决战”,意谓大唐此后以外交手段配合同盟作战，哪国挑起战火则在哪国烧，以维持国际秩序及国家安全。
为了贯彻这种大战略与新政策，自后大唐遂经常派军出国作战，并且在战后将各国落置为羁縻府州，遣军往戍，而远征军也渐渐常驻化，因此才有东从安东护府镇军，向西经燕然、单于两护府，以至安西护府四镇，及于阗至波斯等一百二十六个军府的大战略体系部署。这种战略威慑力至天皇中期而臻极盛，换取了大唐几十年的国家安全。其后虽有吐蕃的兴起和东突厥的复国，使大唐在国际间受挫，但国内仍然安全，战火未曾烧及本土。史家对此未经细审，遽谓“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其实此时用兵于境外，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才使国内获得安全。
武则天承接了这种国家安全状况，想维持这种国际地位与声誉，但是因为她的外交与战略出现了问题，遂使大周一再严重受挫。主要问题发生于吐蕃、西突厥、东突厥以及契丹，使大周的国际冲突由西而北形成了一条漫长的弧形危机地带。先从吐蕃与西突厥说起。
唐高宗驾崩前后，大唐冲突来自正北的东突厥，西突厥十姓部落则呈无主状态，正被大唐安抚，而吐蕃则趁此情势与唐在西域争霸。临朝的武则天鉴于国内新平徐敬业不久，而对外又不想太下力气，故安排阿史那元庆和斛瑟罗重回西突厥两汗国为可汗后，遂于垂拱二年(686)再度罢弃安西四镇。她的构想不是要放弃西域的利益，而是交还政权给两可汗，让他们站上西域
武则天显然没有弄清楚吐蕃扩张的意志与意图，故此构想未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就在两可汗新立未稳、唐军刚撤不久，吐蕃大举入侵西域，尽占据焉耆以西诸城堡，又推翻阿史那元庆；翌年——垂拱三年(687)更攻破焉耆，长驱东向，兵临敦煌。原本不是真要放弃西域的武则天，于是在同年底命文昌右相、同三品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为副，统三十六总管征讨。
降至永昌兀年(689)五月五日，唐军大败于寅识迦河(在今伊塞克湖一带),退顿于高昌。这是大唐第三次大败于吐蕃，主帅韦待价除名配流，副帅阎温古处斩，武则天改以安西副都护唐休璟为西州都督，安抚西土。明年复命继任右相岑长倩征讨，但中路退还。
当韦待价进军之时，武则天又想同时在四川西边开辟第二战场，调发梁(治今汉中市)、凤(治今凤县东北)、巴(治今巴中)蛋兵从雅州(治今雅安)开山信道，出击生羌，并因势进攻吐蕃。但是巴蜀人陈子昂上书反对，认为雅州边羌一向安居乐业，如今加以征发，必然引起**，使蜀之边邑不得不连兵备战，此时吐蕃若乘机入侵，边羌为之向导，则巴蜀危险。因此建议说：“今无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见其不及百年，蜀为戎矣。国家近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天下翕然谓之盛德者，盖以陛下务在养人，不在广地也。今山东饥，关陇弊，而徇贪夫之议，谋动甲兵，兴大役，自古国亡家败，未尝不由黩兵，愿陛下熟计之。”武则天这才打消这一念头。
无论如何，大唐此时正处于天下大饥的处境，内有李氏诸王联兵匡复之事，外有东突厥的威胁，而且已经弃守安西四镇，示人以“务在养人，不在广地”,如今却大举攻击吐蕃在西域的势力，复想开辟康藏第二战场，的确是失策的战略思考，让人觉得武则天有穷兵黩武之感。
因此，陈子昂后来又奏《上军国利害事》说：“当今天下百姓虽未穷困，军旅之弊，不得安者，向五六年矣。国家所伐吐蕃有大失策，中国之众，半天下受其弊。”故盼望武则天能予召见，给他一个面论的机会。所幸武则天正忙着革命，所以就暂时不对吐蕃用兵，再次用兵已是登基后两年——长寿元年(692)之事了。
长寿元年十月，王孝杰不负所望，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留重兵三万驻守。这支重兵是武威道行军的长驻军，军号即为武威军，因此丝绸之路自后得以确保，吐蕃与西突厥交连的战略形势亦被切断，甚至使吐蕃再难出于阗而攻疏勒。武则天深嘉王孝杰之功，明年迁为夏官(兵部)尚书。三年(694,即延载元年)二月，武威军复破吐蕃与西突厥联军，更进拜他为夏官尚书、同三品。
吐蕃失利于安西，遂改由东出陇右，证圣元年(695)七月钦陵进攻洮州(治今甘肃临潭县),娄师德曾以宰相身份在此地区充任检校营田大使，故武则天命他副肃边道行军大总管王孝杰统兵迎战。
翌年三月，王娄二人大败于素罗汗山，王孝杰坐免，娄师德被贬。这年五月契丹反周，东突厥也入侵凉州，当此大周危急之际，吐蕃却于九月遣使来请和，希望趁机以外交手段取得安西四镇。武则天乃派奉宸监丞郭元振前往观察交涉。
郭元振此次奉使甚为成功，于交涉中婉拒钦陵请罢四镇戍兵和割让十姓之地两大要求，令钦陵二度派使随他回朝再议。回都后郭元振上疏建议以羁縻手段拖延吐蕃所请，不可直接拒绝以阻逆其意，俾他有理由再开边患。疏中又对此事的利害详加分析，认为“今国之外患者，十姓四镇是；内患者，甘凉瓜肃是”,因此应“当先料内以敌外，不贪外以害内”;不过，他又估计安西诸国比较亲唐，一旦割让而舍弃他们也非制驭之算。
因此，最佳的方法莫过于通过外交，说明周朝的安西战略构想，并且要求吐蕃利益交换，以塞钦陵之口，使议和拖延而不完全绝望。他建议向吐蕃的答词是这样的：“国家非惜四镇，本置此以扼蕃国之尾，分蕃国之力，使不得并兵东侵。今若顿委之于蕃，恐蕃力强，易为东扰；必实无东意，则宜还汉吐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当以与蕃”。也就是向钦陵说明安西四镇是中国钳形威胁吐蕃，使吐蕃不易东扰或不能全力东侵的战略部署；如果吐蕃无意东进，则应以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作为与中国交换西突厥十姓部落的条件。郭元振又根据到吐蕃观察的心得，评估吐蕃除了钦陵主战之外，人民普遍厌战愿和，因此要用离间之策——亦即采用外交拖延的战术，每年派和亲使前往；钦陵如果经常否决和议，则必会导致上下猜怨，也就难以举国来犯。他的前后建议均被武则天采纳。
两人的意见其实就是羁縻四夷、保全中国的传统想法，十年前武则天即已采用过，却导致吐蕃大入西域，西突厥二汗国沦丧，大周安全至今备受威胁的局面，所以此次武则天均不采纳。如是者到了圣历二年(699),果然不出郭元振所料，吐蕃君臣因猜怨而交战，钦陵兵败自杀，党羽二千余人也被赞普所诛，子弟率众来降。
武则天乃命娄师德充任陇右诸军大使，就近安抚来降者。不久娄师德死，先后继任大使的有魏元忠、唐休璟和郭元振，都是一时之选，故吐蕃多次入侵皆为周军所破。尤其武则天在长安元年(701)以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他任职五年，将州境拓大了四倍，加强军事设施，广开屯田，积军粮可支数十年，牛羊遍野，令行禁止，路不拾遗，使吐蕃、突厥不复能侵至城下。
至此，吐蕃北上和东进均受挫，故于长安二年遣使入朝请和，次年初又遣使献马千匹、金二千两以求婚，武则天许之，邦交又见缓和下来。同年年底，吐蕃南边尼婆罗等属国皆叛，赞普征讨，死于军中，诸子争立，国内大乱，最后立了年仅七岁的幼主为新赞普。
当此之时，突骑施大将阙啜忠节想南引吐蕃助其政争，郭元振又上疏提出分析和警告说：
往者吐蕃所争唯论十姓四镇，国家不能舍与，所以不得通和。今吐蕃不相侵扰者，不是顾国家和信不来，直是其国中诸豪及泥婆罗门等属国自有携贰，故赞普躬往南征，身殒寇庭。国中大乱，嫡庶竞立，将相争权，自相屠灭；兼以人畜疲疠，财力困穷。人事天时，俱未称惬，所以屈志，且共汉和，非是本心能忘情于十姓四镇也。如国力殷足之后，则必争小事，方便绝和，纵其丑徒，来相吞扰，此必然之计也。今忠节乃不论国家大计，直欲公为吐蕃做乡导主人，四镇危机，恐从此启。忠节不体国家中外之意，而别求吐蕃；吐蕃得志，则忠节在其掌握，若为复得事汉?故臣愚以为用吐蕃之力，实为非便。
寻因忠节被其可汗所平而止。
阙啜忠节为何要请准唐朝才能引用吐蕃，此又与西域政情的变化有关。原来此时西突厥二汗国已经沦亡，忠节臣属于原为西突厥旧部、如今已经兴起的突骑施，因对新可汗娑葛不服，数相攻击而不支，故请求已复辟的大唐发安西兵及准引吐蕃来援助，并请求让居住于长安的旧可汗子弟阿史那献回国为可汗，以招抚十姓部落。二汗国为何沦亡，大唐何以在安西有如此直接而强大的实力?此又与当年武则天的西域政策和西突厥复国表现有关。
西突厥自立的意图始见于阿史那都支。自从龙朔年间(661～663),弥射和步真相继死亡而十姓部落无主，咸亨元年(670)吐蕃连陷西域十八州而大唐首次弃守安西四镇，高宗稍后反击，并命西突厥部酋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以安抚部众，几年后都支自号“十姓可汗”,且与吐蕃联合攻击安西。十姓早已分为左、右两厢，唐朝因势利导将之分为两个汗国，如今都支自称十姓可汗，依违于两大之间以谋利益，显有复国统一之意，因此朝议欲发兵进讨，以除后患。吏部侍郎裴行俭则建议趁波斯王新死，可以遣使护送波斯质子归国为王的名义，假途其地，出其不意而不血刃擒之。
调露元年(679)六月大唐遂命裴行俭册立波斯王，仍为安抚大使。裴行俭则奏请以肃州刺史王方翼为副使，仍令检校安西都护。七月来至西州，裴行俭召集四镇诸胡酋长，伪装会猎，智擒都支，于是囚之以归，留王方翼使筑碎叶城。王方翼以安西都护重筑碎叶城并留守，显示大唐对西域仍有极大的影响力，也有决心确保四镇，以维持其优越地位，并无意扶植西突厥复国。因此，都支的意图仅能昙花一现。
而到武则天临朝时，为了表示要垂拱而治、务在养民，遂推行“国家有继绝之美，荒外无转输之役”的政策，分在垂拱元年(685)十一月立阿史那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昆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领五咄六部落；翌年九月又立阿史那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兼蒙池都护，袭继往绝可汗，押领五弩失毕部落。她表面上沿袭了分十姓而治的传统羁縻政策，但是却于次年年底罢弃四镇，则实际上连安西监护的力量也撤退了，故造成吐蕃乘机大入的后果。
吐蕃大入虽然与武则天罢弃四镇，使西域防务一时真空有关；但却也与她让二可汗复国，与民心想法不同，及处理不当有关。揆诸事实，武则天其实并不了解无主已久的西突厥民心政情，选择人选又不适任，扶植也无周详计划和不积极，所以反受二可汗的牵累，卷进一场大风暴中。
试看郭元振后来针对阙啜忠节奏请让袭兴昔亡可汗阿史那献(元庆之子)归国抚众一事，所提出的分析检讨吧。他对此奏请反对，指出此非得计，因为当年立西突厥王族，以为可以招抚十姓部落，不料相反的使到部落不安，使“元庆没贼，四镇尽沦”。后来又让“斛瑟罗及怀道俱为可汗，亦不能招胁得十姓，却遣碎叶数年被围，兵士饥馁”。接着他解释原因，说这些王族子孙“非有惠下之才，恩义素绝，故人心不归。来者既不能招携，惟与四镇却生疮瘠，则知册可汗子孙亦未获招胁十姓之算也。今料献之恩义，又隔远于其父兄。向来既未树立恩威，亦何由即遣人心悬附?若自举兵力势能取，则可招胁十姓，不必要须得可汗子孙也”。显示十姓部落此时已无故主之思，对这些旧汗子孙更无向心，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有领袖魅力的新主。武则天既无知于此，扶植不得民心的旧汗子孙，反而适受其累，卷进此地的政治漩涡，及至吐蕃乘时介入，造成了武则天必须承担的大包袱。
当吐蕃大举侵入之时，斛瑟罗即已因屡被东突厥所侵，故部落散亡，力量薄弱，或谓韦待价迂回进军寅识迦河而败，可能就是要往援斛瑟罗，以图控制十姓可汗的故地。无论如何，随着韦待价的战败，斛瑟罗也人居内地。
翌年武则天革命，他率诸蕃君长请赐废帝姓武氏，武则天以为忠，乃拜他为右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仍兼蒙池都护，也只不过是遥兼而已。
圣历二年(699)吐蕃政变，钦陵被杀，武则天以斛瑟罗为平西军大总管，归国抚镇其国人；然他用刑残酷，诸部不服，所属突骑施酋长乌质勒崛起，诸部归之，斛瑟罗不能制。乌质勒后来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此。斛瑟罗遂收余众六七万人再度人居内地，史谓他此次内迁，不敢复还，西突厥阿史那氏王朝于是断绝。
斛瑟罗寻卒，子怀道在大周成长，长安末累授诸卫大将军等官，兼蒙池都护、十姓可汗，但也因突骑施强大而终不敢回本蕃，最后亦死于长安。显然武则天扶植多个阿史那王族都未得到十姓的支持，他们反而支持别部领袖乌质勒，因此之故对大周不很亲附。是则王孝杰收复四镇后，等于复将不很亲附的十姓部落直接置于监护之下，使大周更立于冲突的第一线。
由于昆陵、蒙池二都护府名存实亡，丧失功能，因此安西大都护府直接监护的幅员就更加辽阔，故武则天在长安二年(702)于庭州另置北庭都护府，以监护突骑施、坚昆以及东突厥，基本上就是以监护当年西突厥本部为主。此后北庭、安西二府遂以天山为界，以北属北庭府，以南属安西府，共同负担监护西域诸国的责任。
据此可知，武则天虽然沿袭大唐对西突厥的传统政策，但是却显然没有完全贯彻，所以才在有意无意之间，让两可汗先后复国、失势以至亡国，使中国直接置身于与列强——包括吐蕃、东突厥、突骑施，以至后来加入的大食——冲突交争的第一线；中国若要维持西域的优势，则必须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
武则天的西域政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还是重新回顾几年前——神功元年——新任宰相狄仁杰所提的意见，及其所引起的争议吧。
首先，他从中国本部与方外的概念，说明“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东距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现在领土已经远超周、汉，前代所不能臣之远裔也已兼包在内，如果尚要消耗人力资财以向荒外开拓，则实有违此分隔中外的天限。
其次，他认为因国家不断拓展，已出现如此问题：
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闻守西域，事等石田，费用不支，有损无益。行役既久，怨旷亦多。今关东饥懂，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根本一摇，忧患不浅。所以然者，皆为远戍方外，以竭中国，争蛮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苍生之道也。
亦即扩张政策已经严重影响了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安全，再下去将会忧患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