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户”问题

武周后期出现户口的大量逃亡现象，人们所持的主要根据是以下几条史料：

其一，陈子昂上疏。垂拱元年(685)他说“自剑以南，至河、陇、秦、凉之间，山东则青、徐、曹、汴，河北则沧、云、恒、赵流离分散，十之四五，可谓不安矣”。三年他说“今山东饥，关陇弊，历岁枯旱，人有流亡”。圣历元年(698)他又说四川诸州“逃走户三万余”。

其二，韦嗣立上疏。圣历二年(699)他说“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调既减，国用不足”。

其三，狄仁杰上疏。神功元年(689),他说“方今关东饥谨，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

从上述几条论据中可以看出：所谓武则天时期严重逃亡问题，都是几位官员在给武则天上疏，批评时政时反映出来的社会现象，并无确凿的事实根据。但他们这些言论既然是在针贬某种时弊时说的，就免不了有所夸大，因此不可全信。

例如垂拱元年(685)陈子昂说剑南、河陇、山东等地百姓流离分散“十之四五，可为不安矣”,可是垂拱二年(686)他在上书中又说“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称颂武则天的“至圣之德，抚宁兆人，边境获安，中国无事，阴阳大顺，年谷累登，天下父子，始得相养矣。故扬州构祸(指684年徐敬业据扬州叛乱),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

他们在上疏中所说的蜀中等地百姓逃亡的现象，在当时确曾存在。不过对其发生的时间、地区、严重程度及其原因等，都应该根据事实，加以具体分析。

神功元年(697)狄仁杰所说“方今关东饥谨，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当时武周军队在王孝杰率领下，正同契丹孙万荣展开激战，结果官兵大败，王孝杰战死。契丹乘胜进扰幽州，攻陷城邑。突厥默嗓可汗亦趁机侵扰，武则天答应其要求，把丰、胜、灵、夏、朔、代六州原突厥降户数千帐给默啜，并给谷种四万斛，彩万段，农器三千件，铁四万斤。这虽有益于突厥民族的发展，但却加重了关东(泛指潼关以东)百姓的负担。

圣历元年(698)武则天命皇太子李显为河北道元帅以讨突厥，百姓应募者云集，很快达到五万之众。

武则天以狄仁杰为副元帅，知元帅事，率兵十万抵抗突厥、迫使默啜北还。

武则天又以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针对百姓原为突厥所驱逼者，突厥退走后，害怕朝廷诛杀，往往逃亡的情况，狄仁杰上疏请求赦免河北诸州，一无所问。经武则天批准后，狄仁杰于是抚慰百姓，劝说原被突厥驱掠者，全部回归乡里， “散粮运以赈贫乏，修邮驿以济旋师”;又恐诸将妄求供应，他带头吃粗饭，并下令其部众“无得侵扰百姓，犯者必斩”, “河北遂安”。

由此可见，关东(河北即在其中)饥谨，百姓逃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战争的骚扰和负担的加重，经过狄仁杰的抚慰，便制止了逃亡，恢复了安定局面。

“蜀汉逃亡”另有原因。陈子昂是四川人，他对蜀中之富庶是极为称赞的，认为“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但为何圣历元年(698)四川诸州会出现百姓逃亡的现象?“蜀川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实缘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客，因此侵渔。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因而逃亡，凶险之徒，聚为盗贼”。

就是说，蜀州某些百姓逃亡，并不是由于武则天的肆意盘剥造成的，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当地官吏违犯武周国法，贪暴侵渔，致使百姓失业而引起的。

另外，为联合川滇各族抗御吐蕃，蜀州每年差兵五百人往姚州(今云南姚安)镇守， “路越山险，死者甚众”,还在泸南置镇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骚扰，于今不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陈子昂垂拱三年(687)所说“关陇弊，历岁枯旱，人有流亡”确实存在。史载，垂拱元年， “是夏大旱”;二年“是冬无雪”;三年又旱， “是岁，大饥”。连年枯旱，是造成关陇困弊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关陇困弊不始于武则天。早在隋文帝时期，由于京畿所在，人口众多，关陇不足以供应，遇天灾顿显困弊。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文帝“率户口就食于洛阳”。

这种天子逐粮的现象，至唐代则更是屡见不鲜。所以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干脆将都城迁至洛阳，这实在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决策。但其后由于关中人口集中、土地狭小，每遇水旱灾害，仍然会发生饥荒。对此，武则天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例如，为使关中度过垂拱年间的灾荒，武则天除了像一般皇帝通常表现的那样，以旱虑囚、减膳之外，还派遣著名直臣王及善、狄仁杰等巡抚赈给。特别是，采取大移民的办法，于载初二年(690)七月， “徙关内雍、同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天授二年(691)七月，武则天又令“雍州、并州、析州、同州、太州，并通入畿”, “其雍州旧管及同、太等州，土狭人稠，营种辛苦，有情愿向神都编贯者，宜听，仍给复三年。百姓无田业者，任其所欲”,并派遣清正干练的官吏护送移民，给予乘船的方便，到洛阳后由政府安置，编入户籍。同时，对流亡中的卫士杂色人等，武则天下令，限他们百日内自首，任于神都洛阳及畿内怀郑汴许汝等州落户，并免除一年内赋役。 “其官人百姓，有情愿于洛怀等七州附贯者，亦听”,但要办理交割手续，防止“隐漏户口，虚蠲赋役”。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封建王朝组织的、从关西向关东的大规模移民。这样的人口流动和整顿户籍，对于减轻关中的压力，促进东南方的经济发展，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此后户口明显增长，至神龙元年(705)有户达六百多万，就是突出的例证。

由此可见，对武则天时期户口逃亡的程度不能估计过高，对陈子昂等人的上疏要进行具体分析。而出现人口流亡的原因，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武则天时期的赋役繁重，导致均田制的破坏。

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显示,武周时期继续推行均田制。当然，不可否认，武则天统治后期，由于大造佛寺、佛像，铸造“天枢”、“九鼎”,建造“明堂”, “通天宫”,统治阶级又极其挥霍，加重了广大百姓的赋役负担。甚至为铸铜铁造天枢，诸胡聚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这势必影响农业，延缓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现以武周社会经济的发展，同贞观、开元两个时期相比较。贞观元年至三年，连续大旱、大霜、大风。京畿又曾闹蝗灾。到贞观四年，神州大地便出现了史家众口一词的贞观之治：“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

武周时期除局部地区如郭元振治凉州以外，没有这种辉煌的记录；开元盛世是唐代最繁盛的时期，开元十三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此后直到天宝年间，物价长期稳定， “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百一十文”,武周时期似乎也没有这种令人惊羡的光彩。

就是说，论经济的发展速度，武周不及贞观；论社会的繁盛程度，武周不如开元。但是武则天在她执掌政权的二十一年里，经营屯田，兴修水利，推行均田制，使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商业、城市贸易的兴旺和交通的发达。从而维护了国家的辽阔版图和强盛局面。

正因为如此，尽管在她死后，唐中央多次发生政变，社会经济又遭折腾，但经过唐玄宗短期的改革，上距武则天退位不过十余年，便出现了举世瞩目的开元盛世。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武则天统治时期的社会经济是发展的，物质基础是雄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