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和交通业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唐代掌管手工业的中央机构主要是少府监、将作监等。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改少府监为尚方监，分中尚、左尚、织染、掌治等五署；改将作监为营缮监，掌营构宫室房屋，制作砖瓦等。当时采矿业很发达。除国家开采外，亦允许私人经营。规定“凡天下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当时称颂武周德政，立天枢，铸九鼎，耗费大量铜铁。

武周时期虽一度限制民间织绵，但纺织业特别是丝织业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由官府经营。据《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记载，唐代少府监工匠一千九百八十五人。

武则天垂拱元年(685)的尚方监，有“短蕃匠五千二十九人，绫锦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五士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配京都诸司使杂匠百二十五人”,共五千七百九十四人，显然不是尚方监的全部，但其中纯属纺织工匠者，占工匠的十分之一多，可见武周政权对纺织业的重视。尚太监所辖织染署，是专管纺织和染练的，主要供织染皇家冠冕、贵族衣物，匠作内部分工细密，工序繁多，制造出来的丝织品质地精良，花色艳丽，久享盛誉。

1987年5月从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发现的一批珍贵文物中，除举世瞩目的四枚佛指舍利以外，尚有唐代的金、银、玉、瓷、铁、石、漆、丝、玻璃等手工业制品四百多件，其中还有一件武则天的裙子。这充分说明丝织等手工业的发达。当时纺织业的发达，其特点之一是地区相当普遍。不仅内地，而且西部边陲亦很发达。本世纪以来在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哈拉和早卓两墓地，以及敦煌莫高窟，都曾发现了大批唐代丝织品。

属武则天亲政前的，有阿斯塔那出土的永徽四年(653)的随葬物——联珠对马纹绵、联珠对孔雀纹绵、联珠戴胜鸾鸟纹绵、龟甲“王”字纹绵等，永淳二年(683)的随葬物——用果绿、墨绿、黄、棕、白五色丝线织成的宝相花、白色联珠带、黄色晕涧、四件锦条等，反映出武则天统治时期丝织品花色的繁多和技术的高超。其特点之二是发展程度高。不仅官营作坊分工细密，工匠众多，而且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私人作坊，如定州的何明远，“家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已明显有雇工劳动的现象。

武周时期的建筑业亦很发达，土木结构的建筑已达到成熟的阶段。当时，长安、洛阳、太原、扬州、益州、荆州等都市都程度不同的得到了维修或扩建。长安自高宗、武则天修筑含元殿和外郭城后基本定型。至武周时虽失去了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地位，但仍在发展之中，宫室宏伟，坊街整齐，市场繁荣，人口滋增。洛阳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其繁荣状况，可与长安媲美。太原发展最快，由二城相峙，变为三城一体，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方重镇。

此外，高宗晚年开始营建的乾陵，主要是在武周时期完成的。它除了封闭的、至今尚未发掘的地宫之外，地面上还有一个仿效长安城的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建筑群。人们称誉它“布局宏大、建筑美观，是唐陵之冠”:处城周长四十公里，内城(皇城)总面积为二百二十九点三平方公里。辉煌的宫殿建筑群矗立在整个梁山之阳，从今日残存的遗迹上仍然可以看出当年的博大气魄。在乾陵及其附近发现的唐代砖瓦窑，窑内残留的灰褐色砖，与乾陵发现的残砖一致，证明这些窑是专为建筑乾陵而修的。据考古工作者推断，从烧结的残物和窑壁的色调，可知炉温高达摄氏九百度到一千二百度。有两个窑址均呈瓮状，但上部收小，窑壁似坛子的内腔，证明当时人们已懂得火力反射的原理。

古城西安的大雁塔，始建于永徽三年(652),在大慈恩寺内，是高僧玄奘，为安置由印度带回的佛经、佛像而亲自设计创建的。塔高最初只有五层，砖表土心，到了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塔身倒塌，又精工重修，高十层、三十丈，全部用砖砌成。后留七层，迄今已近一千三百年之久。它雄伟壮丽，高耸入云，是我国楼阁式砖塔的典型，古城西安的象征。

武周时期的商业亦较前繁荣。其原因一是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唐太宗以来推行的各民族融合、经济开放政策，以及驿传制度的完备、交通便利、国力强盛，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三是武则天本人的出身及采取的措施，对商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武则天出生在一个由木材商人上升为新权贵的官僚家庭，在她执政时，形成一种对商人较为宽松的环境。

洛阳街头一个卖假药的骗子，竟能当上武氏的男宠；礼泉县上一个卖烧饼的无赖，也能被擢为殿中待御史；几个蜀州商人能随便出入宫中，参加宴会，与武氏男宠张易之同座博戏，这些虽不能说明武则天重视商业，但至少可以证明武氏并不像当时许多人那样鄙视商人。

武周时期商业繁荣的主要表现是“市”的增加和城市贸易的发达。唐初京城长安有东西二市，是商业集中场所，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东都洛阳有南、北二市，南市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

就是说，仅南市就有一百二十种行业，三千余家店肆。至周武时期，由于人口增多，生产发展，旧市已不能满足商业交易的需要，便增加新市场或扩大规模。

天授三年(692),在神都洛阳增置西市一。唐代洛阳城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当时无外城郭。长寿二年(693),武则天令宰相李昭德增筑罗郭城(即外郭城), “城内纵横各十街，凡坊一百十三，市三”,使洛阳更加宏伟、壮丽，成为武周时期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此外，天授元年(690)武则天下令设置北都(太原城)。其中汾东曰东城，是贞观十一年时李劫所筑，两城(都城、东城)之间的中城，是武周时所筑，用以连接东城。长安年间(701～704),苏瑰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当时“扬州地当冲要，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

武周时，王继(字方庆)曾任广州都督。当时广州的海外贸易很发达，“南海岁有昆仑舶市外区琛诽，前都督路元睿又取其货，舶酋不胜忍，杀之。方庆至，秋毫无所索”。

“市”的增多和城市贸易的繁盛，又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达。武周时驿站制度很完备，以神都洛阳与西京长安为中心通向全国各地。

长安三年(703)凤阁舍人崔融在给武则天上疏中，描述说： “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准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武周疆域辽阔，东至大海，南达林邑，西尽波斯，北迄大漠，重要敕书日行五百里，武则天自制的新字在敦煌、吐鲁番等地都得到认真推行。这不仅说明武周政权的强盛，亦可证明当时交通确实发达，武则天的军政诏令才能如此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