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贤纳谏
武则天懂得，要治理好大周，只靠制造舆论是不行的。必须牢固掌握权柄，亲自处理朝政。为此，她日理万机，躬亲庶政，尽量做到“政由己出，明察善断”。
改唐为周时，武则天已经六十七岁了。但是，她仍保持着蓬勃向上的锐气。史载， “太后春秋虽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觉其衰”。长寿元年九月， “齿落更生”。圣历二年正月，生八字重眉。
这些都说明，她精力比较充沛。因为有比较充沛的精力和极强的事业心，登基后的前十年，武则天几乎每天都在处理朝政。 “临御天下，忧劳兆庶。宵衣伫旦，望调东户之风，旰食忘眠，希缉南薰之化”。为了使各项政令有益于时，武则天十分注意了解民情。
顺应民情，因势利导，是武则天的一贯思想。早在参预朝政之前，她就认识到上下蒙弊的坏处。临朝称制期间，在所修《臣轨》一书中，规定臣下应体察民情，做君主的手足耳目。设置铜匳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征询群僚意见，了解人间真伪。改朝换代之后， “忧劳天下百姓，飞不得所”,更加注意了解民情。除继续利用铜匦等手段外，还常常派遣使节“察吏人善恶，观风俗得失”,甚至亲自过问民间“细事”。
圣历元年，武则天曾问群臣： “比在外有何好事?”久视元年(700),又问鸾台侍郎同平章事陆元方以“外事”,陆元方回答说： “人间细事，不足烦圣听”,武则天不悦，免去了陆元方的宰相职务。
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充分听取大臣意见，采取相应的政策，是武则天的一贯做法。凡是有关巩固政权及国计民生的事，她都要广泛听取大臣意见，经过反复考虑，使做出的决定尽量符合实际，然后“布政于有司”。
各种问题，武则天除每日早朝以外，还特令宰相轮流宿值。就这一点来讲，她和唐太宗有相似之处。若就对朝政的重视、勤奋程度而言，她并不比太宗逊色。虽然她是一个女子，但她深知权柄的重要，因而总是紧握权柄， “政由己出”,防止大权旁落。所谓“宵分辍寝，日旰忘食，勉思政术，不惮劬劳”,居内慑外，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
史学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说武周时期是酷吏、外戚和男宠的天下。的确，武则天曾给酷吏、外戚、男宠以一定的特权。但是，武则天只不过把他们当作自己登基和巩固统治的特殊工具；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了，便加以剪除或限制。他们并没有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受到重视。
〔酷吏〕从大量材料来看，酷吏并没有掌握朝廷要职。当时最有名的酷吏是索元礼、周兴和来俊臣。索元礼官止游击将军(从五品上)。周兴止尚书左丞(正四品上)。来俊臣止殿中丞(从五品上)、司仆少卿(从四品上)。此三人皆未至宰辅。酷吏中当上宰相的只有二人。一个是傅游艺，一个是为吉顼。傅游艺天授元年九月同风阁鸾台平章事，二年九月下狱自杀，一年之间，有二个建树：一是“诬族皇枝”,说李氏宗室谋反，要求“大义灭亲”;一是奏流人怨望，请发六道使杀之。吉顼严格地说并不是酷吏，《新唐书》就没有把他列入《酷吏传》,尤其是为相不足一年，即因与武懿宗争功失职，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可见，酷吏虽然有时使“朝官侧目”。但根本不能左右国家政治。
从本质上讲，酷吏只是武则天打击政敌，诛锄异己，建立和巩固武周政权的工具。武则天之所以弃素怀之所尚而用夙心之所鄙，开告端，用酷吏，完全是为了慑服政敌。事实上，酷吏也大都是按武则天的旨意办事的。史载，来俊臣“颛以夷诛大臣为国”。万国俊“与来俊臣同为《罗织经》,屠覆宗枝朝贵”。
王弘义“与来俊臣罗告衣冠”。这些被罗告诛夷的“大臣”、 “衣冠”、 “宗枝朝贵”虽有无辜的官僚，甚至有武则天的支持者，但绝大多数都是武则天的政敌，都是武周政权的反对派。就此而言，酷吏是武周的功臣。此外，一些酷吏也表现出对武则天的忠诚。如来俊臣之鞫周兴。来俊臣与周兴关系密切。有人告周兴阴谋作乱，武则天命来俊臣鞫之。来俊臣得令，没有向周兴泄密，更没有替他辩护，却来了一个“请君入瓮”。
史载， “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 ‘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 ‘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命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 ‘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中!’兴惶恐叩头伏罪”。又如霍献可请杀崔宣礼。崔宣礼任司礼卿，为酷吏所告。其甥殿中侍御中霍献可(亦为酷吏)屡请杀之，武则天不许，霍献可坚持说：“陛下不杀崔宣礼，臣请陨命于前”,遂一头碰在殿阶之上，血流沾地，“以示为人臣者不私其亲”。
但是，酷吏毕竟是残暴酷烈，滥用刑罚的官吏。当政敌伏首、政局稳定，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趋于缓和时，酷吏不能对武周政权发挥积极作用，相反，倒成了社会动**的因素。因此，当酷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人们要求“省刑尚宽”的时候，武则天毫不犹豫，又弃“夙心之所鄙”,用“素怀之所尚”, “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先后杀掉了索元礼、丘神劫、周兴、傅游艺、王弘义等人。为了消除酷吏造成的恐怖气氛，甚至下令禁止天下屠杀。
万岁登封元年(695)十月，又颁发了一道诏书，严禁中央法官酷滥，减大理丞，废秋官狱，同时还要求地方官崇德简刑： “州牧县宰，寄重亲人，僚守勾曹，任惟纲纪。百姓或有愆犯，必须尽理推寻，审知罪状分明，方可禁身科断。不得才闻小过，遽絷圜扉，高下其心，同叔鱼之鬻狱；轻重其手，爽定国之平刑；黠吏嵩奸，恣其乾没；要囚多滞，积以炎凉。有一于兹，当加重谴。幸悉心而慎罚，同底绩以胜残。伫弘勿辟之规，用阐无为之化。”表示“将使三千之罪，永绝当年；岂惟数百之刑，仅宽于昔代”。
神功元年(697)六月，武则天最终听从王及善和吉顼的劝说，将最后一个大酷吏来俊臣送进了坟墓。至此，所谓“武周酷吏”便退出了政治舞台。后来，又相继平反昭雪了酷吏制造的冤假错案，给死者及其家属一一恢复了名誉。所以，夸大酷吏的影响，说武周是酷吏的天下，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外戚〕 武周时期的“外戚”,也没有达到专权的地步。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掌权时，外戚武氏家族是依赖的条件之一；武则天登基之际， “外戚”势力确实有所发展，这是武则天登基称帝的必然结果。因为对武则天来说， “外戚”即是宗室，称帝后提高宗室地位不仅符合礼制，而且非常必要。
不过， “外戚”的发展是在武则天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是有限度的。与东汉中后期的外戚权势相比，武周的“外戚”实在可怜。东汉外戚往往控制朝纲，一门数侯。如梁冀专权二十年， “威行内外，百僚侧目”,梁家一门，七人封侯，出了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两个大将军。武周“外戚”虽多被封王，但那是“宗室”的一般荣誉，并非特殊的爵赏。
终武则天之世， “外戚”很少担负军国重任，至宰辅者也只有武承嗣、武攸宁、武三思三人。武承嗣是武元爽的儿子，曾随父贬徙岭南。贺兰敏之死后，被召还，袭爵周国公，遂为“外戚”中的骨干分子。登基前后，曾四度为相，历时四年有余。其主要活动有二：
一是劝武则天“尽诛皇室诸王及皇储”;二是固求皇储位。前者武则天依计施行，后者武则天竟不许。武攸宁是武士让之孙，天授元年一月初次入相，为纳言。二年八月，罢为左羽林卫大将军。九月，复为纳言。次年八月，罢为冬官尚书。圣历元年九月，再次入相，以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半年以后，复罢为冬官尚书。虽然三度入朝，历时三年，但并未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武三思是武元庆的儿子， “略涉文史，性倾巧便僻，善事人，由是特蒙信任。武则天数幸其第，赏赐甚厚”。契丹攻陷营州后，奉命以榆关道安抚大使屯边。神功元年(697)六月，同凤阁鸾台三品。七月，去位。翌年八月，检校内史。久视元年(700)正月，罢为特进，太子少保。二次执政，不过二载，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作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武则天任用“外戚”,除有扶植“宗枝”之意外，主要是为了监视大臣。
但是在很多场合，武则天对“外戚”并不完全信任。例如，武承嗣为文昌左相时，李昭德密奏： “承嗣陛下之侄，又是亲王，不宜更在机权，以惑众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间，犹相篡夺，况在姑侄，岂得委权与之?脱若乘便，宝位宁可安乎?”武则天闻听后不久就撤掉了武承嗣的宰相官职。又如武攸绪从封嵩山，固辞官，请求隐居。 “后(武则天)疑其诈，许之，以观所为，攸绪庐岩下如素遁”。
不仅如此，武则天对“外戚”的经济特权也有所限制。唐初诸王封邑之租，皆王家自征；武则天改令州县征送，以防诸王额外敲剥。此事不见于“正史”。《朝野佥载》卷四载： “周则天内宴甚乐，河内王懿宗忽然起奏曰： ‘臣急告君，子急告父。’武则天大惊，引问之，对曰： ‘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征，近敕州县征送，太有损折。’武则天大怒，仰观屋椽良久，曰：‘朕诸亲饮正乐，汝是亲王，为三二百封户几惊杀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诸王救之曰： ‘懿宗愚纯，无意之失。’上乃释之。”可见限制食封之家，当属确实无误。外戚不但没有受到特殊的礼重，而且甚至不得不去巴结武则天的男宠。武承嗣、武三思拍薛怀义的马屁，甘当其僮仆，“为之执辔”,就是明显的例证。当时的臣僚也敢于批评“外戚”的过失。如孙万荣寇河北，武懿宗拥兵不前。敌退，却请诛为敌洼误的河北百姓。左拾遗王求礼廷折之，揭露懿宗罪过， “请先斩懿宗以谢河北官吏百姓”郎中张元一在武则天和众人面前嘲弄懿宗，作诗云： “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阶骗，去贼七百里，限墙独自战。甲仗纵抛却，骑猪正南蹿。”把武懿宗临阵畏怯，夹着尾巴逃跑的丑态揭露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说武周是外戚的天下显然言过其实。
〔男宠〕当时的男宠，也不过是武则天的面首、卫士和监视贵戚、大臣的工具。
史载，武则天的男宠，前有薛怀义、沈南璆，后有张易之、张昌宗。关于薛怀义其人，前面略已提及。此人在登基前颇得武则天信任， “出入乘厩马，中官侍从，诸武朝贵，匍匐礼谒，人间呼为薛师。”曾护修白马寺，督作明堂，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击突厥，与僧法明等撰《大云经疏》言武氏符命。可以说对武周政权的建立有汗马之劳。登基后，薛怀义日益骄横， “厌入宫中，多居白马寺，刺血画大像，选有膂力白丁度为僧，数满千人。”侍御史周矩弹劾他，武则天替他辩护说“此道人风病，不可苦问，所度僧任卿勘当。”周矩“穷其状以闻”,于是， “诸僧悉配远州”。证圣元年，明堂被火，薛怀义负有管理不善的责任，受到武则天的责备，然犹令充使重作。其后薛怀义更加跋扈，言多不顺。于是武则天“密选宫人有力者百余人以防之”, “执之于瑶光殿前树下，使建昌王武攸宁率壮士殴杀之。送尸白马寺，焚之以造塔”。当薛怀义厌入宫中之后，御医沈南璆得幸。他不过是个给武则天看病的医生，未见有其它政治活动。至于二张，是初唐宰相张行成的族孙，家世较显赫。易之初以门荫入仕，累迁尚乘奉御，年二十余， “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词”。昌宗与易之颇为相似，而容貌过之。万岁通天二年(697),经太平公主推荐，张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又推荐了易之。 “由是兄弟俱侍宫史，皆傅粉施朱，衣锦绣服，俱承辟阳之宠”。对于二张，武则天颇为倚重。以昌宗为云摩将军，行左千牛中郎将，易之为司卫少卿，赐第一区，物五百段及奴婢驼马等。
因此不到一个月，弟兄俩贵震天下。诸武氏登门拜访，看其颜色行事，称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甚至有的大臣也前来阿谀奉承。如杨再思说： “人言六郎面似莲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崔融乃咏诗以为绝唱： “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
圣历二年(699),武则天置控鹤府官，任命张易之为控鹤监，正三品。
久视初(700)以控鹤监为天骥府，又改奉宸府，罢监为令，以左右控鹤为奉宸大夫，易之复为令。武则天曾“命易之、昌宗与文学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内殿。”
从上述情况来看，男宠确曾受到过武则天的宠爱。也正因为如此，武则天落了个“****之君”的丑名。事实上，千百年来攻击武则天“****”的人大都是处于“男尊女卑”的偏见，并没有多少事实根据。自秦汉以来，按照“礼仪”,帝王应有内职，所谓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实际上历代帝王莫不充实后宫，**情帷屋。就拿最有贤名的唐太宗来说，后宫也是妃嫔如云。武则天南面而立，按“礼”应当有一定数量的妃嫔。但她是一个女子，只是宠爱了几个“面首”。
这与其他帝王相比，本来是微不足道的。值得注意的是，薛怀义受宠之时，武则天已六十余岁；二张入宫之日，武则天已年逾古稀。何况薛怀义不久即“厌入宫中”居白马寺；二张也不住在宫中，而有自己的“甲第”。直到武则天病重时，二张才整日侍疾身边，组成“看守内阁”。因此，要说武则天“****”实在是很牵强的。
武则天之宠幸“面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些人本身有一定才能，如薛怀义精明强干，沈南璆通晓医术，二张善歌舞音律，可供宫中驱使。二是为了保护自己，监视大臣，牵制外戚。本来， “男宠”的角色可由宦官顶替。但由于其一，武则天通文史，懂得东汉宦官专权的教训；其二，武则天是女皇帝，认为自己用男宠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她没有重用宦官，而选择了男宠。
虽然武则天对男宠比较信任，但并不让他们执掌朝廷大权。这一点，从男宠所担任的职务中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史载： “苏良嗣遇僧怀义于朝堂，怀义偃蹇不为礼；良嗣大怒，命左右摔曳。批其颊数十。怀义诉于太后，太后曰： ‘阿师当于北门出入，南牙宰相所往来，勿犯也’”这件事也说明，武则天是不许男宠染指相权的。不仅如此，武则天对男宠的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薛怀义被杀就是很好的证明。所以，说武周是男宠的天下也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武则天最器重的人不是酷吏，不是外戚，也不是男宠，而是有经邦济国之才的贤良。她让贤才居要职，任宰相，掌中枢，协助她治理大周天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求贤若渴〕 武则天深知自己深居皇宫，虽宵衣旰食，终不能独理天下，遍览神州。只有依靠众多的“时贤”,才能共康天下。以为“济时之道，求贤是务”, “上之临下，道莫贵于求贤”;中国土地广博，人物荟萃，只要搜求，便可得贤。因而特别注意人才的擢拔。早在即位前，她就多次颁发《求贤制》,大力搜求才学之士。登基后，在这方面做得更加突出。
其一，进一步发展科举制，注意通过常举和制举选拔人才。科举是当时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武则天令贡举人停习无补于世的《道德经》,学习所撰《臣轨》一书，更新了考试内容。
唐制，士人经科举考试合格后，须经吏部铨选方可任官。“武太后又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糊名自此始也。”经过一段实践，在她看来，糊名考判， “非委任之方”,罢而不用。“大开举尔之科，广陈训迪之典”, “大搜遗逸，四方之土应制者向万人”。天授二年以后，每年通过科举入仕的人数，都有增加的趋势。
其二，经常要求臣下自荐并推荐人才。天授二年十月， “制官人者咸令自举”。此外，确有才能，愿意仕进者平时亦可投匦自荐。鉴于许多名士不愿自荐的情况，武则天特别强调推荐，把荐举人才作为官僚的一项任务，“屡迥旌帛，频遣搜扬”。
她在证圣元年诏书中说：
其长才广度，沈迹下僚，据德依仁，韬声幽闭，怀辅佐之器，乏知己之容，宜令京官职事五品以下及制史、上佐、县令量各准状荐举。
其后又下诏说：
或英谋冠代，雄略过人，总韩白以先驱，掩孙吴而得焦；或力能拔距，勇绝蒙轮，冒白刃其如归，抢苍壁而不顾；或迹隐廛肆，身托村闾，行虽犯于流俗，器乃堪于拯难，或捷如迅雷、走若追风，弯弧则七札洞开，奔陈则重围自溃；并有思于制命，俱未遇于时须。可令文武内外官五品及七品以上清官及外官刺史都督等，于当管部内，即令俱举。且十室之邑，忠信尚存；三人同行，我师尤在。会须搜访，不得称无。
武则天有时还特别要求某些大臣荐举有关人才。如圣历元年，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长安(701～704)初，令雍州长史薛季翘择僚吏堪任御史者。长安四年，令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
当然，武则天是要求推荐真贤的， “务取得贤之实，无贻滥吹之讥”。对于“非举其士”的人，予以贬责；对于“荐若不虚”的人，则予以褒奖。范履冰尝举犯逆者，因而被杀。狄仁杰荐其子光嗣为地官员外郎，很称职，武则天高兴地夸奖说： “举善不避仇亲，卿是继祁奚矣。”在这种情况下，人以荐贤为忠，有才者多被荐于中央。
《朝野佥载》载：并州人毛俊子年飞岁，千字文皆能默写，则天召见试字。《唐诗纪事》卷七十八载：如意(692)中，有女子年九岁，能吟诗，武则天试之，皆应声而就。由此可知当时荐才范围之广。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以荐才而著名的官吏。如朱敬则。“敬则知政事时，每以用人为先。桂州蛮叛，荐裴怀古；风阁舍人缺，荐魏知古；右史缺，荐张思敬。则天以为知人。”又如狄仁杰。 “仁杰常以举贤为意，其所引拔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至公卿者数十人二。”再如卢承泰。卢承泰字齐卿，为雍州录事参军， “时则天令雍州长史薛季昶择僚吏堪为御史者，季昶以闻齐卿，荐长安尉卢怀慎李休光、万年尉李义崔浞、咸阳丞倪若水、周至尉田崇辟、新丰尉崔日用，后皆至大官。”
由于通过各种渠道，命令、鼓励荐举人才，又不限门第高下、富贵贫贱，也不限种落族属、离京远近，甚至下制“缘逆人亲属，有能公勤清白者，自当随才擢用，不以为瑕”。 “君子盈朝，求之恒如不及”因而，选司空前忙碌，以至出现了“多士如林，扬己露才，干时求进”的局面。对此，封建史家颇多异议，今人亦多谓之太滥。
其实，这正是武则天超越其他任何帝王的地方。她敢于冲破以往狭窄的选官范围，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因而谋臣猛将和文苑俊杰大批涌现，这不仅是治理大周所必需的，而且也为后来开元盛世的出现准备了一个重要条件。
〔赏善罚恶〕武则天深明用人之道。因而坚持对众多的官员，进行认真地筛选，赏善罚恶，进贤才，退不肖。对于从各地搜求来的人才，武则天皆予厚待， “量才授职。”天授二年创立试官制度，也就是让他们担任一定职务而锻炼他们的政治才干。试官规模相当庞大，仅长寿元年一月一次就擢试百余人。
史载武则天“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缺、拾遗、校书郎”。有人对她这种作法进行攻击，她也满不在乎。《朝野佥载》卷四载：
则天革命，举人不试皆与官，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张鹭为谣曰： “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时有沈金交者，傲诞自纵，露才扬己，高巾子，长布衫，南院吟之，续四句曰： “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遂被杷推御史纪先知捉向左台，对杖弹劾，以为谤朝政，败国风，请于朝堂决杖，然后付法。则天笑曰： “但使卿等不滥，何虑天下人语?不须与罪，即宜放却。”
如果把这件事与她读骆宾王《为徐敬业传檄天下文》时的情形联系起来，足见她的心胸宽广。
为了使试官和现任官能发挥出他们的政治才能，武则天向他们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他们赴任时，往往赐袍训诫。如天授二年二月， “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成八字”。天授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内出绣袍，赐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刺绣作山形，绕山勒回文铬曰： ‘德政惟明，职令思平，清慎忠勤，荣进躬亲’。”此后每新除都督刺史，都以这种绣袍赐之。
长寿三年(694)四月，又“敕赐岳牧(即都督刺史)金字、银字铭袍”。五月二十二日， “出绣袍以赐文武三品已上。其袍文仍各有训诫。诸王则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左右卫将军饰以麒麟。文铭皆各为八字回文。其辞曰： ‘忠贞正直，崇庆荣职。文昌翊政，勋彰庆陟。懿冲顺彰，义忠慎光。廉正奉公，谦感忠勇。”
不仅如此，武则天还加强了左右肃政台的力量，常常派使者对官吏进行督促检查。检查的项目很多，达三十余项，全面衡量，以确定升降。若政有殊绩，试官亦得正授超迁；若无所作为，或有恶迹，正员亦加贬责。对情况比较突出的，武则天皆亲自予以处理。
史载，她的堂姐的儿子宗秦客兄弟居官贪浊， “奸赃事发”,武则天毫不留情，将他们“配流岭外”。陆余庆虽然长得挺漂亮，又能言善辩，但无真才实学，受命草诏，至晚尚未写成，武则天不悦，责受左司郎中尹思贞累转明堂令，以善政闻。契丹侵扰，河朔不安，思贞善于绥抚，境内遂安，“武则天降玺书褒美之”;杨元琰“号为善政”,累迁安南副都护，历任蕲、蒲、晋、魏、宣、许六州刺史，凉、梁二州都督，荆州长史， “前后九度清白升进”,武则天“累降玺书褒美”。韦安石性持重，为政清严，当并州司马，十分称职。武则天手制慰劳说： “闻卿在彼，庶事存心，善政表于能官，仁明彰于镇抚。如此称职，深慰朕怀。”王方庆任广州都督，保护工商，禁止贪暴，境内清肃， “当时议者以为有唐以来，治广州者无出方庆之右”,则天下制褒奖说： “朕以卿历职著称，故授此官。既美化远闻，实副朝寄。今赐卿杂彩六十段并瑞锦等物，以彰善政也。”
姚畴降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 “蜀中官吏多贪暴，畴屡有发摘，奸无所容”。武则天降玺书嘉勉说： “夫严霜之下，识贞松之擅奇；疾风之前，知劲草之为贵。物既有此，人亦宜哉。卿早荷朝思，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弘益已多。防边训兵，心力俱尽。岁寒无改，始终不渝；果能揽辔澄清，下车整肃。吏不敢犯，奸无所容，前后纠摘；盖非一绪。”并对侍臣说： “凡为长官，能清自身者甚易，清得僚吏者甚难。至于姚畴，可谓兼之矣。”
对于智能之士，武则天尤其珍爱，往往破格提拔。殷仲容精通书法，知名当时，武则天爱其才，官至申州刺史。李迥秀雅有文才，当时称为风流之士， “武则天雅爱其材，甚宠待之，掌举数年，迁凤阁舍人”。韦承庆才思敏捷，学识渊博， “虽军国大事，下笔辄成，未尝起草”,自天授
(690～691)以后，三掌天官选事，给授平允，海内称之。武则天超拜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仍依旧兼修国史。飞弟韦嗣立补任县令，政绩显著，韦承庆自凤阁舍人因病去职，武则天召嗣立说： “卿父往日尝谓朕曰： ‘臣有两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效职，如卿父言。今授卿凤阁舍人，今卿兄弟自相替代。”立迁凤阁舍人。
王及善退休在家闲居，值契丹侵扰，授滑州刺史。将行，武则天问以朝廷得失，王及善备陈治乱之宜十余道。武则天说： “彼末事也，此为本也。
卿不可行”,认为让王及善任地方官是大材小用了，乃留拜内史。唐休璟谙练边事，自碣石西逾四镇，绵亘万里，山川要害，皆能熟记。长安年间(701～705)西突厥乌质勒与诸蕃不和，举兵相持，安西道绝。武则天令唐休璟与宰相商议对策。唐休璟草奏，诏依施行。结果程期一如唐休璟所言。武则天对休璟说： “恨用卿晚!”遂迁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司。李峤善文章，少时与骆宾王、刘光业齐名，又颇有政术。武则天甚为器重， “朝廷每有大手笔，皆令峤为之”。诸如此类，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后来促成“开元盛世”的许多著名大臣，都经受过武则天的赏识和提拔。姚崇、宋璟、张说就是如此。姚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丑好学”,下笔成章，迁夏官郎中。当时契丹扰河北，兵机填委，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条贯”, “则天甚奇之，超迁夏官侍郎，又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位至宰相。宋璟“少耿介有大节，博学，工于文翰”。举进士中第，累转凤阁舍人。“居官鲠正”, “武后高其才”, “甚重之”。张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 “尤长于碑文、墓志”,与苏颐齐名，宥“大手笔”之称。
《大唐新语》卷八载： “则天初革命，大瘦遗逸四方之士，御雒(洛)阳城南，亲自临试。张说对策，为天下第一。拜太子校书，仍令写策本于尚书省，颁示朝集(使)及蕃客等，以光大国得贤之美。”可
见张说亦是由于武则天的擢拔才脱颖而出的。此外，萧至忠、郭元振、张嘉贞等人也是如此。萧至忠长于击断，誉重当时。迁监察御史，劾凤阁侍郎苏味道贪赃事。武则天重之，超拜吏部员外郎少。郭元振“少有大志”, “任侠使气，拨去小节”,曾盗铸及掠卖部中人口千余，百姓厌苦。则天闻之，使籍其家，唯有书籍数百卷，资财皆济人。
武则天召之，将责问， “既与语，奇之，索所为文章，上《宝剑篇》,后览嘉叹，诏示学士李峤等，即授右武卫司铠曹参军，进奉宸监丞”。张嘉贞弱冠应五经举，拜平乡尉，坐事免归。后来张循宪以御史身份出巡，在蒲州驿遇到疑难问题，经人推荐，与张嘉贞相见，嘉贞迅速帮助循宪解决疑难，并代为草表。回朝后，则天问及表奏，循宪以实对，因请以己官让之。则天说：“卿能举贤美矣，朕岂可无一官自进贤耶厂乃召见嘉贞，次日，拜监察御史鋤；"像这样朕例子，还可举出一些。
武则天奖拔人才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没有成见，主要看其是否称职。被贬降的人，若有殊政，照样褒奖提升，反复使用。这一点，王孝杰的履历便是明证。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长寿元年，率军收复安西四镇，武则天大悦，拜左卫大将军，不久出将入相。证圣初为朔方道总管，出讨吐蕃，败绩，被削职为民。万岁通天元年，复诏以白衣领清边道大总管，统兵十八万以讨契丹，战死，诏赠夏官尚书，封耿国公。犯人的后代，亦许做官。史载，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广武公岑羲曰： ‘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太后曰： ‘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员外郎。”严因此，中唐名相陆贽评论说： “往者则天太后践祚临朝，举收人心，尤务拔擢，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于选士之道，岂不伤于容易哉!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此乃近于求才贵广，考课声精之效也。”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也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这些评论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其中“求才贵广，考课贵精”, “不称职者，寻亦黜之”等评语，也是中肯的。
须知，一个官吏的贤愚，不能凭主观的想象，需要依据事实才能作出判断。皇帝考察大臣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既然武则天一旦发现官吏不称职，便加以贬黜，就不能说她滥用官吏。应该承认，无论是在求贤的迫切、选贤的严格上，还是在得贤的人数和质量上，武则天都是封建帝王中首屈一指的。
还应该指出，武则天选拔贤才，考核官吏，是既重德，又重才的：
其一，武则天十分爱惜人才，即使敌人、政敌的后代，只要有真才实学，又能改变政治态度，她都尽量擢为己用。这还可以从以下几个事例中看出。
史载，上官仪被杀后，其孙女上官婉儿自幼没入宫中，长大后天性韶警，才华横溢，为女中骄子。武则天爱惜其才，自万岁通天以后，令掌诏命，曾忤旨当诛，武则天又惜其才， “止黥而不杀也”, “百司表奏，多令参决”。术士尚献辅精于历算，召拜太史令。尚献辅自以山野之人，不能屈事长官，请求归山。武则天惜其才，特敕太史局为浑天监，自为职局以留之。契丹将领李楷固善用镉素，百无一失，马上使弓刀，尤如飞仙，曾擒官军将领麻仁节、张玄遇等。战后力屈被俘。武则天“惜其才不杀，用以为将”。
其二，特别尊重并注意保护直臣，就是那些对武周政权忠心耿耿，敢于讲真话，办实事的贤臣。如宰相周允元死， “则天为七言诗以伤之，又自缮写，时以为荣”。陆元方在官清谨，再为宰相， “则天将有迁除，每先以访之”。
王方庆家多书籍，武则天访王羲之遗墨，方庆献十卷。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甚以为荣少。崔玄肺为天官侍郎，公正自守，杜绝请谒，不走后门。及转文昌左丞，月余，则天召曰： “自卿改职以来，选司大有罪过，或闻令史乃设斋自庆，此欲盛为贪污耳。今要卿复旧任”,又除天官侍郎，赐杂采七十段。
武则天尊重大臣，从对狄仁杰的态度可以看得更加清楚。狄仁杰“出移节传，播良守之风；人践台阁，得名臣之件”。“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孝而不名。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尝从太后游幸，遇风吹仁杰巾坠，而马惊不止，太后命太子追执其鞚而系之。仁杰屡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许。入见，常止其拜，曰： ‘每见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 ‘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且制字袍赐仁杰： “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当直宜大臣被人陷害时，武则天总是尽力予以营救。除“大赦”外，还常常亲自出面“保驾”。如狄仁杰在汝南任职时， “甚有善政”,但有人上表说仁杰的坏话。武则天不为所惑，更以仁杰为宰相。后来酷吏来俊臣诬告仁杰谋反，武承嗣亦屡请诛之。武则天既知其枉，坚决不许，说“朕好生恶杀，志在恤刑。涣汗已行，不可更返”。
陆元方为凤阁舍人，判待郎事时，为酷吏所陷， “则天手敕特赦之”。苏良嗣当宰相时，与地官尚书韦方质有隙。韦方质坐事当诛，诬引良嗣。“则天特保明之”。武良嗣潜毁李昭德，武则天说： “自我任昭德，好获高卧，是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武则天冷诸相各述书传中善言。周允元说： “耻其君不如尧、舜。”武三思认为语有指斥，纠而驳之。则天立即说“闻此言足为诫，岂特将为过耶”。宋璟为官刚正不阿，亦经常遭到酷吏、男宠们的攻击，张易之等常想陷害他，但“则天察其情，竟以获免”;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由于武则天的保护，狄仁杰等大臣才能位居中枢，参预国家决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有人指责武则天的用人，说所用宰相绝无才能、绝无表现者居多。并举杨再思、苏味道等人为例。其实，这只是没有深入研究而得出的偏见。固然，在武则天所用宰相中，有极个别人缺乏才能，但那大都有特殊原因，而且很快都被罢免了。凡是武则天重信的宰相，都有相当高的才能，也决非绝无表现。就拿苏味道和杨再思来说。
苏味道年青时与李峤齐名，学识渊博，文辞冠代， “才学识度，物望攸归”; “善敷奏，多识台阁故事”。且克己奉公.弟弟走后门，也不开绿灯。只因初大相耐，为人所质，一时不能答对，横手于“床棱”。遂被抓为口实，称“横棱手”。而史家借题发挥，说味道尝谓人曰： “处事不宜明白。”杨再思也有一定的学识，尤其重于公事。“恭慎畏忌，未尝忤物”。“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誉之”。
因此，说苏味道和杨再思屈事男宠未尝不可，但要说全是草包则与事实不符。天下一统，要求每个人在政治上都有重大建树是不可能的。且武则天高瞻远瞩，励精图治，既需要一批出谋划策，面引廷争的“智囊”、 “诤臣”,也需要一批奉旨办事，勤勤恳恳的“傻臣”。
像苏味道这样有才学，善敷奏，多识台阁故事，又有较高威信的人，留在中枢机构并没有什么坏处。至于像杨再思这样“能得人主微旨”的人在当时的中枢机构中也是不可缺少的。
〔虚心纳谏〕武则天广集人才，赏善罚恶，用贤不疑，确实表现得极为突出。不仅如此，她还能虚心纳谏，充分发挥诸贤的集体智慧。
在《臣轨》一书中，武则天就提出，臣子应外扬君之善，内匡君之恶。
所谓“匡君之恶”,就是要群僚犯颜进谏，纠正她的过错。改朝换代之初，武则天继续使用酷吏，万机独断，似乎不能纳谏。史载，天授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酷吏纵横，上疏进谏： “今告事纷纭，虚多实少，恐有凶慝阴谋离间陛下君臣。古者狱成，公卿参听，王必三宥，然后行刑。比日狱官单车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断，不令重推；或临时专决，不复闻奏。如此，则权由臣下，非审慎之法，傥有冤滥，何由可知!况以九品之官专命推覆，操杀生之柄，窃人主之威，国之利器，轻以假人，恐为社稷之祸”。结果武则天不听。
这也说明，武则天不纳李嗣真之言，并不是拒谏，而是比他站得高，看得远。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虽然没有采纳李嗣真等人的意见，但为了防止酷吏继续制造冤案，故意安插了一些用法平允的法官，如徐有功、杜景住、李日知等。
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 “为政宽仁，不行杖罚”, “卓然守法，虽死不移。”武则天令与来俊臣、周兴一起推案制犹、有功“常王殿论奏曲直”, “前后济活数十百家”。杜景住“性严正”, “用法宽平”。武则天用为司刑丞，令与徐有功、来俊臣、侯思止专知诏狱。时称“遇徐、杜者必生，遇来、侯者必死”。
李日知用法“平宽无文致”。天授年间任司刑丞。曾为一死囚与司刑少卿胡元礼发生争执。元礼说： “吾不去曹，囚无生理。”日知说： “仆不去曹，囚无死法。”以至两状齐上， “而武后用日知议”。事实上，武则天用这些法官防止重用酷吏可能造成的冤假错案，也是纳谏的一种表现。
政权稳固后，武则天一方面打击酷吏，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杀掉；另一方面，健全谏官制度，多置拾遗、补阙，扩大谏官队伍。重用贤臣，鼓励进谏，从谏如流，越到后来越为突出。
她常下诏求谏。如天册万岁元年一月， “遣内外文武百官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极言正议，无有所隐”。万岁登封元年四月， “命文武官九品以上极言时政得失”。有时还特诏大臣言天下利害及为政之要。就连陈子昂那样的“拾遗”,也得以多次上书。对于臣下的批评意见，她也能虚心接受。
如，延载元年九月，武则天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为瑞，杜景住独以为不然。则天曰： “卿真宰相也。”
天册万岁元年(695),获嘉县主簿刘知几表陈四事：
其一，今六合清晏赦令不息，近则一年再赦，远则每岁无遗， 望陛下而今而后，颇节于赦，使黎氓知禁，奸宄肃清。
其二，海内俱僚九品以上，每岁逢赦，必赐陛勋。臣望自今以后，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效忠勤，无才者一威翅勉励。
其三，陛下临朝践极，取士太广，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秽皇风。其四，今之牧伯迁代太速。望自今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仍明察功过，尤甄赏罚。疏奏，武则天颇嘉之。
久视元年(700)四月，武则天幸三阳宫避暑。有胡僧请观葬舍利，武则天许之。狄仁杰认为不可。武则天中道而起，说： “以成吾直臣之气。” 七月，武则天欲造大佛像，令天下僧尼日出一钱以助其功。狄仁杰以为有损百姓，不利于国，上书极谏。武则天说： “公教朕为善，何得相违!”遂罢其役。十一月，宫中饮宴，张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韦安石上奏： “商贾贱类，不应得预此会。”令左右逐出，在座同僚无不失惊。武则天“以其言直，劳勉之”。十二月，凤阁舍人崔融认为禁屠无益，上书进谏。武则天于是“复开屠禁”。诸如此类甚多，实在难以备述。
中国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皇帝，统治前期颇能任贤纳谏，但到晚年却往往刚愎自用，如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这里可拿武则天与最享纳谏盛誉的唐太宗相比较。唐太宗于贞观初中期素以纳谏著称，但到了暮年， “虑人致谏”或“杜谏者之口”;而武则天则不然。她与太宗一样能够虚怀求谏，所不同的是晚年愈能纳谏，而无拒谏之意。这是武则天在政治上的又一特点。
总观武则天治理大周，审时度势，在意识形态领域利用儒、佛、道，宣传天命，制造舆论，统一人们思想，励精图治，躬亲庶政，独掌大权，又通过各种手段，选拔有用之才，健全中枢机构，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她所任用的宰相，绝大部分都有相当的才能。
因而，武周时期在政治上是很有起色的。不仅下情得以上达，而且朝廷政令也能够雷厉风行，直达边陲。虽然中央和地方曾出现过个别贪残之徒，但天下之大，这样的事情即使在贞观时期亦难避免。因此，可以说，武周时期的政治是颇为清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