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治理国家 巩固政权
对武则天来说， “改唐为周”难，治理“大周”更难。 “大周”政权的建立，打破了千百年来男子专政的格局，同时也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动**。不少士大夫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拥护武周政权。但还有许多士族官僚依然抱残守缺，对武周政权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使人们的思想逐渐统一，拥护武氏， “大周”政权才能巩固。而武则天所能够利用的最得力的工具，就是儒、佛、道。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影响十分深远。大抵封建仕子，无不诵《诗》、《书》而讲仁义。虽然它反对女人掌权，武则天在当女皇之时不曾利用它；但它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武则天当上女皇后又正好需要它。她可以利用儒家经典中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正名”分，调整最高统治阶层的内部关系，维护武周政权。
所谓“正名”,就是正名分，各安其所。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曾说：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可见“正名”是何等的重要。在高祖、太宗和高宗统治时期，乃是李氏的一统天下，李氏为宗室。武则天当皇后及皇太后时期，其娘家武氏为外戚。而武则天称帝后，改变了李武二家原来的“名位”。李家原来享有的皇位，拥有的“宗室”、“太庙”和“陵寝”,现在都要由武氏代替。这就需要用儒家的“正名”学说改变宗室、外戚的地位。
〔皇位〕 皇位就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地位。天授元年九月九日登基以前，睿宗居于皇位。登基后，武则天称“圣神皇帝”,降睿宗为皇嗣，赐姓武氏。降皇太子成器为皇孙。起初，武则天对皇嗣颇为放心，让他居住东宫，按皇太子对待，也就是把他当作接班人，而且允许他参预朝政，与公卿相见。
长寿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前尚方监裴匪躬、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元庆、白涧府果毅薛大信和监门卫大将军范云仙私谒皇嗣。武则天恐有异谋，令斩裴匪躬等人于市，禁止皇嗣与大臣会晤。“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见”,地位大大降低。
〔宗室〕宗室就是皇帝的宗族。登基前，宗室是李渊一系。登基后，天授元年冬，武则天“封建”亲戚，广树“宗枝”。追封伯父武士让为楚僖王，武士逸为蜀节王；追封异母兄元庆为梁宪王，元爽为魏德王。封元爽子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承嗣为魏王，元庆子夏官尚书武三思为梁王。封从父兄子纳言武攸宁为建昌王，太子通事舍人武攸归为九江王，司礼卿武重规为高平王，左卫宗府中郎将武载德为颍川王，右卫将军武攸暨为千乘王，司农卿武懿宗为河内王，左千牛中郎将武嗣宗为临川王，右卫勋二府中郎将武攸宜为建安王，尚乘直长武攸望为会稽王，太子通事舍人武攸绪为安平王，武攸止为恒安王。又封承嗣子延基为南阳王，延秀为淮阳王，三思子崇训为高阳王，崇烈为新安王，承业子延晖为嗣陈王，延祚为咸安王。还封诸姑姊为长公主，堂姊妹为郡主。太凡诸侄，皆封为王；个别侄孙，亦得爵号。
此外，还“改并州文水县为武兴县。依汉丰、沛例、百姓子孙相承给复”;一度“制天下武氏咸蠲课役”。对于李氏诸王，初未降封。长寿二年腊月初七，始降皇孙成器为寿春郡王，恒王成义为衡阳郡王，楚王隆基为临淄郡王，衡王隆范为巴陵郡王，赵王隆业为彭城郡王，与章怀太子之子丰王光顺、嗣雍王守礼、永安王守义一起招人阁中， “不出门庭者十余年”。
〔太庙、陵寝〕 太庙是帝王祭祖之处，陵寝是帝王祖上尸骨所在。登基前，李氏有太庙、陵寝，登基后，天授元一月十三日，武则天下令立武氏七庙于神都。长寿二年九月十四日，又追尊三世祖，以烈祖昭安皇帝为浑元昭安皇帝，妣曰浑元昭安皇后；显祖文穆皇帝为立极文穆皇帝，妣曰立极文穆皇后；太祖孝明高皇帝为无上孝明高皇帝，妣曰无上孝明高皇后。诸帝后的陵墓称谓和地位也作了相应的变动。
天授元年冬，尊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乔陵，严祖墓曰节陵，肃祖墓曰简陵，烈祖墓曰靖陵，显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为昊陵，显义陵为顺陵，予以扩建，设置署令守户，以奉祭祀。此外，还在昊陵树立“高五丈，阔九尺，厚三尺”,比华岳碑还要高大的“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即所谓“攀龙台碑”;在顺陵树立宏伟巨大的“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分别令李峤、武三思撰文，以歌颂武士饕和杨氏等人的懿德伟绩。与此同时，改唐太庙为享德庙，四时仅祀高祖、太宗、高宗三室，宣帝(熙)、元帝(天赐)、光帝(虎)、景帝(晒)四室，削闭而不享。废唐兴宁等陵署官，唯量署守户而已。又“罢举人习《老子》”,以此减少李氏所崇拜的偶像，逐渐缩小其政治影响。
儒家重视礼乐制度，认为“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国家无礼则不宁。《礼记·乐记》说： “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把礼乐放到了比政刑更重要的地位。
因此，秦汉以降，历代帝王莫不问礼作乐。 “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礼”,本指“吉”“凶”“军”“宾”“嘉”五礼；“乐”本指《云门》、《咸池》、《大磬》、《大夏》、《大渡》、《大武》六舞。但是由于每个帝王的修养和文化水平不同，对礼乐的推行情况也有差异，一般都与儒家所推崇的楷模有较大距离。如有关明堂、封禅等等就是如此。武则天在“正名”的同时，认为提倡儒家的礼乐很有必要，因而开展了许多制礼作乐的活动。
〔享明堂〕 “明堂”既是布政之宫，也是敬神之所。“大享明堂”,乃是最隆重的祭神活动。登基后，武则天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这样的活动。如史籍所载，天授二年正月，三年正月，长寿二年春一月，三年春一月，武则天都亲享明堂。
证圣元年(695)正月十六日夜， “天堂”失火，延及明堂，至天亮，二堂全被烧毁。对此，武则天十分难过，欲避正殿自责，经宰相姚畴谏诤才照如常临朝，仍下诏令文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 “极言无有所隐”。随即又下令薛怀义监作，以姚畴为督作使，重造明堂。
天册万岁二年(696)三月，新明堂竣工。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广三百尺。上施宝凤，后代以火珠。下环铁渠，以象辟雍。武则天命名为“通天宫”。四月一日，又亲行大享之礼。大享明堂如此频繁，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所以当时人认为这是填补了“前王之阙典”。除了大享明堂，武则天有时还亲享南郊，合祭天地。从所撰《享昊天乐章》十二首来看，其礼仪之隆，也不亚于大享明堂。
〔置“七宝”〕“七宝”本来是佛教的七种宝物。具体有四种说法：《法华经》作金、银、琉璃、砟碟、玛瑙、珍珠、玫瑰；《无量寿经》作金、银、琉璃、玻璃、珊瑚、玛瑙、砟碟；《阿弥陀经》作赤金、银、琉璃、玻璃、砟碟、珠、玛瑙；《般若经》作金、银、琉璃、砟碟、玛瑙、琥珀、珊瑚。
这七种宝物本来与帝王没有多大关系。唐制，天子有八玺，即神玺、受命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神玺以镇中国，藏而不用。受命玺以封禅礼神，皇帝行玺以报王公书，皇帝之玺以劳王公，皇帝信玺以召王公，天子行玺以报四夷，天子之玺以劳四夷，天子之信玺以召兵四夷，皆封泥”。
武则天即位后， “改诸玺皆为宝”。长寿二年九月称“金轮圣神皇帝”。又作不同于佛教七宝、但与佛教相联系的七种宝绶，即金轮宝、白象宝、女宝、马宝、珠宝、主兵臣宝和主藏臣宝。“每朝会，陈之殿庭”,以象征自己。超迈古昔的权力。
〔封“神岳”〕 封禅历来被认为是帝王盛典。乾封元年(666),武则天曾与唐高宗封祀泰山，并充当了亚献。其后她又劝高宗封嵩山。高宗三次准备，但因突厥反叛，吐蕃入侵和疾病缠绕，终未成行。因而有人编造歌谣说： “嵩山凡几层，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征兵马，傍道打腾腾”甲。武则天称帝后，快心登封嵩山，但她并不着急，群臣请她封禅时，总予以推辞。天册万岁元年(695),武周政权业已稳固，王公百僚、四夷酋长再次奏请封禅，她便说了声“愈哉!”随即诏定登封日期，任命姚畴等“包含艺文，考练风俗，采儒术，征礼官，规五岁之典章，核四朝之制度”,撰定仪注，做准备工作。
天册万岁二年腊月二日，天寒地冻，北风刺骨。武则天“癖丹掖，开紫微，抚元虬，按黄道”,率文武百官，千军万马向嵩山进发，旌旗招展，好不威风。嵩山亦名中岳，由三部分组成，中曰峻极峰，东曰太室，西曰少室。太室最高，海拔一千四百四十米。
故《诗经》上有“嵩高维岳，峻极于天”之说。要登上这座险峻的大山举行封禅大典，对年逾古稀的武则天来说，具有极大的困难。但是，武则天一点也不畏惧。到达嵩阳以后，即按仪注“幸斋寝，披山幄，靡薜荔之席，陟嬗蝎之台”,进行斋戒。九日， “柴燎”祀昊天上帝于岳南之万羊冈，以显祖立极文穆皇帝、太祖无上孝明高皇帝侑神作主，武则天“戴圆冕，披大裘，登三垓，植四邸”。时“高炎四施，广乐六变”,可谓极其庄严。
十一日，武则天“御金跸、登玉舆，环拱百神，导从群后”,登上中岳之巅。“羽节高挥，上干鸟星之次；龟坛下映，俯瞰鹏云之色。琼文秘检，络之以银绳；宝算休期，探之于金策”。
“然后徜徉烟霄，怡怅古昔，凝神于九天之上，游目于八皱之表”。太室二十四峰尽收眼底，少室三十六峰相映成辉；黄河似带，神都如烟；吊古凭今，心潮澎湃。 “眷触石之雷雨，爰覃作解之恩；仰斗杓之运行，仍布维新之令”。是日大赦，改元万岁登封。
十四日，禅祭后土于少室下趾东南。以显祖妣立极文穆皇后，太祖妣无上孝明高皇后侑神作主。 “戈矛山立，玉帛星陈”。“威秩众灵，遍祀群望”。至此，大礼方毕。乃御朝觐台，受“万国”朝贺。宴罢，复追封嵩岳神祗，以天中王为神岳天中皇帝，灵妃为天中皇后，夏后启为齐圣皇帝，启母为玉京太后，少室阿姨神为金阙夫人。又封王子晋为升仙太子，别为立庙以祀之。自制《升中述志碑》,立于封祀坛之丙地。又令李峤作《大周降禅碑》,崔融作《朝觐坛碑》以记封禅之事。
〔铸“九鼎”〕 “九鼎”是古代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相传禹铸九鼎，以象九州。夏德衰，鼎迁商邑。商德衰，复迁洛邑。及周室灭亡，秦欲取之，一鼎沉于泗水，其余下落不明。一说皆没于泗水彭城。因为九鼎是传国之宝，故历代帝王都想得到它。如汉文帝时，新垣平上诈言，说“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文帝便令治庙于汾阴南， “临河，欲祠出周鼎”武则天知周鼎难求，遂征铜五十六万余斤，以司农卿宗晋卿为九鼎使，重新铸之。
神功元年(697)四月，鼎成。其神都鼎名永昌，高一丈八尺，容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兴，雍州鼎名长安，兖州鼎名日观，屑州鼎名少阳，徐州鼎名东原，扬州鼎名江都，荆州鼎名江陵，梁州鼎名成都，皆高一丈四尺，容一千二百石。令书法家贾膺福，薛昌容，李元振，钟绍京分题鼎额，又令画家曹元廊图写各州山川物芦之豫于鼎上。然后令宰相、诸王率南北牙宿卫兵十余万久及仗内大牛、白象自玄武门外作坊曳人宫城， “置于明堂之庭，各以方位列焉”。曳鼎之时，场面极为宏大。则天自制《曳鼎歌》,令众人唱合。其词曰：
羲农首出，轩昊膺期。
唐虞继踵，汤禹乘时。
天下光宅，海内雍熙。
上玄降监，方建隆基。
在铸九鼎的同时，又铸十二生肖，以为十二神， “皆高一丈，各置其方”
大享明堂、登封神岳、置宝铸鼎，都是武则天举行的朝廷大礼。自古以来，礼与乐是密切相关的。武则天所举行的大礼，无不以乐相随。除了《享明堂乐》、《享昊天乐》等乐章之外，武则天还自制了《申宫大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等等。每天宴会，必奏乐于庭。
制礼作乐，向来被认为是帝王能事。武则天享明堂、置七宝、封神岳、铸九鼎、作大乐，表现得颇为突出。她之所以热衷于此，一方面是因为她是有神论者，相信神灵的存在，并且能给人以吉凶祸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宣扬天人感应，搞自我崇拜，要人们相信她当女皇，建立大周王朝，都是上天的意志，借以统一人们的思想。
当然，武则天搞自我崇拜，最突出的表现还要数接受尊号。众所周知，武则天接受尊号不始于“周”,早在辅佐高宗时，就称为“天后”。登基后，群臣屡请，乃多有改称。天授元年九月改唐为周后不久，即批准群臣所请，称“圣神皇帝”。意思是说，她和以前的封建帝王不同，不是一般的平庸之辈，而是具有圣明和神威的皇帝。
长寿二年九月九日，称“金轮圣神皇帝”。借佛教“金轮王”之义，说卦日就是像金轮王一样的圣神皇帝。三年五月十一日，称“越罟声轮圣神皇帝”,说自己是超迈古今的金轮圣神皇帝。证圣元冬(695)正月初一，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九月九日，又称“天册金轮大圣皇帝”。从“圣神皇帝”到“天册金轮大圣皇帝”,称号的内含越来越大，地位逾来愈崇高。
此外，还有树立天枢的活动。延载元年(694),各少数民族首领请立天枢于端门(洛阳皇城正南门)之外，以记载武则天的功业。武则天析洛阳、永昌二县，置来庭县廨于神都从善坊，以领四方蕃客；以姚畴为督作使，征买天下铜三百二十万斤，铁五十万斤，令工人毛婆罗造模，铸八棱铜柱，以为天枢。高一百零五尺，径一丈二尺：下置铁山，绕以铜龙、狮子、麒麒。上施云盖，置四蛟以捧火珠。珠高一丈，围三丈，金彩荧煌，光比日月。
证圣元年(695)四月一日，天枢成，武则天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武三思制颂文，纪则天功德，以黜唐颂周。 “悉镂群臣、蕃酋名氏其上”。当时朝士献诗者不可胜纪。李峤所作最为高雅，冠绝一时，其诗曰：
辙迹光西峤，勋名纪北燕。
何如万国会，讽德九门前。
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烟。
仙盘正下露，高柱欲承天。
山类丛云起，珠疑大火悬。
声流尘作劫，业固海成田。
圣泽倾尧酒，熏风入舜弦。
欣逢下生日，还偶上皇年。
天枢立， “万国”会，群臣赋诗，皇帝临观，可谓盛况空前。这实际上也是统一思想的一种手段。
宗教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头脑中歪曲的、虚幻的反映。在阶级社会里，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烟，因而往往为统治者所利用。武则天不仅仅是一位精通“法理”的佛教徒，而且是一位目光敏锐的政治家。她深知当时教徒之多，更懂得宗教的社会作用。所以，她即位之后，在利用儒家礼仪和神学迷信的同时，也极力利用宗教。
武则天最重视佛教。这首先表现在对佛教地位的提高。唐高祖、唐太宗尊崇道教，因而对佛教有所压抑。武则天即位以后，则大力提倡佛教。天授二年四月，诏释教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把佛道二教的位置来了个颠倒。其次，表现在对寺院的整修和保护。除天授元年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外，长寿元年置长寿寺，证圣元年又置崇先寺。慈恩寺、敬爱寺、福先寺等也得到修缮。
久视、大足年间(700～701),李峤上书说： “殿堂佛宇，处处皆有。”狄仁杰上书说： “今之伽蓝，制逾宫阙”。说明经她的允许州县寺院广为创建和修饰。此外，延载元年(694)还曾下令： “盗佛殿内物，同乘御物”。对寺院严加保护。第三，表现在对经典的翻译和对塔像的筑雕。长寿二年，武则天以白马寺大德沙门薛怀义为监译，令南印度达摩流支宣释梵文《宝雨经》。证圣元年(695),武则天派人自于阗“迎”回《大方广佛华严经》,并“于大编空寺亲授笔削，敬译斯经”。经高僧实叉难陀、菩提流志、义净等人的努力，圣历二年抄写完功，武则天亲自作序以广其义。
久视元年(700),令三藏法师义净等重译《大云经》,自作《三藏圣教序》。同年又令三藏沙门于阗国僧实叉难陀、大德及大福先寺僧复礼等译《大乘入楞伽经》。长安四年译毕，仍不顾年迈，为之作序。在译经的同时，武则天“欲令像教兼行，睹相生善”,又提倡建塔造像，以“壮其塔庙、广其尊容”。登基之初，即令僧怀义作夹贮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且构“天堂”以贮之。证圣元年(695),令扩建敦煌莫高窟，在今九十六窟主壁之西塑成一尊高达三十三米的趺坐弥勒佛。久视元年以后，又欲于白司马坂造像。影响所及，造像者有增无已。第四，表现在对僧侣的重视。在为新译佛经所写的序言中，武则天对一些高僧作过很高的评价，如在《三藏圣教序》中，说义净等人“并缁俗之纲维，绀坊之龙像，德包初地，道辅弥天”。在《新译〈大乘人楞伽经〉序》中，说实叉难陀、复礼等人“并名追安远，德契腾兰”。对华严宗的创始人法藏和禅宗首领神秀、慧能还进行过特殊的表彰。
法藏曾参加过《华严经》的翻译，知识颇为渊博。据说他宣讲《华严世界品》十分得体，武则天下敕褒美，令载入史册。神秀和慧能分别是禅宗北南二派的代表。当时，神秀年逾，威望极高。 “则天闻其名，追赴都，肩舆上殿，亲加跪礼，敕当阳山置度门寺以旌其德”,尊崇为“国师”。武则天对慧能的佛学修养，也很欣赏，派人请他入京。慧能固辞，武则天索取木棉袈裟，赐“摩纳袈裟一领及绢五百匹”予以奖赏。
第五，还表现在对佛教节日活动的支持。佛教一年中的重大节日有二。一是四月初八佛诞日，一是七月十五自恣日。按照传统习惯，佛诞日要举行“浴佛法会”,以为佛诞纪念；自恣日要举行“盂兰盆会”,以超渡历代祖先。武则天对这两个节日，尤其是后者大力支持。
如意元年(692)七月十五日， “宫中出孟兰盆，分送佛寺”。且于洛城南门外设盂兰盆会， “冠通天，佩玉玺，冕旒垂目，沈纩塞耳”, “穆穆然南面以观”。此外，还常在神都举行“无遮大会”。所谓“无遮大会”就是佛教布施僧俗的斋会，不论僧俗、贵贱，也不论男女，都可以参加。据《通鉴》记载，武则天“每佰无遮会，用钱万缗；士女云集，又散钱十车，使之争拾”。这些都说明武则天对佛教是很器重的。
在器重佛教的同时，武则天对道教也加以利用。由于武则天在提倡佛教方面十分卖力，又下诏令僧尼处道士之上，因而人们往往以为武则天是压制道教的。事实上，正如武则天在废唐太庙之后仍享祭高祖等人一样，她对道教的压制是极其有限的。道教因李氏的推崇而升级，但它并不因为唐朝的建立而产生，它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对于维护统治本身有一定的作用。鉴于当时的道教徒较多，道教比较流行，武则天采取了一些措施，引导道教发展，使与佛教相制约，为武周政权服务。
这主要表现在：一是调合佛道矛盾。圣历元年(689)正月，颁《禁僧道殿谤制》(即《条流佛道二教制》):
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是一宗。比有浅识之徒，竟生物我，或因怼，各出丑言，僧既排斥老君，道士乃诽谤佛法，更相訾毁，多在加诸。人而无良，一至于此。且出家之人，须崇业行，非圣犯义，岂是法门!自今僧及道士敢毁谤佛道者，先行决杖，即令还俗。
其后，又颁《僧道并重敕》: “道能方便设教，佛本因道而生。老释既自元同，道佛亦合齐重。自今后，僧人观不礼拜天尊，道士入寺不瞻仰佛像，各勒还俗，仍科违敕之罪。"二是让道士作“功德”。天授二年(691)二月十日敕以友尉革命，令金台观主中岳先生马元贞率弟子往五岳四渎投龙作功德，造元始天尊像。
万岁通天二年(697)四月，敕东明观三洞道士孙文携将侍者诣岱岳观祈请行道，造天尊像。圣历元年(689)腊月二日，敕大历道观主桓道彦弟子晁自揣于东岳观设金笋宝斋、河图大醮，造等身老尊像。
大足元年(701)正月二日，令神都青元观主麻慈力内赍龙壁御词，缯帛及香等物，诣岱岳观中斋醮。十一月七日，又敕道土赵敬同等于泰山岱岳观灵坛修金篆斋。此外，武则天对道士也是比较尊崇的，还组织搜集、整理过一些道家经典。
武则天利用儒、佛、道，都是出于一个目的，那就是宣传武周地位的正统性和有利于武周统治的社会意识与道德规范，安定社会秩序，以便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当然，光凭社会舆论来统一思想是不够的，有些人根本不理这一套。他们或从传统的观念着眼，或从个人的思想出发，反对武则天称帝，反对武周政权。对这些人，特别是对有“谋反”嫌疑的人，武则天采取了强硬手段，即怂恿酷吏予以镇压。
史载，长寿二年(693)一月，当有人上封事告岭南流人谋反时，武则天便遣右台监察御史万国俊前往推案，并赋以“得实即论决”的特权。万国俊是编造《罗织经》的酷吏之一， “至广州，尽召流人，矫诏赐自尽”,流人号哭不服，国俊驱就水曲， “一日戮三百余人”,回来后又“诬奏流人怨望，请悉除之”。
于是，武则天便派刘光业、王德寿、鲍思恭、王大贞、屈贞筠等官吏，皆摄监察御史，分往剑南、黔中、安南等六道审察。结果，刘光业杀九百人，王德寿杀七百人，其余所杀亦不下百人。 “流人”多系垂操(685～688)以来“谋反”者的亲友或家属。这些人原来都生活在上流社会，享受着荣华富贵，一朝因罪流徙，或被亲友牵连，投鼠边壤，远离京国，地位一落千丈，其愤怒和不满是可想而知的。故“谋反者”或有其人，但绝无如此众多。酷吏大肆杀戮，显然是滥用刑罚。武则天颇知其滥，制“六道流人未雍者并家属皆听还乡里”。
万岁通天二年(697)正月，箕州刺史刘思礼跟术士张景藏学相面术。
张景藏说刘思礼有富贵之相，当位至太师。刘思礼喜悦异常，认为太师位极人臣，非佐命无以致之， “乃与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谋反，阴结朝士，托相术，许人富贵、像其意悦，因说以‘綦连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贵’”。故意制造混乱，企图颠覆武周政权。明堂尉吉顼告之，武则天即付武懿宗与吉顼对讯。 “懿宗与顼诱思礼，令广引朝士。思礼说凤阁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天官侍郎刘奇、石抱忠，凤阁舍人王处、来庭，主簿柳璆，给事史王助，司议郎路敬淳，司门员外郎刘慎之，右司员外郎宇文全忠等三十六家与之通谋”。据说这三十六家， “皆海内名士”,武则天尽诛之，“亲党连坐流窜者千余人”。固然，被杀者中确有“名士”,李元素、孙元亨还是宰相，但他们大都与刘思礼等有一定联系，而刘思礼等正在谋反，武则天杀掉他们，是维护统治所必须的。
总之，武则天在制礼作乐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专政手段。其目的同样是为了巩固武周政权，开创新的局面，促成“盛世”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