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声势
中国著名帝王
通过大享明堂、布政维新等一系列活动，改朝换代不再仅仅是一种可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有了现实性。但是，要真正实现改朝换代，还得进一步拿出充分的理由。因为“天授宝图”上只是说“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并没有说圣母神皇可以改朝换代，代唐自立。如果没有充分的“根据”,贸然改朝换代，必然是“名不正，言不顺”,势必会被人视为窃国大盗。因此，寻找根据，制造舆论，便成了武则天亟待解决的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证明女子称帝、圣母代唐是合理的呢?隋唐之际，亚洲有不少国家都曾发生过女主掌权的事。
在唐帝国的西边，所谓“女国”就是如此： “女国在葱岭之西，以女为王。每居层楼，侍女数百，五日一听政。”
在南面，林邑国也是如此。林邑王范头利卒，几经内乱，国人“立头利之女为王”。
在东部， “新罗王真平卒，无嗣，国人立其女善德为王。”但这只是附属小国的情况。至若中土，虽间或有辅昏君、抱小儿以参政者，但妇人从来没有得过当官任职的权利(皇宫内职与政事无关),更无“南面而立，俨然天子"者。唐永徽四年，农民起义领袖陈硕真自称“文佳皇帝”,然而为时不久，即被当作盗贼镇压了。
虽然有人认为陈硕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但至今得不到公认，因为她毕竟没有统治过一个王朝。由于没有先例可供比附，武则天只能从最原始的经典中去寻找根据。
中国土产的原始经典，主要有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和道家的《道德经》。儒家经典重男轻女，主张男尊女卑。其中根本没有女子可以称王称霸的条文，相反，却有妇女不许参预政治的诫律。例如，《尚书·牧誓》云： “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诗·大雅·瞻邛》云： “妇无公事，休其蚕织。”显然，儒家经典所具有的这些条文，不是武则天改朝换代所需要的东西。道家经典虽与儒经不同，但其中也同样没有女子可以君临天下的说法。
不仅如此，唐室每以老子后裔自居，常行奉祀尊崇之事。如贞观十一年正月，太宗曾说： “朕之本系，出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诏令讲论之时，道士列僧侣之前。因此，道教经典也是不能引用的。
但是，佛教经典中却有女子可以为王的说法。《大方等无想大云经》说：
尔时众中，有一天女，名日净光。佛告净光天女言：汝于彼佛暂一闻大涅槃经。以是因缘，今得天身。值我出世，复闻深义。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所统领处四方之一。汝于尔时，实为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
是(净光)天女者，为众生故，现受女身。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奉承，无拒违者。 如是女王，未来之世，当得作佛。
自汉明帝夜梦金人，竺法兰白马驮经，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士大夫或起塔供像，或出家读经，至魏晋南北朝时成风。梁武帝锐意释氏，舍身法佛，倾府库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隋高祖醉心佛典，任听出家，计口出钱以造经像，官写诸经以散赐寺庙， “天下之人从而风靡，竞相景慕”。唐初高祖太宗二帝，尊崇老子，然亦许作佛事。因此佛教信徒，未尝稍衰。“缙绅门里，翻受秃丁邪戒，儒士学中，倒说胡妖浪语”,诚如太宗所言， “在外百姓，大似信佛”。既然从士大夫到百姓普遍信佛，那么，用佛教经典中的关于女子称王的说法来证明武则天改朝换代的合理性，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武则天早已与佛教有一定关系。从大量资料来看，其母杨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云，乃“思欲托三乘之妙果，凭五演之元宗。永奉严亲，长楼雅志”。也就是说，杨氏幼时，即归身佛门。及武土獲病死荆襄，杨氏仍对佛教深信不疑。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杨氏亦有发挥释教之举。如汉代所建之太平寺，毁于北周武帝，杨氏复立之，又曾建塔于嵩山少林寺。因而一度成了佛教的代表人物。
在龙朔二年讨论僧尼是否应该孝敬父母问题时，不少名僧都曾上书杨氏，请求她维护佛教利益。可见，杨氏是一贯信佛的。在杨氏的影响下，武则天从小就受到了佛教思想的熏陶，她本人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一点，如“朕爰自幼龄，归心彼岸”, “朕幼从释教，夙慕归依”。不仅如此，武则天还在感业寺里当过几年尼姑。虽然她厌倦了感业寺的青灯黄卷生活，但对佛教的学说依然是比较相信的。这可以从她的生活中找到根据。
如显庆元年，太子弘病危，武则天和唐高宗祈求如来大慈大悲，予以保佑；太子病愈后，即令于延康坊西南隅建寺。同年十一月，第三子李显将生，难产，武则天和唐高宗向玄奘许愿，说如能保祐平安，所生是男，即令随玄奘出家；李显出生后，便成了玄奘的弟子。玄奘给他起名叫“佛光王”而李显“受三归依”, “被袈裟服”。
龙朔二年六月一日，四子李旦生于蓬莱宫之含凉殿， “则天乃于殿内造佛事，有玉像焉。”咸亨元年，母卒，乃请以休详坊旧宅为僧寺，度以追冥福。二年九月，复立太原寺于林详坊杨恭仁旧宅。辅政期间所雕大卢舍那佛像至今仍是龙门石窟中的上品。又如永淳二年正月，从驾少林寺，其母薰修之所，犹未毕功， “一见悲惊，万感兼集”;乃遣武三思带金绢等物，前行督建。
垂拱元年，又亲为大德及地婆诃罗等所译《方广大庄严经》作序。垂拱四年，明堂始成， “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大像”。所有这些都说明，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不能全看成是虚伪的利用，武则天也算得上半个佛教徒。
因而她对佛经中关于女子为王的说法，尤其是当时佛教信徒众多的情况当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在没有先例可援，又从儒家、道家经典中找不到改朝换代的理由时，势必会利用佛教来制造舆论。
《大云经》中有女子可以为王的说法，所以武则天在众多的佛教经典中，最重视宣扬《大云经》。
史载， “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 “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又说“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薛怀义本姓冯，名小保，是酷吏索元礼的干儿子。“伟形神，有膂力”,经千金公主推荐，得到武则天的赏识。据说“则天欲隐其迹，便于出入禁中，乃度为僧”。令随洛阳大德僧法明等于内道场念诵经文。又以怀义出身寒微，乃令与太平公主之婿薛绍合族， “人间呼为薛师”。
垂拱元年，武则天修故白马寺，以薛怀义为寺主。垂拱四年，充使督作明堂、天堂，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以功拜左威卫大将军，封梁国公。永昌元年，突厥犯边，为清平道大总管，至单于台，刻石纪功而还。他深得武则天信任，加辅国大将军，进右卫大将军，改封鄂国公。法明亦是当时内道场有名的高僧。因此，当改朝换代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武则天授意薛怀义等注疏佛教有关经典，朽为附会，是不难理解的。但上列史书都说《大云经》是薛怀义和法明等伪造的，这却与事实不符。
早在宋代，《高僧传》的作者赞宁就曾指出： “此经晋朝已译，旧本便云女王，于是岂有天后耶?盖因重译，故有厚诬。加以薛怀义在其间，致招讥诮也。”赞宁认为《大云经》早有译本，这是毫无问题的。唐高宗时，名僧道宣编《大唐内典录》,其中就著录了两个本子。一为后秦沙门竺佛念所译。有五卷、四卷两种。一为北凉沙门昙无谶所译，凡六卷。但是，赞宁又认为法明等所上为“重译”本，又显得缺乏根据。
近代敦煌石室发现了《大云经疏》残卷。有学者对该残卷进行了认真研究。在所作跋尾中略云： “卷中所引经曰及经记云云，均见后凉昙无谶所译大方等无想经。此经又有竺法念译本，名大云无想经。
《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皆以此经为武后时伪造。然后凉译本之末，固详说黑河女主之事，故赞宁《僧史略》颇以唐书之说为非。志盟《佛祖纪》从之，故于武后载初元年书‘敕沙门法朗九人重译《大云经》,不云伪造。’今观此卷所引经文，皆与凉译无甚差池。岂符命之说皆在疏中，经文但稍加缘饰，不尽伪托欤?又此疏之成，盖与伪经同颁天下。故敦煌寺中，尚藏此残卷。”
有学者认为：
观昙无谶译《大方等大云经》之原文，则知不独史籍如《旧唐书》等之伪造说为诬枉，即僧徒如志盟辈之重译说亦非事实。今取敦煌残本，即当时颁行天下以为受命符谶之原本，与今佛藏传本参校，几全部符合。间有一二字句差池之处，而意义亦无不同。此古来书册传写所习见者，殊不能据此以为有歧异之二译本也。又因此可知薛怀义等当时即取旧译之本，附以新疏，巧为传会，其与昙本原文，则全部袭用，绝无改易。既不伪造，亦非重译。
然则王跋以为“经文但稍加缘饰，不尽伪托。”又云： “此疏之成，盖与伪经同颁天下。”则尚有未谛也。盖武瞾政治上特殊之地位，既不能与儒家经典中得到一合理证明，自不得不转求之于佛教经典。而此佛教经典若为新译或伪造，则必假托译主，或别撰经文。其事既不易作，其书更难取信于人，仍不如即取前代旧译之原本，曲为比附，较之伪造或重译者，犹为事半而功倍。
如上所言，仍有不足之处，如认为薛怀义等所上即昙无谶译本。固然昙无谶所译与敦煌藏本经疏所引经文无甚差池，但《通鉴》云，薛怀义等所上《大云经》是倦，而昙无谶所译为六卷。如果说怀义所上为昙无谶译本，这种情况是不好解释的。后秦沙门竺佛念所译有四卷者。又，武则天在《三藏圣教序》中说： “自夜掩周星，霄通汉梦。玉毫流彩，式彰东渐之风；金口传芳，遂睹后秦之译。”如此，则薛怀义等所上，当是竺佛念所译旧本。
虽然如上所论，有些微瑕，然瑕不掩瑜，观其要旨，率皆精辟宏瞻。如谓薛怀义“取旧译之本，附以新疏，巧为传会”, “既非伪造，亦非重译”,即是如此。这一点还可以从史书中得到进一步印证。如《通鉴》卷二百〇四卷说： “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
同年十月，武则天“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使僧升高座讲解，其撰疏僧云宣等九人皆赐爵县公，仍赐紫袈裟，银龟袋”。细细比较，可知当时所上有经有疏。经为旧本，疏为新撰。不然，若经疏均系新撰，则“其撰疏僧”云云，是无法解释的，岂有不赏撰经人而独赏撰疏人之理!再说当时佛教流行，凡诸内典，佛徒学士，谁人不知，那个不晓?临时杜撰，欲瞒天过海，那怎么会成功?
总之，两《唐书》与《通鉴》所说《大云经》系伪造品，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大云经》早已有之。薛怀义等沙门所上，是竺佛念所译旧本及自撰新疏。
至于新疏的内容，则诚如《旧唐书·则天本纪》所言，是“盛言神皇受命之事”的。敦煌所藏《大云经疏》残卷中有这样的话语：
经曰： “即以女身，当王国土。”今神皇王南净浮提一天下也。
经曰： “女既承正，威伏天下，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违拒者。”此明当今大臣及百姓等，尽忠赤者，即得子孙昌炽，皆悉安乐。如有背叛作逆者，纵使国家不诛，上天降罚并自灭。
也就是说，至高无上的“佛”已经授命于圣母神皇，让她来改朝换代，统治东方世界， “佛”意如此，万不能违； “佛”法无边，违必丧灭。由此可见，薛怀义所作经疏，完全是取旧经文而附以新说，目的无疑是为武则天代唐制造舆论的。
由于薛怀义等人巧妙地将佛教旧经与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所撰经疏突出了神皇受命于天的主题，因而武则天看后十分满意，立即颁行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上千人。于是，《大云经》和《大云经疏》便像雪片一样，从神都洛阳，飞向四面八方。一时间，东起渤海，西止葱岭，南抵交趾，北迄大漠，所到之处，圣母受命无不是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既然佛意如此，又怎能违抗“佛”的旨意?
既然条件已经具备，舆论又已造成，改朝换代的时机就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