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科举

武则天要从太后登上皇帝宝座，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光靠外戚和酷吏是根本不行的，还必须拥有广大的支持者。武则天深知支持者的重要。早在二次进宫后不久，她就着手培养自己的心腹。当上皇后，尤其是参预朝政以后，又与唐高宗采取了许多扶植新贵的措施。及临朝称制，进一步注意选拔人才。

大量史实说明，到越王贞起兵时，武则天的统治已有了相当雄厚的基础，在她的周围，已聚结了一批智能之士，但是还没有达到足以消灭政敌，稳定局势， “永昌帝业”的程度。这一点武则天非常清楚。越王父子起兵后，宗室贵亲及“皇唐旧臣”蠢蠢欲动，使她更加感到自己力量的不足。因而她决定首先重用酷吏，对反对自己的人实行无情打击。

但是她知道，酷吏只能起到铲除政敌的作用，而要建设新政权必须依靠一大批杰出人才。所以，她在重用酷吏，铲除政敌的同时，进一步采取措施，搜罗英杰，以增强自己的实力。这不仅表现继续“令文武五品以上各举所知”,而且还表现在她对科举制度的改革上。

科举制是继九品中正制后的一种新的选官制度，起于隋而兴于唐。它包括制举和常举两种形式。《新唐书·选举志》云：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吏，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与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制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比较进步的选官制度。因为它可以摆脱土族门阀的垄断地位，给统治机构增添一些新鲜血液。

但是，这种比较进步的选官制度在隋代刚刚诞生，唐初仍然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里。根据粗略统计，唐高祖武德年间由科举入仕者仅三十二人，每年平均不到三人；所用宰相十二人，出身科举者只一人。太宗在位二十三年，由科举入仕者凡二百二十四人，每年平均不过十人；所用宰相二十九人，出身科举者亦不过三人。不仅如此，而且，考试制度不够健全， “不贡举”的情况时有发生。科目也少得可怜，制举偶尔举行，常举也只有秀才、进士、明经。

高宗时，由于高宗和武则天的重视，科举制有了较大发展。在唐高宗君临天下的三十四年中，通过科举入仕者六百三十人；所用宰相四十七人，出身科举者十一人。而且，科目也有所变化， “秀才”被取消， “进士”的地位有所上升。但是，制度仍不够完善，有时“不贡举”,有的科目少。在及第人数方面，有时也表现出忽多忽少的现象。如永徽五年，进士及第一人；六年，四十三人；七年(即显庆元年)三人。这对于搜罗各种人才是不利的。

针对这种状况，武则天在临朝称制，特别是平定越王后，采取有力措施，对科举制进行了一番改革：

首先，使“常举”制度化，坚持每年开科取士，不以任何借口停止贡举。

其次，调整取士科目。重点发展进士科，适当发展诸科，降低明经科的地位。如分神都、京师两处举进士；增加明法科及第人数，垂拱四年至三十人。

第三，扩大制举。表现在：缩短制举间隔。以前数年一次，自此基本每年一次。扩大录取人数。以前每次只一至二人，自此大有突破。增加制举科目。以前每次不过一至二科，自此，增至七至八科。

这些改革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因为它是以发掘人才为出发点的。这一点从发展进士科和扩大制举二项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进士科与明经科不同，不以背典帖经为要，而以属文写策为主，因而易于招徕关心时政、思维敏锐、富有远见的匡世之才。 “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制科亦为搜罗英杰的重要途径之一， “宏材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间，不为无得也”。

通过这些改革，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科举制对人才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

时人张文成曾说： “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由于考生大量增加，挑选余地也扩大了。因而，一方面吸引了一批血气方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也确实得到了一些“真才实贤”。后来大名鼎鼎的张柬之、张说、裴耀卿等人，就是此时及第的。

为了进一步搜罗人才，武则天在改革、健全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又创立了殿试。所谓殿试，就是皇帝在殿廷上向贡士亲发策问的考试。载初元年(690)“二月，辛酉(十四日),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

殿试的创立，是科举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某些皇家基于对武则天的偏见，对此次殿试的情况或避而不谈，或记载甚简。不过，详查一下有关资料，基本情况还是清楚的。

《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制科举》条载： “载初元年二月十四日，试贡献人于洛城殿前，数日方毕。”《册府元龟》卷《贡举部·条制一》亦载： “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十四日，试贡举人于洛城殿前，数日毕。”卷六百四十三《贡举考试》条所载略同。这些资料与上述《通鉴》所载相辅相成，至少提供了三方面的信息：此次殿试开始于二月十四日；考试持续进行，“数日方了”;考试地点在神都洛城殿。

洛城殿位于洛阳宫城西南，东为集贤殿所在，西为丽景夹城，南为洛城南门，北为饮羽殿，是一座高大雄伟的宫殿。在这样一座宫殿里，考试进行了数日，而且皇帝亲自临试，这是前所未闻的壮举。由此可以想见，此次殿试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事实也是如此。据《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二载，为了求贤进善、准备殿试，永昌元年(689)六月，武则天曾下了一道诏书。诏书云：

鸾台：上之临下，道莫贵于求贤；臣之事君，功岂逾于进善。所以允凝庶绩，式静群方，成大厦之凌云，济巨川之沃日。故周称多士，著美风谣；汉号得人，垂芳竹素。历观前代，罔不由兹。朕虽霄分辍寝，日旰忘食，勉思政术，不惮劬劳，而九域之至广，岂一人之犯化?必伫材能，共成羽翼。虽复群龙在位，振鹭充庭，仍恐屠钓或违，迈轴尚隐，未殚岩穴之美，或委邱园之秀。所以屡回旌帛，频遣搜扬。推荐之道相寻，而虚伫之怀未惬。永言于此，寤寐以之。宜令文武官五品以上，各举所知。其有抱梁栋之材，可以丹青神化；蕴韬钤之略，可以振耀天威；资道德之方，可以奖训风俗；践孝友之行，可以劝率生灵；抱儒素之业，可以师范国胄；蓄文藻之思，可以方驾词人；守贞亮之节，可以直言无隐；履清白之操，可以守职不渝；凡此八科，实该三道。取人以器，求才务适。所司仍具为限程，副朕意焉。主者施行。

既令文武五品以上分八科各举所知，又不限人数之多寡，那么荐举出来的贡士一定不在少数。有人估计， “应制者向万人”,当不是夸大之辞。正因为考生上万，科目又多，考试才得以持续数日。由此可知，当时仁子云集，神皇临考的情景是何等动人?

关于此次殿试的内容，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从上述令文武五品以上荐士诏书分析，考试至少分“蓄文藻之思”、“抱儒素之业”等八科举行。每科按照惯例策问二至三道，各科内容不尽相同，但所问当皆与时政密切相关。这并不是臆说，殿试前的策问都是如此。例如，嗣圣元年(684),武则天临朝，欲稳定局势，将大展宏图，乃针对时弊，策词标文苑科问：

朕闻北辰端居，贮众彦以经邦；南面居尊，俟群材而纬俗。是知九官分职，薰风之咏载敷；八元匡朝，就日之规方远。历选列辟，遐考前修，并建明扬之躅，式广旁求之义。故康衢扣角，授相越于齐班；海上牧羊，封侯超于汉秩。泊乎淳风陵替，雅道湮沈，仕必因基，官非材进。官虽备职，位匪得人。遂使七辅之材，销声于岩穴；六佐之彦，晦迹于邱园。寤寐以之，载劳虚伫。今欲革因遁之弊，蹑稽古之踪，此志虽勤，其途未遂。为是旌贲爽于前代，英雄寡于今晨。伫尔昌言，朕将亲览。

永昌元年(689), “革命惟新”正在积极准备之中，策贤良方正科问，第一道即云：

朕闻体国经野，取则于天文；设官分职，用力于人纪。名实相逼，自古称难；则哲之方，深所不易。朕以薄德，谬荷昌图，思欲追逸轨于上皇，拯群生于季俗，澄源正本，式启维新。俾用才委能，靡失其序，以事效力，各得其长。至于考课之方，犹迷于去取；黜陟之义，尚惑于古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可衷?此虽戈戈束帛，每贲于邱园；翅翅错薪，未获于英楚；并何方启塞，以致于兹?伫尔深谋，朕将亲览。

可见，所问皆与当时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载初元年二月殿试时，正值“革命”前夜，则所策问，无疑是侧重于“革命”问题的。

总之，武则天在打击政敌的同时，继续搜罗英杰。通过完善科举，创立殿试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得到了地主官吏各阶层，尤其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地主——主要是庶族地主的支持。这对武则天来说，也是走向皇帝宝座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