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走向皇位 铲除政敌

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其权势已与女皇无异，但毕竟还没有黄袍加身。不过随着权势欲望的增长，这一天迟早是要到来的。她何时开始有这种想法，史无明文。从修建明堂时的决心， “洛出图”后的兴奋和欣然接受“圣母神皇”的尊号过程中，她的心事已经暴露无遗。

然而，要真正登上皇帝宝座，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对她的，前有徐敬业、越王贞等人，其后，以宗室为首的反对派仍有很大的实力。武则天是位刚毅果决，办事稳重的女性。她既已用强有力的铁腕，打败了那么多的政敌，还何惧之有呢。她要乘平叛胜利之后，想方设法铲除一切政敌，向既定的目标迈进。正因为如此，当武承嗣建议“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的时候，武则天没有表示反对。

那么，怎样才能铲除政敌呢?对公开反叛者，可以出兵征讨；但对那些分布在朝廷内外、全国各地的潜藏的政敌，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利用酷吏，诉诸法律。

封建法律是维护统治阶级、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利益的工具，因此，凡是有损于统治阶级、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都可以绳之以法。虽然唐初以来实行的法律主要是维护李唐宗室和“皇唐旧臣”利益的工具，但是，既然这个工具掌握在了武则天手里，她就可以首先用以保持自身及支持者的利益；既然宗室、旧臣要危害她，她自然可以将这个法律变成镇压宗室旧臣的工具。比如，《唐律》规定： “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者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如果给反对派扣上“谋反”的帽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加以消灭。

武则天“通文史”,深知法制的重要以及其中的奥妙，而且，在同褚遂良、长孙无忌、上官仪等人的斗争中，已经积累了不少使用法律武器的经验。其中，要抓住政敌，绳之以法，必须有人告密，就是重要的一条。早在文明元年，武则天就开始奖励告密。

这年二月，武则天废中宗、立睿宗后不久， “有飞骑十余人饮于坊曲，一人言： ‘向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中宗)。'一人起，出，诣北门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系羽林狱。言者斩，余以知反不告皆绞，告者除五品官。”

徐敬业起兵之后，武则天进一步奖励告密。史载太后“疑天下人多图己”, “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奖励告密的目的，就是要用法律武器来对付政敌。而要用法律武器铲除政敌就需要酷吏。

所谓“酷吏”,即是残暴酷烈、滥用刑罚的官吏。这种官吏的存在，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普遍现象。自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创立《酷吏传》以来，《汉书》、《后汉书》等“正史”中皆有专篇。虽说唐初几年“官得其人”,没有产生过著名的酷吏，但是既然最高统治者需要用残暴酷烈的办法维护统治，那么，酷吏将会被创造出来。这是自不待言的。

本来，武则天对酷吏是反感的。这不仅可以从她的《臣轨》一书里看出，还可以从她参预朝政以来的所作所为中看出。临朝称制之初，她曾经对臣下说过：我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夙心之所鄙兵方冀化致无为，业光刑措。这便是明证之一。但是，当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发展到不可调合的地步，以致“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的时候，她便不得不改变策略，暂时采用“夙心之所鄙”的酷吏了。

对于武则天的这一变化，一些史书中也或多或少有所披露。如《旧唐书·刑法志》云： “则天临朝，初欲大收人望”, “然则天严于用刑，属徐敬业作乱及豫博兵起之后，恐人心动摇，欲以威制天下，渐引酷吏，务令深文，以案刑狱”。

《通典·刑典八》云： “大唐武太后临朝，属徐敬业反，越王贞等起兵，遂立威刑以服天下。将移神器，渐引酷吏，务令深文”。《旧唐书·酷吏传》亦云： “逮则天以女主临朝，大臣未附，委政狱吏，翦除宗枝。于是来俊臣、索元礼、万国俊、周兴、丘神劫、侯思止、郭霸、王弘义之属，纷纷而出。”可见，引用酷吏，并不是由于武则天秉性残忍，热衷杀戮，而是由于铲除政敌、巩固统治的需要。

史载，自越王父子失败之后，武则天“大开诏狱，重设严刑”, “委政狱吏”。“由是告密之辈，推核之徒，因相诬构，共行深刻”,酷吏队伍很快兴起。著名的酷吏头目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人就是在这时出现的。

索元礼，出自少数民族，是位“胡人”。此人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并得举进士及第，是薛怀义的义父。徐敬业失败后，他被擢为游击将军，充当推事使，时人号为“索使”。“推一人，广令引数十百人，衣冠震惧，甚于狼虎”。由于武则天多次召见赏赐， “张其权势”,因而成为第一位显赫的酷吏。

周兴，雍州长安(今西安市)人。 “少以明习法律，为尚书省都事”,累迁司刑少卿，秋官侍郎， “屡受制狱”,推劾残酷，时人号为“牛头阿婆”。以发明火瓮拷讯法及判词中有“被告之人，问皆称枉；斩决之后，咸悉无言”而著称。

来俊臣，与周兴同乡，雍容美貌，颇明法理，但“面柔心狠，行险德薄”,一经武则天提拔，即专按制狱，继索元礼、周兴而起，后来居上，成为最有名的酷吏。

随着酷吏的兴起，各种“滥用刑罚”的残暴行为便相继发生：

诬告。自垂拱初年开告密之门以来，所告多系事实。《旧唐书·桓彦范传》载： “往属革命之时，人多逆节。”但是，反对派人数至多，能抓住把柄的毕竟是少数。那么，怎样对付这些未露马脚的反对派呢?酷吏的办法是： “构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人物是来俊臣。为了使诬告成功，来俊臣与朱南山、万国俊等人造《告密罗织经》一卷， “具为支脉纲由，咸有首末，按以从事”, “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欲陷某人，即于数处同告，使被告者有口难辩，俯首就案。

逼供。在众多的“谋反”案中，有些铁证如山。例如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黄公谓及常乐公主等人，与越王父子通谋，即是如此。这类案件很容易定性。但是，更多的“谋反”案是“诬告”出来的，没有多少过硬的材料，被告往往不服。对于这些人，酷吏的办法是逼供。为此，他们制造了许多可怕的刑具。大枷便是其中之一。

史载，来俊臣“以索元礼等作大枷，凡有十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其目的是用这些异乎常制的刑具使被告毛骨悚然，望而生畏。

据说酷吏讯囚，先布枷棒于地，对囚犯说： “此是作具。”囚犯见之，大都“魂胆飞越”,违心自诬。对于见了刑具还不招认的囚徒，酷吏便使用各种刑具予以拷讯： “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皇(凰)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橛’;或使跪棒枷，累甓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缒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铁圈毂(箍)其首而加楔”, “或处之以秽室，或并绝其粮饷”。

有人描写当时的情况说： “新开总监内，洛州牧院之中，递成秘狱，互为峻网：塞户瑾窗，粗杖大枷；追摄掩捉，匪朝伊夕；炬火围宅，刀棒阑(拦)门；苦楚掠考，非罪亦承。”

诛夷。由于告密和拷掠，不但把一些真正的谋反者揪了出来，送上了断头台，而且也给一些没有谋反迹象的人戴上了谋反的帽子，送进了阎罗殿。

有人描述当时的情况是：“公卿士庶，连颈受戮，道路籍籍。”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被酷吏杀掉的李氏宗室和“皇唐旧臣”确实不少。其中宗室死亡尤惨。史载，垂拱四年(688)冬， “韩王元嘉、鲁王灵夔、元嘉子黄国公選、灵夔子左散骑常侍范阳王蔼、霍王元轨及子江都王绪、故虢王元凤子东莞公融坐与(越王)贞通谋，元嘉、灵夔自杀，元轨配流黔州，選等伏诛”。永昌元年(689)夏， “杀辰州别驾汝南王炜、连州别驾鄱阳公種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于霭州”。九月， “杀宗室鄂州刺史嗣郑王瞰等六人”, “嗣滕王修琦等六人免死，流岭南”。 “皇唐旧臣”亦遭到了沉重打击。据说“朝士多因入朝，默遭掩袭，以至于族”, “每入朝者，必与其家诀曰： ‘不知重相见不?’”造成了一片恐怖气氛。

由于武则天曾经重用酷吏，酷吏又有这么多的残暴行为，因而，在封建时代，就有人认为武则天是千古未有之忍人，甚至说她是“恶之穷天地亘古今者”。今人亦往往据为口实，说武则天残忍无道。

固然，从当时的情况看，武则天重用酷吏，以诬告、逼供、诛夷的办法对付政敌，手段是残酷的。但从整个古代社会来考察，这也不是什么新招法。自阶级产生，特别是专制制度确立以来，诬告、逼供、诛夷的事便在不断发生，而且基本上为封建法律所容许。

与古代的脯醯、炮烙、焚烹、缳裂、凌迟、支解、活埋等刑罚相比，武则天用酷吏诛杀政敌的残酷程度未必最甚。再说这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需要。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一旦达到不可调合的程度，哪有不残酷的?隋炀帝弑父杀兄，唐太宗杀兄屠弟，不是照样很残酷吗?

武则天重用酷吏，这是事实。但重用过酷吏的不止是武则天，汉武帝、唐玄宗等人也是如此。西汉一代，著名的酷吏十八人，其中张汤、赵禹等十二人都是汉武帝的臣子。他们的作为完全以皇帝的旨意为标准。上所爱者，挠法活之；上所憎者，曲法灭之，“以斩杀缚束为务”, “其治如狼牧羊。”

如果因为武则天重用过酷吏就说她是十恶不赦的暴君，那么，对汉武帝、唐明皇等人重用酷吏之事当作如何解释?所以，由此把武则天当作千古未有之忍人是不大妥当的。

有人说，酷吏杀戮的主要是百姓，并以此作为否定武则天的根据，这也是值得商榷的。酷吏的作用，在于为武则天铲除政敌，为走向皇位排除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她需要的正是百姓的支持，根本没有杀戮百姓的必要。

如果说酷吏当年杀害的都是些无辜的平民百姓，那么怎么还会出现“四方告密者蜂起”,公卿大臣， “连颈就戮”的局面呢?这是不可思议的。

从酷吏的构成上来看，残杀百姓说也是讲不通的。当时的酷吏，多在御史台任职。御史台官的职责，或为“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或为“纠举百僚，推鞠狱讼”。而且，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在首都洛阳的“新开总监”和“洛州牧院”里推按制狱。这样以来，被他们杀掠的必然主要是达官贵人，而不可能是众多的平民百姓。

如果再从被杀者的实际情况考察，问题就会看得更为清楚。在有关当时酷吏的材料中，杀害百姓的记载寥若晨星；与此相反，屠覆绅缨的“罪恶”却俯拾即是。《周故朝议大夫行兖州龚业县令上柱国程府君(思义)墓志》云： “扬豫作逆，袄氛未殄。王侯将相，连头下狱，伤痍诛斩，不可胜数。”

《旧唐书·礼仪志》载，酷吏“贼害宗室”, “勋阶岁累”。同书《酷吏·万国俊传》载，国俊“屠覆宗枝朝贵”。《新唐书·来俊臣传》云，俊臣“阴啸不逞百辈，使飞语诬蔑公卿”, “颛以诛夷大臣为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因此，残杀百姓说是不能成立的，以此作为否定武则天的根据，也是不大合适的。虽然，在酷吏纵横的岁月，难免有个别无辜百姓会被牵连而遭受祸害。

当然，用酷吏铲除政敌的残酷手段是不足称道的。但对武则天来说，这一手段极为重要。这一点连封建史家也承认，有人说，武则天因酷吏以自肆， “不出帏闼，而天命已迁”;有人说， “武后因之坐移唐鼎，天网一举，而卒笼八荒”,攻击中带着钦佩。武则天的亲信大臣朱敬则说，武则天开告端，重酷吏， “故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赞扬中略带阿谀。这些评论，从不同角度夸大了酷吏的作用，但毫无疑问，重用酷吏是武则天走向皇帝宝座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