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杀抗逆
武则天具有顽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她在平定徐敬业叛乱之后，改元“垂拱”,仍然独揽大权。一年以后，当家完全趋于安定，形势有所好转时，她才作出了返政的姿态。垂拱二年(686)正月， “皇太后下诏复政于皇帝。”但睿宗知太后非诚心，奉表固让，坚决不干，于是， “太后复临朝称制”,继续掌握权柄。谁对此表示异议，她就贬杀谁。例如：垂拱二年十月，雍州新丰县(今陕西临潼),东南有山涌出，侍臣以为祥瑞，武则天改新丰县为庆山县， “四方毕贺。”江陵人俞文俊不以为然，上书说道： “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埠阜出。今太后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太后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穆德以答天谴，不然，殃祸至矣!"
很露骨地反对女人掌权。武则天大怒，把俞文俊流放到了岭外。
垂拱三年五月，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刘祎之在私下对凤阁舍人贾大隐说：“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贾大隐把这话向武则天作了汇报，她十分不悦。有人诬告刘祎之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之贿，又与许敬宗之妾私通。武则天令肃州刺史王本立审问其事。王本立宣读武则天之敕，祎之曰： “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武则天以为拒捍制使， “赐死于家。”刘祎之少年时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人称“刘孟高郭”。上元年间被诏入禁中，充当“北门学士”。武则天临朝， “甚见亲委”,被提拔为宰相， “时军国多事，所有诏敕，独出祎之，构思敏速，皆可立待。”只因有使则天还政之意和“拒捍制使”之行，便丢了性命。
垂拱三年九月，虢州人杨初成自称郎将，矫制募人，欲迎庐陵王于房州而驱逐武则天和唐睿宗，武则天立即处决了杨初成。
在此期间，武则天励精图治，为振兴唐王朝作了许多努力。
其一，广开言路。唐初依前代旧规，设登闻鼓于西朝堂，设肺石于东朝堂，供告急诉冤之用，但派专人防守，一般人即使有冤，也难以击鼓立石。
垂拱元年(685)二月，武则天下制： “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击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
垂拱二年三月，又令巧匠鱼保家作铜匳四枚，共为一室， “四面置门”,分别为青、红、白、黑四色，置于朝堂，以收天下常人表疏：青匳在东，名“延恩”,告“养人及劝农之事者”投之；红匳在南，名“招谏”,“正谏论时政之得失者”投之；白匳在西，名“伸冤”, “有欲自陈屈抑者”投之；黑匦在北，名“通玄”,献“谋智者”投之。令正谏大夫、补缺、拾遗一人充使，于朝堂知匳事， “每日所有投书，至暮并进。”武则天通过铜匦了解到不少情况， “由是人间善恶事多所知悉。”
其二，扩大仕途。唐初入仕之途主要是门荫，其次是军功、科举。门荫是汉魏以来传统的入仕途径，带有“世卿世禄”之遗风，只局限于达官贵人。军功受爵古亦有之，然不甚流行。南北朝末期以后有所抬头，但只局限于战争的场合和军人内部。科举制起于隋、兴于唐，虽面向全社会，但也往往限于贵族士人，一般百姓很难问津。所以唐初的仕途虽较前代为宽，但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仍然是比较窄的。官僚贵族仍是政治舞台上的主体。对此，唐太宗十分不满。他曾准备拓宽仕途，实行自举，但因有人反对而未能如意。
武则天自当皇后以来，遭到不少士族官僚的反对。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使更多的有识之士为其统治服务，她勇敢地迈出了唐太宗所未能迈出的一步。垂拱元年五月， “制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也就是说，不论是现任官吏，还是平民百姓，只要有才干，都可以毛遂自荐，以求进用。正如《新唐书·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才真贤。”
其三，注重吏治。吏治对社会状况至关重要，因此自古有作为的帝王莫不勤于整饬。武则天“通文史”,且有几十年的统治经验，对此十分清楚。她知道，对于官吏光用法律的形式来约束是不行的，要使他们“称职”,必须加强教育，使其懂得为臣之道。为此，她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撰写《臣轨》一书，从十个方面对臣下提出要求：
同体。即为臣者要与君王同心同德，做君主的手足耳目；爱国恤人，尽职尽责。
至忠。以慈惠为本，多其功而不言；推善于君，引过在己。守道。以“道”清心正身，佐时匡主；名不动心，利不动志。
公正。理官事则不营私家，当公法则不阿亲党，举贤才则不避仇雠；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
匡谏。除君之过，矫君之失；以谏为忠，不避斧钺。诚信。以信忠君，以信怀下；上下通诚，信而不疑。
慎密。保守国家机密，不漏禁中之语；非所言勿言，非所为勿为。
廉洁。奉法以利人，不枉法以侵入；以廉平为德，不求非其所有。
良将。有五材四艺，机智果断。
利人。禁未作，兴农功，省徭轻赋，不夺人时，务使家给人足。
显然，其中心思想是要求臣僚成为德才兼备，忠君爱民的人物。垂拱元年书成， “普锡具僚。”由于此书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要求严而不苛，因而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在对官吏进行普遍教育的同时，武则天还对官制的某些环节也作了改革。如垂拱二年(686)正月，提高地方官的身份， “初令都督、刺史并准京官带鱼。”
三年十一月，罢监军。史载： “太后欲遣韦待价将兵击吐蕃，凤阁侍郎韦方质奏请如旧制遣御史监军，太后曰： ‘古者明君遣将，阃外之事悉以委之。比闻御史监军，军中事无大小皆须承禀。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责其功!’遂罢之。”
其四，加强法制。武则天辅佐高宗几十年，深知法制的重要。为了进一步维护社会秩序，垂拱元年，即派人重新删定律令格式。所谓律令格式，乃是唐王朝的法律文书的形式。
简单些说， “律”是国家的法律条文， “令”是关于尊卑贵贱及国家制度的规定， “格”是皇帝下达的有关百官日常行事的敕令， “式”是有关国家行政法规的各种章程。高宗即位之初，律令格式已大体齐备，而以律的成就最为显著。自永徽至垂拱，已历三十余年，律令，特别是格式已有了重定的必要。因此，武则天在广开言路的同时，命内史裴居道、夏官尚书岑长倩、凤阁侍郎韦方质与袁智弘等十余人重新删定。
修改律令的指导思想是约法省刑。武则天说： “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夙心之所鄙。方冀化致无为，业光刑措。”由于《永徽律疏》本身“得古今之平”,因而修改时大抵依旧， “惟改二十四条。”对于格式，则根据“便于时”而“堪为当时行用”的原则作了较大的变动，编成《垂拱格》二卷，《垂拱留司格》六卷，《垂拱式》二十卷。删定工作结束后，武则天亲为《垂拱格》作序，与律令等一道颁下。由于武则天的主导思想正确，加上删修官韦方质、王守嗔等精通法律，因而垂拱格式“议者称为详密”。施行之后，颇见成效。
其五，抗击突厥。平定徐敬业叛乱后，周边少数民族贵族侵扰的事仍有发生。垂拱元年，突厥阿史那骨笃禄侵扰朔、代等州。武则天命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为阳曲道行军总管，与中郎将蒲英节率兵赴援。至忻州(山西忻县)为突厥所败，死者五千余人。
垂拱三年(687),骨笃禄复与元珍侵扰朔州。武则天遣燕然道大总管黑齿常之及左鹰扬大将军李多祚率兵击之，大破突厥于黄花堆(在朔州神武川),追奔四十余里，突厥散走碛北。右监门卫中郎将爨宝璧率一万三千人穷追。由于贪功，特别是采取了蠢猪式的战术，结果全军覆没。武则天下令“诛宝璧，改骨笃禄曰不座禄”。虽然损失较重，但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突厥贵族的疯狂侵扰。
其六，赈济灾民。垂拱年间，发生了几次干旱和地震等自然灾害。武则天对灾民颇为关心。垂拱四年二月，山东、河南等地百姓因去岁遭受旱灾而甚饥乏。武则天命王及善、欧阳通、狄仁杰巡抚赈给。这便是其中的一例。
武则天所做的这些努力，绝大部分都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实上也确曾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因此，她的威望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在励精图治的同时，武则天的权势欲也有了明显的增加。如果说她起初只是暂时临朝并无长远打算的话，现在就有了长期临朝称制的思想。而随着这种思想的产生，对李、武两家的态度也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一如既往，继续尊崇李氏。垂拱三年闰正月，封皇子成美为恒王，隆基(即后来的玄宗)为楚王，隆范为卫王，隆业为赵王。
垂拱四年正月，在神都创高祖、太宗、高宗三庙， “四时享祀如西庙(京师太庙)之仪。”另一方面，一改先前限制外戚的做法，提高武氏地位，大搞武氏崇拜。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在神都为高祖李渊等立庙的同时，“又(于西京)立崇先庙以享武氏祖考。”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公平合“理”,一视同仁，实际上，在一姓独尊的时代为武氏修崇先庙，就是对李氏的贬抑。因此，一些官僚，尤其是李唐宗室的一些人，对武则天越来越不满。
垂拱四年(688)二月，武则天下令毁神都之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 “明堂”相传为周公所创，系帝王布政、祭祀、大享、朝会之室。汉魏六朝，多有设置。但“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简牍，全文莫靓”,因而各代所造差异很大。要问“明堂”是个什么样子，即使“巨儒硕学”,也很难说得清楚。
隋文帝开皇年间，将作大匠宇文恺据《月令》造“明堂”木样以献，文帝“方欲崇建，而诸儒争论不定，竟议罢之”。唐太宗贞观年间，令“儒官”议明堂制度，将欲建之， “但以学者专固，人人异言，损益不同，是非莫定”。高宗永徽、乾封之际，两次发动“群儒”议明堂制度，且改元总章，置明堂县，以示必建，而议者纷然甲， “终高宗之世，未能创立。”
武则天认为，建立明堂十分重要，可以赞五神、申宗祀、扬国威、顺物理， “使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因而早在乾封之岁即上表请立。镇压徐敬业叛乱之后，她决心按高宗遗志和自己的夙愿修建明堂。鉴于太宗、高宗欲立明堂而诸儒议论纷纭的事实，武则天“独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问诸儒”。诸儒都说明堂应置于国阳丙已之地，即在皇宫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武则天认为丙已之地， “去宫室遥远，每月所居，因时飨祭，常备文物，动有烦劳”,乃“自我作古”,毁乾元殿，以薛怀义为使，役数万人以造明堂。表示她将在这里祭祀天地，供奉祖先，发号施令，长期执政。
就在这时，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看出了她的心事。四月，武承嗣亲自导演了一出“洛出书”的喜剧。史载，武承嗣使人在一块白色的卵石上刻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大字，以碎紫石和药填之，使变得古雅别致，如天外之物，然后放入洛河边的一个小潭内。几天以后，派雍州人唐同泰从水中捞出，献于朝廷，宣称发现了“洛书”。《易·系辞上》云：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尽管后人对“河图” “洛书”的理解不同，但都把河出图、洛出书当作帝王德高功大、治国有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代称。唐同泰既称这块瑞石得之洛水，无疑是向朝野宣告：武则天临朝以来，励精图治，天下太平，以致上苍降瑞，出现了洛书自现的奇迹。而且，这书上明明写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话，可见，上天的意思是让武则天永远当政。
毫无疑问，这是迎合武则天的权势欲望，为她长期掌权制造舆论的。与此同时，许多大臣亦纷纷上表祝贺： “陛下以虔恭顾托，八篆灵开，超万祀而同存，历百世而罕逮。况乎阴阳景测，朝市天临，号令施于四海，机衡动于万国，灵心叶赞，景业会昌，荐希代之鸿宝，获非常之嘉应。固可以明種大宝，礼秩介邱，副神宗之乃眷，答上元之蕃祉。臣等遇偶休明，荣参簪笏。千年旦暮，邀逢累圣之期；百辟歌讴，喜属三灵之庆。无任凫藻踊跃之至。”表现出对武则天长期控制朝政的支持。
武则天极为高兴，决定在这块石头上大作文章。史载：武则天命其石曰“宝图”,擢唐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下诏指出，将亲拜洛水，受“宝图”;御明堂，朝群臣。令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集于神都。接着，加尊号为圣母神皇，作神皇三玺。
七月，更命“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名出图小潭曰“圣图泉”,并于泉侧置永昌县。又改嵩山为神岳，封其神为天中王，拜为太师。此外，以先此曾于汜水得到瑞石一块，改汜水为广武。
但是，这些活动引起了李唐宗室的极为不满。他们认为，武则天这样做，必然会使武氏更加得势，而使李氏日益沉沦；长此以往，不仅大唐的江山社稷难以保障，就连自身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因此，他们暗中串通，“密有匡复之志。”越王父子的反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越王李贞是唐太宗的第八个儿子，系燕妃所生。贞观五年(631)封为汉王。七年，授徐州都督。十年，改封原王，不久徙封越王，拜扬州都督，赐实封八千户。十七年，转相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实封满一万户。
永徽四年(653),授安州都督。咸亨年间(670～674),复转相州刺史。武则天临朝，加官太子太傅，除豫州刺史。此人“少善骑射，颇涉文史，兼有吏干”。在宗室中享有美名，被称为“材王”。但为人奸诈，有才无德， “所在或偏受谗言，官僚有正直者多被贬退，又纵诸僮竖侵暴部人”,因而在社会上并没有什么威望。
越王贞对武则天当权很有意见。武则天刚刚临朝称制，他便与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霍王元轨、元嘉子黄国公李谓、灵夔子范阳王李蔼、元轨子江都王李绪及其长子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计议反正”,准备造反。“在蔡州，数奏免所部租赋以结人心，家僮千人，马数千匹，外托以畋猎，内实习武备”,由于武则天采取了预防叛乱的措施，给他们升了官衔，加之高宗新丧，正在办理后事，他们才没有行动。后来徐敬业起兵，他们看到徐氏别有用心，也没有参加。徐敬业败亡后，他们慑于武则天的威风和实力，暂时减少了串通。但当他们看到武则天作明堂，收符瑞，即将拜洛受图时，再也沉不住气了，便加紧联络，调动军旅，决心大动干戈，将武氏赶下台去。
垂拱四年(688)七月，黄国公李谓给诸王写信： “内人病渐重，恐须早疗；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仍速相报。”意思是说，皇太后为害渐深，宜早除之，如果等到拜洛受图之后，事情就不好办了。要求诸王早做准备。韩王元嘉又煽动说，皇太后拜洛受图，令宗室赴集，大享之际，必遣人告密， “因大行诛戮”,到那时， “皇家子弟无遗种矣。”其用意与李谓完全一致。
不久，李课伪造皇帝玺书，送给琅琊王李冲，云：“朕被幽系，王等宜各救拔我也。”李冲看后又伪造玺书曰：“神皇欲倾李家之社稷，移国祚于武氏。”分送韩、鲁、霍、越、纪等王，各令起兵以赴神都。于是诸王加紧准备，李冲父子尤为积极。李冲一面命其心腹萧德琮等召募士卒，一面与“诸王连谋”,与济州刺史薛颛、弟绪，绪弟驸马都尉绍勾结；李贞亦遣人与东莞公李融、寿州刺史驸马都尉赵环及纪王慎等相约。霎时间，形势骤变，宗室诸王厉兵秣马，磨刀霍霍，大有翻江倒海之势。
范阳王蔼遣使谒李贞父子，建议诸王同时行动： “若四方诸王一时并起，事无不济。”李贞父子亦认为，诸王于四方并起，可使武则天顾此失彼。因而着手制定起事日期。
当时，唐高祖第七女常乐公主捎话给越王说： “尔诸王若是男儿，不应至许时尚未举动。”催促起兵。越王制定好行动时间，分别通知诸王。诸王中有的还未接到通知，九月十七日，琅琊王李冲即提前起兵于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
李冲起兵的消息传到神都洛阳后，武则天立即以左金吾将军丘神劫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率军讨伐。
当时，李冲率所部五千余人，欲渡过黄河，攻占济州，然后向神都进发。但道路为其部下武水县令郭务悌所阻。李冲大怒，首先向武水县(在聊城西南)发起进攻。郭务悌向魏州刺史求援，魏州刺史派莘县(为武水之西邻)县令马玄素带一千七百人入城拒守。李冲令其徒用草车塞武水南门，因风纵火，欲乘火入城。不料“火作而风回”,反而阻挡了自己的部队。由于攻不下武水，士气一落千丈，其大将董玄寂对人说： “琅琊王与国家交战，此乃反也。”李冲杀了玄寂，结果“兵众惧而散入草泽，不可禁止，惟有家僮、左右不过数十而已”。
二十三日，李冲见大势已去，慌忙逃回博州。但还未来得及入城，就被守门人杀掉了。李冲自起兵到失败，前后不过七日。丘神劫的讨伐军还未赶到，李冲的叛乱已告平息。乃“传首神都，枭于阙下”。
李唐宗室起兵“失败的主因，无疑是准备不足，行事仓猝”。由于李贞起兵的准备不足，时间仓促，加之诸王贪生怕死，因此，李冲起兵之后，诸王“莫有应者，惟贞以父子之故，独举兵以应之”。
史载，八月二十五日，越王贞起兵于豫州(今河南汝南)以应李冲。其时李冲已死二日，因路途遥远，消息闭塞，李贞并不知道。李贞起兵时，遣使约东莞公李融同时行动。“融仓促不能应”,在僚佐的逼迫下，只好把使者抓起来待变。
武则天得知越王将反，又着手组织讨伐力量。越王贞攻陷豫州上蔡(今属河南),闻其子已败，不胜慌恐， “欲自锁诣阙谢罪”。这时，新蔡县令傅延庆率勇士二千人赶到，李贞才改变了主意。为了鼓舞士气，他哄骗说：“琅琊王已破魏、相数州，聚兵至二十万，朝夕即到，尔宜勉之。”又在属县征兵，得七千余人，分为五营：李贞自领中营；以汝阳县丞裴守德为大将军、内营总管；赵成美为左中郎将，押左营；闾弘道为右中郎将，押右营；安摩诃为郎将、后军总管；王孝志为右将军，前军总管。又以蔡州长史韦庆礼为银青光禄大夫、司马。“凡署九品已上官五百余人”,势力大大超过了琅琊王。
九月一日，武则天命左豹韬大将军翻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夏官尚书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凤阁侍郎张光辅为诸军节度，发兵十万以讨之。下诏削除越王父子属籍，改其姓为“虺”氏。
九月中旬，翻崇裕等部至豫州之东，距城四十里下寨。李贞自建府设官之后，常令道士僧侣诵经念咒，以祈事成。但所属官吏、兵士多以胁迫见从， “本无斗志”, “家僮、战土咸带符以辟兵”,只有其女婿裴守德武艺高强，愿为卖命。讨叛大军距城四十里，李贞令其幼子李周规同裴守德带兵前去拒战，结果刚一交兵，就一败涂葫地。裴守德等满身是血，逃回城内。
李贞大惧，无计可施。正踌躇之际，讨叛大军已兵临城下，把豫州围得水泄不通。越王贞登上阁楼，见城下人山人海，军容甚盛，预感到危在旦夕，不禁长叹一声。一位亲兵走来说： “事既如此，岂得受戮辱，当须自为计。”越王遂服毒而死。裴守德亦自缢。家僮等“舍仗就擒”。越王贞从起兵到失败也不到二十天，与其子李冲一样，头颅被悬于国门。
越王父子的起兵之所以这样迅速地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起兵不得人心。武则天自扫平徐敬业叛乱后，励精图治，采取了不少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措施，社会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支持她的人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叛乱，必然会遭到众人的反对。事实也是如此。李冲起兵后遭到博、魏两州军民的反击，官军未至，便已解体。
李贞起兵时，与纪王李慎联络“慎知时未可”,拒不合作；起兵之后，仅得士卒七千，且多是胁从之辈， “无心战作”,才一交兵，便宣告失败。当然，越王父子的迅速失败，也与宗室诸王不相救应有较大关系。起兵之前，越王父子与宗室诸王多次联系，制定了进军路线和起兵时间，但当他们先后起兵之后， “诸王仓卒无应者。”既得不到人民支持，又得不到宗室援助，势单力薄，自无立身之地。此外，越王父子的迅速失败，也与武则天及时出击，将帅用兵得法有一定的关系。总之，越王父子逆时而动，其下场同徐敬业一样悲惨。
武则天在镇压了越王父子之后，又“收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黄公课、常乐公主子东都，迫胁皆自杀”,更其姓曰“虺”氏，诛其亲党。
徐敬业的叛乱被平定了，越王贞的反抗也被镇压了，谁还敢再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呢?在一连串的胜利之后，武太后踌躇满志，向下一个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