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之死
武则天在参预朝政期间，确实是“忧劳天下”的。可是古往今来，许多历史学家并未看到这一点。相反，不少人还指责她专权，说她为了要当女皇，鸩杀了太子李弘。李弘果真是武则天杀害的吗?这是必须澄清的问题。
关于太子李弘之死，史书记载不一。 《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云：上元二年(675)四月“己亥(25日),皇太子弘薨于合璧宫之绮云殿”。同书卷八十六《高宗诸子·孝敬皇帝弘传》云： “上元二年，太子从幸合璧宫，寻毙，年二十四。”《新唐书》卷三《高宗纪》云：上元二年四月己亥，“天后杀皇太子。”同书卷七十六《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云： “萧妃女义阳、宣城公主幽掖廷，几四十不嫁，太子弘言于帝，后怒，鸩杀弘。”卷八十一《孝敬皇帝弘传》云： “帝尝语侍臣： ‘弘仁孝，宾礼大臣，未尝有过。’而后将骋志，弘奏请数怫旨。
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毙，年二十四，天下莫不痛之。”《资治通鉴》卷二○二高宗上元二年四月条载： “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迕旨，由是失爱于天后。义阳、宣城二公主，萧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子见之敬恻，遽奏请出降，上许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当上翊卫权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从这些记载来看， “鸩杀”说盖出于《新唐书》。后人言武则天杀太子者即源于此。
对于《新唐书》的记载，《资治通鉴》的作者已表示怀疑。司马光在《考异》中说：
《新书本纪》云： “已亥，天后杀皇太子。”《新传》云： “后将逞志，弘奏请数怫旨，从幸合璧宫，遇鸩薨。”《唐历》云： “弘仁孝英果，深为上所钟爱。自升为太子，敬礼大臣鸿儒之士，未尝居有过之地。以请嫁二公主，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实录》、《旧传》皆不言弘遇鸩。按李泌对肃宗云： “高宗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为行第，故睿第四。长日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新书》据此及《唐历》也。按弘之死，其事难明，今但云时人以为天后鸩之，疑以传疑。
司马光的这一怀疑是有道理的，但他在众说纷纭的史料面前，不肯作出明确的判断，只说“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作客观的叙述。
司马光修《通鉴》时， 《新唐书》刚问世不久。作为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对宋祁、欧阳修撰写《新唐书》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据《考异》所说，《新唐书》“鸩杀”说的来源是李泌对肃宗讲的话和《唐历》的记载。
《唐历》凡四十卷，是唐人柳芳写成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该书作于肃宗上元(760～761)之后。当时作者被贬黔中，史料缺乏，所载或凭自身及高力士回忆，难免有失误之处。且柳氏言太子弘不以寿终者，并未肯定太子系武后所杀。因为不以寿终也可能是因病死亡。所以，以《唐历》所载“不以寿终”作为武则天鸩杀太子弘的论据，本身是软弱无力的。
至于李泌对肃宗之言，史书记载颇多，似乎确有其事。但问题在于，李泌所言，究竟有多大的可靠程度。《新唐书》卷八十二《十一宗诸子·承天皇帝谈传》云：
肃宗即位， “议以(建宁王)侦为天下兵马元帅，左右固请广平王(即皇太子)。
帝从之，更诏俊典亲军，以李辅国为府司马。时张良娣有宠，与辅国交构，欲以动皇嗣者。忠謇，数为帝言之，由是为良娣、辅国所滑，妄曰：‘谈恨不总兵，郁郁有异志。’帝惑偏语，赐侦死，俄悔悟。明年，广平王收二京，使李泌献捷。泌与帝雅素，从容语侦事，帝改容曰： ‘侦于艰难时实自有力，为细人间阅，欲害其兄，我计社稷，割爱而为之所。’泌曰：‘尔时臣在河西，知其详。广平于兄弟笃睦，至今言建宁，则呜咽不自己。陛下此言得之谗口耳。’帝泣下曰： ‘事已尔，未耐何!’泌曰： ‘陛下尝闻《黄台瓜》乎?高宗有八子，天后所生者四人，自为行，而睿宗最幼。长日弘，为太子，仁明孝友，后方图临朝，鸩杀之，而立次子贤。贤日忧惕，每侍上，不敢有言，乃作乐章，使工歌之，欲以感悟上及后。其言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归。而贤终为后所斥，死黔中。陛下今一摘矣，慎无再!’帝愕然曰： ‘公安得是言?’是时，广平有大功，亦为后所构，故泌因对及之”。
由此可见，李泌的这段话是在张良娣(后为皇后)谗杀建宁王并企图陷害广平王的情况下对肃宗讲的，其目的是想让肃宗觉醒，从而保护广平王。为此，他在所举前朝故事中，也可能有编造和附会传说的成分，其《黄台瓜》诗句很类似流传极广的曹植《七步诗》。
《通鉴》在“慎无再”之后还记载说： “上愕然曰： ‘安有是哉!卿录是辞，朕为书绅。’对曰： ‘陛下但识之于心，何必形于外也!’”显然，在此之前，唐肃宗根本没有听过什么“黄台瓜辞”。如果说李泌所言李贤“黄台瓜”属实，肃宗何以茫然无知?又，李泌言“黄台瓜辞”系李贤所作，当时李贤正为太子，聪明过人，岂能将兄弟比作供人采摘的“瓜”?退一步说，纵然他自比为瓜，认为杀掉太子弘对自己有利，也不敢在父母面前唱“一摘使瓜好”的诗句而让他们去感悟。如果感悟了，岂不是将他的人品也暴露无遗!所以，我们认为所谓《黄台瓜》可能是李泌借题发挥出来的玩艺。如此说不谬，则《新唐书》“鸩杀”说的两个来源都是靠不住的。
从《通鉴考异》中可知，司马光在修《通鉴》时，曾看到过当时的《实录》。《实录》不言太子弘遇鸩。《旧唐书》卷五《高宗纪》、卷八十六《高宗诸子·孝敬皇帝弘传》、《唐会要》卷入《追谥皇帝·孝敬皇帝弘》、《册府元龟》卷二百五十八《令德》等亦不言遇鸩。这些都说明“鸩杀”说是缺乏可靠记载的。
撇开《新唐书》“鸩杀”说的出处不谈，就其本身而言，也是很难成立的。《新唐书》的作者并未拿出太子弘遇鸩的直接材料，只是从太子弘与武则天的关系方面加以推测： “后将骋志，弘奏请数怫旨”,因而武则天鸩杀了太子弘。这种推测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首先，所谓武则天“方图临朝”而杀太子是毫无根据的。武则天确曾临朝称制，但那是后来的事；要说她在上元(674～676)年间即“图临朝”却非事实。如前所述，武则天是在高宗多病，太子幼弱的情况下参预朝政的。她有参预朝政的愿望，但当时并无当女皇的野心。
咸亨元年(670)以久旱请避皇后之位，就是明证。退一步讲，假如武则天要临朝称制，那么，她首先要杀掉的应当是唐高宗，其次才是皇太子，并且，连自己的其他几个儿子也应统统杀掉。不杀掉高宗，怎么临朝称制，不杀掉李贤李显等人，难道他们不会成为新的皇太子?但事实上，武则天并没有加害于高宗，相反，对高宗还颇为关心。李弘死后，紧接着就是立李贤为太子。李贤获罪，复以李显代之。如果说武则天是为临朝而杀死了李弘，这些事实将如何解释?
其次，所谓“弘奏请数怫旨”也是有问题的。查太子弘奏请之事，大抵有以下几宗：
总章元年(668)二月，释典于国学，请赠颜回为太子少师，曾参为太子少保。
总章元年十二月， “时有敕，征辽军士逃亡，限内不首及首而更逃者，身斩，妻子籍没”,弘上表认为征辽军士逃亡，可能有各种具体原因，不应罪及妻子， “伏愿逃亡之家，免其配没”。
咸亨二年(671),高宗及武后幸东都洛阳，留太子弘于京师“监国”,弘见萧妃所生义阳、宣城二公主仍幽掖廷，请嫁之；又请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贫民。
上述奏请除咸亨二年请嫁二公主事外均得到唐高宗和武则天的认可，这在史书上有一致记载。可见并没有什么违旨的地方。所谓“数怫旨”不知从何说起。
关于请嫁二公主之事，《旧唐书》卷八十六《孝敬皇帝弘传》记载说：“时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掖庭，太子见之警恻，遽奏请令出降，(诏)许之。”而《新唐书》卷八十一《孝敬皇帝弘传》则说： “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闻眙恻，建请下降。武后怒，即以当上卫士配之，由是失爱。”同书卷七十六《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进一步说： “萧妃女义阳、宣城公主幽掖廷，几四十不嫁，太子弘言于帝，后怒，鸩杀弘。”
《新唐书》对二公主情况的叙述，至少有二处错误：一是年四十不嫁，一是配当上卫士。义阳、宣城二公主是唐高宗的女儿，生年不详。按高宗生于贞观二年(628)六月，至咸亨二年(671)也就是太子弘请嫁公主那年，方四十三岁。其女岂得遂有四十!三岁生子，荒谬绝伦。《新唐书》卷八十三《八十三传》及《唐会要》卷六《公主》条所载，义阳公主下嫁权毅，宣城公主下嫁王勖。而权毅、王勖并非当上卫士。
义阳、宣城二公主是否在咸亨二年仍幽于掖廷，没有出嫁?这也是值得考虑的。如前所述，萧淑妃有个儿子，封为许王，名叫素节。当萧氏被杀之时，素节并未丧命，只是被赶出京城，让他去当申州刺史。这在史书上是有明文记载的。可见，唐高宗和武则天并无将萧氏子女置于死地的意思。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将义阳、宣城二公主长期幽于掖廷而不让出嫁?看来实在不合情理。
《旧唐书》卷八十六《泽王上金传》载： “义阳、宣城二公主缘母萧氏获谴，从夫外官。”据此，则义阳、宣城二公主早已出降了；太子弘请嫁二公主，只不过是个别史家的杜撰罢了。《册府元龟》不载请嫁公主事，越发使人相信这样的结论。
退一步说，即使太子弘确请嫁二公主，武则天也不可能因此“鸩杀之”。义阳、宣城二公主是萧淑妃之女，而萧妃曾经是武则天的情敌。因此，武则天虐待他们是有可能的。但萧淑妃死后十五六年，时移事异，武则天对她们的态度必然会有所好转，至少在高宗在世时，她表面上会这样做。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后来她曾上表高宗，请“义阳、宣城二公主各增夫秩”。在这种情况下，太子弘请嫁二公主，武则天怎么会勃然大怒?再说请嫁公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和武则天并没有很大的利害冲突，武则天怎么会因此怀恨在心，并且在三年以后，杀掉自己的亲生儿子?由此来看，“鸩杀”说实在是一种不尽情理的杜撰。
再从太子弘生前死后的情况看，武则天亦不可能“鸩杀”太子。
如前所述，太子弘是武则天的长子。永徽三年(652)七八月间生于感业寺，四年封为代王，显庆元年正月六日立为皇太子。在册封为皇太子时，唐高宗曾寄予很大的希望： “惟尔代王宏，猗兰毓祉，乔桂凝华，岐嶷表于天姿，符瑞彰于神授。”“朕虔奉灵图，肃膺丕业，仰惟七庙之重，思隆万叶之庆，畴咨列辟，钦若前修，是用命尔为皇太子。”要他“绝骄奢之心，纳忠良之训”, “无怠无荒，固保我宗基。”当时太子弘是武则天手中的一张王牌，她对太子的态度与高宗完全一致。
由于李弘当时太小，立为太子后并没有立即移居东宫，仍然生活在武则天身边，直到显庆四年十月加元服，始入居东宫。时唐高宗与武则天幸洛阳，留皇太子“监国”, “太子思慕不已，上闻之，遽召赴行在。”可见太子弘对唐高宗和武则天是很有感情的，亦“深为帝及天后所钟爱”。唐高宗和武则天还注意培养他的政治才能。
如龙朔三年十月一日，诏云： “宜令皇太子宏每日于光顺门内坐，诸司有奏事小者，并启皇太子。”咸亨二年前，高宗和武则天亲自为太子弘选择了美丽的妃子；当该妃婚前被贺兰敏之奸污后，武则天大伤脑筋，不惜杀死贺兰氏这位侄儿，这位武士獲的继承人。咸亨二年后，他们又为太子弘纳右卫将军裴居道之女为妃。由此可见，太子弘与唐高宗、武则天的关系一直很好。武则天作为母亲，怎么会“鸩杀”他呢?
太子弘死后，被追谥为“孝敬皇帝”。葬于洛阳附近缑氏县景山之恭陵， “制度一准天子之礼”。唐高宗还在大病之余亲制《孝敬皇帝睿德记》,并书之于石，树之陵侧。在《孝敬皇帝睿德记》中，唐高宗对太子弘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具有九德：至孝、至仁、至明、至俭、至正、至博、至直、至睦、至通。
这样的评价显然是过于溢美，但它反映出高宗对太子弘的悼念之深。当时武则天也在洛阳，并负责处理朝政，诸如追谥太子为孝敬皇帝、葬礼一准天子等事武则天肯定是赞同的。这说明她与高宗的心情是完全相同的。
《孝敬皇帝睿德记》上说：太子死后， “天后心缠积悼，痛结深慈。言朕之怀，不欲违其心许，故申旧命，爰赠尊名。粤以吉辰，乃谥为孝敬皇帝。”可见，对太子弘之死，武则天十分悲痛， “孝敬皇帝”之谥，还是她首先提出来的。如果说太子弘确系武则天所害，那么唐高宗怎么会这样写?史载： “(裴)居道以女为太子(弘)妃，则天(称制)时，历位纳言、内史、太子少保，封翼国公。”就是说，在太子弘去世十年之后，他的岳父裴居道还受到过武则天的重用，位至宰相。如果说武则天鸩杀了太子弘，这些事又将如何解释?
事实上，太子弘并不是武则天杀害的，而是死于疾病。太子弘头脑聪明，但身体不好。《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邢文伟传》载李弘自述云：
早尚坟典，每欲研精政术，极意书林。但往在幼年，未闲将卫，竭诚耽诵，因即损心。
意思是说，他小的时候学习刻苦，但不知道保护身体，结果用功过度，伤了身体。到他能参预朝政时，又得了重病。引日唐书卷八十六《高宗中宗诸子·孝敬皇帝弘传》录制文曰：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
“瘵”即肺结核，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这种病是很难治愈的。因此，太子身体越来越坏。到咸亨二年“监国”时，竟一度不能过问朝政。《旧唐书》卷八十六《孝敬皇帝弘传》载： “是时戴至德、张文灌兼左庶子，与右庶子萧德昭同为辅弼，太子多疾病，庶政皆决于至德等。”
咸亨三年，病情有所好转，但仍不能正常行动，而为“风虚”所苦。为了使太子弘恢复健康，唐高宗和武则天曾下旨“不许重劳”,但并未能使李弘病情好转。上元二年(675),高宗“风疹不能听朝”,太子亦为沉瘵所迫。三月，高宗“苦风眩甚”。见太子身体如此，欲下诏令天后摄知国政，但遭到宰相郝处俊的激烈反对。于是高宗决定等太子弘病愈，便让他摄知国政。但为时不久，太子弘病情恶化，终于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对此，当时的文书上写得十分清楚。《赐谥皇太子宏孝敬皇帝制》云：
皇太子宏，生知诞质，惟几毓性。直城趋驾，肃敬著于三朝；中寝问安，仁孝闻于四海。若使负荷宗庙，宁济家邦，必能永侏昌图，克延景历。岂谓遽婴雾露，遂至弥留。顾惟辉掌之珍，特切钟心之念，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知，将逊于位，而宏天资仁厚，孝心纯确，既承朕命，掩欷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
《册谥孝敬皇帝文》云：
咨尔故皇太子宏，克岐克嶷，有德有行。顷炎象戒节，属乐沈疴。实美惟痊，释予重负。粤以瘳降，告以斯怀。尔忠恳特深，考情天至，闻言哽咽，感绝移时，因此弥留，奄然长逝。
就是说，太子弘随高宗去合璧宫避暑时，又得了重病，一度昏迷不醒。其后病情稍有好转，唐高宗表示将禅位于他。听了这话，太子深感不安，很快导致病情加剧：先是“伏枕流欷”,接着便重新昏迷。病情恶化，抢救无效，于上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在合璧宫死去。
总之，太子弘死于疾病，这是确凿无疑的。《新唐书》所谓天后“鸩杀”太子弘者，纯粹是加在武则天头上的不白之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