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政业绩
显庆五年(660)十月之参预朝政，对武则天来说本来是临时性的。太子长大成人，她便可以告别政坛，深居后宫。可是，显庆五年以后，唐高宗“头重目眩”的病常常复发，又患上了可怕的虐疾。每次患病，一月左右。由于有病，需要休息，而当病情缓和时，高宗总是花许多时间去打猎、游幸。这一点，只要浏览一下唐高宗这时的履历谱，就会看得非常清楚：
龙朔元年(661)三月二十七日，幸合璧宫。七月，还东都。十月，畋于陆浑、非山。
二年(662)三月五日，离开东都。十六日，至河北县(今三门峡市西北)。二十二日，幸蒲州(今山西永济)。二十四日，幸同州(今陕西大荔)。四月一日，至京师。十月，幸骊山之温汤(即今临潼华清池)。三年
(663)居长安蓬莱宫之含元殿，厌风湿。
麟德元年(664)二月十日，幸福昌宫。二十五日，幸万年宫。八月，还京。二年(665)二月十日，发自京师，二十五日，至合璧宫。闰三月初一至东都。十月，东南行，十二月，至泰山之下。
乾封元年(666)正月，禅于泰山。三月，始返东都。六日以后，复幸合璧宫。四月八日，达长安。
二年(667)秋，久疾不愈。总章元年(668)二月二十四日，幸九成宫。八月二十一日还京。
二年(669)四月一日，幸九成宫。九月二十六日，大菟于岐州(今陕西凤翔县东南)。十月十二日，还京。咸亨元年(670)四月二十八日，幸九成宫。八月十七日还哀。
二年(671)正月七日，发京师，二十六日，至东都。十一月十七日，幸许、汝二州。十二月十日，校猎于叶县，(今河南叶县)。二十三日，还东都。
三年(672)四月九日，幸合璧宫。二十一日，教旗于洛水之南。十月五日，发东都，十一月十七日，至京师。
四年(673)四月二十一日，幸九成宫。八月，患严重虐疾，热而不寒，病情危笃。十月二十四日还京。上元元年(674)十一月一日，离京师。四日，校猎于华山之曲武原。二十三日，至东都。
二年(675)三月，风疹复发，目眩难忍，居合璧宫，四月末，还洛阳。
仪凤元年(676)二月十九日，幸汝州之温汤。三月六日，还东都。闰三月二十二日，离东都。四月十一日至京师。二十一日，幸九成宫。十月一日，还京。
二年(677)正月二十九日，幸司竹园，即日还宫。
三年(678)五月七日，幸九成宫。十月，还京。
调露元年(679)正月二十八日，幸东都。居宿羽等宫。
永隆元年(680)二月八日，幸汝州温汤。十二月，至少室山。二十日，还东都。四月二十一日，幸紫桂宫。八月五日，还东都。十月八日西行，二十七日，至京师。
开耀元年(681)闰七月，复病，服药饵。永淳元年(682)四月之日，离长安，二十二日，至东都。
弘道元年(683)正月，幸奉天宫四月十二日，还东都。五月三日，幸芳桂宫，复至合璧宫，遇雨而还。十月，幸奉天官。十一月，风眩头闷，难受至极。
在这种情况下，高宗虽欲勤于朝政，但往往苦于精力不济，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常常仍需他人代理朝政。
本来皇太子李弘逐渐长大，可以成为唐高宗的得力助手。可是实际上皇太子并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李弘自立为太子，即多有疾病， “沉瘵婴身”,得了严重的结核病。在很长时间内，不能观决朝事，其预政者仅仅有下列几次：
龙朔三年(663)十月，高宗患风痹，皇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即大明宫紫宸殿南之右门)视诸司奏事。
乾封二年。(667)九月，高宗久病不愈，命皇太子监国。
咸亨三年(672)十月，高宗幸京师，诏皇太子于东都监国。
咸亨四年(673)八月，高宗患虐疾，令皇太子于延福殿受诸司启事。
李弘由于病魔缠身，二十四岁时，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李弘死后，其弟李贤(武则天第二子)被册立为皇太子，时年二十岁。李贤“容止端重，少为帝爱”。高宗曾对司空李劫说： “此儿已读得《尚书》、《礼记》、《论语》,诵古诗赋复十余篇，暂经领览，遂即不忘。我曾遣读《论语》,至‘贤贤易色’,遂再三覆诵。我问何为如此，乃言**此言，方知夙成聪敏，出自天性。”初封潞王，后迁授岐州刺史，加雍州牧、幽州都督。龙朔元年(661),徙封沛王，加扬州都督，兼左武卫大将军，雍州牧如故。二年，加扬州大都督。麟德二年(665),加右卫大将军。
咸亨三年(672),改名为德，徙封雍王，授凉州大都督，雍州牧、右卫大将军如故。上元元年(674),复名为贤。“及为皇太子，令监国，处分明审，为时所称”。有一定的政治才能。
但此人颇好声色，思想也比较保守。他看不惯武则天参政，召集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参军格希玄、学士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儒士给范晔《后汉书》作注，用东汉外戚专权以影射时政。
武则天对此不满，命人撰写《少阳正范》及《孝子传》赐给他，接着“又数作书诮让之”,希望他能够改邪归正，孝敬父母，努力学习治理天下的本领。而太子贤自命不凡，拒不接受。太子贤不接受批评的态度，确实加深了母子之间的矛盾。
另外，当时宫中有人窃议，说李贤不是武则天生的，而是其姊韩国夫人的儿子。李贤听到后， “内自疑惧。”不久，术士明崇俨向武则天秘称“太子(贤)不堪承继”。李贤闻之， “愈不自安”,乃招募刺客，将明崇俨暗杀。武则天“使人发其阴谋事，诏令中书侍郎薛元超、黄门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与法官推鞫之，于东宫马坊搜得皂甲数百领”。
因此，李贤被废为庶人，太子位由其弟李显继承。而李显年少，且学识有限，仍不能独理朝政。
这样，在许多场合，特别是高宗患病之际，仍需要武则天参预朝政。而武则天对此也很清楚，希望能够继续参政。为此，除努力做到处事“皆称旨”外，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依靠高宗，诛杀权臣。
武则天参政四年后，权势有所增加，已与宰相上官仪发生了矛盾。从“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 “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犹恐皇后有怨而道出上官仪的情况来看，唐高宗对武则天的感情是深厚的，只是偶尔有些不满，本无废弃之意；真正要求废弃武则天的乃是宰相上官仪。
上官仪，字游韶，陕州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人。曾祖回，任后周襄城太守。祖父失名，履历不详。父弘，隋比部郎中、江都总监。虽然家世并不显赫，但也算得上个小门士族。隋炀帝大业末年，父弘为陈棱所杀，仪乃私度为僧， “游情释典，尤精《三论》。”“寝工文词，涉贯坟典”。诗歌清秀，“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人称“上官体”。贞观初，以进士及第，任弘文馆学士，颇为唐太宗所重。高宗即位后，迁秘书少监，进西台侍郎。
龙朔二年(662)十月，同东西台三品，位至宰相，“颇恃才任势。”当宰相一年多工夫，就形成了“独持国政”的局面。这是武则天所不能容忍的，她要对上官仪加以限制。
上官仪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进而真正达到独持朝纲的目的，便指使同党王伏胜捏造罪名，激怒高宗，并见缝插针，亲手导演了一出废皇后的滑稽剧。然，正当他指手划脚，得意忘形的时候，一副沉重的镣铐禁锢了他的身躯，直到死在狱中。
上官仪是被指控为与燕王忠谋反而丧生的。燕王忠自显庆元年失去皇太子地位以后，怀恨在心，结纳宾客，图谋不轨，遣使入京，窥探消息，又怕事泄被杀，常穿妇人之衣以防奸细。因而也未能逃脱死亡的厄运。上官仪被杀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再敢对武氏参政公开表示异议。
不徇私情，大“义”灭亲。
参预朝政之前，武则天曾“制《外戚诫》献诸朝”。参预朝政后，武则天对自己的亲戚限制得比较严格，贬杀了哥哥武元庆、武元爽、武惟良、武怀运和侄儿贺兰敏之。元庆与武则天同父异母，官至宗正少卿。元爽是元庆的亲弟弟，官至少府少监。惟良是武则天伯父士让的儿子，官至司卫少卿。怀运是惟良的弟弟，官至淄州刺史。
关于元庆、元爽、惟良、怀运之死，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武士獲死，元庆等对继母杨氏及其女武则天淡漠失礼。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杨氏被封为荣国夫人，地位日益尊崇。
有一天，杨氏设宴置酒，与亲戚会饮。想想过去，看看现在，用挖苦的口气对惟良说：“颇忆畴昔之事乎?今日之荣贵复何如?”惟良答道： “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早登宦籍，揣分量才，不求贵达，岂意以皇后之故，曲荷朝恩，夙夜忧惧，不为荣也。”
杨氏听后，很不高兴。于是武则天就上疏，请出惟良等为远州刺史。高宗下诏以惟良检校始州(今四川剑阁县)刺史、元庆为龙州(今广西龙州县北)刺史、元爽为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刺史。元庆至州，不久即忧惧病死。乾封元年，惟良、怀运至京师，献食， “后密置毒醯中，使侄女魏国夫人(韩国夫人之女)食之”,遂暴卒， “因归罪于惟良、怀运”,诛之，改其姓为蝮氏。元爽等缘坐配流岭外而死。
从这些记载看来，武则天贬杀武元庆等，似乎完全是感情用事，报当年之旧恨。事实上，恐怕也与当时武则天抑制外戚的主导思想不无关系。武则天“通文史”,对历史上外戚专权之祸，是很清楚的。此时的武则天，一心辅佐高宗治理朝政，尚无当女皇的欲望，这与后来登基之初利用外戚抑制皇室不同。
因此，她对外戚采取抑制政策是可以理解的。武元庆病死龙州，不完全是武则天的责任。武惟良等人被杀，若《通鉴》记载属实，好像有点冤屈。至于贺兰敏之被贬死，完全是罪有应得。
贺兰敏之是武则天姐姐韩国夫人的儿子，长得潇洒英俊，一表人才。武元庆等人死后，武则天觉得贺兰敏之还差不多，就上奏高宗，以贺兰氏为武士饕之嗣，改姓为武，袭爵周国公，官至弘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本来，武则天对贺兰敏之抱有很大希望， “令鸠集学士李嗣真、吴兢之徒，于兰台刊正经史并著撰传记。”
但是，贺兰敏之不知恩德，恃宠骄纵，屡犯国法。对此，武则天甚为不满。后来，他越来越变得不像话了。
司卫少卿杨思俭的女儿姿色出众，唐高宗和武则天亲自选择，以为太子李弘之妃。快要成婚的时候，被贺兰敏之强奸了。
当时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还小，去外婆荣国夫人家玩耍，宫女侍行，“又尝为敏之所逼”。
咸亨元年(670)八月，荣国夫人死，武则天悲痛欲绝，为之举行隆重葬礼，破格于咸阳县洪渎原堆土为陵。为了使母亲在阴间过得很快活，武则天出内库大瑞锦及钱数十万， “令敏之造佛像追福”。贺兰敏之又贪污挪用，并在荣国丧服之内， “私释衰绖，著吉服，奏妓乐”。
由此可见，贺兰敏之已完全变成了一个流氓、无赖、贪官污吏。他竟敢在武则天的女儿身上动手动脚，对武则天的母亲又是如此不孝，武则天当然非常气愤。咸亨二年六月，武则天表陈贺兰敏之前后罪恶，请加贬逐。高宗准奏，将敏之流雷州(今广东海康)。敏之自感途穷，在前往雷州的半道上以马僵自缢而死，结束了他丑恶的一生。
武元庆等人的死亡，使外戚势力大为削弱。人们由此看到：武则天之参预朝政，是为了“天下”,而不是为其亲戚。因此，不少人从内心打消了抵触情绪。
重用学士，著书立说。
武则天参政十几年后，感到自己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便通过高宗召集了一批文学之士，让他们著书立说，帮助她处理朝政。《新唐书》卷二O一《文艺上·元万顷传》载： “武后讽帝召诸儒论撰禁中，万顷与周王府户曹参军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宾与选，凡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九(当为凡)千余篇。至朝廷疑议表疏密使参处，以分宰相权，故时谓‘北门学士’。”显然， “北门学士”与弘文馆学士或翰林学士不同，不是职官名称，而是当时人对这批文学之士的称呼。
据《旧唐书·经籍志》等记载，《臣轨》、《百僚新戒》是后来的作品。此时所撰除《古今内范》一百卷、《青宫纪要》、《少阳政范》各三十卷、《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孝子传》、《孝女转》各二十卷外，还有《紫枢要录》十卷、《列女传》一百卷、《字海》一百卷、《玄览》一百卷、《乐书要录》十卷、《保傅乳母传》一卷。这些书绝犬部分已经失传，但顾名思议，可知这些书大都是为太子和诸王写的。当然，也有为“天下”写的，如《孝子传》、《孝女传》、《列女传》等等。至于《字海》、《玄览》、《乐书要录》更是通用的工具书。
著书立说是北门学士的重要任务之一。其另一重要任务是“参决朝政”。关于北门学士参决朝政的原因，史书上说是为了“分宰相之权”。可见，唐高宗、武则天对当时的一些宰相并不放心。实际上，北门学士是武则天和唐高宗的智囊团。武则天提高了北门学士的地位；北门学士成了武则天进一步参预朝政的重要帮手。当然，北门学士都是中级官员，虽然能对时政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对相权的分割是有限的，还远远没有达到架空宰相的程度。
由于高宗体弱多病，皇太子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武则天处事皆符合高宗旨意，因此从显庆五年(660)十月开始，武则天参预朝政历经二十三载，直到弘道元年(683)高宗病死。
显庆六年到弘道元年之间，唐高宗亲理朝政的事实屡见于史籍：
龙朔元年(661)五月，高宗命左骁卫大将军、凉国公契蕊何力为辽东道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邢国公苏定方为平壤道大总管，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乐安县公任雅相为次江道大总管，以伐高丽。
二年(662),有一次左相许圉师的儿子奉辇直长许自然游猎，犯人田，田主怒，自然以鸣镝射之。圉师杖自然一百而不向高宗报告。高宗知道后说： “圉师为串相，侵陵百姓匿而不言，岂非作威作福!”圉师免官。
三年(663)二月，高宗下诏说： “在京系囚应流死者，每日将二十人过”,并亲自临问，多所原宥，不尽者令皇太子录。
麟德二年(665)四月，高宗“讲武邙山之阳，御城北楼观之”。乾封元年 (666)正月，高宗赴泰山封禅，封于泰山，禅于社首。二年正月，高宗以去冬至于是月无雨雪， “避正殿，减膳，亲录囚徒”。
咸亨二年(671)六月，因天旱，高宗“亲录囚徒”。
三年(672)四月，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贡，高宗问及吐蕃风俗，并谴责吐蕃吞灭吐谷浑、败薛仁贵、侵逼凉州之事。
元二年(675)四月，高宗“以旱避正殿，减膳，撤乐，诏百官言事”。
调露元年(679)十一月，高宗“临轩试应岳牧举人”。
这些事实说明，在武则天参预朝政后，唐高宗仍然掌管某些重要的军政事务，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完全成了武则天的傀儡。
但是，如前所述，显庆五年以后，唐高宗新病旧疾，时常发作，而且病情愈来愈重。这种情况，加上其他因素，武则天参预朝政的程度必然会逐步加深，其政治地位势必会随之增高。事实也是如此。
自上官仪被杀之后，武则天的权势有所增长。 “自是卜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这是《资治通鉴》卷二○一的评述。《新唐书》卷七十六《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说： “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圣’。每视朝，殿中垂帘，帝与后偶坐，生杀赏罚惟所命。”虽然二书有视朝方法的不同，并夸大了武氏的权力，与上述事实不符。但都说明，武则天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尊崇。
上元元年(674)八月十五日，唐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地位又升了一级。上元二年(675)三月，唐高宗旧病复发，风眩不支，准备逊位于武则天，由于宰相郝处俊等人反对而中辍其事。《大唐新语》卷二载：
高宗将下诏，逊位于则天，摄知国政，召宰相议之。(郝)处俊对曰：“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然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则谪见于天，下则祸成于人。昔魏又帝著令，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奈何遂欲自禅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惟陛下详审。”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 “处俊所引经典，其言至忠。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高宗乃止。
虽然如此，武则天的地位乃在上升：仪凤三年(678)正月辛酉初四，“百官及蛮夷酋长朝天后于光顺门”。
总之，武则天参预朝政期间，并没有独揽朝纲，唐高宗始终是最高行政首脑，健康时常常临朝决事。不过，随着唐高宗病情的加重，武则天的权力和政治地位确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在参预朝政期间，武则天究竟干了些什么?从史书的记载来看，除上述杀上官仪、“大义”灭亲、重用学士外，主要还有：
以身作则，克尽妇职。
武则天参预朝政以后，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妻子。努力使自己与唐高宗保持一致。唐高宗要“劝课农桑”,她就多次“先蚕于北邙”,以示重视；唐高宗要“返朴还淳”,她就“常著七破间裙”, “务尊节俭。”尽量关心唐高宗的身体。除了勤理朝政、减轻高宗的负担外，还经常伴高宗外出。如龙朔二年(662)三月，随高宗告别洛阳，经潼关等地西返京师长安。
永隆元年(680)二月，陪高宗游嵩山。弘道元年(683)十月，伴高宗幸奉天宫，亲自侍疾。
注意对皇太子等人的教育。武则天经高宗批准，召集文学之士撰《古今内范》、《青宫纪要》、《少阳政范》、《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孝子传》等书以赐子女。
大凡一个皇后应该做的事，她都做了。仅此而言，武则天不失为一位贤妻良母。这对唐高宗乃至当时社会都是不无裨益的。
上书言事，出谋划策。上书言事，是武则天参预朝政的一种形式。大抵高宗病重时，她代为理政；病情缓和时，与之“偶坐”参决；健康恢复或外出时，则上书言事。如龙朔元年(661)四月，唐高宗欲亲率大军出击高丽，武则天以为不妥， “抗表进谏”。上元元年(674)十二月，上表，建言十二事：
劝农桑，薄赋徭；给复三秦地；
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南北中尚禁浮巧；省功费力役；广言路；杜谗口；
王公以降皆习《老子》;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
上元前勋官以给告身者无追覆；京官八品以上益麋入；百官任事久、才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开耀元年(681)二月， “表请赦杞王上金、鄱阳王素节之罪。”其中特别是“建言十二事”,内容广泛，影响较大。 “建言十二事”是武则天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提出的十二条政改方案。第一、二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
乾封元年以后，朝野官员多被“封禅”的盛况冲昏头脑，不注意农业生产，剥削额有所加重，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形势出现逆转，关中三辅情况尤为严重。
因此，武则天提出劝课农桑、轻徭薄赋，给复三辅地的主张。
第三条涉及军事战略。乾封前后，唐王朝东征高丽，南讨叛蛮，西御吐蕃，四方用兵，连年不休，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建言息兵，而以德化天下。
第四至五条，提倡励行节约，勤俭办事。
第六、七条主张广泛听取不同意见，杜绝谗言，以集中统治阶级的集体智慧。
第八、九条旨在尊奉李唐先祖、提高妇女地位。第十条以下则是要增强各级官吏的凝聚力。
史载这些建议多被唐高宗采纳，施行之后，颇益于时。祭地祀天，从驾封禅。
武则天参政后，政通人和“比岁丰稔”。到麟德二年(665), “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公卿大臣数请封禅，以感谢“天地神祗”。武则天表示赞同，唐高宗便着手准备封禅大典。
所谓“封禅”,就是在泰山顶上筑坛祭天，在泰山脚下设场祀地，报答“天地”的恩赐，请求“神祗”的保佑。司马迁在《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中说：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可知封禅之典古已有之。考诸史籍，秦皇、汉武，皆有封禅之事。
唐初， “兖州刺史薛胄，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禅，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泰山观古迹，撰封禅图及仪上之。高祖谦让不许”。贞观五年(631)、六年，朝集使等又请封禅，太宗以天下凋残等为理由，没有接受。其后群臣复有所请，太宗乃召集儒士，议封禅之礼，几次谁备，但终未起行。
唐高宗在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于麟德二年(665)十月二十八日离开东都，向泰山进发。“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列营置幕，弥亘原野。
东自高丽(朝鲜半岛北部),西至波斯、乌长(伊朗、巴基斯坦一带),诸国朝会者，各帅其属扈从，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队伍浩浩****，“议者以为古来帝王封禅，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皇后武则天的仪仗在这支队伍中显得特别耀眼，她神气十足，想充当重要角色。十二月，车驾至泰山脚下， “及有司进奏仪注，封祀以高祖、太宗同配，禅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充亚献、终献之礼。”于是武则天上表主张改革礼仪，不可仍尊旧轨。认为社首祭地，公卿大臣行事不妥，应当由她率六宫命妇进行。高宗觉得有理，就同意了她的要求，禅社首以武则天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
乾封元年(666)正月，高宗率众在泰山举行隆重的大典，初一，祀吴天上帝于泰山南。初二，高宗登泰山，封玉牒，上帝册藏以玉匮，配帝册藏以金匮， “皆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玉玺，藏以石碱。”初三，降禅于社首，祭皇地祗。高宗初献毕，执事者皆趋下，宦者执帷，武则天升坛亚献， “帷帝皆以锦绣为之”。礼毕，唐高宗饮宴群臣，对这次活动作了概括总结。他兴高采烈，用夸耀的口气说： “升中大礼，不行来数千载。近代帝王，虽称封禅，其间事有不同：或为求仙克種，或以巡游望拜，皆非尊崇祖业。朕丕承宝历，十有七年，终日孜孜，夙夜无息。属国家无事，天下太平，华夷又安，远近辑睦，所以躬亲展礼，褒赞先勋。情在归功，固非为己。遂得上应天心，下允人望。”
“封禅”完全是一种封建迷信活动，除了造成物质上的巨大浪费外，似乎不会有别的作用。但在当时，如此宏大、庄严的典礼，提高了唐王朝的威望，在客观上进一步维系了人心，加强了各族之间的联系。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应当指出，以上这些，并非武则天参政业绩的全貌。在武则天辅政期间，唐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还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在政治方面，首先是官制的变化。
官职增减。显庆元年(656),置骠骑大将军，秩从一品。龙朔二年(662)正月十五日，太府寺更置少卿一员，分两京检校。二月七日，废尚书令。总章二年(669)二月十二日，同三品始入衔；置司列、司戎少常伯各两员。永淳元年(682)七月，置州别驾；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为名。
官名改易。龙朔二年(662)二月，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左、右丞为肃机，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其余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并以义训更名。咸亨元年(670)十二月，高宗又下诏，将龙朔二年所改官名大部分依旧， “其东宫十率府，各宜依旧率府。其左司议郎去左字。其左右金吾、左右威卫，依新改。”
官加泛阶。乾封元年(666)正月五日， “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打破了以劳考叙进的局面。
确定服饰。龙朔二年(662)九月，令八品、九品衣碧。上元元年(674)八月，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金带；五品服浅绯，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榆石带。
制定铨注之法。针对当时“承平既久，选人益多”的状况，总章二年(669)司列少常伯裴行俭与员外郎张仁棉没长名姓历榜，引铨注法，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遂为定制： “取人以身、言、书、判，计资量劳而拟官。始集而试，观其书、判(看是否楷法遒美，文理优长);已试而铨，察其身、言(看是否体貌丰伟、言辞辩正);已铨而注，询其便例；已注而唱，集众告之。然后类以为甲，先简仆射，乃上门下，给事中读，侍郎省，侍中审之，不当者驳下。既审，然后上闻，主者受旨奉行。各给以符，谓之告身。兵部武选亦然。课试之法，以骑射及翘关(翘关，长丈七尺，径二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为中第)、负米(负米五斛，行二十步，为中第)。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土人补授。凡居官以年考，六品以下，四考为满。”仪凤元年八月，高宗又下令： “桂、广、交、黔等都督府，比来注拟土人，简择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拟。”时人谓之“南选”。以上情况表明，当时选拔官吏的制度和办法比较健全和严密。
其次，在周边地区增置州县，使许多少数民族首领成了都督、刺史。
唐王朝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州县早在太宗贞观年间即有其事。如贞观四年降服东突厥以后，分颉利可汗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
二十一年， “以铁勒，回纥等十三部内附，置六都督府、七州，并以其酋帅为都督刺史。”高宗永徽年间，亦曾在边地置州。如永徽元年在车鼻可汗故地置二都护府、十都督府、二十二州，各以首领为都督刺史。
但是，显庆五年以后，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如：龙朔元年在“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吠哒、周宾、波斯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麟德元年(664), “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管三十二州。总章元年(668), “分高丽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擢其酋渠为都督及刺史县令，与华人参理”甲。
咸亨三年(672), “昆明蛮十四姓二万三千户内附，置殷、敬、总三州”。总之，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甚至附属国都普遍增置了州县或羁靡府州，与之相适应，任命许多少数民族首领为地方长官。这反映出在武则天辅佐下，高宗统治时期国力的强盛和版图的扩大。
再者，庶族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庶族势力在隋末唐初迅速发展，但唐高祖时，十二个宰相，全是士族。太宗所任宰相，亦多为士族。高宗统治时宰相中庶族占百分之二十，超过了太宗时期。
此外，劳动者的地位也受到重视。如咸亨元年(670)关中大饥，诏年十五以下不能存活者，任人收养驱使，但“不得将为奴婢”。四年， “诏咸亨初收养为男女及驱使者，听量酬衣食之值，放还本处”。
在经济方面，均田制继续得到推行。至于城市建设较为迅速，长安外廓城，特别是大明宫含元殿的扩建和重修，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此外，禁用“恶钱”,颇为严厉。
显庆五年(660),以“恶钱”多，官府购买，以一善钱兑换五恶钱。
乾封元年(666),改铸“乾封泉宝”钱，以一当旧钱之十，这是中国“年号钱”的开始。二年，以商贾不通，米帛踊贵，复行开元通宝钱。永淳元年(682),鉴于铸多钱贱，米粟踊贵，诏“私铸者抵死，邻、保、里、坊、村正皆从坐。”遇到自然灾害时，复有赈济之举。
咸亨元年， “天下四十余州旱及霜虫，关中尤甚。诏令任往诸州逐食，仍转江南租米以赈给之。”仪凤二年(677)夏四月， “以河南、河北旱，遣使赈给。”调露元年(679)二月， “东都饥，官出糙米以救饥人”。永隆元年(680)九月， “河南、河北大水，遣使赈恤。”十一月， “洛州饥，减价官粜，以救饥人。”
在军事方面，一是募兵数量日益增多，一是与周边少数民族和邻国进行了一系列战争。
与高丽、百济、新罗的战争。高丽、百济、新罗是朝鲜半岛上的三个国家。公元7世纪初叶，高丽强大，与中原王朝关系紧张。隋炀帝曾三征高丽，唐太宗也曾出兵辽东，皆未使之降服。高宗即位之初，高丽曾遣使入贡；但自恃强大，仍有不臣之心。当时新罗与唐廷关系密切而与百济不协；高丽支持百济， “数侵新罗”。新罗王春秋向唐朝求救。
显庆五年(660),唐高宗遣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率水陆十万大军去援救新罗。苏定方等先打败百济。高宗以其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五都督府， “立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及县令”,留郎将刘仁愿镇守百济城，以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 “抚其余众”。
不久王文度渡海身亡，百济僧人道琛和故将福信从日本国接回原王子丰，引兵围攻刘仁愿驻守的府城。高宗命“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便道发新罗兵以救仁愿。”龙朔元年四月，又以任雅相为狈江道行军总管，契芯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凡三十五军， “水陆分道并进”。以围平壤。苏定方等人没有攻下平壤，但钳制了高丽，支援了百济战场。当时百济的道琛为福信所杀，福信专权跋扈，与其王扶余丰相互猜忌；扶余丰袭杀福信，从高丽、倭国(日本)借兵攻袭唐军。
龙朔三年双方展开白江之战，刘仁轨、孙仁师与新罗金法敏(前新罗王春秋之子)等合势，彻底打败了百、倭联军，百济悉平。
高宗令刘仁轨率军镇守，授降唐入京的百济太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遣还本国，与新罗和亲，以招集其余民众而安抚之。史载， “百济兵火之余，比屋彤残，僵尸满野。仁轨始命瘗骸骨，籍户口，理村聚，署官长，通道涂，立桥梁，补堤堰，复陂塘，课耕桑，赈贫乏，养孤老，立唐社稷，颁正朔及庙讳。百济大悦，阖境各安其业。”
这样以来，朝鲜三国之中，只剩下高丽没有臣服了。高丽陷于孤立后，亦有所恐惧。麟德二年，唐高宗和武则天将封禅于泰山，新罗、百济、耽罗、倭国遣使会祠，高丽王高藏也派来太子福男。
乾封元年，盖苏文死，诸子争权，高丽内乱。唐廷趁机出兵，十二月，以李劫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郝处俊为副总管，统率水陆诸军，向高丽再次发起大规模进攻。李劫是当时著名的战将， “夙夜小心，忘身忧国”,曾率军打败过东突厥，消灭了薛延陀。其他总管也都具有一定的特长。如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持军严整”,高侃“忠果有谋”,契芯何力“沉毅能断”。因而作战能力较强。战争进行了一年，胜败之局渐明。
就在这年九月，诸军出他道者皆与劫会，进至鸭绿栅，高丽发兵拒战，李劫等奋击，大破之，追奔二百余里，拔辱夷城，诸城遁逃及降者相继。契芯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李劫军继之，围平壤月余，高丽王藏遣泉男产帅首领九十八人，持白幡投降，李劫以礼接之。泉男建犹闭门拒守，频遣兵出战，皆败。男建以军事委僧信诚，信诚密遣人诣劫，请为内应。后五日，信诚开门，劫纵兵登城鼓噪，焚城四月(当作门)。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丽悉平。
十二月，唐廷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随后，以高藏政非己出，赦以为司平太常伯、员外同正。以泉男产为司宰少卿，僧信诚为银青光禄大夫，泉男生为右卫大将军。李劫以下，封赏有差。泉男建流黔中，扶余丰流岭南。分高丽五部、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擢其酋帅有功者为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参理。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以镇抚之。
五年以后，高丽有些人不服薛仁贵管束，叛亡出境。新罗王金法敏予以收留，且侵占百济故地。高宗大怒，削金氏官爵，遣宰相刘仁轨率军讨伐。上元二年二月，刘仁轨大破新罗之众于七重城，法敏遣使请罪，前后相继。
高宗这才恢复了法敏官爵。以后高丽百济渐衰而新罗日强， “界内置州”,“所输物产为诸蕃之最”。
与突厥的战争。突厥曾活动于北方沙漠和草原地带。隋时分为东西二部。西突厥控制着阿尔泰山以西、里海以东的许多国家；东突厥则占据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袤地区。
隋末唐初，东西突厥特别是东突厥颇为强大，不断侵扰中原王朝。唐太宗为解除突厥威胁，曾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并于贞观四年消灭了东突厥，二十二年在西突厥附属国龟兹等地设置了著名的“安西四镇”。但是东突厥车鼻可汗继而兴起，西突厥亦多次抗命。
高宗即位后，继续与突厥作战。永徽元年，右骁卫郎将高侃追获车鼻可汗。高宗责其罪而赦之，拜右武卫将军，处其余众于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山支脉),设置狼山都督加以统辖。在原东突厥地区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都护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苏农等十四州；瀚海都护治所在今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领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贺兰等八州。都督、刺史皆以突厥首领充任。
调露元年(679),单于都护府所辖突厥首领阿史德温傅、阿史德奉职二部复“相率反叛”,立泥孰匐为可汗，二十四州叛应，众至数十万。单于都护萧嗣业出兵讨伐，反为叛军所败。
高宗令礼部尚书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总兵三十万镇压。裴行俭娴熟兵法，善出奇兵，数战皆捷，逼杀泥孰匐，赶走阿史德温傅，擒奉职而还。不久，阿史那伏念又伪称可汗，勾结阿史德温傅再谋作乱。高宗复派裴行俭率曹继叔、程务挺等讨伐。裴行俭用反间之计，使温傅与伏念互相猜忌，又用大军进逼。伏念窘急，缚温傅请罪。这样，东突厥故地又恢复了安定的秩序。
在西突厥故地，永淳元年，阿史那车薄围弓月，唐将王方庆奋力解围，大破车薄及其同党，擒其酋长三百人，亦取得了重大胜利。从而维护了唐王朝对西北边疆的管理。
与吐蕃的战争。吐蕃在青藏高原一带，原为许多分散的部落。公元七世纪前期，松赞干布实现了统一，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贞观年间，曾有文成公主入蕃的佳话。在唐王朝的扶持下，吐蕃日渐强盛。龙朔
(661～663)以后，吐蕃与吐谷浑发生矛盾，趁唐军东征之机，大败吐谷浑，并攻陷了安西四镇。
咸亨元年(670),高宗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右卫将军郭待封为副，率十万之众向吐蕃发动进攻。郭待封原来官职与薛仁贵并列，及征吐蕃，耻居其下，不听仁贵调遣。行至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境)被吐蕃相论钦陵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
此后，吐蕃东与凉、松、茂、霭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至葱岭，北抵突厥， “地方万余里”,在漫长的河西地带，常常神出鬼没，侵扰不已，使唐军疲于奔命。仪凤元年，高宗命尚书左仆射刘仁轨往洮河军防御吐蕃。三年，又命中书令李敬玄兼鄯州都督，代仁轨镇守；命益州长史李孝逸，篱州都督拓王李奉等发剑南山南兵募加强防御。但李敬玄并无将才，这年秋天，双方大战于青海，唐军又被打得大败。朝廷震怒，迄无良策。
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龙朔元年，铁勒不服从唐朝管辖。高宗遣郑仁泰等前往讨伐。二年三月，唐兵至天山，铁勒九姓合众十余万抗拒，并选骁健者数十人挑战。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单枪匹马，发三矢而杀其三人，慑服挑战者，然后纵兵奋击， “获叶护兄弟三人而还。”军中歌曰： “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
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凡五十四卷， “大行于代。”
《麟德历》是著名天文学家李淳风在隋《皇极历》的基础上修撰而成的， “时称精密”。《字海》则是一部集体修撰的文字学工具书，达一百卷之巨，在量上大大超过了《说文解字》。
如果把上述事件加以分析，并与贞观时期的情况作以比较，就会发现：显庆五年至弘道元年(660～683),统治者基本上顺应了历史潮流，推行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太宗创立的各项制度，维护了祖国的辽阔版图。在这一段时间里，武则天始终参预着朝政，而且有时还实际上掌握着最高权柄。因此，可以说她在辅佐高宗的日子里，对唐王朝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功绩。后来，武则天曾说： “朕辅先帝逾三十年，忧劳天下。”这并非自吹自擂。唐人崔融曾说： “至哉坤德，沈潜刚克。频藻必恭，纮延是则。训自闺阃，风行邦国。九庙肃祗，六宫允厘。中外和睦，遐迩清夷。家道以正，王化之基。皇曰内辅，后其谋咨。谋咨伊俊，皇用嘉止。”就连对武则天颇怀敌意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则天皇后“聪明睿哲内辅时政，厥功茂矣”。可见， “忧劳天下”,正是武则天对自己辅政时期这段历史的客观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