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氏族志》

长孙无忌、褚遂良与李义府、许敬宗之间的矛盾，并非简单的个人冲突，而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各自代表着不同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因此，长孙无忌等人与李义府、许敬宗地位的转换，并不意味着两派斗争的结束，而仅仅是两派首脑人物的跌落与升腾。他们代表的两个阶层的社会势力并无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不从门第等级上对这两个派别的地位进行重新排列组合，支持者的既得利益就有得而复失的危险。换句话说，唐高宗和武则天要扩大其统治基础，维护已经取得的成果，就必须对这两个阶层的地位进行调整。正因为如此，在打击长孙无忌、褚遂良，重用李义府、许敬宗之余，唐高宗、武则天又进行了改《氏族志》为《姓氏录》的活动。

《氏族志》是唐太宗贞观年间修成的一部关于士族等级的书籍。士族也叫世族、门阀、阀阅、高门，是与所谓庶族、寒门相对而言的，系指世代做高官的家族。作为一种制度，它萌始于东汉，确立于曹魏，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发展至鼎盛阶段。其主要特点是：

在政治上，依靠“九品中正”制， “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世代担任重要官职，尤其是高级文官，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在经济上，依靠政治特权，通过各种手段，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在社会生活方面，养尊处优，奢侈腐化，自相崇尚，不与庶族通婚，也不与其同乘共座。他们完全是一个固步自封的特权阶层。

然而由于他们长期的腐化堕落，不尚文习武，结果到南北朝后期，兵权和中央地方实权逐渐落入寒人之手，从而使门阀士族制度出现了危机。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这一制度开始衰落。

但是，根深蒂固的士族观念还存在着。士族残余仍自相崇贵，跻身士族仍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族望为时所尚”。唐高祖李渊就曾不止一次地夸耀过自己的门第。

唐人苏冕曾大发感慨，说道： “创业君臣，俱是贵族，三代以后，无如我唐。高祖，八柱国唐公之孙，周明懿、隋元真二皇后外戚，娶周太师窦毅女，则周太祖之婿也。宰相萧瑀、陈叔达，梁、陈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驸马都尉；窦威、杨恭仁、封德彝、窦抗，并前朝师保之裔。其相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窦琮、柴绍、殷开山、李靖等，并是贵胄子弟。比夫汉祖萧曹韩彭门第，岂有等级以计言乎!”可见，唐初帝王将相确实多系士族。

但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最高门第。关东的崔卢李郑“犹自矜伐”,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这对于李唐的统治是非常不利的。此外，在建唐过程中发迹的一些庶族官僚也希望抬高自己的门第。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才令礼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菜及四方士大夫谙练族姓者， “普索天下谱谍，约诸史传，考其真伪，以为《氏族志》”的。

高士廉等人按照传统观念，仍以山东崔干为第一等。太宗看后不悦，说： “我与山东崔、卢家，岂有旧嫌也!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贩鬻婚姻，是无礼也；依托富贵，是无耻也。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我今定氏族者，欲崇我唐朝人物冠冕，垂之不朽。何因崔干为一等?”“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之等级。”于是高士廉等将崔氏降为第三等。共录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书成，颁行天下。

可见，唐太宗修《氏族志》的目的，是为了推崇唐朝冠冕，就是说为了打击那些不利于自己统治的旧门阀土族，扶植那些在唐朝的建立和统一过程中立有战功，在“玄武门之变”中支持自己的谋臣猛将，以巩固李氏王朝的统治。事实上，《氏族志》问世以后，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氏族志》成了士族的护身符和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一方面，它完全变为维护元老重臣和达官贵人利益的工具。在它的保护下，元老功臣和贞观旧僚不仅控制了朝廷要职，而且与旧士族势力相结合，大都形成了比较雄厚的私人势力。

另一方面，它也变成了阻碍“寒庶”晋升的一大障碍。当时，庶族势力发展很快。不少人在经济上发了迹，要求相应的政治地位，但仕途多为士族控制；有些人虽然通过科举入仕，也常常“挠不得进”,因而反感《氏族志》。这种情况在永徽六年皇后废立问题发生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这样，对唐高宗来说，修改《氏族志》已不可避免。武氏家族此时虽已显达，但究其门第，不过是一个地方富商，不在《氏族志》之内。因此，修改此书，更是武则天的愿望。所以，唐高宗下令废祖宗之成规，修改《氏族志》。

《资治通鉴》卷二百显庆四年六月条云：

丁卯(22日),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时称允当。至是，许敬宗等以其书不叙武氏本望，奏请改之。乃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此类升降，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族以军功致位五品，预士流。时人谓之“勋格”。

《唐会要》卷三十六云：

显庆四年九月五日，诏改《氏族志》为《姓录》。上亲制序，仍自裁其类例。凡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以皇后四家，鄙公、介公、赠台司、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仆射为第一等，文武二品及知政事者三品为第二等。各以品位为等第，凡为九等，并取其身及后裔。若亲兄弟，量计相从，自余枝属，一不得同谱(注云：初、贞观《氏族志》称为详练。至是，许敬宗以其书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李义府又耻其家无名，乃奏改之。于是委礼部侍郎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元道、太常丞吕才等十二人，商量编录。遂立格，以皇朝得五品者，书入族谱。入谱者，缙绅士大夫咸以为耻。议者号其书为勋格)。

《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云：

初，贞观中，太宗命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时称允当，颁下诸州，藏为永式。义府耻其冢代无名，乃奏改此书，专委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重修。志约等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为《姓氏录》。由是缙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皆号此书为“勋格”。

上述记载。略有出入。如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的时间，《通鉴》作六月二十二日，《唐会要》作九月五日；《唐会要》云改《氏族志》为《姓录》,无“氏”字，等等。但总的看来，只有详略的差别，没有实质的不同。相互比勘，可以看出：发起此举者为许敬宗，李义府。决策者是唐高宗。修撰者是孔志约等十二人。取舍的标准是当时官职的高低。旨在提高皇后武则天和现任重要官员的门第。书成，不为“士大夫”所喜。与《氏族志》相比，《姓氏录》多一百卷。

但所列士族少了四十八姓、家。在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士族中，还有不少是新升的。前六点表明了修改状况。第七点最为重要，由此可见，《姓氏录》对旧士族包括亲士族的打击是何等沉重。无怪乎他们对《姓氏录》极为不满而谓之“勋格”。

虽然一些“士大夫”对此举极为不满，但由于新进士族有比较开拓的精神风貌，由于不少家旧士族特权的丧失为广大庶族跻身仕途敞开了道路，因而，这一改革可以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此，支持者的力量更加广泛、雄厚；武则天的皇后地位进一步趋于巩固。而这时武则天并未走出帏幕。掖庭宫中的武皇后，通过唐高宗手中的权柄，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们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