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相权2

洪武十一年的“钱苏事件”更是朱元璋有意放出的一个信号。洪武九年(1376),皇帝因星变求直言，常熟儒士钱苏持一封密奏入京，丞相胡惟庸首先接见了他。这位钱学究见了胡丞相竟不下拜。旁边的人斥责他，钱苏说：“我是来向天子上书的，岂有未拜天子先拜宰相的道理?”胡惟庸一笑置之，道：“说得是。”朱元璋看过他的奏章，很赞赏他的才学，命令在中书省安排职务。钱苏再见胡惟庸，礼数很周到，胡惟庸却正眼不顾，打发他到南京后湖荒僻之地看守档案去了。洪武十一年五月，旧元幼主爱猷识理达腊病卒，翰林院所撰祭文朱元璋都不满意，便出榜悬构。钱苏应诏撰进，内有云：“朕之得，复我中国之故有；汝之失，弃其沙漠之本元。”使朱元璋拍案叫绝，立即召见。问他一向在哪里供职。答云：“在后湖架阁库校对簿书。”朱元璋想，这不是连实习监生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吗?于是说：“是不是丞相对你不大满意啊!那这样吧，我直接安排你个职位。”钱苏表示，近来身体有病，恐怕不能为皇上效力。朱元璋说：“那也好，你就回家去养病吧。不过，这一路也要为朕做些事情。在经过沿途所在州县时，你可以直入大堂，南向而坐，向所在官员传朕的旨意‘皇帝敕尔，善辟田里。养老恤孤，无忌军旅。简在帝心，钦哉勿替’。”钱苏拜谢出宫，一路风光地回到家乡，出了郁闷心中几年的窝囊气。据说，句容县令很好地招待了钱苏却没有向皇帝汇报，丹阳县令一方面给予礼敬，一方面密报此事，以防有诈。朱元璋想来没有给钱苏符验是个疏忽，便命补给信符。同时，表扬了丹阳县令的小心稹密，而训斥了句容县不予奏报。

洪武十二年(1379),种种迹象表明朱元璋在中书省问题上将有重大行动。这年六月，他将吉安侯陆仲亨、江夏侯周德兴、宜春侯黄彬从集中练兵地临清逮回南京。其中陆仲亨与胡惟庸关系密切。七月，将李文忠从平息吐蕃叛乱的西北前线调回京城，提督大都督府。八月，颁布一项优待官吏的条令：“自今内外官致仕(退休)还乡者，复其家(免除全家徭役),终身无所与。其居乡里，唯与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礼，其与外祖及妻家，亦叙尊卑。如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如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官位),爵同序齿(年岁)。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必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敢有凌侮者，论如律，著为令。”读书士人一日为官终身为尊，这样的优待是古来所没有的。这显然是拉拢和收买的政策。十一月，借褒奖征西功劳的名义，又晋封了一批将领的爵位，使前方将士情绪稳定而鼓舞。就在这时，一件小事引发了朱元璋与惟庸的冲突。原来，惟庸的儿子是个恶少。

这一天他喝得醉醺醺的，在街中打马飞奔，前面突然受阻，马人立而起，将这位胡衙内掀了下来。恰巧前面有一辆车驶过，胡衙内就做了轮下鬼。胡惟庸闻讯，不由分说将车夫打死。消息传到朱元璋那里，使他对胡家专横跋扈欺压百姓有了深刻的认识，这就更激起朱元璋的怒火，除掉胡惟庸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洪武十二年(1379)九月，又发生了占城国使臣入贡事件。占城国使臣阳须文旦向明王朝进表章并象马等贡品，中书省没有按时奏报，宦官将见到占城使臣的消息报给朱元璋，朱元璋大怒，责问道：“朕居中国，抚四夷，以礼待之。今占城来贡方物，尔等泛然若罔闻。为宰相辅天子，出纳帝命，怀柔四夷，就应当如此吗?”胡惟庸、汪广洋叩头谢罪，而言语之间又把责任推给了礼部。胡惟庸、汪广洋及礼部堂官都下了狱。

两丞相同时下狱，朝中气氛非常紧张。御史们这时一拥而上，攻击胡惟庸擅权植党，祸乱朝廷。御史中丞涂节为自保计，在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提出了胡惟庸毒死刘基的事，并且说：“这件事当时的御史大夫汪广洋应该知情。”朱元璋对这事很敏感，于是提问汪广洋，汪广洋说没有此事。朱元璋正要借这个机会洗清自己，便定了汪广洋一个朋党包庇之罪，将汪广洋贬谪海南。汪广洋离京以后，朱元璋又改变心意，派遣使臣宣布敕旨将他处死。杀汪广洋的时候，他的一个随行小妾陈氏走投无路，也自刎殉夫而死。朱元璋问起这个小妾的身世，却原来是官奴婢罪犯陈知县之女。朱元璋闻言大怒，说道：“没官妇女只赏给功臣之家，文臣何以得给?他们把朝廷法度置于何地?”乃令刑部等衙门推问，胡惟庸及六部衙门官员都牵连坐罪。御史中丞涂节在狱中被诱逼揭发胡惟庸。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初二，涂节突然决定死中求生，编织了一个胡惟庸结党造反的口供。这恰是朱元璋所需要的。于是按名逮捕，辗转审问，指供诱供。举朝上下，人人自危。凡是一个人被咬出来，他的家属、仆从、亲属一概下狱刑讯。为防止意外，久拖不决，正月初六日即将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一大批官员及其族党处决，家中祖坟撒骨扬尘。涂节原指望以迎合旨意保住脑袋，岂知把自己编进死网，如何还能脱得了身?所以当举朝文武同仇敌忾，齐声喊打的时候，皇上也就顺势把他送进鬼门关。

朱元璋有了胡惟庸这根打人的棒子，凡是他认为暂时可以不杀的，均可以给予浩**圣恩；凡是认为有必要重新处置的，都可以加以胡党罪名，让你死有余辜。这个案子从洪武十二年(1379)起，陆续搞了十几年。前后杀了几万人。案情内容也在不断扩张，不断延伸。它大体经过了洪武十三年(1380),洪武十九年(1386),洪武二十三年(1390)几个阶段。洪武二十六年(1393)蓝玉案也可以看作是胡案的延伸。

到洪武十四年(1381)已杀了一万五千多人。中书省及有关官吏几乎无不牵连，各地有仇怨的人，往往互相告发是胡党，而一经告发，便立即抄没家产，收监刑讯。江南不少富豪也再次被罗织进来。一些横行不法、为害地方的豪强遭到了报复，也有一部分夹着尾巴做人的富家大户被推入陷阱。如以孝义闻名的浙江浦江郑氏六兄弟也被攀为胡党。这件事惊动了朱元璋。他把郑氏兄弟从狱中放出来，亲自召见慰问，对身边大臣说：“像郑氏兄弟这样的忠义之家，怎么可能跟着别人造反作乱呢?”接着任命郑浞为福建布政参司参议。作为忠义的榜样，郑氏被朱元璋特赦释放了，然而，其他富豪凡被牵连的，无一幸免。

遭遇这次灾难的著名人物还有朱元璋的文学顾问宋濂。洪武十年(1377)正月，宋濂六十八岁，以老年致仕，朱元璋赏赐予他一部《御制文集》,还有许多漂亮丝绸，说道：“三十二年后，把这绮帛做百岁衣吧!”宋濂感动得老泪纵横。宋濂回乡后，不置田产，不谈朝政，唯以纂述授徒为乐。每年九月，他便长途跋涉去南京为朱元璋祝寿。洪武十二年(1379)九月，宋濂在南京陪朱元璋登文楼，一个步下踉跄，摔倒在地。朱元璋看他实在是太老了，就命他明年不要再来了。洪武十三年(1380)万寿节，因为胡惟庸的案子搞得满朝紧张，朱元璋就想起往年与宋濂一起谈天叙旧、饮酒赋诗的快活来。他把去年同宋濂说过的“不必再来”的话给忘掉了。遂命人潜往金华暗访。事有凑巧，来人正见宋濂与乡间朋友饮酒赋诗这个情形一奏上去，朱元璋立时感到受了宋濂几十年的欺骗，恨不能立即剥了他的皮。于是问刑部宋氏叔侄与胡党有没有关系。刑部心领神会，洪武十三年十二月，宋慎圃名列胡党，被逮捕处死，宋慎的叔叔中书舍人宋濂也将连坐被杀。紧接着，派人抄了宋濂的家，将宋濂连同他的妻小仆妇一绳拴到南京。命令将宋濂立即处死。马皇后和太子朱标听到消息都赶紧说情。马皇后说：“民间为孩子请一个先生，还始终不忘恭敬，宋先生教太子诸王，怎忍心杀他。况且宋先生致仕家居，哪里知道朝廷里边的事?”朱元璋自然不肯听。这天，马皇后陪朱元璋吃饭，不用酒，也不吃肉，朱元璋问是怎么回事，皇后说：“妾为宋先生做福事。”朱元璋听了也有些动情，便放下筷子，起身离席，看在老妻的份儿上，朱元璋饶了这个七十一岁的老头，把他流放到四川茂州。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二十日，宋濂枷锁银铛到夔州，忧病成疾。他走进一座寺庙里用颤抖的手打一个绳结，了却了自己的残生。

但是朱元璋在胡惟庸的案子中，是文武有别的。在审问的胡党口供中，凡是牵及中书省及各部院衙门的，都被朱元璋一概杀戮，而凡是涉及武将谋反的，他不管信与不信，却一概宽宥了。就像陆仲亨、费聚这样的“首犯”“要犯”都赦免了。当朝大臣为了表示同叛逆的不共戴天、同仇敌忾，纷纷上书处死陆仲亨等人。朱元璋说：“当年陆仲亨十七岁，父母兄弟都死了，怕被乱兵掠去，揣着一升麦子藏在乱草中间。我率队伍经过，喊他“跟我来吧”,便跟了我。而后南征北战，拜将封侯。这些都是最早跟了我的手足心腹。我不忍治他们的罪，就不要再追究了。”很明显，这个时候，朱元璋不想牵连功臣宿将。果然，攀咬武人的口供越来越少了，武将们紧张的心绪渐渐平定下来。朱元璋此时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中书省和中书丞相的问题。

洪武十二年(1379)九月，胡惟庸、汪广洋等下狱，十二月初二杀死汪广洋。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初二，御史中丞涂节告胡惟庸谋反，正月初六处死胡惟庸等。第二天，正月初七日，他就向群臣宣布：革去中书省，改大都督府为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从此废止了代皇帝行使权力的丞相制度，提高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它由对中书省和丞相负责，改为直接对皇帝负责。作为最高军事机关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使权力分散，避免了军权在武人手中过于集中，便利了皇帝的控制。加上都察院(由御史台改)的监督，就构成中央府、部、院三个互相制约持衡又分别对皇帝负责的权力支柱。其他，通政司负责接受传递内外章奏。大理寺负责复审刑狱，它与刑部、都察院共同担当起司法审判的责任，称为“三法司”。在中央存在中书省的时候，地方上早已取消了行中书省。洪武九

年(1376)六月，下令将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废止了行省内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职，将行省参政改为布政使，市政使下设左右参政等官职。承宣布政使司只负责一个省区的行政事务，原来的提刑按察使司成为与它平行的刑法监察机构。都指挥使司则依然掌管一个省区内的卫所部队。它们合起来习惯称都、布、按“三司”,构成地方上三权鼎立，互相牵制的基本思路。它进一步加强了皇帝的中央集权。因此，胡惟庸案正成了朱元璋加强皇权、废除相权的契机。

朱元璋并没有就此罢手，他认为仍有必要将案子推进下去，以完成他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当时王朝初建，被推翻的旧元王朝的漠北势力还相当强盛。日本倭寇时时在沿海骚扰，搅乱了国家和百姓的安宁。“南倭北虏”从明朝一开国就已经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两大问题。谋反、通倭、通虏联在一起，无疑是罪恶滔天，人人可得而诛之。于是，洪武十九年

(1386),胡惟庸通倭的罪状公布出来，并由朱元璋写进了人手一册、个个必读的《大诰》说，洪武十年(1377),明州卫指挥林贤奉命护送日本贡使归廷用进京。朕厚赏归廷用，令林贤将归廷用送出东海。林贤在京期间即与胡惟庸结成死党。待归廷用回国后，让林贤以打倭寇的名义袭击日本朝贡船只，由胡惟庸转奏朝廷，把林贤贬往日本。林贤在日本活动了三年，而后由胡惟庸派人秘密召回。遂后，即有日本贡使如瑶藏主率领四百名武装倭人前来进贡，他们把兵仗刀剑藏在贡品大蜡烛当中，伺机行事。只是进京之后见胡惟庸已然伏法，没有敢于动作。洪武十九年(1386)十月，朕命三法司问出林贤谋反及胡惟庸通倭情由，遂将林贤灭了九族，妻妾妇女收为官奴婢。这个口供显然是从明州(宁波)卫指挥林贤那里逼出来的。胡惟庸通倭案已经使胡惟庸罪不容诛，而后又铸成胡惟庸通虏案，则整个胡党更是大逆不道、死有余辜了。

不过，由《明实录》提供的消息可以看出，胡惟庸通倭通虏罪状的公布，显然有消灭李善长势力的深意所在。

李善长于洪武四年(1371)被打发回了老家，觉得权势与尊荣还没有开始，就这样草草结束，心下实在不甘。这年二月朱元璋回凤阳扫墓，善长便抓住这个时机，鞍前马后，恭敬伺候，使朱元璋颇为动情，想想善长当年的忠诚勤恳，好像对这位老朋友欠了点什么。这时正在大规模营建中都，大批江南富户又陆续迁发到这里，原来的主持无法招架，调度无方，朱元璋把督建凤阳的任务交给了善长。善长竭尽全力经营，以邀取朱元璋的恩宠与欢心。朱元璋果然高兴起来，多次派遣使者带着礼物前往慰问。洪武七年(1374),提升善长的弟弟李存义作太仆寺丞，负责全国马政。洪武

九年(1376),又将大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善长的儿子李棋，并在京城为善长大治府第。这是朱元璋第一次招驸马，善长是朱元璋的第一个亲家翁，结婚礼仪自然是华贵而隆重，满朝文武羡慕得不得了。善长是抱着重被起用的欢欣和希望来迎接这一切的。哪想进京之后久久不见动静，便不免有些怏怏不乐。汪广洋等人不放过机会，弹劾善长父子礼数不周，善长受到削减俸禄的处分。朱元璋对善长是纵而复抑，可以给你些尊荣，但老先生的权势欲是不能满足的。给了削俸的处分之后，又补偿给亲家翁一个“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议军国大事”的荣誉头衔，至于实际工作，不过是临时管一管土木工程或者其他事务。洪武七年(1374)十月，善长奉钦差往北平查点树木，返回南京走到瓜州时，圣旨宣召：“着李善长回凤阳住。”善长抱怨说：“我与上位做事都平定了，倒叫我老人家两头来往走。”洪武八年(1375)三月，钦取善长回京，善长见到胡惟庸，发牢骚说：“上位如今罚我这等老人，不把我做人。”洪武八年，又差善长到陕西汉中清理茶政。善长也老大不高兴，说：“许大年纪，叫我运茶，想只是罚我。”后来又对胡惟庸说起：“许大年纪，叫我远过栈道去，想天下定了，不用我了。”洪武十一年(1378),善长因为救仪仗户的事苦求朱元璋，朱元璋动怒，竟至派人把善长捉到都察院衙门。胡丞相奉旨将善长发落归家。爷儿三个在前厅痛哭。善长发狠道：“我做着一个太师，要拿便拿。”几天后胡丞相来看望太师，说：“不是我来发落你，上位怎肯饶你?”这些确实反映了朱元璋对善长既安抚又震慑的手段和善长抑郁怨愤的心曲。善长同朱元璋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李善长与胡惟庸有着长期密切的关系。胡惟庸是李善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善长罢相惟庸当权期间，二人相从过密。李善长与胡惟庸是老乡，李善长的侄子李存义之子李佑是胡惟庸的侄婿，乡谊亲情更使他们成为通家世好。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爆发，李善长也被卷了进去。但是，朱元璋把他们和陆仲亨等人一起赦免了。朱元璋说：“朕初起兵时，李善长来谒军门，曰：‘天有日矣’。是时，朕年二十七，善长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令掌书记，赞计划。功成，爵以上公，以女与其子，为我肱股心膂之臣。”这理由仍然是保护淮西旧勋。若细细推演一下，其中仍然包括着朱元璋对此案的计划与层次。李善长虽然没有实权，但德高望重，位居当朝太师，勋臣之首，又有“总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议军国重事”的隆重头衔，地位显然在胡惟庸之上。朱元璋不愿意喧宾夺主，把胡惟庸案搞成李善长案，从而妨碍他解决中书省问题这个中心环节。

抓胡党陆陆续续、时紧时松地搞了许多年，杀了不少人。李善长的势力更显得突兀。李善长之遭忌，还在于他在淮西武人集团中有着影响与根基。他是以文人长者和军师身分活动于朱元璋部队中，又以善于协调诸将著名，所以他列开国勋臣之首，地位在徐达、常遇春之上，大家都无异议。这既是朱元璋罢除他的相位的重要原因，又是朱元璋决心彻底铲除他的潜在势力与影响的原因。

胡案初起，善长相当紧张，而后很长时间，善长屏足掩耳，紧缩蜷伏，惴惴不可终日。随着时光的流逝，该处置的似乎都处置了。紧张的气氛似乎缓和一些，善长也长舒了一口气。洪武十八年(1385),李善长之弟、胡惟庸的亲家翁李存义被指为胡党，流放崇明。善长感到惊骇，但看看皇帝的态度似乎并无大异，便也就索性横下一条心，一切听天由命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善长七十七岁，已是风烛残年。但还要尽情享受，还要为子孙置办产业。他打算再造府第，并从信国公汤和那里借三百个士卒。汤和怕受连累，赶紧告诉了朱元璋。朱元璋暗骂老儿不知好歹。四月，京城中有一批人因罪发遣边疆。其中有善长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叫丁斌的亲信，善长在朱元璋面前为他们说情，朱元璋听说这个丁斌与胡惟庸家有很深的关系，丁斌的义姐又由惟庸做媒，嫁给了善长的弟弟李存贤之子。便想，李善长确定是自投罗网。于是，急命逮捕丁斌、善长之弟李存义、存义之长男李伸与李存贤父子。御史们为抢功，也表示自己与善长毫无瓜葛，弹章像雪片一样飞向朱元璋面前。这时，正赶上天上星相异常，搞占卜的人很懂得凑趣，说大臣不忠，在降此灾。

善长的家被查抄，七十七岁的老翁连带妻女弟侄仆妇七十余人口银铛入狱。捶楚之下，何求不有。善长参胡惟庸谋反便铸成铁案。《明实录》摘取诸人供词，对善长谋反做了这样的归纳：“胡惟庸准备谋反的时候，曾让亲家翁李存义去说服他哥哥李善长。善长很吃惊，骂道：‘你说什么昏话，这是灭九族的勾当?’后来又让善长的老部下杨文裕去游说，答应事成之后，封他作淮西王。善长虽未答应，却有心动，而后再派李存义去，善长叹一口气说：‘我老了，不中用了，任你们闹去吧。’善长的家奴也告发说，看见胡惟庸亲自到善长家来，两人东西对坐，显得很诡秘，说些什么听不清楚，但见窗影中惟庸一边说，善长一边点头。”

据《昭示奸党录》公布，李四(存义)妻范氏招云：洪武五年(1372)十一月，男李佑回家说“今日早，我父亲和太师、延安(二侯)、吉安(候)四人在胡丞相家板房里吃酒，商量要反。”范氏道：“可是真个?你吓杀我。”李四回说：“我早起和汪丞相、太师哥在胡丞相家板房里吃酒，商量谋反，我也随了他。”范氏骂李四：“你发疯，你怎么随他!”李四说：“我哥哥随了，我怎么不从他?”

太师妻樊氏招云：洪武七年(1374),胡丞相到太师家拜节。丞相说：“天下的事都在我手里掌着，如今要作歹，你爷儿从不从?”太师说：“看丞相几时下手，我每爷儿也从。”洪武九年(1376)十月，丞相约太师：“二十日下手，你着两个儿子、四官人、六官人爷儿各自领人。”

照这样说，胡惟庸自从洪武五年(1372)任左丞相已商量要反，蹉跎至于洪武八年(1375)之后才正式动手。自古至今未见这样的政变事例。并且李善长自始就参与了这场预谋的，又何来到洪武十二年(1379)仍然犹豫不决?善长仆人来兴还有这样的招词：洪武九年二月，胡丞相问梳头待诏许贵：“我要使你和太师老官人说些话，你敢说吗?”许贵说：“我敢说。”丞相说：“我要和太师商量大逆的勾当。”这个胡丞相可真成了丧心病狂的糊涂虫，干大逆的勾当竟至派梳头匠去传话。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写《太祖实录辨证》时录下了其中不少关于李善长仆妇族党的供词，对此稍加思索，即可断定李善长一案的虚假性。

李善长终究被砍了头。临刑那天，善长用颤抖的手捧着洪武三年(1370)大封功臣时皇帝颁赐的诰命铁券，仰天哭诉道：“铁券啊，你写得清楚：‘除谋逆不宥(不赦免),其余若犯死罪，免尔二死，子免一死!'免死，怎么免死!谋逆，何谓谋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善长同他的全家妻小仆妇七十余口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刑场走去。“这就是孜孜以求的功名富贵吗?这就是我为一家大小挣得的产业吗?”善长脸上掠过一丝苦笑。到这时候他才有些醒悟，但一切都太晚了。看在父女的情分，朱元璋赦免了临安公主、驸马李祺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将他们囚禁起来。也有的记载说驸马李祺早于洪武二十二年死在家乡定远，否则也难免一死。

李善长的冤情在当时朝野几乎人人心中明白，一年之后，大才子解缙对工部郎中王国用说：“眼看着一件买名的事，可惜没有人敢做。”国用问：“什么事?”解缙说：“李善长。”国用摇摇头说：“犯不上去送死。”解缙说：“不见雨过天晴吗?”国用沉思一阵，觉得有理，便说：“你敢写，我就敢呈。”解缙说：“但愿韩国公在天之灵保佑。”于是奋笔疾书，一挥而就。国用看罢，连声叫绝，就冒着极大的风险呈递到朱元璋面前。朱元璋一看是为李善长鸣冤，心下猛地一震，这人怎么如此大胆!勉强读完，就扔在地上，正要喊人捉拿王国用，不觉又止住了，他把奏章重新捡起，细细看到：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假使说欲自图不轨，还犹可说。今说他欲佐胡惟庸，则令人难解。人之常情爱自己儿子必过于爱兄弟之子，安享万全的富贵必不侥幸取万一的富贵。善长与惟庸，不过是侄婿之亲，而与陛下，则是子女之亲。假使善长辅佐惟庸成功，也不过是勋臣第一而已，太师、国公、封王而已，娶公主做岳翁而已，宁能有加于今日?况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不可侥幸而得?当元朝末年，欲为此者何限十百，哪个不是身为粉灰、宗祀绝灭?能保住脑袋的又有几人?这都为善长所亲见，何苦到垂幕之年又干这种傻事?大凡做这种事情的，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死里求生，以求脱祸于万一。今善长之子备陛下骨肉之亲，没有丝毫嫌猜，何苦而为此?臣恐天下会说：“功如善长且如此，遂至人心解体。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但愿陛下鉴戒于将来。”

真是讲得顺情入理，无可挑剔。朱元璋似乎觉得对不住这位老友，但转念一想，开国君主哪个容得同起的弟兄比肩而立?他又笑这个王国用，你想拿自己的脑袋换取天下的同情，而把污水泼在我身上。此事既已了结，目的亦已达到，我何必苦苦追寻，不把纳谏容物的美名留给自己呢?这样，王国用才免去一死，朱元璋对此不追究也不批驳，实际上是向全国承认李善长的冤情。

处置了胡惟庸、汪广洋、李善长，有一个人的形象应该是越发光彩与高大，这就是刘基，刘伯温。中书省内的风波，许多重要环节与刘基有关，刘基很早就预言了胡惟庸的奸佞误国，胡案的爆发也是从追查刘基被害事件开始的。不论从争取舆论还是安抚自己，朱元璋都有必要把这位神机妙算、疾恶如仇的大军师抬出来。

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正式如家人父子一样接见刘基次子刘璟(字仲璟),同时接见章溢的儿子章允载，胡深的儿子胡伯机，叶琛的儿子叶永道。要他们每年冬天到京城朝见，有时还留他们过春节。朱元璋表彰他们的父亲是“好秀才”,并多次谈起胡惟庸的事情。洪武二十一年(1388)十二月二十五日，朱元璋说：“刘伯温他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洪武二十三年(1390)正月初四于奉天殿左暖房接见时说：“恁老子都是君子人。章溢是个善善良良一个老儿，回家去好好的死了(章溢于洪武二年五月病死在家乡龙泉)。刘伯温他父子两人都被那歹臣们害了。我只道他得病，原来吃蛊了。这胡仲渊(深)他乡里都信服他，与我带将许人来。”这年夏天，胡惟庸案再起峰波，杀了李善长，又牵进近万人。朱元璋便决定恢复刘家的爵位。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朱元璋接见刘璟，说道：“我到婺州时，得了处州。他那里东边有方国珍，南边有陈友谅，西边有张家。刘伯温那时挺身而出随着我。他的天文，别人看不着，他只把秀才的理来断，到强如他那等。鄱阳湖里到处厮杀，他都有功，后来胡家结党，他吃了胡理的蛊。只见一日来和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担谅着不好。’我找人送他回家，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鳖鳖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他大儿子在江西也被他杀了。如今把尔袭了老子爵。与全五百石俸。”刘璟表示，哥哥有儿子在，应由他袭封诚意伯。朱元璋更是高兴，说道：“他终是秀才人家孩儿，知理熟，大功爵让与哥的儿子。好呵!”于是，由刘荐袭爵。朱元璋又对刘璟说：“你如今休去。我也与你个小职名儿，与朝廷办些事，你只着报喜的家人捎着书子去。”刘璟便做了驾前随侍的阁门使。刘家一门的荣耀正是用来映衬李善长等人的暗淡。

李善长一案是在胡惟庸通倭通虏罪状的背景展开的，因而所涉及的既有文臣，也有武将。朱元璋已决心解决一些拥兵武将的问题。洪武二十三年，清查胡惟庸、李善长党羽，同时被处死的武人贵族有吉安侯陆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已死而追论胡党除爵的还有淮安侯华云龙、宣德侯金朝兴、济宁侯顾时、靖海侯吴祯、永城侯薛显、临江侯陈德、巩昌侯敦兴、六安侯王志、汝南侯梅思祖、永喜侯朱亮祖、营阳侯杨璟、南安侯俞通源、申国公邓镇(邓愈子)以及将大毛骧、李伯、耿忠、于显、于琥、丁玉(丁玉以胡惟庸姻亲于洪武十三年诛)等。其中陆仲亨、唐胜宗、吴祯、陈德、顾时、华云龙、郑遇春、郭兴、费聚都是至正十三年(1353)朱元璋南略定远时所带领的二十四员骨干中的一员，也都是朱元璋濠州同乡。其他绝大部分是他渡江以前的旧人。

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这是君臣从创业到守成的历史进程中关系演进的一种趋势，在专制封建王朝，皇帝不能和任何人分享权力，这是一个原则。而在现实政局政中，皇帝身边的各种势力总希望利用一切机会分享皇权，这又是历史事实。后妃、太监都是皇帝家族成员，皇帝的宠幸是他们干政的本钱。解决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皇帝个人的素质。而功臣武将的问题就复杂的多。他们是王朝的主石。兔死狗烹也要讲究操作纵矛盾，不能下一道旨，通通废掉，通通杀死，当中谁死谁留，在整体上削弱到什么程度，都颇费思索。所以历代开国皇帝对功臣宿将的处理办法千差万别。有的强硬狠毒，有的温情宽厚。朱元璋很赞赏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实际他也把许多功臣武将安排到凤阳老家。但问题是，这么多淮西勋旧聚集在一起，是否也构成了对王朝的威胁?这个九死一生的稼家汉子，最终还是罗织了罪名，兴起了大狱，来保住他已经拥有而时时为了觊觎的一切，来解决的皇权相权、皇权与功臣将的矛盾。洪武二十三年(1390)的李善长胡党案，是相权问题的解决，也是功臣宿将问题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