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相权1
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之初，中央政府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了元朝官制。设中书省，指挥和控制全国的民政、财政、司法和军队，其行政长官为丞相，负责统率百官，总理天下政务的重任。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宰相，只对皇帝一人负责，是皇帝的助理，对政务有专决的权力。中书省、中书丞相在为皇帝代劳分忧，同时也就从皇帝那里分割了权力。元朝末年伯颜等丞相擅权专政的教训像一个幽灵纠缠得朱元璋不得安宁，他对中书省，中书丞相的戒心一刻也没有放下。中书省内外的攘夺与撕斗仍然时起波澜。
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有杨宪排挤张昶的事件。
张昶以元朝户部尚书奉命联络方国珍，被朱元璋截获，做了西吴的中书省都事，升为参政。张昶熟悉历代典故，更熟知元朝制度，为朱元璋政治制度建设出了不少主意，很受上下器重。中书省内还有朱元璋的一个宠臣，名叫杨宪，字希武，原籍太原阳曲，因为他的父亲在江南做官，便落籍江南。朱元璋渡江克集庆时投奔而来。杨宪伶牙俐齿，写一手好文章，处理政务也很快捷，又特别会察颜观色，因为受到朱元璋的宠信，命他监视将帅臣僚的检校。张昶在学识能力方面的优势，使杨宪满腹醋意，便时时窥测他的隐私。这时，元将扩廓帖木儿还拥有不弱实力，元顺帝还占据北方半壁江山。张昶出使被困，腼颜事敌，以朝廷大员屈居敌国二三流的小角色，心中未免郁闷。一天，他对好友杨宪倾诉说：“我如能回到元朝，仍不失富贵。”又说：“我是元朝旧臣，勉强留在这里，实在是思念故居。我的妻子儿女都在北方，不知现在怎么样。”其实元臣守节不辱被朱元璋放回的事例很多，且杨宪又是同衙的朋友，故而张昶并未提防，但他不知道这个表面上的朋友，正是朱元璋所豢养的那种人见人怕的恶狗。
至正二十七年(1367),李文忠收复杭州，将元中书平章长寿丑的遣送应天。为瓦解元军，朱元璋把长寿丑的放还大都。张昶偷偷托长寿丑的带去给顺帝的表章和给儿子的家书。这家书和表章的底稿竟然被杨宪所得。这些材料一报上去，朱元璋立即逮捕了张昶。张昶也自知断无生理，便横下一条心，在供词上写道：“身在江南，心思塞北。”于是被杀。杨宪的这一举动为不少人所不齿，但他由此更得朱元璋青睐，便自我感觉良好，认为是为国除奸，功勋卓著，俨然吴王嫡系。他在中书省趾高气昂，令群僚侧目而视。这一天，他忽发奇想，自己刻了一方篆文印章，叫作“一统山河”。他拿给群僚看，试试他们对自己的态度。可惜那些阿谀的人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胡乱恭维一番。这天，朝林编修陈柽拜访，杨宪又拿印章给他看，陈柽端详一会儿，不禁贺道：“这方画押的字真是大富大贵，这是所谓‘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山齐’者也。”杨宪喜不自胜，几天之后就奏请陈柽做了翰林待制。
杨宪的骄横，渐渐为李善长所察觉与厌恶。但此时杨宪正得皇帝恩宠，李善要等侍合适的时机。
杨宪有一弟弟叫杨希圣，在中书省任参议。他有一个未婚妻熊氏，貌美年轻，被朱元璋看中，要接到宫里来。书生气十足的员外郎张来硕劝谏说：“这熊氏已许嫁参议杨希圣，若接进宫来，似乎于理未妥。”朱元璋听罢很生气，便怒斥道：“熊氏又没有出嫁，有什么不妥?谏君之道有这样做的吗?你是毁君还是谏君?”于是武士动手，说话之中，张来硕就被打死了。打死张来硕，朱元璋心里更觉得别扭，总感到丢失的比挽回的要多。不久，李善长在朱元璋面前从从容容地谈起中书省内参议杨希圣弄权不法的几件事，为了不动声色，还搭上参议李饮冰陪衬。这个李饮冰正是揭露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的那个人。这是很容易唤起离间人的骨肉、居功自傲那样一种厌恶情绪的。听到这二人的名字，朱元璋果然找到了出气筒，决定施以污辱性惩罚。先将他们刺面，刺文曰：“奸狡百端，谲计万状。”而后，割了李饮冰的乳，削了杨希圣的鼻子。随后，又把杨宪叫了去，说道：“你的弟弟弄权，我给他以黥、劓之刑，已经是相当宽大了。我听说熊氏曾经许配给他，既然如此，理应归还。”杨宪吓得连连叩头，说：“臣弟犯法，罪当万死。哪里敢再纳熊氏。”朱元璋把脸一沉，说：“一定要给他。”于是拂袖而去。这杨宪跪在那里，半晌没缓过气来。
洪武二年(1369)九月，杨宪升任右丞，成为李善长的主要助手。到洪武三年(1370)年初，朱元璋又把汪广洋从陕西参政调到中书省任左丞。当时官位“尚左”,左丞就排在右丞的前面。杨宪与汪广洋长期共事，官品一直比汪广洋高。现在汪广洋压在自己头上，心中便很是不快，因而遇事每每不相谦让，甚至有意摩擦顶撞。汪广洋性情柔弱，常常退后三分，不与计较。杨宪得寸进尺，步步相逼。他唆使御史刘炳弹劾汪广洋奉母不孝。朱元璋顺水推舟，罢免了汪广洋，命他回到老家高邮奉母思过。杨宪再落一石，让刘炳奏请贬谪汪广洋于海南，以断绝其复职之路。朱元璋觉得这里面似有蹊跷，便突然逮捕了刘炳，遂勾出了杨宪。这时，李善长趁机全面揭发了杨宪种种不法罪状。杨宪与刘炳一同被处死。汪广洋因祸得福，不但官复职，还晋封为忠诚伯。
李善长是最早投奔朱元璋的人，淮西集团诸将领都尊之为“李先生”。朱元璋每次率部出征，都安排善长做留守。善长总能使后方镇静贴服，有条不紊，保证粮秣辎重源源供给。所以朱元璋把善长比作刘邦手下的萧何。从至正二十四年(1364)起，就任命李善长为第一丞相洪武三年(1370)大封功臣，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韩国公，子孙世袭，给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列开国功臣之首。李善长毕竟不是萧何，他千方百计固爵保禄，贪恋富贵权势，甚至不惜结党营私，利用淮西集团的势力打击江南文人集团。淮西集团多是追随朱元璋的弟兄，是一批被压在社会下层的庄稼汉，通过沙场征战，成为一批新贵。文士集团则是渡江后招集的一帮文人幕客以及开国前后征召的一些士大夫。淮西集团暴发户早已引起江南文人的侧目。明朝开国，京城正月十五闹元宵，还有人作了这样一个灯谜：
画了一个妇女，赤着双脚，怀里抱着一个大西瓜。这个以虐为谑的讽刺漫画，竟至引起一场血案。原来围观的人审视这个灯谜之后，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朱元璋微服观灯恰恰走到这里，他问大家笑什么，有人告诉他：这叫淮(怀)西女子好大脚。朱元璋非常生气，以为这是骂他的马皇后，第二天下令把附近的居民通通杀了。这个事件反映了江南文人百姓对淮西暴发户的嫉妒。这种心理状态正是两个集团矛盾斗争的客观依据。当然，江南文士集团的门第与知识的优势是暂时的。这种优势在武人集团的刀剑和实力地位面前不堪一击。文人集团在整体上无法与武人集团相抗衡。但在建国之初，双方的这种斗争却是或明或暗，曲曲折折地反映在各个方面。杨宪与李善长的矛盾就是其中一个场面。
开国之后，冲突又在李善长与刘基之间爆发了。洪武元年(1368)五月，朱元璋到河南开封巡视并布置北伐事宜，命丞相李善长和御史中丞刘基做京城留守。临行前，特意召见刘基，让他放心地督察奸恶，整肃朝廷，对宫内的事也予以纠举。刘基十分感动。他一直主张从建国伊始就应该严肃法纪，校正自宋元以来对官吏放纵优容造成的吏治腐败的恶习。于是命令各御史勇敢地负起责任，对所有不法官吏和事件都要上章弹劾，宫内侍卫和宦官则秉承皇太子处理。这首先就引起李善长的反感，认为是冲着他和中书省来的，甚至怀疑这是代表江南文士集团的一次进攻。正巧，中书省都事李彬贪赃枉法的事实被揭露出来。李彬是善长的亲信，善长亲自说情，希望暂缓处理。刘基不准，坚决主张严办。双方僵持不下。刘基派飞骑呈报朱元璋，请诛李彬以肃法纪。这时京城大旱，善长等人正准备祷神祈雨，而杀李彬的批文恰恰到来。善长问刘基：“正在求雨的时候难道可以杀人吗?”刘基回答“杀李彬，天必雨。”遂杀了李彬。
刘基与善长的矛盾于是公开化。八月，朱元璋回到南京，宦官们纷纷在朱元璋面前说刘基的坏话，李善长也攻击刘基专横跋扈。刘基所做的都是朱元璋所允许的，用御史台牵制中书省也是朱元璋的本意，但是，这些事干得这样雷厉风行，干净利索，又使朱元璋疑惧和嫉妒。刘基卓越的才识，料事的准确，早成了他一块心病，在朱元璋看来，刘基与李善长同样不可信任。
洪武元年以来，旱情仍在继续。朱元璋把怨气发在御史台身上，说是在京御史、在外巡按御史、按察司冤枉下人造成的，遂将巡按御史何士弘等逮捕到京师，捆在马房里。接着又命大臣上书言事，看在哪些事情上得罪了上天。
出于对皇帝的忠诚，刘基上书言三事：第一，阵亡士卒妻子安置在寡妇营集中居住，有好几万人，既不能改嫁，又不能与家人团聚，造成阴气郁结；第二，死亡工匠的尸骸暴露，未得安葬；第三，张士诚降将降吏都沦为军户。这些都有损于和气，有伤于天意。朱元璋迅速作出处理：寡妇听从改嫁，不愿改嫁者，送还乡里依亲；死亡工匠官府代为葬埋，所有服役人员一律释放回家；张士诚投降头目免于充军。
孰料十天半月过去了，干旱依然肆虐，把人的心绪都烤得焦躁起来。朱元璋几乎有些狂暴，他把刘基叫到面前责问：“上天示警，殃及百姓。你狂瞽胡言，当负什么责任?”刘基眼见难以在朝中立身。正在此时，他的老妻病故的讣告传来，便正好借故抽身。朱元璋遂下一道圣旨：“着刘基还乡料理妻丧。御史、按察司官俱令自驾船只，发去汴梁安置。”这些因刘基而连累贬谪的官员直到北方平定急需用人，才重新起用。
朱元璋以汉高祖自命，把刘基比作张良。其实，刘基这个人在性格方面倒是更接近诸葛亮。所以他在离开朱元璋的时候依然是满怀忠诚，把那些没有来得及说起的话作最后交代。他告诉朱元璋，有两件事请皇上留意：第一，凤阳虽是陛下龙兴之处，却非建都之地；第二，王保保未可轻视。这两件事确是初创的明王朝面临的两个重要问题。洪武元年(1368)五月他去汴梁视察，其重要目的就是要考察能否在这北宋旧都再造皇城。考察结果，认为不适于建都。经过反复比较，又觉得凤阳合适。这里前临淮河、长江，交通方便，地势险要。他的这个想法曾向刘基表露过，刘基婉转表示反对。刘基主要考虑淮河灾祸频繁，地瘠民贫，很难作国家根本重地。另外，还有一个无法启口的理由，就是凤阳一方面是龙兴之地，同时也是勋臣武将的故乡和集中之区，把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放在这样的地方，不论是对朝廷还是对这些勋臣都没有好处。朱元璋没有听从劝告，在洪武二年(1369)九月开始了凤阳宫殿大规模修建。很快，他明白了人为地生硬制造一个都城的困难。
到洪武九年(1376),已经粗具规模，还是不得不忍痛停顿下来，而只作为陪都，当时叫中都。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一直是朱元璋的北方劲敌。元都攻陷，扩廓帖木儿驻兵太原，阻止朱元璋西进。朱元璋决意乘势追击，一举消灭他。洪武元年十一月，徐达自北平南下，占领保定，分兵汤和、冯胜攻山西，与扩廓帖木儿会战于泽州，命杨璟前往增援。扩廓帖木儿采取围城打援战术，大败杨璟于韩店，是为朱元璋北伐以来第一次失利。朱元璋闻讯十分震惊，不禁想起刘基的临别赠言，从心里佩服他的先见之明。看来，这个时候打发刘基还乡为时过早，于是急派使臣持诏到青田将刘基召还。为了安慰刘基，追封了他的祖、父二代为永嘉郡公，祖母、母亲为永嘉郡夫人，并给了他很厚的赏赐。
再说刘基。他在洪武元年八月被放归，十一月召还。这时，中书省的斗争进一步复杂化。杨宪与凌说、高见贤、夏煜几个江南派官员都在朱元璋面前进谗言，说李善长无宰相才。朱元璋告诉他们：“善长虽无相才，可是与我同里，自起兵以来，伴我涉历艰险，勤劳簿书，功劳也很大。我既为君，他自当做相。这就叫相同旧勋。以后你们不要再说了。”实际上，他已在考虑撤换善长的问题。只是善长在朱元璋面前一向恭维小心，没有把柄。洪武
二年(1369)十月的一天，他把刘基召到便殿，以试探的口吻指责善长，意思要撤掉善长的丞相之职。他知道刘基与善长的矛盾，想从刘基口中了解善长的隐私。刘基认为，善长才干有限，心地狭窄，但眼下宰相一职又非他莫属，因此便诚恳地说：“善长是开国元老，又能调和诸将，这是他人所不及的。”明白肯定了善长作为丞相的两个基本素质。朱元璋说：“他这个人多次说你的坏话害你，你反倒为他说好话。就从个人品质，他也比不上你。我还是想让你当此重任。"朱元璋这句话是很厉害的，一方面挑开他们的矛盾；一方面抛出一诱饵，看你动心不动心，看你是不是故作矫饰，假作忠厚。刘基听到朱元璋这话，急忙跪倒，说：“皇上要做的，就好比换大厦的梁柱，必得大木方可。如果把小木条绑在一起顶替，大厦就会立即倾覆。”朱元璋觉得这是一片真情，也只得罢了，易相一事便暂时不提。
然而，善长长期以来在文武大员中所形成的势力是朱元璋不可容忍的。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要易相的念头又萌动了，他考虑了三个人选，一个是杨宪，一个是汪广洋，一个是胡惟庸。这几个人的共同特点是最早跟了朱元璋，资格老，通经史，有才辩，做事干练敏捷，柔顺驯服，很得朱元璋欢心。他去征求刘基的意见。先问杨宪如何。刘基说：“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宰相必须公平而有气度，心要像水一样清澈，做事要以义理来权衡，不能掺杂个人好恶恩怨。杨宪恰恰不是这样。”又问汪广洋。刘基说：“这个人的褊狭浅薄比杨宪还厉害。”“胡惟庸怎么样?”刘基回答：“好比驾车的辕牛，恐怕他蹦跳脱辕要把车弄翻的。”朱元璋沉吟一阵，对刘基的用意真有些怀疑，但颜面上仍露出和气与诚恳，说道：“那么我的宰相，实在是非先生莫属了。”刘基也实实在在地相告：“臣下还略有些自知。我这个人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的行政事务。勉强去做，对国家无益，也一定辜负圣恩。天下何患无才，主上圣明，只要细心寻求，一定会物色到合适的人。只是眼下这几位未必恰当。”朱元璋感到了刘基的诚意，但却不能听从他的劝告。他撤换李善长的决心已定。
易相的风声越来越紧。种种议论断断续续传到善长的耳朵里，使善长羞愤交加，抑郁成疾。这时候，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已是杨宪，善长真怕遭遇在他手里，善长的亲信胡惟庸怂恿说：“杨宪为相，我等谁人不得为大官矣。”正在这个关键处，杨宪在排挤汪广洋的部署中，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李善长趁势从背后一击，把杨宪送到了阎罗国。汪广洋坐收渔人之利，打马回京。杀了杨宪，善长出了一口长气，但坐了八年的这把金交椅也非让出不可了。
洪武四年(1371)正月初二，新年伊始，就罢了李善长的官。诏曰：
天下已定，有功尽封，大将收戈解甲于武备之库，息马家庭，从善乐游，功名两全，古何过哉!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事朕十八年，寅至戌归，勤劳多矣，汉之萧何、曹参无以尚也。其年既高，驱驰侍立，朕心不忍，业许致政。今以中书右丞汪广洋为中书右丞相，参知政事胡惟庸为中书左丞，总理军国重事焉。
这一年李善长五十八岁，说是高龄宰相，实在很勉强。这个诏书任命汪广洋当右丞相，实际上也就免除了徐达的右丞相之职。汪广洋不被任命为第一左丞相而被任命为右相，官位就低了，加上他资历浅，势力小，朱元璋稍舒了一口气。胡惟庸对刘基的怨恨是显而易见的。就在洪武四年的正月，刘基紧步善长的后尘，第二次离开京城。
善长作为开国元勋，安置在凤阳定远老家，赐予田地一千五百亩，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户二十家，守坟户一百五十家，算是对他出力一场的一种报答。凤阳是当时的另一政治军事重心，善长的一举一动都在朱元璋的掌握中。刘基的老家浙江青田，偏处崇山峻岭，就不能不使朱元璋悬心。刘基深深了解这种处境，他以猜忌被放逐，自然要处处小心。洪武四年二月，他一回到家，就派长子刘琏赶到京城上表谢恩。八月，四川明升政权平定，他赶紧再派刘琏送去《平西蜀颂》,他蛰居深山，断绝与官府的一切往来，唯以饮酒下棋为事，从不对人讲起自己的功劳和朝廷的情况。青田县令几次拜访都被挡了驾。一天，一个山野模样的人求见，刘基只好让儿子把他引入茅舍，还准备了饭菜，这人才向刘基说：“在下是青田知县，冒昧造访。”刘基遂称：“县民刘基拜上。郡侯知道刘某是从不打扰官府的。如果您没有什么见教，就请快快回衙去吧。”这年八月，朱元璋派使臣送来一封亲笔书信：“皇帝手书，付于诚意伯刘基：故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然歹人恶严法，喜宽容，谤骂国家，煽惑是非，莫能治。即今天象叠见，且天鸣已及八载，日中黑子又见三年，今秋天鸣震动，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日日有之。更不知灾祸自何年月日至。卿山中或有深知历日者，知休咎者，与之共论封来。洪武四年八月十三日午时书。”这确实给刘基出了个难题，让人与山中“知历数者、知休咎者""共论封来”,看你“共论”还是不“共论”,看你与哪些人来往。使者本身自然也负有探查监视的使命。刘基对天象做了回答，并借天象示警再次劝谏：“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为了国家社稷，刘基决定甘冒斧钺之诛。何况，依法行事和尊重大臣的人格是刘基多次劝谏的内容，离开这个基本思路的话，可能更引起朱元璋的疑心。大概刘基此次是以上天的名义说话，也因为使者复命对刘基多有美言，刘基平安地度过了这次审查。况且，汪广洋这个人毕竟宽厚，既然刘基已不在朝位，也犯不着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非要置人于死地。
不久，汪广洋也自身难保。他的手下胡惟庸是个野心勃勃的人，背后又有强大的淮西集团，而汪广洋因被人看作懦弱无能而少人扶持。再则，他感到皇帝对中书省事务不放手，对丞相戒心很重，也不适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干事。所以汪广洋也就学着汉朝曹参的办法，有事没事就喝酒，写字，吟诗。省内的事任凭胡惟庸去处理。对皇帝也不提什么建议，推荐什么人才。起初，朱元璋同他处得相安无事。久而久之，觉得此人尸位素餐，便心生不满。洪武六年(1373)正月，把他贬为广东参政。七月，提拔胡惟庸做了中书右丞相。不久，又将汪广洋调升为左御史大夫。
洪武十年(1377),升胡惟庸为左丞相，又让汪广洋做了右丞相。汪广洋作为胡惟庸的副手更抱定缄口恭默、浮沉守位的宗旨，中书省大权完全操纵在胡惟庸的手中。胡惟庸争权夺利，忘乎所以，与朱元璋的矛盾渐渐激化，他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
胡惟庸，定远人。在和州投奔朱元璋，是渡江前的淮西旧人。占领集庆，由元帅府宣使转宁国县主簿，升知县，迁吉安府通判，擢湖广按察司佥事。这时，他利用同乡关系，攀上了李善长，遂于吴元年(1367)被推荐为太常寺少卿，进太常寺卿。洪武三年(1370)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为李善长心腹。洪武四年(1371)正月，李善长罢相，汪广洋提升右丞相，胡惟庸接替汪广洋右丞职务，成为中书省二号人物。洪武六年(1373),汪广洋左迁广东参政，胡惟庸递补右丞相，很快升任左丞相，坐上了中书省第一把交椅。
胡惟庸的才干和效率省去了朱元璋不少精力，朱元璋想到的事情，吩咐下去，很快办妥，因而博得朱元璋相当的倚重与宠信。但胡惟庸是有相才无相器，又足以坏人大事的那种人。他热衷权势，“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是他坚守的信条。他曲意奉上，千方百计讨得皇帝的恩宠。从洪武六年到十年，五年之间独任首相，大小政务，朱元璋都交他去处理。他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生杀黜陟之权。许多想求官升官的、落职后想复职的朝野文武，都奔走他的门下，各种金帛、名马、玩好的贿赂不计其数。胡惟庸又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小小恩怨都记在心上。他有两个死对头，一为刘基，一为徐达。
洪武七年(1374),刘基在家听说胡惟庸被任命为首相，感到十分忧虑，他预言国家百姓难逃一场灾难，忧愤地说道：“使我言不验，苍生之福也。”这话辗转传到胡惟庸耳朵里。五年前他与刘基的那场旧公案又在心中翻腾。他在寻找时机报复。恰在这时，又有一件事激怒了他。原来，在青田县南一百七十里处有一个叫淡洋的地方，形势险要，又与瑞安县交界，常常是私盐贩子躲避赋役的人们的藏身之所，方国珍当初就以此为根据地，构成地方治安的一个隐患。早在洪武三年(1370),刘基的长子刘琏去京城看望父亲的时候，就奏请在这里设立巡检司，盘查来往行人。经朱元璋亲自批准，第二年正式设立。洪武六年(1373),这里发生周党山所领导的山民暴动。地方官害怕获罪，隐瞒不报，刘基就派刘琏去京城。刘基的儿子刘琏、刘璟和宋濂的儿子宋燧等人同太子朱标等自幼一起长大，很受朱元璋的喜爱，与朱元璋有一种家人父子的关系，因此可以随时面见皇帝。也许是因为刘基与胡惟庸的芥蒂，刘琏竟至越过了胡惟庸，直接向皇帝做了汇报。这就使胡惟庸更为疑心，更为光火，便决计借这个题目进行报复。他唆使地方官上了一个奏章，说刘基看准了淡洋这个地方有王气，一心想得到它作为墓地。百姓不愿意给，他就请求设立巡检司，驱逐了百姓。胡惟庸也真够聪明，择的这个题目果真说到了朱元璋的心痛处。刘基就是这样一个学贯天人智慧而神秘的人物。他既能以种种神妙的术数辅佐我朱元璋，那为什么不可以为自己的子孙着想?不管所奏的事真也罢，假也罢，总得设法收拾了这个老头子。于是下诏降罪，先剥夺了刘基的俸禄，且看他下一步如何应对。
刘基对这种飞来之灾不曾料到，杀头灭门之祸就在眼前。考虑再三，他带上儿子刘琏赶往京师。没有一句辩白，一句埋怨，只是向皇帝谢罪，只是说因为罪臣冒犯，惹皇上生气，实在是罪该万死。这样一来，反倒使朱皇帝无从下手了。他原本设想刘基一旦申冤辩诬，就治他个洁己诬人，已是国非之罪，现在却无处借口。后来朱元璋在洪武八年(1375)给刘基的《赐归老青田诏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朕闻古人有云：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卿善为忠者，所以不辩而趋朝。一则释他人之余论，况亲君之心甚切。此可谓不洁其名者欤?恶言不出者欤!”正是这种“皇帝圣明，罪臣当诛”的忠個和以退为守的策略，唤起了朱元璋爱虚荣做明君的一半心理，而把那耍威风，滥杀人的一半搁起。
刘基渡过险关，但皇帝的猜忌没有解除，胡惟庸势炎熏灼，迫害随时可至。他留京无益，回乡不敢，只有掩门独坐，形影相吊。但生性刚毅和倔强，又使他充满自信，对自己堂堂正正的一生始终不悔。他哪里知道，朱元璋正在通过他的政敌的手置他于死地。刘基这时候已是六十四岁高龄，他头发半白，耳聋眼花，脚下迟重，左手麻痹**，老态龙钟。经过此次事变更加百病缠身。
即使这样，胡惟庸仍不放过他。他故意对刘基表示亲近，时常去床前探问。大概朱元璋看出了胡惟庸的心迹，就使胡惟庸携带医生前往治疗。吃了这个御医的药，刘基觉得腹中慢慢涨大，心下疑惑，就把情况告诉了朱元璋，说：“皇上，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恐凉着不好。”朱元璋却是心不在焉。三个月后，朱元璋特地派人去探问，回说没有好转的希望，心下一块石头才落了地。遂颁一道诏书，命他回家安养去吧。刘基于洪武八年(1375)三月抵家，四月十六日就因慢性药物中毒而死亡，享年六十五岁。临死之前，他嘱咐把尸骨焚化，不要安葬，这显然是要解除朱元璋猜忌，保全他的家庭。同时把自己珍藏的《观象》《玩古》等天文书交给长子刘琏，说：“我死后，赶紧送给皇上，万勿泄露。”又将遗表交给次子刘璟，说：“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联络。我欲为表上之，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此密奏之。”这位伯温先生对朱皇上，对大明王朝献出了他的全部智慧和忠心。尽管朱元璋对刘基曾经是死而后安，但听到刘琏报告刘基至死不渝的忠诚，也不免有些动容。为了安慰刘基的在天之灵，也是为了熨平自己的心理创伤，他希望刘琏能留在京城做官，刘琏请求为父亲守三年孝，朱元璋允准了。到洪武十年(1377)七月，朱元璋命刘琏做考功监丞，很快擢
为监察御史，第二年四月升为江西参政。洪武十二年(1379)六月，被胡惟庸党羽逼迫而死，年仅三十二岁。
搞掉了刘基，胡惟庸更加肆无忌惮。有叫不怕死的御史韩宜可上章弹劾胡惟庸和他的同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险恶用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宠，内怀反侧，擢置台端，擅作威福。请斩其首以谢天下”。朱元璋怒，以排陷大臣的罪名逮进锦衣卫监狱。朝臣们更加不敢言。他们有的找到徐达，希望他能在皇帝面前反映些真实情况。徐达知道胡惟庸正在打他的主意，本不想惹事，但静观皇帝的意思，看来对胡惟庸也未必就是那么宠信不疑。于是在与皇帝的一次寻常谈论中顺便提起提防大臣专擅的问题。朱元璋未置可否。可是这话很快传到胡惟庸那里。胡惟庸知道朱元璋对这班勋臣武将怀有戒心，利用这个缝隙，徐达这棵大树也不是不能搬倒的。关键是抓住把柄，搞到证据。他买通了徐达的看门老仆福寿，让他提供情报，或干脆乘机干掉他。福寿表面答应，暗中却向徐达通报了消息。徐达处处提防，静待时局变化。
对胡惟庸的专擅，朱元璋早有所警觉。他不仅要观察胡惟庸，还要观察他的党羽，观察满朝文武。他自认为任凭胡惟庸兴风作浪，也不会逃出他的掌握之中。洪武十年(1377)六月，他“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朕前”。就是说，可以绕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上书。有一个儒士提出异议，认为考之历朝典故，还是由中书省上达为好，受到朱元璋斥责。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取的明朝第一个状元吴伯宗，由于不依附于胡惟庸被贬到凤阳屯种，靠着上书直达御前之命，密奏胡惟庸专恣不法，提出他独任首相，终是国家之患。朱元璋于是把他从凤阳召回。洪武十年(1377)九月，升胡惟庸为中书左丞相，同时任命御史大夫汪广洋为右丞相，以图牵制。洪武十一年(1378)三月，他又明确告诫：“胡元之世，中书专政，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致民情不通，以至大乱，深可为戒。”因命礼部规定奏章格式，禁止天下奏呈关白(以副本通报)中书省。显然，这是在向胡惟庸等人敲起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