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与民休息

农业生产

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元末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结果,它大大地打击了大地主阶级,并且大大地教训了新王朝的统治者朱元璋,迫使他对农民做出一定让步。这个让步的结果就是与民休息,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方面。

经过二十年长期战争的破坏,人口减少,田地荒芜,是明朝初年的普遍现象。例如,唐宋以来的南北交通要道、繁华胜地的扬州,为青军(又名一片瓦、长枪军,是地主军队)元帅张明鉴所据,军队搞不到粮食。龙凤三年朱元璋部将缪大亨攻克扬州,张明鉴投降,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新任知府以旧城虚旷难守,只好截西南一隅筑而守之。如颍州,从元末韩咬儿在此起义以后,长期战乱,民多逃亡,城野空虚。特别是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重, “多是无人之地”。洪武元年(1368)闰七月,大将军徐达率师发汴梁,狗取河北州县, “时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有的地方, “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洪武三年(1370),济南府知府陈修和司农官报告, “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洪武四年(1371)二月,大同卫指挥耿忠报告: “大同地边沙漠,元季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等乱兵杀掠,城郭空虚,土地荒残,累年租税不入。”到洪武十五年(1382),晋府长史致仕桂彦良还说: “中原为天下腹心,号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洪武二十一年(1388)河北诸处,还是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南方许多地方情况也是如此,如洪武三十年(1397)常德府武陵县报告:“武陵等十县,自丙午(1366)兵兴,人民逃散,长或复业,而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江西瑞金则因农民起义,户口亡绝过半:“初民户在籍者六千一百九十三户,今亡绝过半,田多荒芜,租税无所从出。”名城开封,以户粮数少,由上府降为下府。洪武十年(1377),以河南、四川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洪武十七年(1384)令凡民户不满三千户的州改为县者三十七。

租税收入减少,劳动力严重不足,情况是很严重的。为了迅速改变这种残破面貌,增加财政收入,朱元璋只能对农民做了让步。吴元年五月下令,凡徐、宿、濠、泗、寿、邳、东海、襄阳、安陆等郡县,及今后新附土地、人民,桑、麻、谷、粟、税粮、徭役,尽行蠲免三年。让老百姓喘一口气,休息过来,把力量投入生产。以后新得的州县,也采用这办法,蠲免几年的租税和徭役。他集中力量,振兴农业,用移民屯田,开垦荒地的办法调剂劳动力的不足;用兴修水利、种植桑、棉的办法,增加农业生产的收入;用官给耕牛种子,垦荒地减免三年租税,遇灾荒优免租粮等措施,解决农民的困难。此外,还设立了预备仓、养济院等救济机关。

他常说: “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水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巴到收割了,完粮纳税之外,剩不了多少。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做工也是农民分内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让农民安居乐业,才有可能。”封建政权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农村,粮食、棉花、布帛、劳动力都靠农民供给,农业生产如不恢复和发展,这个政权是支持不下去的。

移民的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广的地方。洪武三年(1370)六月,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业农民四千多户到濠州种田,给牛具种子,三年不征其税。又移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洪武九年(1376)十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洪武十五年(1382)九月,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降民二万四千四百余人于泗州屯田。洪武十六年(1383)迁广东清远瑶民一千三百七人于泗州屯田。以上皆为繁荣起义根据地及其附近的措施。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月,以山东、山西人口日繁,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置屯耕种。洪武二十二年(1389)以两浙民众地狭,务本者少而事末者多,命杭、湖、温、台、苏、松诸郡民无田者,许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处起耕。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洪武二十五年(1392)徙山东登、莱二府贫民五千六百三十五户就耕于东昌。洪武二十七年(1394)迁苏州府崇明县无田民五百余户于昆山开种荒田。洪武二十八年(1395)青、兖、登、莱、济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无田可耕者起赴东昌,编籍屯种,凡一千五十一户,四千六百六十六口。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一月,东昌三府屯田迁民共五万八千一百二十四户,朝廷收租三百二十二万五千九百八十余石,棉花二百四十八万斤。彰德等四府屯田凡三百八十一处,屯田租米二百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一十九石,棉花五百零二万五千五百余斤。凡移民垦田都由朝廷给予耕牛、种子和路费。洪武三年(1370)定制,北方郡县荒芜田地,召乡民无田者垦辟,户给十五亩,又给地二亩种蔬菜,有余力的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其马驿、巡检司、急递铺应役者,各于本处开垦,无牛者官给之。若王国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备练兵牧马,余处悉令开耕。这一条法令使北方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田地,投入了生产,改变了这些地区的荒凉面貌,也改善了一部分人民的生活。为了解决土地的产权问题,又令凡开垦荒田,各处人民先因兵燹遗下田土,他人开垦成熟者听为己业。业主已还,有司于附近荒田拨补。复业人民见(现)在丁少而原来田多者,不许依前占护,只许尽力耕垦为业。见(现)今丁多而原来田少者,有司于附近荒田验丁拨付。这条法令规定贫民垦熟的荒田即为己业,明确了产权,解除了开垦者的顾虑。同时,原来逃亡在外的地主复业的,也只许依丁拨田,不许多占,这样,就把战前的地主产权整个否定了,是对旧地主阶级的一个极大的打击。洪武二十四年(1391)令公侯大官以及民人,不问何处,唯犁到熟田,方许为主。但是荒田,俱系在官之数。若有余力,听其再开。把全国荒田都用法领规定为封建王朝所有,只要有劳动力的就许报官开垦。又令山东概管农民,务见丁著役,限定田亩,著令耕种。敢有荒芜田地流移者,全家迁发化外充军。洪武二十八年令,洪武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收田租),若地方官增科扰害者治罪。鼓励农民大力开垦。这一系列法令执行的结果,数量众多的穷苦农民依法开垦了大量荒地,自耕农的数量大大增加了,元朝后期土地大量集中的情况改变了,这些地区的阶级矛盾较之以前也就大大缓和了,这就是上文所列举的洪武一朝的农民起义,江南地区很多而北方很少的经济原因。

也有从居庸关西北地区移民到内地屯垦的,如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余户散处诸府卫,充军的给衣粮,为民的给田土。又以沙漠迁民三万二千八百多户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开地一千三百四十三顷。

此外,吴元年十月,徙苏州富民到濠州居住,因为他们帮着张士诚拒守,还不断说张王好话的缘故。洪武十五年(1382)命犯笞杖罪的犯人都送到滁州种苜蓿。洪武二十二年(1389)命户部起山东流民居京师,人赐钞二十锭,俾营生业。洪武二十八年(1395)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

朱元璋在攻克集庆后,便注意水利。到建国以后越发重视,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工程。洪武元年(1368)修和州铜城堰闸,周回二百余里,洪武四年(1371)修治广西兴安县灵渠,可以溉田万顷。洪武六年(1373)开上海胡家港,从海口到漕泾千二百余丈,以通海船。洪武八年(1375)开山东登州蓬莱阁河,浚陕西泾阳县洪渠堰,溉泾阳、三原、醴泉、高陵、临潼田二百余里。洪武九(1376)修四川彭州都江堰。洪武十二年(1379)修陕西西安府甜水渠,引龙首渠水入城,居民从此才有甜水可吃。洪武十四年(1381)筑江南海盐海塘,浚扬州府官河。洪武十七年(1384)筑河南磁州漳河决堤,决荆州岳山坝以通水利,每年增官田租四千三百余石。修江南江都县深港坝河道。洪武十八年(1385)修筑黄河、沁河、漳河、卫河、沙河堤岸。洪武十九年(1386)筑福建长乐海堤。洪武二十三年(1390)修江南崇明海门决堤二万三千九百余丈,役夫二十五万人。疏四川永宁所辖水道。洪武二十四年(1391)修江南临海横山岭水闸,宁海、奉化海堤四千三百余丈,筑上虞海堤四千丈,改建石闸,浚定海、鄞二县东钱湖,溉田数万顷。洪武二十五年(1392)凿江南溧阳银墅东坝河道四千三百余丈,役夫四十万人。二十七年(1394)浚山阳支家河,凿通广西郁林州相隔二十多里的南北二江,设石陡诸闸。洪武二十九年(1396)修筑河南洛堤。洪武三十一年(1398)修治洪渠堰,浚渠十万三千余丈。这些规模巨大明代玉器用人力到几十万人的工程,没有统一的安定的全国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设想的。除此而外,朱元璋还要全国各地地方官,凡是老百姓对水利的建议,必须即时报告。洪武二十七年(1394)又特别嘱咐工部官员,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备旱灾涝灾的,都要根据地势,一一修治,并派国子监生和税户人才到各地督修水利。洪武二十八年(1395)共计全国府县开塘堰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

移民屯田,开垦荒地,承认自耕农开成熟地的产权,旧地主复业只能依丁拨田,和兴修水利是增加谷物产量,增加皇朝租税收入,强化国家机器的主要措施,也就是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阶级斗争以后,新皇朝不得不稍为对农民让步的具体表现。此外,朱元璋还特别着重经济作物的增产,主要是桑、麻、大棉和枣、柿、栗、胡桃等等。龙凤十一年六月下令,凡农民有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照比例递加。地方官亲自督视,不执行命令的处罚;不种桑的使出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出麻布或棉布一匹。洪武元年又把这法令推广到各地,并规定科征之额,麻每亩科八两,木棉每亩四两,栽桑的四年以后再征租。二十四年于南京朝阳门钟山之麓,种桐、棕、漆树五千余万株,岁收桐油棕漆,为修建海船之用。二十五年令凤阳、滁州、庐州、和州的农民,每户种桑二百株,枣二百株,柿二百株。令全国卫所屯田军士每人种桑百株,并随地宜种柿、栗、胡桃等树木,以备荒年。二十七年令户部教全国百姓务要多种桑、枣和棉花,并教以种植之法。每一户初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多种棉花的免税。栽种的数目都要造册报告,违令的全家发遣充军。执行的情况,如湖广布政司洪武二十八年(1395)的报告,所属州县已种果木八千四百三十九万株。

全国估计,当在十亿株以上。洪武二十九县宜于种桑,而种之者少。命于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种二十石,派人送到辰、沅、靖、全、道、永、宝庆、衡州等处,各给一石,使其民种之,发展这一地区的蚕丝生产和丝织工业。为了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下诏指出农桑为衣食之本,全国地方官考课,一定要报告农桑的成绩,并规定洪武二十六年

(1393)以后栽种的桑、枣果树,不论多少,都免赋税。把栽种经济作物作为官吏考绩的内容之一,违者降罚,又设置老人击鼓劝农,每村置鼓一面,凡遇农种时月,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该管老人点闸(名)。若有懒惰不下田的,许老人责决,务要严切督并,见丁著业(每人都得干活),毋容惰夫游食。若是老人不肯劝督,农民穷窘,为非犯法到官,本乡老人有罪。平时老人每月六次手持木铎,游行宣讲劝农务本的道理。朱元璋还颁发教民榜文说:

今天下太平,百姓除粮差之外,别元差遣。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如法栽种桑、麻、枣、柿、棉花,每岁养蚕,所得丝织绵,可供衣服,枣、柿丰年可以卖钞,俭年可当粮食,里老尝督,违者治罪。

对农民吃饭穿衣问题的关切,从历史上封建帝王加以比较,朱元璋是较为突出的。

为了鼓励农业生产,洪武元年(1368)下诏田器不得征税。洪武四年(1371),洪武二十五年(1392)两次派官员到广东、湖广、江西买耕牛以给中原屯种之民。洪武二十八年(1395)命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急之时有疾病,则一社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芜,民无饥窘。户部以此意广泛晓谕。各地方报告修城垣、建营房、浚河道、造王宫等工程,都反复告以兴作不违农时的道理,一定要在秋收农隙时兴工。对农业增产有成效的地方官,加以擢升:如太平知府范常积极鼓励农民耕作,贷民种子数千石,到秋成得了大丰收,官民都仓廪充实。接着兴学校,延师儒,百姓很喜欢。召为侍仪。陶安知饶州。田野开辟,百姓日子过得好,离任时,百生拿他初来时情况比较,歌颂他: “千里榛芜,侯来之初;万姓耕辟,侯去之日。”南丰百姓也歌唱典史冯坚: “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久经丧乱,生产雕敝的农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了。

东南地区苏、松、嘉、湖四府是盛产粮食的谷仓,但是租税特别重,自耕农负担不了。洪武七年(1374)五月下令减租,如亩税七斗五升者除其半,以苏民力。洪武十三年(1380)三月又减了一次,旧额亩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征三斗五升,以下仍旧。凡各地闹水灾旱灾歉收的,蠲免租税。丰年无灾荒,也择地瘠民贫的地方特别优免。灾重的除免交二税之外,还由官府贷米,或赈米、布和钞。各地设预备仓,由地方耆老经管,存储粮食以备救灾。设惠民药局,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予医药。设养济院,贫民不能生活的许入院赡养。月给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给三之二。灾伤州县,如地方官不报告的,特许耆民申诉,处地方官以死刑。二十六年又令户部,授权给地方官,在饥荒年分,得先发库存米粮赈济,事后呈报,立为永制。三十多年来,赏赐民间布、钞数百万,米百多万石,蠲免租税数量也很大。但是这些措施都有其局限性,因为政权是属于地主阶级的,蠲免、减少租额,受益最多的是地主,贫雇农是没有分的。预备仓、惠民药局、养济院等公益机构也掌握在地主的手里,他们用以假公济私,贪污剥削,名义上是为了贫苦人民,实质上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