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备军

高度集中的以中小地主阶级为基础的朱元璋封建社统治政权，通过庞大的常备军，起着镇压人民反抗和保卫国防的作用。

常备军在国内的任务是镇压人民起义。

朱元璋所建立的常备军是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逐步建成的。在攻克集庆以后，厉行屯田政策，广积粮食，供给军需。他和刘基研究古代的兵制，总结历史经验，征兵制的好处是全国皆兵，有事召集，事定归农，失员素质好，来路清楚，平时军费开支少；缺点是兵员都出自农村，如有长期战争，便影响到农村的生产。募兵制的好处是应募的多为无业游民，当兵是职业，训练的时期较长，作战能力较高，兵员数量和服役时间，不受农业生产的限制；缺点是平时要维持大量的军队，军费负担很重，而且招募的兵大部分来路不明，没有宗族家庭的牵挂，容易逃亡，也容易叛变。较好的办法是折中于两者之间，吸收其好处，避免其缺点，主要的原则要做到武装力量和生产力量结合起来，既可以灵活指挥，又避免财政上过重的负担。

刘基根据实际情况，经过讨谕研究，创立的办法是卫所制度。

卫所的兵源有四种：一种是从征，即起事时所指挥的部队，也就是郭子兴的基本队伍和他自己所招收的各地地主武装；一种是归附，包括削平群所得的部队和元朝投降军队；一种是谪发，指因犯罪被罚当军的，也叫作恩军；一种收垛集，取征兵，按人口例，一家有五丁或丁出一丁为军。前两种是建立制度时原有的武装力量，后两两则是补充的武力，特别是垛集军在数量上占了很大的比例。这四种来源的军人都是世袭的，为了保障固定员额的满员，法律规定军人必须娶妻，世代继承下去，如无子孙继承，则由其原籍家属壮丁顶补。种族绵延的原则被应用到武装部队来，兵营成为武装的集体家庭了。

军人有特的社会身份。在明代户籍中，军籍和民籍、匠籍是主要的户口。军籍属于都督府，民籍属于户部，匠籍属于工部。军人不受普通地方行政官吏的管辖，在身份上、法律上、经济上的地位，都和民户不同，军和民是截然地分开的。民户有一丁被垛为军，可以优免一丁差役，作为补偿。军士到戍地时，由宗族替他治装。在卫所的军士除本身为正军外，其子弟称为余丁或军余，将校的子弟即称为舍人。军士的生活费用概由皇朝就屯田得粮食支给，按月发米，称为月粮。规定马军月支米二石，步军总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步军一石。守城的照数支给，屯田的支一半。恩军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斗，无家口的四斗。衣服岁给冬衣棉布棉花，夏衣夏布，出征时依例给胖袄鞋裤。

朱元璋渡江以后，降附的将领都用原来的称号，有叫枢密、平章的，有叫元帅的，有叫总管、万户的，形形色色，名不称实，高下不一。龙凤十年四月，立部伍法，根据所带的队伍人数来定将领称号，经过点编，有兵五千的做指挥，满千人的做千户，百人的做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在这个基础上，常备军的组织分作卫、所两级：大体上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卫的长官是指挥使。卫又分五个千户所，每各记所一千一百二十人，长官是千户。千户所下分十个百户所，每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长官是百户。百户下有总旗二，小旗十，一个总旗领五个小旗，小旗领军士十人。大小联比以成军。卫所的分布，根据地理险要，小据点设所；关联若干据点的设卫，集合一个军事地区的若干卫、所，设置都批军使司，作为军区的最高军事统率机构，长官是都指挥。卫所陆续建置，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全国共有十七个都指挥使司，京师和外地共有三百二十九个卫，六十五个守御千户所。

全国卫所军总数为一百二十万人。十七都指挥使司分别隶属于皇朝的五军都督府。

军食出于屯田，大略学汉朝赵充国的国法，在边境开屯，一部分军士担任守御，一部分军士受田耕种。目的在于开垦荒地，增加生产，充裕军食，省去运输费用，减轻财政负担。边地开屯有了成绩以后，内地卫所也先后开屯耕种，以每军受田五十亩作一分，官给耕牛农具，开头几年免纳租税，到成为熟地后，每亩收税一斗。规定边地守军十分之三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则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全国各地共有军屯田八十九万三千多顷，相当于全国垦田总数十分之一左右。

除军屯外，还有商屯。边地守军遇有意外，粮食发生困难的时候，朝廷用“开中法”来接济。封建王朝控制着大量粮食和食盐，但从粮食产地运粮到边进，运费往往为所运粮食的五六倍，费用太大，极不经济。商人有资本，贩卖食盐利润很大，但是食盐是由皇朝专卖的，商人得不到手。“开中法”责成商人运一定数量的粮食到边境，拿到收据就可到产盐地领到等价的食盐，自由贩卖，从而获取厚利。商人是最会打算盘的，边境有的是荒地，索性雇人在边境开立屯田，就地交粮，这样就可以省去几倍的运费。在这种特定的交换过程中，边军粮食就够吃了；封建王朝不但省去大量运费，也省了事；商人发了财；边境荒地开垦得多了，增加了生产，也建立了许多居民点。

在作战时，虽在派有大将军做统帅，但朱元璋还亲自指导攻取方略，根据所得军事情报和实际经验决定前方的行动，即使对最亲信的将领徐达、李文忠也是如此。例如，吴元年四月十八日给徐达的手令，在处分军事行动以后，接着说： “我的见识只是如此。你们见得高强便当处，随你们意见行着，休执着我的言语，恐怕见不到处，教你每难行事。”洪武三年(1370)四月： “说与大将军知道。这是我家中坐着说的，未知军中便也不便，恁只拣军中便当处便行。”给李文忠的手令： “说与保儿、老儿：我虽这般说，计量中不如在军中多知备细，随机应变的勾当，你也厮活落些儿也，那里直到我都料定。”洪武元年(1368)北伐军出发后，他亲自画了征进阵图，派使送给徐达。提出自己的意见给前方统帅，说明只是参考性质，如不符合军中实际情况，可以拣军中便当处执行。但是在涉及有关原则性问题的时候，所下的命令就很坚决，不能改变了。例如，处理降将降官降兵的原则，龙凤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令旨：吴王亲笔： “着内使朱明前往军中，说与大将军左相国徐达、副将军平章常遇春知会：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军中获冠军及首目人等陆万余众，然而俘获甚众，难为办禁。今差人前去，教你每军中将张(士诚)军精锐勇猛的留一二万。若系不甚任用之徒，就军中暗地除去了当，不必解来。但是大头目，一名名解来。”洪武十二年(1379)三月且严厉责备徐达不多杀敌军头目： “吴王令旨：说与总兵官徐达，攻破高邮之时，城中杀死小军数多，头目不曾杀一名。今军到淮安，若系便降，系是泗州头目青旖黄旗招诱之力，不是你的功劳。如果三月里，淮安未下，你不杀人的缘故，自说将来者。依奉施行!”对元朝降将的处理，更是十分注意，再三嘱咐，吴元年十二月十天内接连三次派使人到徐达、常遇春军前传谕，第一次说： “将军统率将士，下齐、鲁数十城，求之于古，虽韩信功能不过是也。然事机合变之际，不可不虑。今山东诸将虽旨欺附，而未尝遣一人至此，若留降将布列旧地，所谓养虎遗患也。昔汉光武命冯异平三辅营垒，降者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垒，无使复聚，古人之虑深矣，将军其思之。”都督同知张兴祖连下山东州、县，得士马万计，就用降将领旧兵随军北伐，朱元璋得到报告，认为不妥，指出： “此非良策。闻兴祖麾下降将至有领马军千骑者，若一旦临敌，势不足以相加，因而生变，可以制之?”遣告诉兴祖，今后得一降将及官吏儒生，才有可用的，通通送到京师，不许留下。又遣使告诉徐达、常遇春：“闻大军下山东，所过郡县，元之省、院官来降者甚多，二半军皆留于军中，吾虑其杂处我军，或昼遇敌，或夜遇盗，将变生不测，非我之利。盖此辈初屈于势力，未必尽得其心，不如遣来，使处我官属之间，日相亲近，然后用之，可无后患。”这是因为接受了去年十一月沂州王宣、王信父子降而复叛的教训，叮咛反复，要诸将提高警惕。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朱元璋的远见，洪武元年(1368)二月降将乐安俞胜叛，闰七月降将乔佥院叛于济南，虽然都及时平定了，到底还是扫致了军事和政治上的损失。

有一道命令是整饬军队纪律的，龙凤十二年三月，朱元璋大发脾气：“(张士诚军)男子之妻多在高邮被掳，总兵官为甚不肯给亲完聚发来?这个比杀人那个重!当城破之日，将头目军人一概杀了，倒无可谕。掳了妻子，发将精汉来我这里，赔了衣粮，又费关防，养不住。杀了男儿，掳了妻小，敌人知道，岂不抗拒?星夜叫冯副使去军前，但有指挥、千户、百户及总兵官的伴当掳了妇女的，割将首级来。总兵官的罪过，回来时与他说话。”冯副使是冯胜。从下和州时候起，朱元璋就十分注意军队纪律，发还虏获妇女。经过了十二年，西吴的军队纪律是所有起事群雄中较好的。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疆土的日益扩大，许多地主武装的降附，军队的成分日益复杂化了，违反军队纪律的事件也就不断发生，高邮的杀掠受到了严厉的处置以后，全军的纪律也因而提高了。高邮战役违反军纪案件的经过情况是这样的：总兵官徐达围攻高邮未下，还师救援宜兴，令冯胜督军猛攻，高邮守将诈降，冯胜令指挥康带几百人入城，高邮守将关了城门，杀个干净。朱元璋怒极，叫冯胜回来，打了十大板，还罚他走回高邮。冯胜又羞又气，用全力攻城，徐达也从宜兴回兵合攻，取下高邮。一打进城，要报这怨仇，就忘了多年来的约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