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疾归里

曹操对他为济南相时所做的两件事，虽然并无悔意，但也感到后怕。于是主动提出辞去济南相，并请求留在京城做宫禁保卫方面的差事。曹操在十几年后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追述他当时的心情也说： “故在济南……违忤诸常侍，以为豪强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曹操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诸常侍和豪强怎么能容忍他如此损害他们的利益呢?曹操乞留宿卫，纯属以退为进，实非本意。然而仅仅是这点心愿，宦官和贵戚们也不能让他得到满足。权贵们的心计是既要把他调离济南相位，又要把他排挤在京师以外。于是“征还为东郡太守”。东郡太守与济南国相地位相等，且就当时的地域重要性而言，东郡地位和济南国地位也不相上下。曹操由这次调动验证了自己的担心，因此托疾不就。因为不去做东郡太守，朝廷便再次给了他一个闲差事，任命他为议郎。此时他的头脑很清醒。他既要躲祸，又要试图从另一方面建立自己的名誉。因此对于议郎一职也是“常托疾病，辄告归乡里”。据记载，曹操回到家乡谯县之后， “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应该说，鉴于当时的情势，曹操称疾归乡里，实乃韬光养晦，是沽名钓誉的绝好机会，也是充实头脑、锻炼身体的好机会。

无疑，曹操确曾做过长时间隐居的准备。第一，既然“不能违道取容”,隐居当是最好的选择；第二，天下大乱之势已定，既然不能立即驰骋沙场，“待天下清”后而再举亦是最安全之策。当然，绝不能认为曹操已经准备终生做隐士。如果那样，他就不成其为曹操了。他的落脚点是即使不得已等二十年再做官也不算晚。所以说，曹操“称疾归乡里”的最终目的是待机而动。他做了长时间隐居的思想准备，但更重要的是隐居乡间窥视局势，等待时代的召唤。

说实在的，曹操称疾乡里，的确有屡屡干忤宦官和贵戚的原因，怕为家族带来大祸。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曹操正是利用了自己的家族地位才敢于“不就”官而装病归乡。据史载，曹操在三十岁时(中平元年，184年)为济南相，当年或次年辞官，三十二岁被征为都尉。这二三年间，正是他父亲曹嵩走红的时候。当时，灵帝卖官营造西园，曹嵩原为司隶校尉，历官大司农、大鸿胪，出钱一亿，得太尉之职。太尉就是“三公”了，家庭根基可以说很坚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