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用贤能

曹操清除周围的异己后，权力日隆。他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但又并非是那种单纯的权力欲者，而是要利用权力谋划大事，为将来的更大发展做准备，这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气魄。

这时的曹操开始考虑如何准备条件、收拢人才、积蓄力量以利实现以上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诸多目标。

迎帝都许之后不久，局势尚未安定，曹操即在九月间给汉献帝上了一份《陈损益表》。损，削弱、减少的意思；益，增加。其意是去掉或减少那些于世无补，于政无益，甚至害政的旧规陋制，增加一些适应时势需要的政策或措施。无疑，这正是社会和时代的需要，也是民众所期盼的。表章中，曹操提出了十四项改革建议，很可惜现已失传，难知其具体内容，但可知其主体部分如下：

陛下即祚，复蒙试用，遂受上将之任，统领二州，内参机事，实所不堪。昔韩非闵韩之削弱，不务富国强兵、用贤任能。臣以区区之质，而当钟鼎之任，以暗钝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顾恩念责，亦臣竭节投命之秋也。谨条遵奉旧训、权时之宜十四事，奏如左，庶以蒸萤，增明太阳，言不足采。

不难看出，表章的核心内容当为“富国强兵，用贤任能”;所陈十四事，并非新创，而是“遵奉旧训”,在原有制令的基础上， “权时之宜”,结合新的社会实际提出来的。

事实证明，曹操大权在握之后，除了用兵之外，的确是把“用贤任能”和“富国强兵”摆在显著的、重要的位置。当然，所谓“富国强兵”,只不过是引用一种传统的统治思想而已，借用战国秦汉以来诸多思想家的名词，以表达重视“农战”的问题。事实上，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根本谈不上“富国”,而是如何解决燃眉之急，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现实迫使曹操必须考虑经济问题。

重视人才并笼络之，是曹操的一贯主张，更是巩固权力的需要。此前，所以能够以相对弱于人之势，成别人所不能或不敢做的大事，把天子控制在自己手中，就是与他重视人才，善用人谋分不开的。此时，他更感人才的重要和缺乏。

为了解决人才问题，他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重用旧部心腹之人。他把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一些谋士，委以心腹，托以重任。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荀彧。

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阳(今河南许昌西南)人，曾为亢父(今山东济宁南)令，董卓之乱，弃官归里，后避乱冀州，冀州牧袁绍待之以上宾。荀彧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 “闻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乃去绍从操。操与语大悦，曰： “我子房也。”荀或没有辜负曹操的期望，在诸多重大政治与军事的决策或行动中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曹操迎帝都许，即以荀彧为侍中，守尚书令。每有军国大事，均与荀彧商量。

另外还有一些有功于前的人物，也被安排在重要位置上。如：

程昱，字仲德，东郡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人，在平定兖州之时，与荀或一样有力保三城之功；在曹操落难的时候，还有劝说曹操不要接受袁绍“欲使曹操迁家居邺”的建议。曹操以程昱为尚书，继而拜东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

毛瑜，字奉先，陈留平丘(今河南长垣境)人，少为县吏，曹操临兖州，辟为治中从事。毛班劝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以成霸王之业。曹操任其为东曹掾，与崔琰共典选举。东曹掾秩虽不高，自身为六百石，但职位很重要，主管着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的任免。毛班不负所托，为曹操把住了用人一关。

满宠，字伯宁，山阳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人，曾做高平县令，曹操领兖州牧，辟其为从事。满宠随军征战，颇有功劳。曹操以满宠署西曹属，并任都城许之令。西曹是主管府吏录用的衙门。这样，毛瑜在东曹，满宠在西曹，曹操便通过这两个心腹把所有文武大员的除授权力控制起来了。许令，即京都之长，官秩虽低，但其重要性可知。

第二，奖携有功之人。曹操没有忘掉帮助过自己的人，独掌政权后把一些有功于己的人安排在重要位置上。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如董昭、钟繇等人。董昭，字公仁，济阴定陶人，曾为柏人(今河北唐山西)令，袁绍以为魏郡太守，后离开袁绍，在曹操西迎天子与迁帝都许大事中功不可没。曹操委以重任，后来迁河南尹，继领冀州牧。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境)人，曾为尚书郎廷尉正、黄门侍郎，说服李傕、郭汜允许曹操通使汉献帝。曹操拜繇御史中丞，迁中尚书仆射，并封东武亭侯。

第三，擢用旧官吏。曹操很懂得对于朝廷旧官不能全部罢而不用，应该有所区别，能用则用，不能用则罢，或杀之。他杀过一些人，而且像杨彪那样很有名望的人还想罢而杀之；他保留了一些人的官位，但大多数没有实权或非据要津之位；他也提拔了一些人，如将作大匠孔融，就是从郡守一级的地方官北海相提上来的。

第四，广揽天下新秀。天子都许，百事待举，只是任用原来部属和于己有功的人，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曹操求才若渴，荀或因进计谋之士荀攸、郭嘉等十数人。

荀攸，字公达，荀彧的侄子，但比荀或年龄大，曾为黄门侍郎，谋刺董卓被收入狱，后复辟公府，求为蜀郡太守，因道路不通，留驻荆州。曹操让人送给荀攸一封信说： “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而顾观变蜀汉，不已久乎?”于是征荀攸为汝南太守，入为尚书。曹操素闻荀攸之名，与语大悦，对荀彧、钟繇说： “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之与计事，天下当何忧哉!”即以为军师。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开始投靠袁绍，不久便看出袁绍“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离去。据说，曹操曾有筹划之士戏志才，也是荀彧推荐的，早卒，曹操因给荀彧一封信说： “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荀或推荐了郭嘉。曹操召见郭嘉论天下事，高兴地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高兴地说： “真吾主也。”曹操表郭嘉为司空军祭酒。

杜袭被任为丞相军谋祭酒；陈群被任为司空西曹掾属；司马朗被辟为司空掾属，除成皋令，复为堂阳长；国渊被辟为司空掾属；刘馥被辟为司徒掾；梁习被辟为漳长，还为西曹令史，迁掾属。

第五，善待投奔之人。曹操对投奔之人明知将来必为宿敌，但为了不绝天下人之心，不仅不杀，反而以礼相待。比如，建安元年(196),吕布袭击刘备，取下邳，投奔曹操。曹操属下很多人劝曹操趁机除掉刘备。程昱对曹操说： “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其众，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曹操明确表示： “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但随后还是有人提这件事，说： “备有英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曹操因问郭嘉，郭嘉认为刘备的确会成后患，但不同意把他杀掉，郭嘉是这样回答曹操的： “有是。然公提剑起义兵，为百姓除暴，推诚仗信以招俊杰，犹惧其未也。今备有英雄名，以穷归己而害之，是以害贤为名，则智士将自疑，回心择主，公谁与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曹操听了这番话很高兴，认为郭嘉说得很对。由此可见，曹操、郭嘉两人的高明之处是他们能顾及当时，虑及久远，没有做出那种杀一人而失天下人心的傻事。

第六，宽容狂士。建安初年，曹操在用人方面也有不成功的例子。但是这一事实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曹操求才心切。他虽然受辱，但不像后来那样不如意即杀掉，而是宽以待之，以防把自己的求贤之路堵塞了。这里，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被《三国演义》大加渲染的“击鼓骂曹”的祢衡。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在今山东平原境)人，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建安初自荆州北游许都，自恃才高，常发“臧否过差”之偏激言论，见不如己者不与语，因此人们都很讨厌他。据说，他自己曾准备了一张名片(刺),准备晋见人用，但始终不知见谁好，以致名片上的字都模糊不清了。有人问他，为何不去投靠陈群、司马朗?他回答说，难道你让我去投靠“屠沽儿”?又问： “你看许都中哪个人还可以?”他说： “大儿有孔文举(孔融),小儿有杨德祖(杨修)。”(儿，语助词，非鄙视语。大儿、小儿，意为年龄大一点儿和小一点儿)又问，曹公(操)、荀彧、赵稚长怎么样?他对于曹操略微说了几句好话，但对荀彧、赵稚长嗤之以鼻，说： “文若(或)可借面吊丧”,意谓荀彧只是长得好看一点儿； “稚长可使监厨请客”,讽刺赵稚长肚子大，只会吃东西。因此，众人皆切齿。但孔融非常欣赏他的才干，上书给曹操说，祢衡“淑质贞亮，英才卓荦。初涉艺文，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计，安世默识，以衡准之，诚不足怪。……”桑弘羊、张安世都是西汉中期名臣。桑弘羊为政颇多建树，曾任治粟都尉，领大司农，推行盐铁专卖政策，后同霍光等共辅汉昭帝，任御史大夫；张安世，武帝时曾为尚书令，昭帝时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宣帝时尊为公侯。孔融认为祢衡之才不在桑弘羊、张安世之下。孔融多次举荐祢衡给曹操，曹操同意与之相见，但祢衡倒摆起了臭架子，自称狂疾，不肯往，而且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曹操知道了这事后，很不高兴，但因其有才名，并不想杀他，只是想羞辱一下，挫其傲气，他听说祢衡善击鼓，于是“录为鼓史”。曹操大会宾客，让衡击鼓。按照时俗，鼓史击鼓皆脱其旧衣，换上专门为鼓史做的衣服从宾客面前走过。其他鼓史皆照例而行。轮到祢衡击鼓，祢衡击的是《渔阳》鼓曲点，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但“过不易衣”。吏呵之，祢衡便走到曹操面前先解外衣，次解余服，**而立，然后慢慢把新衣穿上，又表演一番“击鼓参挝”(参挝是一种击鼓方法),而毫无愧色。曹操大笑，告在座的人说： “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狠狠把祢衡批评了一顿，祢衡答应给曹操道歉，曹操很高兴，告诉门客祢衡来了随即通报。约好早上见，一直到日暮之时，祢衡身着单布衣(当时是十月，天已冷)、疏巾，坐曹操营门外，以杖捶地，大骂曹操。门吏报告： “外有狂生，坐于营门，言语悖逆，请收案罪。”

这时的曹操同后来的曹操不一样，他压住了心头怒火，没有把祢衡杀掉，而是让管理马匹的人准备精马三匹，骑兵二人，把他送走。曹操对孔融说：“祢衡竖子，乃敢尔!孤杀之无异于雀鼠，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所闻，今日杀之人将谓孤不能容。今送与刘表，视卒当如何?”曹操令两骑送祢衡到南阳。据说，祢衡到了荆州，刘表“悦之以为上宾”,“文章言议，非衡不定”,但老毛病不改， “复侮慢于表”,再加有人从中挑唆，刘表“耻不能容”,将其送给江夏太守黄祖，黄祖亦善待之。不久，黄祖大会宾客，而祢衡出言不逊，使黄祖下不了台。祢衡不但没有歉意反而大骂黄祖，黄祖大怒，令人拖出去重打，祢衡更是大骂，黄祖怒不可遏，遂令杀之。祢衡时年仅二十六岁。

这里，所以引述这么长的故事，意在为曹操正名。曹操开始想戏辱祢衡是不妥的，但自始至终都很重视祢衡其人，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大度；而祢衡则过于狂傲，的确有点不识抬举。曹操所以能这样宽容祢衡，说到底，不在于祢衡一人，而在于顾全大局，即其所谓“今日杀之，人将谓孤不能容”,怕败坏了自己爱才的形象，堵塞了求贤之路。

曹操既然已挟天子，又有一定势力，众人瞩目。通过以上诸端，重用贤能，宽容待士之声很快传扬开来，不久便出现了“贤士大夫四方来集”的好形势。曹操初期重用贤能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有些人是为了尽忠汉室而来，但当时皇帝在曹操的手里，所以应该承认这同曹操的开明政策是分不开的。

除祢衡之外，任用宗世林一事也能说明曹操初始用人颇多宽容大度之风。

此人与曹操同时为官，但很是看不起曹操，拒绝相交。曹操官拜司空、总制朝政以后从容问宗世林： “可以相交了吧?”宗世林回答说： “松柏之志尤存。”仍然拒绝相交。曹操虽然很不高兴，但“以其名贤，犹敬礼之”, “就家拜汉中太守”,并让儿子曹丕修子弟礼。

曹操迎帝都许，控制了权力，短短几个月，朝廷便得到了相对稳定，显露出一个政治家的治国安邦之才能。

当然，曹操在谋决诸多大事的时候，考虑更多的依然是军事。在他看来，一切都要服务于军事。为国失贤则亡，军无粮秣则难久。一句话，用贤、备粮，都是为了军事的需要。所以，几件大事略定便即谋划逐鹿，以期完成更大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