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初建大业 迎帝都许

初平三年(192)四月，司徒王允与吕布合谋杀死了董卓。消息传出，“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街肆”。可见董卓被诛，百姓是何等的欢快。但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人意料。

董卓被诛后，司徒王允录尚书事，吕布为奋威将军，假节，封温侯，共秉朝政。

王允其人，开始惧怕董卓，折节事之，既灭董卓，自认为不会再有患难，居功自傲， “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做了不少不得人心的事。诸如学冠当时的左中郎将蔡邕只是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惊叹了一声，就被王允收死于狱中。所以，众属下逐渐疏远了他。当然，更重要的是此人不善谋略，眼光短浅，缺乏应变能力，处事犹豫不决。他本想赦免董卓部曲，忽而又变了卦，不给董卓属军以出路。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等人无所依，派人到长安求赦，王允断然拒绝。李傕、郭汜求赦无望，孤注一掷，于是便制造了更大的祸乱。

六月，李傕、郭汜攻长安，杀王允，击退吕布，吏民死者万余人。吕布战败，率兵逃出长安。

董卓刚死时，长安三辅之民还有数十万户，李傕等放兵劫掠，加以饥谨，两年间民相食，人烟便很少了。

不久，李傕、郭汜互相猜疑，起了内讧，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二人相攻数月，死者以万数，搞得长安城乌烟瘴气。

兴平二年(195)元月，原董卓部将张济说服李傕、郭汜和解，并想迁皇帝至弘农(今河南灵宝北)。皇帝也想念旧京洛阳，遣使对李傕、郭汜宣谕十次，他们才各以女儿为人质而和解。是年秋七月，汉献帝车驾出长安，在后将军杨定、兴义将军杨奉、安集将军董承(原皆董卓部曲)护卫下历经数月，终于挣脱李傕、郭汜的追击，渡过黄河，于十二月乙亥到达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建安元年(196)五月，杨奉、韩暹等人奉帝东还。六月到闻喜，七月还洛阳，住故中常侍赵忠的家中。汉献帝东还，河内太守张杨以粮迎于道路。八月，以张杨为大司马、杨奉为车骑将军、韩暹为大将军领司隶校尉。

这时的洛阳，因为宫室已被烧尽，百官没有地方住，只得“披荆棘，依墙壁间”,群僚饥乏， “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稻，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

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一时之间谁也吃不掉谁，愚者自做皇帝梦，智者谋迎天子，以便举起天子的大旗讨伐不服之众。所谓愚者就是袁绍、袁术、吕布之流。

曹操对待天子的废立一向看得很重，前述拒绝王芬谋废灵帝、立合肥侯，拒绝袁绍谋立刘虞等是这一主张的表现。

曹操认识到一时间汉天子这面旗子仍不失为重要武器，仍有号召力，谁把它举起来，谁就能提高自己的权威，占有主动权，就能以天子之名行己之欲，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威势和力量。因此，他占有兖州之后，除了以武力争夺天下外，一直在考虑谋迎天子的问题。

曹操派使者到了长安，李傕、郭汜等以为关东军阀都想自立为天子，现在曹操虽有使者，但也不一定诚实，准备把使者扣留，以示拒绝。黄门侍郎钟繇劝李傕、郭汜说：“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李傕、郭汜听从了钟繇的意见，对曹操“厚加答报”。自此开始曹操便常遣使者与汉献帝沟通。

所谓“厚加答报”,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兴平二年(195)十月承认了曹操自领兖州牧的合法性，汉献帝“拜操为兖州牧”。

曹操得到拜授之命，立即写了一份《领兖州牧表》给汉献帝：

入司兵校，出总符任。臣以累叶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顾命。是以将戈帅甲，顺天行诛，虽戮夷覆亡不暇。臣愧以兴隆之秩，功无所执，以伪假实，条不胜华，窃感讥请，盖以维谷。

此表文字虽不长，曹操竟充分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不忘皇恩，忠于汉室之心不变，以至于不敢顾惜性命；第二，将戈帅甲，征伐不暇，都是顺天行诛，外观符合皇帝的意愿，从而把自己的连年用兵的真实用心掩盖过去；第三，说愧对皇帝的恩封，深感功、秩不相称，怕别人讥笑，有点进退两难。这样的表章，既接受了授命，又出言得体，理所当然地得到朝廷的赞赏。

建安元年(196)秋八月，曹操在许(治今河南许昌东),谋迎天子，部属中的许多人觉得条件不具备，认为山东(亦称关东，泛指崤山、华山以东)未定，韩暹、杨奉居功自傲，暴戾恣睢，很难控制。荀或力排众议，据引历史，讲述了迎纳天子的好处，也指出了迎纳天子的紧迫性，若不马上决定，就坐失良机了；同时还给曹操戴了高帽，说他“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说明现在正是表现自己的最好时机，进而指明，此时迎纳天子是“大顺”“大略”“大德”之事。

荀彧、曹操在对待汉室这一重大问题上本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确出自“忠心”,后者则视为“权宜”。尽管如此，但他们在即时迎纳天子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曹操接受了荀彧的意见，立即派遣扬武中郎将曹洪率兵西迎天子，但“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苌奴据险，洪不得进”。此时，董昭已在天子身边，拜议郎。他又一次帮了曹操的忙。董昭考虑到杨奉兵马虽强，但比较孤立，便于笼络，所以再次以曹操的名义作书。这封以曹操名义发给杨奉的信中说： “吾(操)与将军闻名慕义，便推赤心。今将军拔万乘之艰难，反之旧都，翼佐之功，超世无畴，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宁，神器至重，事在维辅；必须众贤以清王轨，诚非一人所能独建。心腹四支，实相恃赖，一物不备，则有阙焉。将军(指杨奉)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董昭这封捉刀代笔信，颇具曹操风采，先把杨奉吹了一通，然后表示诚心与之联合，死生与共。据说，杨奉收到信后很高兴，对诸将说：“兖州(指操)诸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国家所当依仰也。”于是表荐曹操为镇东将军，袭爵费亭侯。

曹操得封以后，内怀潜喜，外诈谦抑，连上三表。三让而后就。头一份表章，后人称为《上书让封》。

臣诛除暴逆，克定二州(指青州、兖州),四方来贡，以为臣之功。萧相国以关中之劳，一门受封；邓禹以河北之勤，连城食邑。考功效实，非臣之勋。臣祖父中常侍侯，时但从辇，扶翼左右，既非首谋，又不奋戟，并受爵封，暨臣三叶。臣闻《易·豫卦》曰： “利建侯行师。”有功乃当进立以为诸侯也。又《讼卦》六三曰： “食旧德，或从王事。”谓先祖有大德，若从王事有功者，子孙乃得食其禄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云雨之润，远录先臣扶掖之节，采臣在戎犬马之用，优策褒崇，光耀显量，非臣庭(音汪)顽所能克堪。

在此，曹操毫不客气地表述了自己的“诛逆”之功和祖父中常侍曹腾的勋绩，并推及“先祖有大德，若从王事有功者，子孙乃得食其禄也”。这就是说，自己受封袭爵是应该的，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他忽而笔锋一转，言不由衷地说对于皇帝的“优策褒崇”,不是如自己之愚弱无能所担当得起的。

汉献帝收到曹操的“让封”表后，又下了第二次“策命”,复述前意。曹操“读前后策命”之后，也再次上书，文虽有异，意则略同，最后依然归结为：“臣自三省，先臣虽有扶辇微劳，不应受爵，岂逮臣三叶；若录臣关东微功，皆祖宗之灵佑，陛下之圣德，岂臣愚陋，何能克堪。”

随后，曹操得到第三次“策命”,于是遂上《谢袭费亭侯表》,接受了汉献帝的恩封，其在表中称： “比荷殊宠，策命褒绩，未盈一时，三命交至。双金重紫，显以方任，虽不识义，庶知所尤。”“未盈一时，三命交至”,可见三让而就是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完成的。

曹操每有晋迁，辄三让之，即使后来大权独揽实乃“自封”自己时，也不忘三让的形式。他运用这种形式的目的不在“让”,而是要通过它把自己的功劳摆出来，记录在案；所以，意不在谦逊，而在服众，在表无愧于受封。

正当曹操积极谋划进驻洛阳以迎天子的时候，时局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本来是董承凭险拒绝曹操，但这时曹操突然收到董承“潜召”。史载，韩暹矜功专恣，董承患之，于是“潜召”曹操，曹操乃引兵进驻洛阳；进了洛阳，曹操当机立断，趁其他兵却大都在外之机， “因奏韩暹、张杨之罪，暹惧诛，单骑奔杨奉”。

这时张杨、杨奉之兵均在外，韩暹又跑了，洛阳城中兵势最大的就是他。他甚知如何利用天子，更知如何对付反对力量，因此当即依靠暴力夺取了权力。

汉献帝七月甲子到洛阳，八月癸卯封张杨为大司马，韩暹为大将军，杨奉为骑将军，辛亥曹操自领司隶校尉，理尚书事。前后不到五十天，汉献帝便落到了曹操的控制之中，这是他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开始。

曹操一旦大权在握，为了树立权威，立即做了三件事，第一，杀了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三人，谓“讨有罪也”;第二，封卫将军董承为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三人为列侯，谓“赏有功也”;第三，追赠射声校尉沮俊为弘农太守，谓“矜死节也”。与此同时，立即布置挟天子出京之事。

建安元年八月庚申(196年10月7日),也就是在其自领司隶校尉的第九天，曹操趁诸多外兵尚无察觉自己的意图的之际，按照原来的谋划，迅即“移驾”(实是挟持)出洛阳，经辗辕(今河南偃师东南)而东，迁都于许。

许县完全在曹操的统制之下。汉献帝别无所依，为了收拢曹操，到许之后，亲自到曹操军营，封曹操为大将军、武平侯。曹操原来袭爵是“亭侯”,现在新封是“县侯”,高了一个等级。

朝廷封赏，实同“自领”,但曹操还是再次表演了一番辞让之伎，连上《上书让增武平侯》《上书让增封》,就要让天下人承认他接受增封并非“苟取”,而是理所应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