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蔡京 政治是一门艺术1
我有一种预感。
我即将死在这条山长水远的贬谪之路上。
前方那座名叫潭州的城市，很可能就是我生命的终点。
其实我已经无所谓了。既然我的政治生命早已终结，那我的物质生命又何苦在这世上苟延残喘？
政治是我的一切。失去它，我的存在毫无意义。更何况，我已是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人生七十古来稀，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
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伸出我颤颤巍巍的双手，细细抚摩这八十载的悲欣与沉浮，以及记忆深处那斑斑点点的繁华与忧伤。对于一个万里投荒的老人来说，记忆就是他最终的财富——不会被任何外界力量夺走的财富。这些日子以来，每当我回首自己在北宋政坛上屡起屡落、大开大合的一生，一种莫名的兴奋之情便会一再盈满我的胸臆。
这是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的夏天，满山的草木翠绿葱茏。我坐在一驾灰色的马车上，一路与自己的记忆紧紧依偎。我发现离最后的时刻越近，过往的一切就越会在我幽暗枯槁的精神世界里泛起璀璨的光焰……
那是五十六年前吧，大概也是这么一个夏天，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正风尘仆仆地进京赶考。我看见他的脸上写满自信和憧憬，他的眼中闪烁着质朴而纯真的光芒。很显然，这个十年寒窗的年轻人跟所有莘莘学子一样，肚子里装满了圣贤学问，胸中激**着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
我面带微笑地看着这个年轻的蔡京。他却埋头赶路，顾不上看我一眼。所以他不知道我苦涩的笑容里泛着苍老的泪光。我真想叫他走慢一点。既然人生的每一段起伏、每一个拐点都已经为他准备在那边，他何必着急呢？可我又想让他走快一点。既然冰冷而坚硬的现实注定要将他改变，那他何不早一天抛弃所有不切实际的温情和幻想？
无论如何，年轻的蔡京还是踌躇满志地走进了汴梁。
那一刻，一座繁华富庶的帝都在他面前訇然展开。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看见北宋的汴梁就像一个陌生妖艳而又充满**的女子向他敞开了怀抱。
年轻的蔡京并不知道，随之敞开的，还有一片无涯无岸、深不可测的帝国官场。
那一刻，我真想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年轻人，小心点……
一
这是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的秋天，我金榜题名，考中进士，开始走上梦寐以求的仕途。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步入帝国官场的这一年，正是北宋政坛风起云涌、万象更新的时刻。新党的领袖人物王安石与韩绛在这年岁末同时拜相，开始大刀阔斧地把他们一贯主张的变法运动推向了**。在这一年前后，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纷纷落马，为首的是司马光、吕公著、韩琦、富弼、欧阳修、范纯仁、苏轼、苏辙、程颢等人。面对如此政局，年少气盛的我当然是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新党一边。虽然我当时人微言轻，仅仅是一名小小的钱塘县尉，可我还是满腔热忱地为朝廷颁布的一系列新法鼓与呼。
王安石的变法，其主要者有十三项。民政与财政方面的改革有“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等六项，其目的在于富国；属于军事方面的改革有“裁兵法”“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五项，其目的在于强兵；属于教育方面的改革有“太学三舍法”和“科举改制”两项，其目的在于培养实用型人才。对于这一系列新法，我当时的心态相当乐观，想法也很简单。我认为，既然神宗皇帝和王安石致力于变法的最终目的就是富国强兵，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反对新法，而我更没有理由不支持新法，所以我毅然成了一名年轻的政治改革派。我相信大宋帝国必将经由变法而振衰起弊、获致中兴，而我的政治前途也必将和新政的前途一样坦**光明。
然而，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场由神宗皇帝亲自主持的变法运动从一开局便遭遇了强大的阻力，其间又一波三折、屡起屡仆，至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便已名存实亡，再到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便以人亡政息而黯然收场。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如果你们曾经跟我一样为此感到困惑，那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作为中国政治史上屈指可数的著名变法之一，熙宁年间这场规模浩大的改革运动究竟是在一种怎样的境况和遭遇中走向失败的；再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当一种看上去既精致又辉煌的救世理想一旦与复杂而坚硬的社会现实相互碰撞，其结果会让人感到多么无奈而又意味深长；同时也让我们看看，当那个叫蔡京的年轻人耳闻目睹了一连串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后，他是如何一步步抛弃纯真的理想，最终领悟政治这门艺术的精髓，直至成为一个精明务实而又无往不胜的政坛不倒翁……
早在王安石拜相之前，也就是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九月朝廷颁布实施“青苗法”开始，朝野上下就掀起了巨大的反对声浪。所谓“青苗法”，就是由政府在春耕时节向农民发放农业贷款，到谷物成熟时收回本金和百分之二十的利息。这项新法出台的背景是由于当时北宋的兼并现象极其严重，大量贫困农民只能靠举债度日，长期遭受豪强的高利贷盘剥，尤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几乎无以为生。所以，跟后来出台的其他新法一样，“青苗法”从初衷来看绝对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善政，它的目的有三：一、帮助农民生产；二、抑制富豪兼并；三、政府从中获取利息收益。
然而此法遭到了司马光、吕公著、韩琦、欧阳修、苏轼、苏辙等当世名臣的一致反对。司马光说：“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贫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资于人。今日出钱贷民而敛其息，富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一切抑配（硬性摊派）；恐其逋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贫者之负。春算秋计，辗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
苏辙说：“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而出纳之际，吏掾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
综合反对派的观点，主要有四：一、政府放贷取息，是与民争利；二、官吏以多贷为功，必导致强行抑配；三、富人不愿贷，贫人不易还，政府强制执行，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四、出入之际，执行官吏难免乘机舞弊，上下其手，如此则腐败滋生，法所难禁。
即便群言汹汹，神宗皇帝和王安石还是力排众议，一意推行“青苗法”。此法断断续续执行了十八年，虽然曾使部分贫困农民受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同时不可避免地滋生了反对派所说的种种流弊。
作为一个刚刚步入政坛的基层官吏，我对“青苗法”在地方上贯彻执行时表现出的人事和技术方面的弊端看得一清二楚。首先，此法严重损害了地主富豪的利益，而这些权贵历来在各级官府中都拥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所以为数众多的反对派便会采用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阻挠这项法令。其次，由于各地都有发放青苗贷款的配额，如果某些地区有很多人不愿申领贷款，主管其事的提举常平司就会对地方官员作出处分。如此一来，地方官员为了完成任务就会采取硬性摊派的手段，而那些被摊派的富户就要被迫领取贷款并承担利息。对他们来说，这无异于一项凭空强加的赋税。最后，另外一些地方又会发生完全相反的情形，也就是地方官员对于需要贷款的百姓采取加息手段，坐收渔利。
一项原本利国利民的政策到最后就这样变成了扰民之举和腐败工具。
这就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从中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为政在人。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政策都要由“人”去执行，而“人”又是利益的动物——整个权贵官僚体系就是一个庞大的利益关系网。在此情况下，越是理想化的政策越有可能损害权贵阶层的利益，所以新政策一旦进入官僚运作系统，其本意就越可能被扭曲，最后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而王安石偏偏又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法大部分都打上了理想化的烙印，包括后来颁布的其他新法也都无一例外地遇到了和“青苗法”一样的问题。所以，随着新法日益深入地开展，我对这场变法的最终命运便越来越感到悲观。
王安石在熙宁三年十二月拜相之后马上又推出了“保甲法”和“免役法”。其中的“免役法”更是遭到士大夫阶层的极力阻挠。所谓“免役法”，即变原来的“差役”制度为“募役”制度，也就是民众“出钱充役”，各地方政府再以这项收入另行募用劳力。之所以要对此进行改革，是因为原来的役法名目繁多，百姓久已不堪重负，因逃避各种差役而出家或自杀的人比比皆是，实在是一种虐政。所以依照新法，贫困户不但可以免除原来的各项差役，而且无须交纳“免役钱”；与此相反，原本既无须出力也无须出钱的官宦人家则必须缴纳半数的“免役钱”，又称“助役钱”。
很显然，此法一出，中下层百姓普遍获益，而士大夫阶层则普遍受损，所以立即引起官僚集团的强烈不满。当朝中群情沸腾之时，神宗皇帝与老臣文彦博言及此事，文彦博说：“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皇帝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那一刻，我们这位德高望重的帝国元老文彦博不假思索地回了一句话。这句话不但令年轻的皇帝哑口无言，而且在事后也让初入政坛的我茅塞顿开，并且终生获益匪浅。
文彦博说：“陛下乃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这句话堪称经典，一语道破了几千年中国官僚政治和权贵政治的本质。
王安石的变法之所以必然导致失败，正是因为他所追求的是宏观的国家利益，同时兼顾中下层百姓的利益，可他基本无视甚至严重损害了官僚权贵阶层的利益。不幸的是，这个阶层恰恰又是新法的执行者。如果年轻的神宗皇帝和理想主义者王安石寄希望于这些人用自己的权力斩断自己的既得利益，那无异于让他们用自己的左手砍掉自己的右手——试问这如何可能？而倘若不依赖官僚阶层，天子诏书和宰相政令又要由谁去贯彻执行？
这几乎是一切改革者都要面对的两难。
这也是中国历代政治变革和制度创新都绕不过去的暗礁和死角。
我不知道九百多年后的你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权且让我来做个猜想。
或许你们那个时代已经相当进步，拥有了一批叫作“经济学家”的人，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个绝顶聪明的改革方案，那就是先把蛋糕做大，再按照社会阶层自上往下地分享改革的利益。当然，每个人据此获得的利益份额是不一样的，因为份额的大小必须与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成正比。换句话说，原本占得多的人就分得多，原本占得少的人就分得少。虽然这么做似乎妨害了社会公平原则，但是它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会促使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都乐意成为改革最坚定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从而使得改革的车轮始终保持高效率地运转，然后就可以继续把蛋糕做大……最终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人们也可以分到他们应得的那一份。至于说为了效率难免在一段时期内牺牲公平，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妇人生产都要经历几天“阵痛”，更何况改革？
如果我上面这些猜想没错的话，那老实说，九百多年前的我对你们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革碰到的暗礁和死角在他们面前居然形同无物，可见他们太有才了！
莫非，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进步？
扯远了。很抱歉。还是让我们继续关注北宋熙宁这场注定要失败的改革吧。
二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二月，随着“市易法”的颁布实施，更多弊端就相继暴露。“市易法”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对商品实行政府专卖，就是由政府拨出专款，设立“市易务”，事先调查各种商品的一般市场价格，再于物价低时适当增价买进，以此保护中小商人的利益；物价高时适当损价卖出，以此保护百姓的利益。其目的有三：一、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二、打击富商的垄断经营；三、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这项新法的出发点固然很好，可政府代民为商，直接介入市场贸易，就等于是**裸地“与民争利”，因而必然招致旧党的诟病和责难。帝国元老文彦博就攻击该法是“官作贾区，公取牙利”“斯乃垄断之事”“有伤国体”等，并宣称其时的华山之崩就是因为此法违背天意而导致的，他说：“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除了名分问题，此法在具体执行中所碰到的技术问题和人事问题比起其他新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各种商品买卖的价格标准如何确定？其次，如何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如何及时购进紧俏商品、避免购进滞销商品？最后，如何防止主事官吏从中营私舞弊？
再者，“市易法”的另一项内容是向中小工商户提供年息百分之二十的贷款。虽然政府规定贷款人须以实物抵押和多人担保，但事实上还是有许多官吏违法放贷，如有人“抵产只及一千贯，则与吏胥、邻保计会，估为二千贯”；有的官吏则把贷款发放给自己的亲戚族人，在账籍上不登记借贷人姓名；有的官吏则加息放贷或强制放贷；等等。因而执行数年后便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量呆账坏账。
到后来，“市易法”不但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且成为官员腐败的温床，并且为政府财政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损失。
如果说“市易法”引起的流弊尚未对通盘改革造成威胁，那么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八月与此法配套的“免行钱”的施行，则直接导致了帝国高层的政治冲突，并且最终成为王安石罢相的导火线。所谓“免行钱”，就是免除京城各商行为官府和宫廷无偿提供的实物和人工，代之以缴纳商业税，亦即根据各自利润的高低向政府缴纳相应的税款。此举的本意也和“免役钱”类似，就是让国家借此获得一项相对集中而完整的税收收入。
然而，正像“青苗法”损害了地主阶层的利益、“免役法”损害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市易法”损害了大商人的利益一样，“免行钱”的施行则严重损害了包括京师各级官员、皇亲国戚和宦官们在内的帝国最上层人们的利益。因为这些人历来都是通过对京城各商行的采办和征收而获取各种利益的，其手段有盘剥、索贿、贪污、参与垄断经营等各种形式，而今由中央政府统一征税，等于彻底断送了他们的财源，当然会引发种种歇斯底里的反抗。
正当各种反对言论甚嚣尘上之际，天公又不作美，自熙宁六年七月到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的四月间，京畿一带滴雨未落、旱情严重。这种天怒人怨的局面不能不让神宗皇帝感到忧心忡忡。他终日长吁短叹，忍不住向王安石吐露了罢废新法的打算。王安石连忙说：“水旱常数，尧、汤不免。今旱虽久，但当修人事以应之。”
皇帝说：“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耳。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者。两宫乃至泣下，忧京师乱起。”
此刻的王安石一定产生了某种不祥的预感。对于来自两宫皇太后的压力，他不得不和神宗皇帝一样感到了深切的无奈。
几天前皇太后当着皇帝的面哭着说：“安石乱天下，奈何？”而太皇太后更是直截了当地说：“祖宗法度，不宜轻改，吾闻民甚苦青苗、助役，宜罢之。”皇帝不甘心就此失败，力争说：“此所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干脆把话挑明了，说：“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欲保全之，不若暂出之于外。”
不久一个叫郑侠的小吏又绘制了一张《流民图》秘呈皇帝，并且在奏书中称：“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麦苗焦枯，五种不入，群情惧死……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冀下召和气，上应天心，延万姓垂死之命……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皇帝阅毕，惶悚不安，彻夜未眠，终于在四月初六这一天下诏罢废了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法。据说诏书一下，“民间欢叫相贺”，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整整憋了将近十个月都坚持不落的雨，居然就在这一天哗哗啦啦地倾盆而下。
或许就是这场雨，最终浇灭了王安石心中灼灼燃烧的理想和**。
除了黯然离去，他还能做什么呢？
与此同时，变法派大臣吕惠卿和邓绾正在皇帝面前痛哭流涕，他们说：“陛下数年以来，忘寝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赐，一旦用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本来就不甘心失败的神宗皇帝借机再度下诏，除方田法外，其余新法一切如故。
然而，新法可以续行，皇帝和王安石却无力违抗太皇太后的懿旨。
该怎么做，君臣之间都心中有数。
担任钱塘县尉数年之后，我升迁为舒州（今安徽潜山）推官。巧的是，年轻时代的王安石也曾经在这个地方当过通判。我凝望着这片曾经孕育出一位宰相的青山秀水，心里想着，若干年后，我蔡京能不能成为从这里走出去的第二个宰相？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变法遭遇短暂的挫折后依然在进行，但我很快就听到了一则预料之中的消息——王安石迫于朝野压力辞去宰相职务，出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神宗皇帝以韩绛继任首席宰相，又命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作为副相辅佐韩绛继续推行新法。韩、吕二人是王安石的左膀右臂，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虽然表面看来王安石的离职并未使改革进程就此中断，但是来自反对派和帝国上下各个阶层的阻力和打击已使得改革派元气大伤而且步履维艰。不过这还不是最致命的。如果改革派能够自始至终上下一心、求同存异，那变法大业也并非断不可为。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外部，而是来自改革阵营的内部分裂。换句话说，无论这些改革者内心奉行着多么超迈的处世原则和政治理念，可他们首先都是人——从政之人。而这样的前提就决定了他们之间也会有意气之争，也会有私人恩怨，也会看风使舵而且嫉贤妒能。为了党派利益，他们要与反对派展开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为了个人利益，他们也会在自己人之间进行无情的权力角逐。
这就是政治。
在权力斗争的法则面前，到最后真正在对垒的往往不是“我们”和“他们”，而是“我”——以及“我”之外的所有的“他们”。
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主要有这么几位：王安石、韩绛、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等人。在变法大潮初起而且进展相对顺利的时候，这些人尚能保持坚定立场和一定程度上的团结合作。可到了熙宁七年三四月间，也就是“市易法”和“免行钱”遭到疯狂围攻、改革陷入泥潭的时候，曾布意识到神宗皇帝迫于种种压力已经产生了动摇，于是率先倒戈，联合市易的倡议者魏继宗对“市易法”和“免行法”展开攻击，矛头直指负责市易务的吕嘉问，同时参劾吕惠卿。曾布在向神宗汇报这两项新法引起的问题时，竟然说“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说他“召问行人，往往涕咽”，而且认为皇帝“垂意于此”，才“足以致雨”。
然而，曾布的急于自保和见风使舵并没有让他达到邀宠固权的目的，反而和吕嘉问一起被皇帝各打五十大板，双双被罢黜。曾布的错误就在于他只看见了皇帝表面上的动摇，而没有看见皇帝内心深处对变法仍然抱有希望。他的做法不但导致自己和吕嘉问两败俱伤，而且又从内部对改革派造成了重大打击，实在是自毁长城的愚蠢之举。可相对于其后接踵而至并且愈演愈烈的权力斗争来说，曾布的所作所为只能算是一段小小的序曲。
王安石罢相之后，坐上改革派头把交椅的韩绛由于能力有限而基本上无所建树，反而让第二号人物吕惠卿处处抢了风头。吕惠卿比王安石小十一岁，此人既有学术水平，又有很强的实际操作能力，在改革派中属于年富力强才干突出的中坚分子，一直受到皇帝的赏识和王安石的器重，因而在政坛上平步青云。王安石在朝的时候，恃才傲物的吕惠卿尽管与王安石时有抵牾，但还是不敢锋芒尽露；王安石一去，吕惠卿的勃勃野心立刻暴露无遗。他上任参知政事不久，便促使皇帝颁布了由他亲创的“手实法”，其目的是清查百姓家产，防止民众为了少交“免役钱”而隐瞒财产。据说此法一行，“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至鸡豚亦遍抄之”“民由是益困”。连罢知江宁的王安石也忍不住提出了不同看法。可吕惠卿依然我行我素。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正月，吕惠卿更是以强硬手段把郑侠、冯京和王安国（安石弟，反对变法）一起排挤出了朝廷。表面上看，吕惠卿此举似乎是出于公心，目的好像是为变法扫清障碍，但我们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出，事实上他是在利用职权挟隙报复，并进而树立自己的权威。
在吕惠卿上台不久，那个以《流民图》而上达天听、一举成名的郑侠，再次向皇帝呈上五千言的奏疏，取唐朝的魏徵、姚崇、宋璟的传记为一卷，又取李林甫、卢杞的传记为一卷，题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该疏“极陈时政得失、民间疾苦”，并声称“安石为惠卿所误至此，今复相扳援以遂前非，不复为宗社计。昔唐天宝之乱，国忠已诛，贵妃未戮，人以为贼本尚在。今日之事，何以异此”。此奏疏不但公开对吕惠卿进行攻击，而且建议皇帝罢黜吕惠卿，让冯京取而代之。此举令吕惠卿勃然大怒。而冯京素来反对变法，如今与吕惠卿同朝当政，自然处处政见不合。所以吕惠卿便对郑、冯二人产生了强烈憎恨。
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与吕惠卿之间的嫌隙更是由来已久。吕惠卿当年为了个人的政治前途而投身变法，极力攀附王安石，事其如父。王安国对此深怀反感，称其为“佞人”，并经常当面给他难堪。吕惠卿当时便已怀恨在心。而巧合的是，王安国与郑侠又是好友。所以吕惠卿就决计将郑、冯、王三人一网打尽，于是授意御史发起弹劾，称郑侠的上书献图等举动都是冯京和王安国在背后唆使的，是蓄意诽谤朝政、攻击新法；同时又授意邓绾等人出面做证，称王安国事先曾看过郑侠的奏疏，而且大加赞赏，可见这一切早有预谋。
神宗皇帝虽然对此案半信半疑，可为了变法大业的继续开展，不得不听信吕惠卿之言，把郑侠、冯京和王安国三人都贬出了朝廷。
对于吕惠卿的种种独断专行之举，一直被架空的首席宰相韩绛终于忍无可忍，遂秘密奏请皇帝让王安石复相、重执朝柄。
如果说神宗皇帝此前一直善意地把吕惠卿的一系列做法理解为居于公心和对变法的热情，可在韩绛的提醒之下，皇帝也不免对吕惠卿的人品和用心产生了怀疑。
到底要继续任用吕惠卿，还是要重新召回王安石？矛盾中的皇帝忽然回想起去年冬至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朝廷依例举行天地宗庙的祭祀，事后吕惠卿以漫不经心的口吻对他说了一句话。吕惠卿说，应该趁郊祀大赦之际，让王安石出任地方节度使，以示皇恩。皇帝当时一听就觉得很奇怪：“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复官？”吕惠卿无言以对，一脸尴尬。
此刻的皇帝猛然醒悟。
吕惠卿之所以会说出那句不合常理的话，此后又有一系列打击异己的做法，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个人权力。而他尤其忌讳的就是王安石——他希望朝廷以节度使之职把王安石永远钉在地方上，彻底杜绝王安石复相回朝的可能，从而实现他个人的权力野心。
三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十一，神宗皇帝恢复了王安石的宰相之职，让他再度入朝主持变法。历时十个月后，王安石似乎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赞同新法的人们感觉自己仿佛已经看到了变法运动的第二次**。
然而，一切都已非同往日。
改革派内部出现的严重分裂已经无法弥补，权力斗争有愈演愈烈之势，吕、王二人的关系也已从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一变而为不共戴天的政敌；而且王安石本人此番回朝之后的斗志和锐气似乎也大不如前。此外，各种反对势力对新法的攻击依然有增无减；而神宗皇帝对待王安石的态度也已产生了某种微妙而重大的转变，并且逐渐把改革的态势从激进调整为温和甚至是趋于保守。
基本上可以说，熙宁三年与熙宁八年是王安石的冰火两重天。
尽管同样是担任宰相。
事后来看，王安石二次为相的短短一年多时间，仅仅是他辉煌仕途终结之前的一次回光返照。
王安石归来之后，如同预料的那样，吕惠卿开始与他展开了明争暗斗。先是在六月，皇帝加封王安石为门下侍郎、吕惠卿为给事中、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为龙图阁直学士。王雱为了表示谦退，表面上作了推辞。没想到吕惠卿竟然劝皇帝答应王雱的辞职请求。此举顿时让王、吕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
此次回朝王安石或许已经为改革派内部必将爆发的政治斗争做好了思想准备，可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此番重新执政后处处与他意见相左的人竟然是他的最后一个战友韩绛，而不是他预料中的对手吕惠卿。到了八月，韩绛居然因一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和他翻了脸，并且闹到了天子面前。神宗皇帝诧异地看着这两个曾经亲密无间的政治搭档，说：“此小事，何必尔？”
没想到韩绛竟硬生生顶了一句：“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
几天后韩绛便愤然请辞，挂冠而去。
这件事情肯定给了王安石不小的打击。短短一年多来，原本坚如磐石的改革阵营如今竟然因内讧不断而分崩离析，到头来就剩下他和已然反目成仇的吕惠卿在主持大局。在此情况下，还有谁能把心思真正放在变法上呢？纵使有心，可政见和政令又如何统一呢？
也许正是意识到当下的这种困境，致使王安石显得有些心灰意懒。而吕惠卿正好抓住把柄，来了个欲擒故纵、以退为进，找了个借口一日数次上表请辞。皇帝不得不召他入对，问：“无事而数求去，何也？难道是与安石在用人之议上意见不合？”
吕惠卿说：“用人之议与臣去留无关。此前安石为陛下建立庶政，而今千里复来，竟一切托疾、无所事事，与昔日异，不知欲将大业付与何人？”
神宗说：“安石何以至此？”
吕惠卿终于等到了天子的这句话，于是说：“安石不安其位，盖亦缘臣在此。不若逐臣使去，一听安石，天下之治可成！”
神宗最后还是否决了吕惠卿的辞职请求。正当吕惠卿自以为得计，庆幸自己用巧妙的方式摆了王安石一道的时候，王雱却对他展开了一次致命的反击。
参与其事者是时任御史中丞的邓绾。此人也是一个典型的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政客。早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他还是一个小小的宁州（今甘肃宁县）通判之时，就上书神宗极力歌颂变法，引起了皇帝和王安石的注意，此后又主动向王安石伸手要官，遂被调入朝中委以重任。时人不齿，对他冷嘲热讽，他却说：“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
这种人事实上就是把改革当成了一次绝佳的政治投机。然而王安石为了急于取得改革成效，遂破格擢用了一大批这样的政治投机分子。这也是导致变法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邓绾随后在朝中青云直上，至王安石罢相后，转而投靠吕惠卿。不久王安石又复相，邓绾立刻不失时机地倒向了王安石。为了向王安石献媚，他处心积虑地搜罗了吕惠卿和弟弟吕升卿挪用公款私置田产的犯罪证据，在王雱的授意下发起弹劾，旋即立案审查。
审查结果，证据确凿，犯罪事实俱在。虽说吕惠卿不见得亲自参与其事，但他身为宰执大臣，其责任无论如何都推卸不掉。这年十月，吕惠卿被罢黜，出知陈州（今河南淮阳）。
至此，新党高层内部的政治斗争终于尘埃落定。
所有人都走了。不管是曾经的战友，还是后来的敌人。
王安石像一面孤独的旗帜兀立在帝国的绝顶之上。
他是这场政治博弈最终的胜利者。可这是一种亲者痛之、仇者快之的胜利，这是一种比失败更让他难以承受的胜利。
接下去的改革该往哪个方向走？
此刻的王安石也许和别人一样感到四顾茫然。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在无奈而悲凉的心境中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年，也迎来了他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这一年的王安石大多数时候意志消沉，基本上听任改革车轮自然运转，没有采取任何主动性的举措。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官场斗争和宦海沉浮，王安石或许认为自己的意志已经足够坚强，可韩绛和吕惠卿最终的离去和反目还是对他的心灵造成了重创。熙宁九年的王安石也许经常会被这样一个问题困扰——为什么天下人到头来都会变成他的敌人，即便是最亲密的战友也未能幸免？
最终还是他的儿子王雱一语道破了个中奥秘。
王雱说：“公不忍人，人将如何忍公？！”
那一刻的王安石默然不语。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满腹经纶、智慧过人的王安石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其实王安石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么多年来他之所以到处树敌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那狷介孤傲、操切执拗的性格。可就算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一点，这一切就可以避免吗？
无论如何，熙宁九年的王安石已经没有机会从头再来了。政治同盟的崩溃瓦解使他变得心灰意懒，而神宗皇帝曾经对他的期许和信任在这一年里也迅速淡化，君臣之间的默契不复存在，皇帝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对他言听计从了。以至于王安石忍不住对身边的人感叹道：“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就算只听从我的一半建议也好啊！
就在王安石萎靡不振、情绪极度低落的时候，更为重大的精神打击接踵而来。这一年六月，儿子王雱一病而亡，年仅三十三岁。王安石彻底坠入绝望的深渊。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无力承担肩上的使命，遂不断上表请辞。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王安石二次罢相，复知江宁。
一代权相就这样在冬日的萧瑟中黯然走上苍凉的归途。
第二年六月，王安石又辞去江宁府的职务，隐居于金陵城外蒋山之麓的“半山园”，安安静静地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
时隔多年之后，我一直在揣想王安石最后十年的心境。
当一切喧哗与**都归于沉寂，当一切辉煌与困厄都悄然远去，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帝国大佬，这个曾经傲视群伦胸怀天下的理想主义者——都在想些什么呢？
我相信，到最后的时刻，王安石肯定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熙宁年间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基本上是归于失败了。当然，王安石一定看淡了所有的得失荣辱，可他也一定在苦苦追问失败的原因。我相信很多原因他都可以归结出来，诸如性格因素、人事纠葛、利害关系等。可他一旦越过这些纷繁的表象深入问题的核心，他一定可以发现一个最根本的症结——那就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我想这应该是王安石终其一生都无法释怀的问题。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现实必定是需要改造的，所以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理想。可为什么古往今来，不止一个王安石作出了努力，他们那种匡扶社稷拯济苍生的宏大理想却始终不能在这片土地上实现呢？
圣人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一切理想主义者到头来除了用这句话安慰自己，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让自己免于绝望吗？也许九百多年后的你们比我们进步，也比我们聪明，能找到一种比王安石更为切实可行的理想，也能找到一条比王安石更好的实现理想的道路。对此我并不怀疑。当然，前提条件是——你们那个时代还有货真价实的理想主义者……
王安石二次罢相的那一年，我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基层官吏，所以我不可能体会到王安石那种深刻的精神困境，但是命运多蹇的改革本身和那些理想主义者最终的蜕变和下场足以告诉我——只有现实主义者才能更好地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而且我还有一个发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骨子里头都是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在他们那里要么是别有用心的伪装，要么是一种投机手段，要么就是他们年轻时代的自然产物——年轻人通常会对自己和世界抱有一些美妙的期待和幻想，但是到了一定时刻，他们身上绚丽多彩的理想主义光影就会悄然褪去，露出灰暗而沉重的现实主义本面。
当然，每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选择都不一样。无论到任何时候，这个世界都仍然会有七十岁或八十岁的理想主义者。可当我耳闻目睹了熙宁年间那么多官场人事之后，我就告诉自己，那绝对不是我的选择。
四
上苍是公平的，当它用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你的理想，它就会给你一副成熟的性格；当它用无情的真相剥夺了你的**，它就会给你一个冷静的大脑。
当历史进入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我表面上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党。
但一切早已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因为过去的我是为了理想而选择新党，现在的我则是为了利益而留在新党。
二者相去不啻霄壤。
我不知道别人的从政之道是什么，但是元丰年间的我已经学会了官场斗争的法则。我已经知道，真正的从政之道并不是让你怀抱个人理想去向整个世界宣战。
即便那些改革派大佬经过激烈斗争后相继离去，新党在元丰时代的北宋政坛上仍然是一种强势存在；尽管锐意进取的神宗皇帝已经使改革趋于守成，一些保守派也回到了朝廷，但是像王珪、章惇、蔡确等新党人物依然盘踞在帝国高层。这一切足以表明，只要神宗皇帝在位一天，帝国政坛的天平就会始终朝新党倾斜。旧党的存在至多只是起到一种制衡作用而已。
在此情况下，我当然没有理由不留在这个强势的政治队列里。尽管我对所谓的变法和改革早已不抱任何幻想。
正是基于这种精明的站队艺术，才使我在抛弃理想的同时没有意气用事地抛弃新党。我的仕途也因此而一帆风顺。元丰时代的八年间，我不断获得升迁，很快就进入朝中担任起居郎，几年后又继我弟弟蔡卞之后升为中书舍人。
兄弟同掌中书，在元丰时代的北宋政坛传为一时佳话。
进入朝廷后，我极力依附时任宰相的新党人物蔡确，从而在元丰时代的最后几年里攀上了一生仕途的第一座高峰——龙图阁侍制、知开封府。
我为自己得以领悟政治这门艺术的精髓而沾沾自喜。
我因自己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如此完美而得意非凡。
然而，世事难料。没过多久，诡谲多变的政治就用无情的现实再一次教育了我——
政治这门艺术绝非如此简单。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秋天，原本静如止水的帝国政坛忽然间波澜乍起。
因为神宗皇帝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让所有大臣都感到惶惶不安的原因还不止是天子的病情。另一个让人神经高度紧张的因素是帝国还没有储君。
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也是一个危险和机会并存的时刻。
天子自知不久于人世，遂对宰辅们说：“来春建储，其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王珪与蔡确闻言，不禁面面相觑。他们二人皆为新党，而司马光与吕公著则是旧党的代表人物。天子的意思显然是要复用旧党辅佐新君。这对他们而言实在是个危险的信号。一旦居中调停的神宗驾崩，旧党重新得势，天知道新党会落得怎样的下场。王珪与蔡确不得不未雨绸缪，开始紧张地思考对策。
要确保自己在新朝廷中的政治地位，一个最直接最有力的办法就是拥立新君。也就是所谓的“定策之功”。王珪和蔡确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点。可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新党的领袖人物，两个人在关键时刻却同床异梦，分别把宝押在了不同的地方。王珪选择了神宗的第六子（前五子皆早夭）、年仅九岁的延安郡王赵傭；而蔡确则在其幕僚、职方员外郎邢恕的影响下把目光转向了神宗的两个弟弟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
可以想见，在预想中的新旧党争来临之前，新党领袖王珪和蔡确之间就势必提前爆发一场斗争。
这一幕其实并不陌生，早在熙宁年间，那些德高望重的改革派元老就已经这么干过了。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二月，神宗皇帝日渐病入膏肓。王珪迫不及待地建议天子立延安郡王为储君。可病榻上的天子似乎还存有一丝病愈的幻想。王珪一连三次上奏，天子每次都是微微颔首，却并不下诏。
与此同时，蔡确和邢恕也紧张地展开了立储行动。事前蔡确就交代邢恕，欲立雍、曹二王，须有皇太后点头方才可行。邢恕自认为与太后的侄儿高公绘兄弟私交甚笃，遂自告奋勇前去游说。没想到邢恕刚一开口高公绘便大惊失色，连声说：“这是何言？君难道欲贻祸我家吗？”
邢恕碰了一鼻子灰，回头与蔡确商议之后，决定放弃雍、曹二王，转而拥立延安郡王。但此事已被王珪抢了先机，邢恕又生一计，让蔡确以公开发起人的身份率群臣去见天子，借问疾之名敦促神宗册立延安郡王为太子，顺水推舟抢一份头功，同时散布谣言，称王珪有拥立雍王的阴谋，把屎盆子转而扣在他头上。计划一定，邢恕便四处扬言，说雍王赵颢有觊觎皇位之心，而首席宰相王珪与内廷之人相互勾结，一直在怂恿太后舍延安郡王而立雍王。
我当时一听就摆出一副忠贞不渝的样子，表示坚决愿意效死。可我心里很轻松，远远没有我脸上写的那么悲壮。因为我知道这是一场绝对不可能流血的拥立行动。道理很简单。天子原本就已属意延安郡王，而王珪也一直在拥立延安郡王，他蔡确现在又要拥立延安郡王，在此情况下，新天子的人选还有悬念吗？
当然没有。蔡确之所以如此虚张声势，目的只不过为了制造一个假象，让不知情的人们误以为王珪是想拥立雍王，而他蔡确则是冒着动刀子的危险排除万难制服王珪，最终才把九岁的幼主拥上皇位的，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新朝首屈一指的大功臣？
蔡确的小九九无非如此而已。
既然如此，我当然乐得搭这趟顺风车。权当是在我的开封府搞一次小小的防暴演习吧。于是这一天我依计集合了开封府的一帮卫士，让他们全副武装随时待命，然后我就坐在开封府的大堂上等待蔡确胜利的消息。
这一天蔡确和章惇浩浩****率领三省和枢密院的大臣们入宫问疾，可他不急于提出建储之事，而是等众人退至枢密院南厅议事时，才在众大臣面前作秀，和章惇一起声色俱厉地恐吓王珪，说要是敢对拥立延安郡王之事有任何异议，随时让他脑袋落地。此举把王珪搞得百口莫辩、哭笑不得，只好连声称是。许久王珪才不服气地嘟囔了一句：“上自有子，复何异？”意思是延安郡王是当然的储君，没必要画蛇添足。此言一出，蔡确和章惇立刻气得吹胡子瞪眼。旋即二人再度入奏，弥留中的天子终于颁下口谕。二人出殿时，恰巧遇见雍王赵颢。章惇故意大声对他说了一句话，以再次向人们强调他和蔡确的定策之功。章惇说：“已得旨，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奈何！”雍王赶紧找了一句最保险的话说：“天下幸甚！”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初五，年仅三十八岁的神宗皇帝带着他未尽的中兴梦想溘然离世。已改名为赵煦的太子即位，是为哲宗，时年九岁，由祖母宣仁太后临朝听政。
一个曾经波澜壮阔的旧时代落下了帷幕。
帝国政坛等待着一轮新的洗牌。无论新党旧党，也无论在朝在野，每一个和政治有瓜葛的人都在紧张地眺望着这个新时代的黎明，一如眺望自己未来的政治命运。
五
三月底的一天，罢居洛阳达十五年之久的司马光忽然回京奔丧。他刚刚进入汴梁，守城士兵就额手相庆，大声说：“司马相公来了！”随后百姓们便把他团团围住，纷纷说：“公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当宰相辅佐天子，让百姓过几天好日子！”
我知道，司马光重执朝柄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无论是深宫中那个老妇人的心中所想，还是民间的舆论和期待，都可以让人对这个新时代的基调一目了然。那一天我对自己说：改革已经成为往事了。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跟新党挥手道别，然后成为一个紧密围绕在司马光周围的人。
随后的日子里，宣仁太后开始逐步罢废新法，并着手对政坛进行洗牌。四月，以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兼任侍读，以资政殿学士司马光知陈州（今河南淮阳）；五月初，恢复苏轼的朝奉郎之职，知登州（今山东蓬莱），以程颢为宗正寺丞。同月，实质上已被架空的首席宰相王珪一病而亡，蔡确继任首席之职。但明眼人都知道，这只是名义上的安排而已，他罢官的日子不远了。因为一个明显的信号是，司马光已经在同一天入朝担任门下侍郎，几乎是以闪电速度进入了宰执行列。
此前司马光为了试探太后的决心，数度上表请辞。宣仁太后不得不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先帝新弃天下，天子幼冲，此何时，而君辞位邪？”一片殷切之情溢于言表。
先帝尸骨未寒，朝廷便即刻罢废新法，改革派颇有怨言，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为由提出了反对。司马光慷慨陈词：“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
这一年十月末，多名御史开始接二连三地上疏弹劾蔡确，理由是他在神宗的丧仪上轻慢废礼，有不恭之心。十二月，又有朝臣向太后揭露蔡确、章惇与邢恕在所谓“定策之功”中的阴谋，称其曾放言诬罔太后。几天后，旧党嫌这种侧面攻击力度太弱，遂由御史刘挚出面，说出了他们真正想说的话。刘挚称：“蔡确与章惇固结朋党，自陛下进用司马光、吕公著以来，意不以为便，故蔡确内则阳为和同，而阴使章惇外肆强悍，陵侮沮害。中外以为确与惇不罢，则善良无由自立，天下终不得被仁厚之泽。”
至此，我知道新党全军覆没的命运已经无法避免了。
我摸着自己头上这顶开封知府的乌纱帽，不禁有些黯然神伤。
还有没有机会让我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仕途？
第二年，也就是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二月，我在惶惶不安中终于盼来了一根救命稻草。司马光奏请太后，以五日为限罢废“免役法”、全面恢复“差役法”。诏命一下，其他州府的官员都叫苦连天，称五日期限太短，无论如何难以完成。唯独我接到诏命的时候心中窃喜。
短短五天内我就在辖下的两个县城整整征集了一千多名差役，如期完成任务，令所有同僚瞠目结舌。我亲自去拜见司马光，向他报功。司马光大喜过望，不住地夸奖我说：“倘若人人都像你这样，何必担心法令不行啊！”
能得到司马光的褒奖和赏识，我就能在新朝中确保自己的地位。
这一年闰二月，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蔡确在旧党的猛烈攻击下丢掉了宰相之职。同月，司马光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不出所料地成为新朝廷的首席宰相。在随后的日子里，司马光迫不及待地把熙宁和元丰年间的一切新法罢废殆尽。史称“元祐更化”。然而，司马光这种过于操切的做法却引起了其他旧党人物的反对。苏轼、苏辙、吕公著、范纯仁等人都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旧法并非尽善尽美，而新法也并非一无是处，不宜骤然更张，尽废新法，而且告诫他应“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也就是劝他不能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可司马光却对众人的建议置若罔闻，依然一意孤行。
同月，新党的另一个大佬、时任知枢密院事的章惇亦被罢职。
至此，洗牌行动基本上宣告结束。朝廷的所有重要职位全部被旧党所占据。
我暗自庆幸自己终于躲过了一劫。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一年九月，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司马光，仅仅当了七个月的宰相便一病而亡。
这对我来讲绝对是个不祥之兆。
果不其然，不久后旧党的御史们便对我发起了攻讦，说我“挟邪坏法”。他们之所以给我安这么一个罪名，主要是因为我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蔡确等人的“定策之谋”。
其实这时候说我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
道理很简单——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新党都倒了，唯一对我抱有好感的旧党领袖司马光也死了，我凭什么在朝中待下去？
我旋即被罢免，出知成德军。
自此，我从仕途的第一个高峰上跌落，开始步入一个漫长的低谷。整个元祐年间，我都在帝国的四面八方漂流辗转。先是改知瀛州（今河北河间），不久又徙成都。其后谏官范祖禹又继续落井下石，上疏弹劾，说我这个人“绝不可用”。于是我又接连被贬为江、淮、荆、浙发运使，然后又出知扬州，再知郓州（今山东东平）、永兴军，于元祐末年才又回到成都任上。
在元祐时代的九个年头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落败的原因是什么？
表面上看，是一系列瞬息万变的外在原因导致了我的失败。比如神宗皇帝的英年早逝，致使政局为之一变；比如蔡确贪图“定策之功”，又把我拉下水，予人攻击新党的口实；又比如我好不容易取得了司马光的信任，可这把保护伞又倒得太早；等等。也就是说，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我的意志能够转移的，因此我的失败并非自身的主观原因所导致。
然而，答案果真如此吗？
不。我觉得寻找客观原因是没有用的，我必须追究自己身上的问题。
虽然我在熙宁年间已经抛弃了纯真的理想，领悟到政治就是一门艺术——站队的艺术，可这种领悟还是太过于幼稚肤浅。因为我没有考虑到一旦新党失势我自己也在劫难逃；我没有考虑到这种从一而终的站队思维等于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别人手上——成败都取决于别人或运气，而不取决于我自己。
通过九年的反复思考，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政治不应该仅仅是站队的艺术。
这种思维充其量只是入门的水平。政治应该还有更深邃的内涵。
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种内涵是什么？
换句话说，政治应该是一门什么样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