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李林甫 无心睡眠2
几天后，悲情三人组被赐死于东驿。驸马薛锈被赐死于蓝田。
东宫突然没了主人，我希望寿王李瑁能住进去，就一再提醒皇帝说，国不可无储君，寿王业已年长，可以考虑立他为太子。
可皇帝始终举棋不定。
鸦雀无声的大唐官场这一年秋天忽然热闹起来。起因是大理寺监狱的庭院有一棵树，树上有一群喜鹊在筑巢。也许你们会说这根本不是事儿，可我告诉你们，在我们的时代，这绝对是件大事。
你们且来听听大理寺少卿徐峤怎么说。他在奏书中称：“今年天下判死刑的才区区五十八人。大理寺监狱的庭院，向来相传杀气太盛，鸟雀都不栖止。而今居然有喜鹊在树上筑巢，这是难得的祥瑞啊！”
一时间，朝堂上的文武百官纷纷呈上表章，说天下几乎不用刑罚了，真是可喜可贺！天子龙颜大悦，认为这是宰相执政有方所感召的祥瑞，应该算宰相的功劳，于是下诏封我为晋国公，封牛仙客为豳国公。
百官和天子都这么盛情，我当然就笑纳了。牛仙客也乐得合不拢嘴。
这年冬天，我的一个同盟者死了。
她就是武惠妃。死时年仅四十余岁。我不知道她的具体死因，传闻是悲情三人组的鬼魂作祟，搞得她寝食难安，最后精神崩溃。
我觉得这是扯淡。人死就死了，哪来的鬼魂？八成是这女人自己心虚。像我也经常失眠，可我怕的不是鬼，我怕的是活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活人！
我的政敌那么多，天知道会不会有哪个疯子突然间铤而走险，买通刺客对我下手？
所以，尽管喜鹊筑巢了，尽管天下和谐了，我的内心却始终无法和谐。
也许这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代价吧！
也许这就叫……高处不胜寒！
五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夏天，犹豫了一年多的皇帝终于立了太子。
却不是我最希望的寿王李瑁，而是最年长的忠王李玙。
事后我才得知，这是高力士出的馊主意。
皇帝杀了三个皇子之后，想到自己年龄渐老，储君的人选又总是定不下来，所以整天闷闷不乐。高力士就赶紧替皇上分忧，问他怎么回事。皇帝说：“你是我家的老仆人，难道猜不透我的心思吗？”高力士说：“是为储君之事吧？”皇帝点点头。高力士说：“皇上何必这般殚精竭虑呢？只依年龄大的立他，看谁还敢再争？！”
皇帝如释重负，频频点头：“不错！你这话不错！”
高力士这话是不错，立嫡立长嘛，千百年来的老规矩。可问题是，谁都知道我跟寿王李瑁历来同坐一条船，一直力挺他当太子，忠王李玙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如今他当上太子，还有我的好果子吃吗？
每个皇子背后都有一个利益集团。当上太子后，这个集团的势力无疑会更加强大。
可我不是忠王集团的人。所以，我必须把他搞下来。
不择手段！
我说过，只要我在大唐的相位上待一天，便不允许任何一个朝臣和皇帝眉来眼去，同时也不允许皇帝向任何人表露出异乎寻常的垂青。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皇帝心情舒畅，在勤政楼上听乐工演奏乐曲。也许是明媚的春光和悦耳的曲声让天子心醉神迷，所以当清秀俊朗的兵部侍郎卢绚骑着一匹白马从楼下缓缓走过时，天子忽然惊为天人，深深赞叹他的气质超凡出尘。
皇帝身边遍布我的耳目，所以当天就有人把消息告诉了我。
几天后我找到卢绚的儿子。一番嘘寒问暖之后，我对他说：“令尊素有清望，如今交州和广州一带缺乏有才干的官员，圣上打算派他去，你认为如何？如果怕去偏远的地方，难免要被降职。依我看，还不如调太子宾客或太子詹事之类的职务，去东都洛阳就任。这也是优礼贤者的办法，你看怎样？”
卢绚大为恐惧，一旦真的调任交、广，那不形同贬谪吗？连忙主动提出调任太子宾客或詹事之职。
为了不使这项任命在旁人看来显得过于唐突，我就先安排他去当华州刺史。不久我就找了个借口把他调任太子詹事、员外、同正。虽然太子詹事的官阶是正三品，但加了个所谓的“员外同正”，就是把他划到了编制外，不但俸禄只有正官的一半，而且完全根除了他染指中枢权力的可能性。
这年夏天，我的一个宿敌差一点卷土重来。他就是被我搞出朝廷的严挺之。
有一天皇帝忽然对我说：“严挺之如今在什么地方？其实这个人还是可以用的。”
我嘴上唯唯，可心里登时一紧。
当天退朝后，我就把他在朝中任职的弟弟严损之找来，说：“皇上对尊兄十分挂念，你何不上一道奏书，说明尊兄得了风湿病，要求回到京师就医？”
每个外放的官员都眼巴巴地盼着天子垂悯、有朝一日重回天子脚下，严损之自然对我的这番贴心话感激不尽。他连连道谢地告辞而出，次日就依言上了道奏书。
然后我就拿着奏书对皇帝说：“严挺之看来是老了，又得了风湿，应该任命他当个闲散的官，使他便于就医养病。”
那天皇帝叹息了很久，最后还称赞我想得周到。
于是严挺之就和卢绚做伴去了——当了太子詹事、员外、同正。
在我十九年的宰相生涯中，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人们总是一边对我心怀感激，一边不知不觉地被我挤出权力核心。这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合理，非常自然。所以后世的人们总是对此津津乐道。当然，大部分读书人还是骂我的。他们总是据此对我进行口诛笔伐，并送给我一句传颂千古的成语——口蜜腹剑。
就像人们常说我阴鸷一样，我不但不生气，反而认为这是在夸我。
因为这是最低成本的政治斗争方式。
难道要我像南北朝时代的那些人，动不动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动不动就搞得血流满地、尸横遍野才好吗？难道非得那样才叫胸怀坦**、表里如一吗？！
所以，这里我就要提出《导读》的第三个关键词——无影手。
说具体一点，就叫善用无形手段。
当然，必要的时候也要流血，可那是万不得已的。
这一年秋天，我的应声虫牛仙客死了，我引荐了刑部尚书李适之继任宰相。他和我同是一个宗族的人。至于说他能不能称我的心意，我还得进一步观察。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该年改年为载）岁末，又有一个人很不幸地触到了我在天子周围画下的红线。
他叫裴宽，时任户部尚书。他跟皇帝走得很近，大有入相之势。于是我找到机会又施展了一次无影手。
那是刑部尚书裴敦复打完海盗班师回朝的那几天，裴敦复收受贿赂，为行贿者大记军功。裴宽立刻给皇帝打了小报告。我就把裴敦复找来，说，你惨了，裴宽参你一本了。裴敦复急着说，以前我打胜仗的时候裴宽也经常把他的亲朋好友塞给我啊！我说，那你还等什么？还不赶紧想办法禀明皇上！
这裴敦复也是聪明人，知道自己已经被裴宽恶人先告状了，就不敢直接去找天子，悄悄派人送了五百金给杨贵妃的姐姐，请她在皇帝面前反咬裴宽一口。其时杨贵妃正大受宠幸。她的姐姐在天子面前一奏，裴宽当然要完蛋。几天后就被贬为睢阳太守。
可就是这后面一招，让我隐约感到裴敦复也是一个即将触线的人。原本就屡立战功，如今又搭上了杨贵妃的姐姐，这对我构成的威胁已经不亚于裴宽了！
天宝四载（公元745年）三月，我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把裴敦复贬为淄川太守。
六
摆平二裴之后，新的威胁立刻接踵而来。
威胁首先来自我的同宗兼同僚李适之。他刚刚当了半年多的宰相，尾巴就已经翘到了屋顶上，渐渐不把我放在眼里，明里暗里开始跟我角力。他兼任兵部尚书，于是就和兵部侍郎、驸马张垍沆瀣一气，把整个兵部都变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
其次是太子妃的哥哥韦坚。这小子精明干练、擅长理财，几年来在江淮租庸转运使的位子上干得风生水起，每年替朝廷增收的赋税多达一亿，大受天子赞赏，两年前被提升为左散骑常侍、水陆转运使，原职照旧，所有属下全部跟着他升迁。这小子又很会献媚，看上去极有入相的可能。
更有甚者，这两个人为了搞倒我，居然走到了一起。不断有人向我密报说他们过从甚密。
说起来这两个人都算是我的亲戚。李适之是同宗，而韦坚则是我舅舅姜皎的女婿，所以我才有心提携他们。可如今他们翅膀硬了，就企图联手整垮我。
所以我说这个世界就是一座丛林——像这种恩将仇报的事儿，每天都在发生。
不过他们也太不自量力了。
他们现在自以为是皇帝跟前的红人。可他们忘了我的无影手。我要是想对付他们，不但会让皇帝毫无察觉，甚至还会假借皇帝之手。
对付韦坚，我采用的是明升暗降的策略。我把他擢升为刑部尚书，同时撤掉了他原来的所有职务，让我的心腹、御史中丞杨慎矜取而代之。
老鹰没有了天空，它就会变成一只家禽，甚至比家禽还不如，因为它不会从地上啄食。
理财高手韦坚离开了税赋部门，他就变成了一个庸才，甚至比庸才还不如，因为他对律法刑讼一窍不通。
而对付李适之，我则施展了借力打力的太极。我知道他想巴结皇上想疯了，就给了他一根竿儿。有一天我随口对他说：“华山富含金矿，一旦开采出来，足以富国利民啊！”
我说得很小声，那意思是——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李适之如获至宝，屁颠屁颠地跑去跟皇帝禀报。皇帝就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说：“臣早就知道了，可华山是陛下的本命，乃龙脉所在，不宜开采，所以不敢向皇上提起。”
皇帝拉长了脸，随后就对李适之说：“今后奏事，应当先和李林甫商议，不可草率轻忽。”
李适之一张脸涨得像猪肝。
这就叫活该。
韦坚和李适之分别被我摆了一道，恨得牙痒痒，于是同仇敌忾，天天待在一起。这样更好，我可以一网打尽。
我授意杨慎矜使出他御史台跟踪取证的看家本领，日夜监视他们的行动。
天宝五载（公元746年）的春节，太子的密友、边将皇甫惟明由于击败吐蕃入朝献捷，自恃有功，就在天子面前斗胆议论朝政，并把矛头指向了我，说我擅权揽政，建议天子将我罢黜。我的宫中耳目当天就向我作了汇报。
我听着听着，忽然间灵机一动。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啊！久戍边塞的皇甫惟明好不容易回京一趟，而且正逢新春佳节，还不得和故旧亲朋走动走动？
谁是他的故旧？
太子便是，太子妃的哥哥韦坚也是。
这不是天赐良机吗？太子，外戚，边将，这三种角色搅在一起，多么容易令人产生某种遐想啊！
我一想到这一回很可能又是一石三鸟，就不禁在暗室中笑了很久。
我叮嘱杨慎矜，春节期间必须密切关注这三个人的动向。杨慎矜心领神会。
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晚上，太子出游，与韦坚会面。片刻后韦坚又赶赴景龙观，在僻静的道士房中与皇甫惟明密谈多时。
第二天一早，杨慎矜立即向皇上告发。他陈述的理由是：韦坚是皇室外戚，不应该和边将私下密谈。而我则立刻向皇帝指出：很显然，这是韦坚与皇甫惟明密谋，企图共同拥立太子，篡位登基。
皇帝暴怒。
自古以来所有天子最敏感最脆弱的那一根神经被触动了。不，是被触痛了！
当天，韦坚和皇甫惟明被拿下诏狱。皇帝也认为他们谋反的嫌疑很大，可心里顾及太子，就以钻营求进的罪名把韦坚贬为缙云太守，以离间君臣的罪名贬皇甫惟明为播川太守。
韦坚一落马，兔死狐悲的李适之大为恐惧，不久后便上表请求退居闲职。于是皇帝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任其为太子少保。
来势汹汹的韦李同盟就这么被我击溃了。朝中的文武百官看在眼里，人人噤若寒蝉。李适之失势之后，他那担任卫尉少卿的儿子李霅有一次宴请宾客，丰盛的宴席摆了一整天，可满朝文武没一个人敢去赴宴。
谁会那么傻，为了喝几杯酒得罪我李林甫呢？
搞掉了李适之，我又引荐了一个人当宰相。
他叫陈希烈，时任门下侍郎，精通老庄之学，为人柔顺谦和，专以神仙符瑞之说讨好皇上。我觉得这种人最适合做我的搭档。崇尚无为，个性冲淡，没有夺权的野心，既懂得让皇上高兴，又能乖乖服从我的意志。
这种人不可多得，可谓牛仙客第二。
他上任后，我也享受了一段清静无争的太平日子。依照旧例，大唐开国以来的宰相，每日办公必须到午后六刻才能退朝。我以前也一直是这样的。倒不是严格遵守上下班制度，而是不待在朝堂上我不放心。我怕同僚私自揽政，把我架空。而自从陈希烈一来，我浑身轻松，就上奏天子说，如今天下太平无事，我也可以每天提前下班了。从此凡是早朝散后，巳时（上午九时至十一时）我便打道回府，让各省各部的待批文件、一切军国要务都送到我的府上去。我在家中决断后，有关官员再拿去给陈希烈签名，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
天宝五载秋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情，终于让我逮住机会把韦李一党的人全部赶尽杀绝。
对付这种在朝中尚有残余势力的人，一定不能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如果你掉以轻心，让他们有朝一日咸鱼翻身，你自己绝对会死无葬身之地。
这件事是韦坚那两个傻乎乎的弟弟干的。一个是将作少匠韦兰，另一个是兵部员外郎韦芝。他们上书为韦坚喊冤，结果令皇帝勃然大怒。太子一下就慌了，为了自保，赶紧要求和韦妃离婚，声明自己绝不以亲废法。几天后，韦坚被贬为江夏别驾，韦兰和韦芝流放岭南。我对皇帝说，看来韦坚和李适之在朝中的朋党势力还很庞大啊！皇帝深有同感，于是将韦坚流放临封，贬李适之为宜春太守；同时把韦坚的宗族亲党数十人全部罢黜。
第二年春，我又奏请皇帝将韦坚兄弟和皇甫惟明全都赐死于贬所。李适之彷徨无计，知道难逃一死，最后服毒自杀。我又让人捏造了一个罪名，将李适之的儿子李霅活活杖死。
七
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我的心腹、时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的杨慎矜又渐渐取得了皇帝的信任。
眼看又有一个人要触红线了，这真是一件让人很无奈的事。
你要做事情就要用人，要用人就要授予他一定的权力。而任何人只要尝到权力的滋味就会想要更多，然后他就从你的心腹之人变成了心腹之患。
所以人们常说，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我的整个宰相生涯，都像是在为这句话作注脚。
杨慎矜曾经引荐过他的外甥王鉷进入御史台。王鉷此人颇有能力，后来升迁为御史中丞，已经与杨慎矜平起平坐，可杨慎矜总是拿他当晚辈，在朝堂上也直呼其名，而且与人闲谈时嫌王鉷出身微贱，言下之意是王鉷有今天都是他的功劳。
王鉷对此怀恨在心。
其时又恰逢杨慎矜正宠幸一个叫史敬忠的术士，史敬忠危言耸听，说天下将有变乱，劝杨慎矜提前在临汝山中买一个田庄避难。杨慎矜对王鉷毫无防备，把这事透露给了他。
于是我就示意王鉷利用此事搞掉杨慎矜。我暗示王鉷，杨慎矜是前朝隋炀帝的玄孙，可利用这层关系做做文章。王鉷便在长安散布流言，说杨慎矜与术士往来密切，家中暗藏符谶，计划复兴祖先的帝业。
皇帝李隆基怒不可遏，把杨慎矜扔进了监狱，命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进行三堂会审。我命令手下的酷吏吉温前往汝州逮捕了史敬忠，拿到了他的供词。人证虽然有了，却没有物证。有关官员搜遍了杨宅也找不到谶书。我授意侍御史卢铉再去搜一遍。卢铉心领神会，袖中藏着谶书走进了杨宅，片刻后便骂骂咧咧地走出来，说：“这个叛贼原来把谶书藏在了密室里。”
杨慎矜百口莫辩。数日后，皇帝将他和两个哥哥少府少监杨慎余、洛阳令杨慎名全部赐死，同时株连了数十个朝臣。
我屡兴大狱，却不能伤及太子分毫，心里颇为懊恼。
于是我起用了一个人，他就是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原名杨钊，后赐名国忠）。
这个人十分精明，而且有杨贵妃撑腰，用他来对付太子很合适。我任命他为御史，让他密切监视那些东宫集团的成员。一旦发现有何污点，立即发出弹劾，并交由我手下的酷吏吉温和罗希奭去审问。经他们之手审过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清白的。太子党成员为此被我扳倒了好些人。无奈太子为人谨小慎微，基本上抓不住他的把柄，而且高力士又经常在天子面前保他。所以终我一生，太子毫发无损。
事后来看，起用杨国忠也许是我这辈子犯过的最大的错误。
我并不是低估了他的野心，而是没有充分考虑他的外戚身份。
我已经习惯于把手下的人当成一次性筷子，用完就扔。没想到杨国忠这种人一旦坐大，想扔也扔不掉了。因为天子爱屋及乌，对他的宠幸与日俱增。只要杨贵妃恩宠不衰，他杨国忠便可以扶摇直上。而且这小子又跟韦坚一样精于理财，善于聚敛，这点又对了天子的胃口，于是屡获升迁。
天宝六载，我的仕宦生涯达到了顶峰。天子不但加我开府仪同三司，而且赏赐食邑三百户，并且赏赐众多上等的宅第、田园和别墅，还有天下各种奇珍异宝。岁末的那些日子，由于时近春节，各地贡献的物品先后运送到尚书省，随后天子便全部赐给了我。每当天子不上朝的时候，文武百官都聚集到我家中，御史台和尚书省都无人办公，只有陈希烈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相府里。
俗话说：盛极而衰，物极必反。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隐约预感到，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的辉煌了。
我的儿子李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一次我命人在后花园修筑暗道，李岫随我去视察时，指着那些正在劳作的工匠对我说：“父亲大人长久掌握大权，怨仇遍满天下。倘若哪天灾祸降临，想要当个像他们这样的杂役，恐怕也办不到了！”
那天我凝视着他，心情忽然变得极为恶劣。我说：“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能怎么办？！”
我记得那天的天色阴沉，北风在我们父子的耳旁一直呼啸。
当时的我绝对想不到，儿子李岫的话最终竟会一语成谶。
我当时所能想到的，只有如何防患于未然以及如何加强自身的安全系数而已。
在那几年里，我的失眠症更加严重，每夜更换寝室的次数更为频繁。不但在夜里，大白天出行我也要带上一百多名步骑兵，分左右两翼护卫；而且还让巡防京城的金吾卫提前开道，数百步外的前行卫队所到之处，无论公卿还是庶民都必须回避。
除此之外，我所能做的就是杜绝有实力的人物入朝为相的可能，借此确保我的相位不受威胁。自大唐开国以来，许多有能力的朝臣都是先外放为边帅，取得战功后再入朝为相的。我意识到，如果这个要命的规矩不改，迟早有一天，会有一些能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到相位上跟我叫板，所以，我必须未雨绸缪地封死这条“出将入相”的渠道。我对皇帝李隆基说：“文臣做将军，不敢身先士卒地抵挡敌人的弓箭炮石，不如起用那些出身卑贱但是勇猛善战的胡人为边将。这些人没有显赫的门第，势单力孤，难以在朝中交结朋党，陛下果能以恩义感召他们，他们必定会替朝廷卖死命！”
皇帝觉得我的话很有道理，随后愈加重用安禄山这些胡将，并且不再把朝中文臣外放为边藩将帅，而是大量起用胡人担任诸道的节度使。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从此朝中百官都要乖乖跟在我屁股后面，唯我李林甫马首是瞻了。
可是我绝不会想到，这样的举措最终居然导致了“安史之乱”，从而终结了大唐一百多年来的升平，把帝国一下推进了万丈深渊……
错在我吗？
虽然安禄山起兵叛乱是在我死后三年发生的事情，但是一旦真的要追究原因，我承认自己还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大唐历来之所以形成以文臣为边帅的规矩，目的就是要节制边镇势力，把四方的兵权牢牢把握在中枢。我却将其一朝废止，致使皇帝大肆任用心怀异志的胡人，并且使得中央的武备荒废，而帝国主要的军事力量则集结在北部边镇，最终导致“强枝弱干”的局面。在这方面，我承认我铸成了大错。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要把“安史之乱”的屎盆子全都扣在我一个人头上，我绝对不服。
我认为我最多只能负三分之一的责任，另外两个罪魁祸首你们也有必要考察一下。
一个就是大唐天子李隆基。
大唐朝廷防范边将的办法除了我上面提到的之外，还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一、不能长久任职；二、不能遥领远地；三、不能兼统他镇。这是三条绑在边将身上的绳子。有此三项制约，朝廷就不怕边将们尾大不掉。可结果是李隆基自己给他们松了绑。自开元以来，做边将的十几年不调职的人多如牛毛；而且很多人都遥领远地，皇子中如庆王、忠王等人，宰相中如萧嵩、牛仙客等人；而节度使兼统他镇的也多得很，如盖嘉运、王忠嗣等，都是一人节制好几个道的，所以最终结出了安禄山这颗无比壮观的硕果！
这一切能怪我吗？
在我生前，安禄山一人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还封爵为东平郡王，势力已经极度膨胀，可到我死后两年亦即天宝十三载，皇帝还打算任命他为宰相，天宝十四载还把宗室的荣义郡主许配给他长子安庆宗……这一切，难道也是我的责任？
除了我和皇帝，最终促发“安史之乱”的人就是外戚杨国忠。
我死后，杨国忠继任宰相。可他哪里是宰相之才呢？他浅薄、浮躁、狂妄、轻言，别说肚里能撑船，就算撑一个木盆我看都有问题。他上任之后，喊得最大声的一句话就是：安禄山要造反！喊得朝野上下无人不知。别说安禄山有心要反，就算无心要反最终也会被他逼得狗急跳墙。我知道杨国忠是怕安禄山入相以后跟他争宠，所以一心想除掉他。可除掉这么一个重量级人物是用这种办法吗？不用说朝堂上复杂的政治斗争需要韬略，就算市井斗殴，你们见过哪一个狠角儿杀人之前拼命喊“我要杀了你”的？往往这么喊的人就是头一个被干掉的。我在清除每个对手的时候，都是事前波平浪尽事后不留痕迹的，哪里能像杨国忠这样到处嚷嚷？这么做的结果只能被对手耻笑，而且引起他的高度防备和警觉。
在这种情况下，对手通常会放出一些烟幕弹，然后趁人不备先下手为强。
安禄山就是这么干的。
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正月初三，按例安禄山会入朝觐见，杨国忠却坚称安禄山必反，还说：“陛下倘若不信的话，可以下诏召他来，臣敢保证，他一定不敢来！”
这杨国忠就是一个笨蛋。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任何人三更半夜都会赶来，向天下人证明自己的清白。安禄山可不像杨国忠那么笨，他一接到诏书就昼夜兼程赶到了长安，流着泪对皇帝说：“臣本是胡人，承蒙陛下宠爱，提拔如此之甚，因而被杨国忠嫉恨，臣不知哪一天就要被杀了！”皇帝闻言，大起恻隐之心，当即赏赐给他一万万钱，之后宠幸更隆。
杨国忠的话，从此被当成了放屁。
“安史之乱”最终就是这么爆发的，而杨国忠就是这么死的。
可惜我也死得早。假如上天让我多活两年，也许我有机会亡羊补牢，也许我能找到机会不动声色地除掉安禄山。
可是历史没有假如，人生无法重来。归根结底，我也只是历史棋局中的一枚棋子，一枚身不由己的棋子。什么时候被拿起来扔掉，只有老天爷知道。
八
在我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大唐官场的局面变得极端错综复杂。
外有安禄山的强势崛起，内有杨国忠的恃宠争权，而我手下的王鉷也日渐坐大，就连酷吏吉温也开始阳奉阴违、吃里爬外，甚至原本看上去碌碌无为的陈希烈也忽然间抖擞起来，事事要和我对着干……
我逐渐产生了临深履薄之感。
我知道自己已经老了，而对手们正处于高速成长期。在这种艰难的局面下，我只能采取守势。我不可能同时向这么多强势人物发起进攻，那样只会自取灭亡。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游走在他们之间，以自己的余威震慑他们，把他们的嚣张气焰控制在我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仅此而已。
这也是丛林中的生存之道。当你具有绝对优势的时候你必须以攻为守，而当你不具备压倒性力量时你只能以守为攻。这里就要引出《导读》的第四个关键词：攻守相宜。
在无常而险恶的丛林中生存，一味地进攻不叫勇敢，而叫莽撞；适度的忍让也不是懦弱，而是另一种意义的坚强。它将有效地保护你所有的既得利益，而不至于使你的一生心血付诸东流。
下面我就向你们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也就是安禄山兼领第三个节度使的那一年，小人吉温就暗地里投靠了他，和他拜了把子，称他为三哥。他对安禄山说：“李相虽然表面上与三哥亲近，可未必肯以三哥为宰相；我虽然受他驱使，也终究不能得到他的提拔。哥哥若向皇上推荐我，我即刻奏明皇上，说哥哥可以担当大任，我们一同排挤掉李林甫，您就一定能当上宰相。”
不久安禄山果然向皇帝举荐吉温。就在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时，吉温也被任命为副使。其实吉温在背后跟我玩什么猫腻我一清二楚，可我必须得忍着。理由前面已经说了。
再比如安禄山这个人。外表粗犷豪放、大大咧咧，其实内心细如针尖。很少人能意识到这点，可我对此洞若观火。
对付他这种人，我当然知道该用什么招。
每当他入朝的时候，我总是盛情邀请他到寒舍小聚。我们宾主之间经常进行亲切友好的会谈，就国内外大事交换看法，从而达成广泛的共识。但就在这种诚挚、坦率的会谈气氛中，我会见缝插针地说出一两句话。
而这些话通常总能道破安禄山心中隐秘的想法。
每当我那么随口一说的时候，安禄山脸上的表情总是颇堪玩味。
久而久之，安禄山服了。
他终于知道，在我面前，他几乎就是一个半透明体。几年来，他在跟朝廷百官打交道时总是一脸傲慢，可唯独跟我坐在一起时总是战战兢兢，甚至大冬天的时候也会汗流浃背。当然，碰到这种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很多体己话，然后脱下自己身上的袍子给他披上。
所以安禄山最后就称呼我为“十郎”。这是表示亲切，同时也是献媚。
每当他人在范阳，让手下来京办差时，总是吩咐手下一定要来拜见我。手下回去之后，他便忙不迭地问：“十郎都说什么了？”如果我给了他几句好话，安禄山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要是听到手下转述我的话说：“告诉安大夫，要好自检点！”他就会吓得面无人色。
对付安禄山这种人，我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我只能一边拉拢一边威慑，而他也只能一边逢迎一边惧恨。对强弩之末的我来讲，在余生中能与这种军事强人、政治新星、天子眼前的大红人保持相安无事，我就应该感到满意了。
这几年王鉷蹿得很快，领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此外还兼了二十几个其他官职。不过在场面上他对我还算恭敬。最嚣张的是他的儿子和弟弟。他儿子王准在宫中任卫尉少卿，我儿子李岫任将作监。两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可牛皮哄哄的王准却经常对我儿子进行挑衅，要么当面侮辱，要么背后捅刀子。
李岫忍气吞声。
我也只好忍气吞声。
倒不是说我的权势已经不足以同王鉷抗衡，而是如果我们两个干起来，吉温杨国忠陈希烈之流就会趁机对我群起而攻。所以我必须在小节上忍让，然后留着王鉷与杨国忠等人相互制衡。
如果大家势均力敌，那就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就像对付安禄山一样，我只求大家相安无事。可惜这种平衡之局最后还是被打破了。王鉷被搞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杨国忠从此在朝中一人独大；而我则在一种唇亡齿寒的悲凉中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九
局面是被一个小人物打破的，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角色就是王鉷的弟弟王銲。
说起来真是可悲又可笑。一群大佬正在紧张地对峙和相持，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小角色却冒冒失失地闯进来，结果大伙动手，长安流血，政局随之一变……
这王銲真是一个丧门星！
王銲时任户部郎中，平时就骄纵狂妄，不守法纪，有一次把一个叫任海川的术士叫到家中，问他：“我有天子的相貌吗？”把任海川吓得不敢吭声，即日逃亡。事情被王鉷知悉，暗中派人追杀了任海川。此事又被一个叫韦会的朝臣获知，王鉷再次杀人灭口，把韦会逮捕入狱，并害死在狱中。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丧门星王銲别再搞什么小动作，那王鉷就算把这事摆平了。
可王銲偏偏要往死路上走，又搞出了一件事——他居然想发动政变！
王銲和一个叫邢縡的朋友结交了一些禁军，于是一起策划，准备刺杀禁军将领，然后接管他的士兵发动军事政变，目标是把我、陈希烈、杨国忠三个都杀了，最后挟持皇帝、夺取政权。
他们有病。这不叫异想天开，而叫丧心病狂！
精明强干的王鉷居然有这么一个活宝弟弟，也活该他倒霉。
可想而知，这群疯子还没来得及动手就被告发了。皇帝亲手把告状信交给王，让他逮捕叛党。王鉷料到他弟弟肯定在邢縡家中，就暗中通知他逃离，到傍晚才与杨国忠一起率兵包围了邢縡的家。这邢縡存心要拉王鉷下水，就和他的党羽一边突围一边互相喊话说：“不要伤了王大夫。”
结果邢縡被杀，一干党羽全部落网。杨国忠总算抓住了把柄，于是向皇帝禀报了整个经过，说：“王鉷必定参与了这个阴谋！”皇帝正宠幸王鉷，不忍心办他；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杨国忠打破这个平衡之局，所以也力保王鉷。最后皇帝决定对他们兄弟网开一面，但为了维护法纪，希望王鉷做做样子，主动上表请求将王銲治罪，这样大家都有个台阶下。皇帝让杨国忠把这个意思传达给王鉷。
如果王鉷识相，这时候绝对要丢卒保车，自己先洗脱干系，然后再想办法保他弟弟。可没想到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没按皇帝的要求做。这下可把皇帝惹火了。而陈希烈偏偏又站出来火上浇油，大骂王鉷大逆不道、其罪当诛。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来可能是上了王銲的诛杀名单，心里窝火；二来也是故意要和我唱对台戏。结果皇帝一纸令下，命杨国忠取代了王鉷的京兆尹之职，并让他和陈希烈会审王鉷。
这样一来王鉷就死定了。
审理的结果，不但此次谋反的罪名坐实，而且连同以前杀任海川和韦会的事情都抖了出来。最后证据确凿，呈报皇上。皇帝赐王鉷自杀，把王銲绑到朝堂上活活杖死。王鉷的两个儿子流放岭南，不久后也被杀了。
他们信口雌黄，指控我和王鉷兄弟暗中交结，甚至还诬蔑我与突厥叛将阿布思有瓜葛，并让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出面指证。
这阿布思是突厥降将，曾一度归顺大唐，后来因与安禄山有嫌隙而再度叛回漠北。我和他素无往来，怎么平白无故成了他的同党？！
这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皇帝当然没有采信他们的诬妄之词。不过从这一天起，皇帝便疏远了我。
我平生第一次充满了无力与软弱之感。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冬天，杨国忠入相基本上已成定局。
时逢南诏军队多次侵扰西南边境的剑南道，蜀地百姓要求遥领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回去镇守，我趁机奏请皇帝派他去。杨国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事盲，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就哭哭啼啼地去跟皇帝辞行，说这是我要陷害他。杨贵妃也一再帮他求情。老迈昏庸的皇帝李隆基安慰他说：“你先去走一趟，把军事防御部署一下，我掐着日子等你回来，你一回来我就任命你为宰相！”
当宫中的耳目把天子的这句昏话说给我听时，我已经躺在病**了。
我苦笑。
除了苦笑，我还能做什么？
冬天的冷风一阵紧似一阵，我的病势也一天比一天沉重。巫医说只要跟皇帝见上一面，我的病就会好。
我无声地笑了。与其说这是医治我沉疴的药方，还不如说这是在暗示我——该是跟皇上见最后一面的时候了。
皇帝决定来看望我，可左右之人拼命劝阻，说不吉利。皇帝只好命人把我抬到庭中，然后亲自登上降圣阁，拿起一方红手帕，远远地向我挥舞。
那一刻我的眼睛湿了。我看见皇帝一直在用力地挥手，仿佛是在表示感谢——感谢我在这十九年中代替他兢兢业业地操持这个庞大的帝国。
那方寒风中翻飞的红手帕，是皇帝对我最后的也是最高的奖赏。
我坦然地领纳了这份奖赏。
当之无愧地、别无所求地……领纳了它。
没过几天杨国忠就回来了。他在翘首以盼的剑南百姓的眼前晃上一晃，然后就回来了。
他来见我，跪在床前向我行礼。我忽然流下眼泪，对他说：“林甫将要死了，您必定做宰相，身后的事情只好麻烦您了！”
杨国忠双手乱舞，一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我看见他满脸是汗，表情尴尬。
我知道那是冷汗。我知道直到这一刻，他还在怀疑我装病。他怀疑我在欺骗他、试探他、陷害他。他甚至以为连我的眼泪也是假的。
可他错了。
虽然这一生我很少讲真话，可我从来不说没有必要的假话。
在丛林中行走一生，说谎绝对是一种必须，可它绝不能成为一种习惯。
在我身后，这个庞大的帝国将托付到他手上，万千黎民百姓的命运将决定在他手上，所以，我希望他能以和我一样的务实态度去当这个宰相。
在我身后，我儿孙的荣华富贵也必将交到他的手上，所以，我希望他着眼于大局，不要公报私仇——不要把我们的政争化成私怨倾泻到我的家人身上。
所以，我对他讲了真话。我也在他面前落下了这一生中罕有的真实的眼泪。
他能理解这一切吗？
这是天宝十一载的十一月二十四日，深冬的冷风猛烈拍打着寝室的窗棂。我嗅到了越来越浓的腐烂气息……
也许到这里，《导读》就该画上句号了。你们还记得那四个关键词吗？
隐忍。洞察人性。无影手。攻守相宜。
我像每一个濒死的老人一样不能免俗，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一大堆。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听，也不知道你们听懂了多少。
不管这么多了，我现在累了。
有一场睡眠在黑夜的深处等我，在世界的另一头等我，我要去赴约。
那将是一场真正的睡眠，一场美妙而安详的长眠。
我一想起这个就会笑，然后我笑着闭上了眼睛。
你们以为我的故事完了吗？
不，没完。
我死后，皇帝以隆重的礼节将我入殓。让我睡在一口宽敞舒适的贵重棺椁中，还在我嘴里放了一颗璀璨的珍珠，身旁放着御赐的金鱼袋、紫衣等物。
在大唐，这代表着无上的恩宠、巨大的哀荣。
所有人都认为我可以好好安息了。可杨国忠不这么认为。
第二年正月，我还未及下葬，厄运就降临了。当上宰相的杨国忠派人游说安禄山，再度指控我和阿布思共谋反叛。安禄山让阿布思的降卒到朝廷做证；我的女婿、谏议大夫杨齐宣禁不起他们的软硬兼施，也被迫做假证出卖了我。
老迈的皇帝在这么多来势汹汹的指控中发了昏，颁下了一道诏书。
二月十一日，我生前的所有官爵全部被削；子孙中有官职的全部罢免，流放岭南和贵州等地；所有财产全部充公。
如果仅仅到此为止，我的灵魂也不至于陷入一场凄怆无尽的漂泊。
他们还剖开了我的棺椁，夺去了我口中的珍珠和身旁的金鱼、紫衣，把我塞进了一口庶民的小棺中，随随便便埋在了长安郊外的乱葬岗上。
到死，我也得不到一场真正的睡眠。
这到底是为什么？！
如果灵魂可以思考，我将用无尽的岁月来思考这个问题。
不管能不能得到答案……